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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慧遠大師德佛學思想

作者:果 傳

慧遠大師(334——416)年,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人,是我國佛教凈土宗的始祖,著名的佛教理論家,宣傳者和組織者,是東晉時代繼道安大師以後的傑出佛教領袖,他的主要思想有:

一、沙門不敬禮王者

慧遠從佛教修行上反對沙門敬王者的主張。據他說,佛教出家的僧侶,同在家的俗人有一個根本區別,僧侶信奉的教義是身為苦本,人的一切患累,都是來自有身,所以僧侶們決不把「存身」當作「息患」的條件。人之有身在於有生,有生是由於稟受陰陽二氣的變化,所以僧侶們也不以重生順化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重生,不順化,當然也就無須乎對天地君親的「資生通運」感恩戴德,以禮敬作為報答了,所以他強調:

「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

從字面上看,慧遠把佛教的「天生」理論,同世俗的名教禮典對立起來,在所謂「天地君親師」的五倫中,他否定了四倫。但是,這種理論的現實目的,則在於爭取沙門不敬王者的特殊禮遇,以便獲得國人劉『僧倡的特殊尊重,更有效地發揮佛教的特殊社會政治影響,所以慧遠認為,所謂禮教,有其現象方面,有其本質的方面。從現象上看,沙門不禮君親是「內乖天屬之情」,外闕奉主之榮」,但本質卻「不違其孝」,「不失其敬」,原因就在於統治者從禮的形式上向沙門讓步,換來的是抬高僧侶的社會身份,使他們作為高尚其志的榜樣和宣揚佛教教義更廣泛、更深刻地影響群眾,從根本上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因此,佛教對於統治階級來說,不再簡單地被當成某種文化政策的點綴品,而是被當做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佛教也就由私人的事情,變成了皇權國家的事業。佛教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歷代都有僧侶干預政治。從道安開始,就力圖使佛教成為維護封建制度,鞏固中央皇權的宗教工具。到慧遠則把佛教的這一職能推向了前進。魏晉時期,世俗地主階級中爭論著一個重大問題,即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同樣性質的問題,表現在佛教僧侶地主階級中,即為佛教與名教的關係。慧遠與佛家的立場基本一致。由此慧遠結束了從東漢以來佛教義學主要同《老》、《庄》結合的歷史,轉向了主要同佛教緊密結合。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被逐步組織到了佛教的敎義之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慧遠把儒家的「禮」的觀念,引進了佛教。沙門袒服都是不見佛教経傳的。天竺袒服,本來與天竺當地的炎熱氣候條件有關,但據慧遠的解釋,袒服乃是天竺的「國法」,是「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的表現,因而成了表達一定倫理宗教觀念的東西。沙門右袒,本來是外來僧侶沿襲天竺灼風俗,最初很難說有什麼深刻的含義。而慧遠則認為袈裟,缽盂等僧侶的「服章法用」,是佛教的殊制名器,屬於佛教的禮制,而只有這樣的禮制,才能保障佛法的獨立弘傳,制約僧眾依法尋道。而對國家來說,既然佛教禮刪不同於諸夏世俗禮制,就不應命「剃髮毀形之人」行施俗禮而損害俗禮應有的社會作用。並進一『步指出佛教制定特殊禮制的好處,認為沙門右袒,是佛徒信仰虔誠和行為端正的標誌,能與世俗人顯著地區分開來,促使僧侶們「動必以須」,忠於佛教訓條,也便於沙門衝破世俗名分等級的限制,激勵僧侶們沿著佛道不斷精進,」修之弗倦」,這樣「即近悟遠」,由形服禮制的異於世俗,能夠勸誘人們「背華俗以洗心」,服膺於佛門。

這種從名器禮制角度上考察佛教的服用器皿以至行為儀錶,是慧遠的又一創造,而他的立論根抿就是儒家思想,把佛教禮制同儒家名教聯繫起來,確定了佛教與儒家「出處誠異,終期則鬧」的基本立場,實際上成了以後中國佛教主流所遵循的思想綱領。

總之,慧遠力圖用建立佛教禮制的辦法,促成佛教在中國社會的獨立發展。南北朝以後,儒釋道的歷次論戰中,一切主張儒釋調和的僧俗,基本上是取慧遠的主張。但是,這種佛高於儒並包含著儒的實質,卻是讓佛教的外來思想,服從並容納子儒家的基本觀念內。慧遠把出家的世界抬得高於一切,但這只是宗教的形式方面,就其思想內容來說,過去遼沒有哪個僧侶的主張,能象慧遠這様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和政治實際,聽命於世俗的要求,因而更帶有塵世性質。

(二)念佛思想

慧遠當時,《觀無量壽經》尚未傳入,故其念佛思想,概基於《般舟三昧經》白蓮社的念佛,依念佛三昧之法而見佛,以期往生。據念佛三昧詩集序看,三昧是思專想寂,心專註而不散,靜止想念以徹物的意思。心若專註,想若靜止,氣即虛,神則朗,自能發出鑒照之智,幽微事物,亦能透徹。但三昧種類多,其中,念佛三昧之功最高而且容易進,因為,如來窮玄極寂,體神合変,隨宣而應物,故能使入此三昧者昧然而忘知,對所緣之境,令成其鑒,即:鑒智明朗:內照交映而生萬象,故非耳目所能及處,亦能行其聞見。因此,一心專念,止寂他想時,鑒照之智即白髮,而可觀見佛境界。劉遺民誓文里也說:「神者可以感觸:而不可以跡求。必感文有物刖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廬山的德社念佛,是以觀身念佛,觀想念佛為目的的。

關於定中所見之佛,是真實、或如夢境,此事慧遠與鳩摩羅什,已有問答,即慧遠問:「關於定中所見之佛,《般舟經》念佛章概以引夢為昤,但夢為凡夫境,佛若同於夢中事,即是我相。若以定中所見之佛為外應,則不得以夢為喻。究竟如何」?什公答口:「見佛三昧有三種:一為菩薩或得天眼天耳,或飛到十方佛所,見佛問難而斷諸疑罔者。二乃無神通者常念阿彌陀佛等現在諸並,心住一處,見佛而請問所疑者。三則學習念佛,或以離欲,或以未離欲,或見佛像,見生身,或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者。是三定雖皆名念佛三昧,實乃不同,初一是神通見佛,余乃是念佛三昧。如《般舟經》所說而修,以見佛者,非虛妄。經曰:『凡佛身皆由眾緣生,天有自性,畢竟空寂,如夢如化三。』但如持戒清凈,信敬深重,兼以佛神力及三昧力眾緣和台,所見佛身,並非虛妄,然以夢為喻者。因人未得神通,單由定力仍未能見佛,故由人常信之夢的喻之。」慧遠乃依羅什之說,認為定中見佛,系由如來由外而來,相應,使行者見其身者,這是一種外應說。

慧遠的見佛說,似乎是站在「實在論」的立場的,但其見佛的場面,還是由於三昧(禪定)而來,三昧本來是物我一如(主客一驗)的境界,但此境界的練習,卻由吾人精神上灼觀念而來,在這一點,仍以「觀念論」為基礎的,也可說是以「實在」觀念論」為立場,因為,現象是觀念的具體化,而觀念是現象(事象)灼內在生命,兩者不相舍離。慧遠如此的思想,一面以般若思想為基礎,另一面乃繼承其師道安的禪觀思想為基礎,以形成其具體化,人格化的觀佛觀。而其念佛三昧,是自力他力並行的,而且是戒凈、禪凈雙修的,這與後來善導大師的念佛思想,稍有不同,而與慈愍三藏(慧日)的不舍萬行,禪凈雙修的凈土思想不謀而合,中國正統的念佛思想,可說是由慧遠的思想而發展下來的,故在禪,律、凈三方面,慧遠的立場都很重要。慧遠的凈土教義,為什麼不依《無量壽經》而依《般舟三昧經》呢?這是他依據其師道安的三學(戒律、禪定、智慧)的精神而來的,同時,也是當時教界綜合趨向所使然。而以禪凈律教四門綜合發展的傾向,是中國佛教史上一貫的特質,現在教界的情形亦復如是,所以說,道安是中國佛教之父,慧遠是中國佛教之母。

(三)法身思想

慧遠研究的問題,非常之廣,他由意識斷不斷的問題,實法有、法性真際的問題,而轉至於法身的問題為其終點。他問羅什:「後念可否追憶前識?」什公答曰:「燈焰雖有生滅,但相續不斷,故名爲燈炷,意識亦復如是,雖是念念生滅,但以相續不斷故得知過去未來亊。」慧遠義問:「實法與因緣法有何異?」什公答曰:「佛具一切智而不可思議,故佛能應眾生根機,於一義中說三品之道,即:為鈍根者說無常苦空,為中根者說無我安穩,寂滅涅盤盤之法,而對利根者說不生不滅畢竟空寂。三品眾生,聞之均能解脫,故如以色等為實法,而以乳等為因緣有,亦無不可。在解脫上,在實相發展上,均有合理之過程。慧遠又問:「法性若常住,究竟是有或是無?」若有即墮常見,若無則墮斷見,應如何辨之?」什公答曰:「菩薩未得無生法忍而觀諸法實相時,名之雲如。得忍而深觀如時,名之為法性,坐道場而證法性時,名為真際。此乃是一義,而說為三如而已。《大智度論》廣說其事,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叫做諸法實相,而假名為如、法性、真際,諸如均離有無之戲論,故《大智度論》中,以種種因緣破有破無雲。」慧遠將此羅什的義理為基礎,以構成其法身思想,這是將道安的(本無)法性思想加以具體化,而發展成提倡力人格化的方向的。慧遠念佛(現佛)思想的要點,即在於茲。

他研究法身問題,極為深切,此見他與羅什之問答,即可明了。慧遠問:「經雲,法身無去無來,無有起滅,同於泥洹,如說法身佛為菩薩說法,法身菩薩,義能見聞身佛,那末,法;法身與色身有何區別?」什答:「真法身遍滿十方法界,常在說法?而其聲音,周遍十方,眾生隨各自根機見異身,聞說法耳。故所見法身,皆是真法身之化身,真身不可見,猶如日月輪,所見法身如光又如水中月。」慧遠問:「何謂真法身?」什答:「小乘以三十七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等無漏功德力法身,而大乘乃以無生無滅,言語近斷,心行處滅,無漏無為,無量無邊涅盤相力法身,又諸經法亦為法身,」其它法身的相類;壽量形相,感應等均有詳盡問答,《大伌笠逭隆分邢暝仄涫攏瞬輝傯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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