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姜太公的身世、里籍與年壽問題

關於姜太公及相關諸問題，學術界已作過不少全面細緻的探討，近３０年來其中部分專題的研究概況，有的學者還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與總結［１］，其中，姜太公的貢獻與歷史地 位，姜 太 公 的 思 想 等 問題，研究已頗為深入，並形成諸多學術共識，然由於先秦秦漢史料的相對貧乏及固有的複雜性，有關姜太公的身世、里籍及年 壽諸 問 題，則 迄 今 仍 聚 訟 紛紜，莫衷一是。甚至我們完全可以預見，在未獲得足夠的新材料之前，相關問題的辯論不僅不會終結，並且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本 文 僅 就 姜 太 公 的 身世、里籍及年壽諸問題，略陳管見，以期求教於學術界的同仁與方家。

一、《史記·齊太公世家》姜太公身世、里籍記載的真偽問題

《史記·齊太公世家》開篇即言及太公身世及里籍問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以上關於姜太公的出身有三種不同的說法，顯然，迄司馬遷所處漢武帝時期，姜太公的身世和里籍問題，人們已經說不大清楚了。司馬遷著述《史記》，所參考的先秦、秦漢文獻頗為豐富。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司馬遷據 《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司馬 遷 著述 《史 記》，相 對 於 先 秦 時期，由於時代較近，資料相對豐富，有關秦漢時期的記載較為詳細，然而，司馬遷記述姜太公的身世和里籍，雖然文字簡略，分歧甚大，但其亦應該有一些較為可靠的文獻依據，並非全是道聽途說，向壁虛構。

早在１９２９年，楊筠如先生即屢屢指出，「他（按：指司馬遷）說 姜 姓 的 來 源，便 是 本 的 《國 語》和 《左傳》」，「他說太公出身的第一說是釣徒。這大概本的是《荀子》和《呂覽》」，「第二說是遊說之士。這也是戰國時的說法，全本於戰國的背影，大概由《孟 子》『太公辟紂』和《呂覽》『欲定一世而無主』的話增衍而來」，「第三說是處士。本於《孟子》」。正因為此，楊氏以為，以上一段文字「可謂集偽史之大成」，「太公的出身決不如《史記》所說」［２］。總體而論，楊 氏對《史記·齊太公世家》有關姜太公身世、里籍記載史料來源的分析，大體不誤，其對《齊太公世家》所記姜太公身世真實性的懷疑，也頗有一定的道理。

事實上，早在清代，梁玉繩就已經注意到《齊太公世家》有關姜太公身 世記載中的諸多可 疑 之 點。如其在「以漁釣奸周西伯」一語下，梁氏議論到：

太公就養西歸，天下仰為大老，何雲奸也？獵渭載歸之說，余猶疑之，此皆戰國好事者偽造，不足依信。《呂覽· 首時篇》謂太公 聞 文 王 賢，故 釣 於 渭 以 觀 之，言 尚 近理，太公應久見知，何煩觀乎？蓋太公未遇時，若漁釣，若屠牛，若賣食，或曾為之，總非歸西伯時事。諸子紛馳，千言成實，甚且衍為魚腹得書之異，其妄與《搜神記》海神託夢同。［３］（Ｐ８４６－８４７）

在「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一語下，梁氏再論曰：

周初無遊說之風，而太公又豈遊說之士？明是戰國好事者為之。……太公避紂海濱，安得入殷之事，必因伊尹而影撰也。［３］（Ｐ８４８）

在「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西伯得以出，反國」一段文字下，梁氏繼續議論說：

依此說，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閎、散為之介紹也，豈其然乎？況囚羑里之時，太公猶未歸周也，此本《尚書大傳》之謬說而增損之。美女奇物之獻尤妄。［３］（Ｐ８４９）

除上舉三條質疑外，在《史記·殷本紀》「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等語句下，梁氏有類 似的議論：「史公說文王出羑里及 專 征 二事，《殷》、《周紀》及《齊世家》所載雖有詳略，而大概相同，蓋本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戰國好事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３］（Ｐ６５）。

值得注意的是，除《史記·齊太公世家》有姜太公為渭水之釣徒、遊說之士及隱居海濱的處士三種不同的說法外，姜太公的身世還有很多種。《戰國策·秦策五》記載姚賈講給秦王之語：「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楚辭·離騷》說：「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天問》也說：「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由此看 來，較之 《齊 太 公 世 家》，《戰 國策》、《楚辭》所記姜太公的身世更為紛繁複雜。除梁玉繩外，崔述亦對《齊太公世家》等古代文獻所記姜太公出身頗感困惑，在《豐鎬考信錄》中屢屢論及：

《史記·齊世家》雲，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 …… 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余按：戰國時人以割烹要湯誣伊尹，以食牛干秦誣百里奚，孟子皆嘗辨之。太公伊尹儔也，其不以漁釣干文王明甚。然即所謂文王田渭濱與語而載與俱歸者，亦恐未必然也。《書》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曰：「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太公既歸於周，見太公者必爭為薦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獵而後遇 之 也。後 世 大 臣 多 固 寵 而 不 肯 下賢，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為亦然耳。《世家》又雲，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 所 遇 而 卒 歸 周。 或 曰，西 伯 拘 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紂以贖西伯，而《索隱》引譙周言，亦謂太公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余按：《孟子》雲，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則是太公不仕紂也。太公方辟紂之不暇，而寧肯自投於朝歌、孟津，紂之國中哉？觀《孟子》之言，太公之事蓋與伊尹相類，躬耕自給，安貧樂道，而無求於外者，必無遊說諸侯，屠牛賣飯，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載《孟子》之語，而《史記》及諸家之言皆不錄焉。［４］（Ｐ２５２－２５３）

此外，姜太公的里籍，同樣是各種文獻，眾說紛紜，紛爭不止。梁玉繩也曾發表過有價值的見解，在「東海上人」下，梁氏講到：

《呂氏春秋·當染》、《首時》注，《淮南·氾論》注，《水 經 注》九 並 言 太 公 是 河 內人，此雲東海，《路史》注謂因《孟子》失之，蓋誤以避居為其鄉也。劉向《列仙傳》曰冀州人，《呂氏·首時》曰「東夷之士」。高誘雲，河內與豐鎬為東。［３］（Ｐ８４６）

梁氏並不贊同《齊太公世家》以姜太公為「東海上人」的說法，並用「誤以避居為其鄉也」進行闡發，顯然並沒有從根本上疏通古代文獻有關姜太公里籍記載上的分歧與矛盾，因而２０世紀以來，學術界對姜太公里籍問題，不僅難以形成共 識，相 反 卻 分 歧 越 來 越大。如呂思勉先生力「證」姜太公為西方人：

《禮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此太公為西方人之誠證。東海上人，蓋因其封東方而附會。其遺事或在朝歌，則因太公為文武師，《史記》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鷹揚之績，著在商郊故也。傳食諸侯，古無是事，謂其遊說無所遇，而卒歸周，乃戰國時人億度之說。后稷生於姜嫄，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當時姜姓在西方者實多，正不獨申呂也。［５］（Ｐ１５４－１５５）

而王獻唐先生則以為，姜太公是山東土著的姜姓：

《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是「東海上人」，《呂氏春秋》也說是「東夷之士」，可見太公的原籍為山東。《路史·國名紀》因說：「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不管以後日照、莒縣和河南汲縣的人們，根據這些材料及《博物志》、《水經志》、《寰宇志》諸書，紛紛來拉太公作同鄉，而太公是山東土著的姜姓，是無可疑的。［６］（Ｐ１６４）

說呂、王二氏分別以姜太公為西方人或山東土著的姜姓的論點，雖然仍多有商榷之處，但大體上仍可自為一隨著近年來文化旅遊資源的開發，加上地域觀念的影響，姜太公里籍研究中的山東日照說① 、山東呂國說［７］、河南汲縣（衛輝）說② 、安徽臨泉說［８］、山西霍縣說③ 等，則各執一端，相 持不下，並且不斷 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但可以預見的是，在缺乏有足夠說服力的一手原始材料的情況下，以上各家對姜太公里籍的「精確性」論證，不僅不可能恢復商周之際的歷史真相，反而會不斷給古史研究造成一系列新的混亂。

總之，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史記·齊太公世家》有關姜太公身世和里籍等記載，史料來源極其複雜，真偽難辨，疑點頗多。但總的來看，司馬遷著述《史記·齊太公世家》，對於戰國以來廣泛流傳於民間的種種傳說，還是進行了「合理」的取捨和選擇，儘可能為後人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和重要的乃至自相矛盾的線索，供後人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從《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載，顯然並不妥當。

二、姜太公行年年歲及卒年的兩重疑問

解決姜太 公 的 年 壽 問 題 的 關 鍵，在 於 考 訂 「清楚」姜太公生卒年代。然而，迄今為止，有助於該問題解決的若干條有價值的史料，幾乎皆為戰國秦漢時期乃至更晚的傳說，由於缺乏第一手原始材料的支持，不少晚出傳說本身就存在著諸多相互矛盾與不合理之處，留存史料的模糊性則從根本上制約著已有研究結論的「精確性」。

較早對晚 出 材 料 真 實 性 表 示 懷 疑 的 仍 是 梁 玉繩，他在《史記志疑》中講到：

或問孔仲達《文王詩序疏》謂文王之得太公，無 經 典 正 文 言 其 得 之 年 月，群 言 不同，莫能齊一。司馬遷馳騁古今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今未能正之，則子以為被囚時未得太公，奚據？曰，以《孟子》知之。《孟子》稱太公之言曰：「西伯善養老」，明是歸周在文王為西伯後，故《劉敬傳》言呂望來歸在斷獄後也。而仲達引雒師謀言，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前編》言「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較《史記》、《大傳》、《紀年》諸書為長。或又問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確否？曰此本於《孔叢子·記問篇》及《列女傳》齊

①蔡瀛海：《太公望呂尚出生地考》，《管子學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景以恩：《齊祖姜太公考》，見《姜太公新論》，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韓玉德：《呂望史跡考》，見《姜太公新論》，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劉信芳：《孔子所述呂望氏名身世辨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②孔德賢、李志清：《姜太公故里在衛輝太公泉———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質疑》，《河南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４期；楊寶順、王玉慧：《姜子牙故里史跡考察》，《中原文物》１９９９年第 ４期；張新斌：《姜太公故里在衛輝》，《尋根》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

③楊建國、楊東晨：《論姜子牙家族的事迹及其歷史貢獻》，《寶雞文理學院學報》２００３第３期；張維慎、王鋒：《關於姜太公的幾個問題》，見《炎帝與民族復興》，陝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管妾婧語，未敢為信。太公之遇文王，有雲七十者，《說苑·尊賢篇》「年七十而相周」。《後書·文苑·高彪傳》「呂尚七十，氣冠三軍」。有雲七十二者，《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漢書·東方朔傳》「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桓譚《新論》「太公年七十餘歲乃升為師」。有雲九十者，《楚辭 ·九辨》「太公九十乃顯榮兮」。《韓詩外傳》七、《說苑·雜言》、高誘《淮南·說林》注並言九十為天子師。其將何從？又問《竹書》謂太公薨於康王六年，《尚書疏》謂成王時，齊太公 薨，周 公 代 為 太 師，未 知 孰 是？曰《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太公非卒於康王時矣。［３］（Ｐ８４９）

由上可知，古代文獻所記文王遇太公時，太公的年齡分別有七十、七十二乃至九十歲等種種不同說法，而《太公呂望表》、《金石萃編》卷二十五引《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一條孤證不僅沒有獲得更為堅實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的支持，反而由於《尚書·顧命》中未提到太公卻出現「齊侯呂伋」而長期受到學術界質疑。顯然，姜太公卒年，迄今為止仍是難以說得清楚的一樁學術疑案。近人蔣志范相信《荀子》「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的傳說，卻懷疑《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薨」之記載：孫卿生於周季，韓太傅系漢初碩儒，方朔亦先漢多聞之士，距太公時代未遠，言必確而可信。且覈諸《尚書大傳》稱老，與《禮經》「七十曰老」之文，亦合，固無容疑七十二歲之誣也。惟若參據《竹書紀年》，自此至康王六年，復加六十六年，則太公之壽，當為百三十有八矣，竊以為其間必有所誤。誤不在《尚書大傳》，及《荀子》《韓詩外傳》諸書，而在《竹書紀年》。以《紀年》雲「康王六年，齊太公薨」。而據周書，成王將崩，召公等顧命立康王時，已稱齊侯呂伋。《史記·齊世家》雲「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雲卒後百年而子始立，其說殊可疑，然必太公已卒。呂伋始立為齊侯，自是定論也。審是則太公之卒，必在成王未崩之前，烏得雲康王六年。且《竹書》編殷紂及周王之年，亦紊亂而不可憑也。［９］

蔣氏綜合《禮記》、《尚書》等經傳資料進行如下推算：

今據 《禮 記 · 文 王 世 子》正 義，引 《殷傳》〔即《尚書大傳文》〕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獻寶之歲為太公始遇文王，其年七十有二。又《詩疏》《禮記疏》《左傳疏》並引《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太公年當七十有四。《金縢》言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弗愈，下又雲武王既喪。《詩豳譜》疏引鄭君《金縢》注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據此知武王崩距文王崩十年，是時太公年八十四也。《周書·王會篇》：成周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按王會當在周公居攝六年。《詩·蓼蕭序》孔《疏》引越裳來朝事，以為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其事猶約略可考。是時太公尚在，其年蓋已九十矣，循是以往，太公之名不復著，必於成王之世殤也。《禮·檀弓》：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君註：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其以太師終，必在成王之世，計壽不過百歲也。［９］

蔣氏對太公年壽的「考證」，建立在對《荀子》、《韓詩外傳》、《漢書·東方朔傳》「太公行年七十二而文王用之」等記載「言必確而可信」的基礎之上，然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一「言必確而可信」本身就存在諸多難以疏通的矛盾，因此，其對姜太公「壽不過百歲」的推測，自然就很難「確而可信」了。

和蔣氏類似，姜亮夫先生同樣懷疑《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薨」之記載：

《竹書》載康王六年，齊太公薨，按此說亦至 不 可 信。 紂 三 十 一 年，文 王 得 呂 尚……至是凡六十六年。若得望年已七十以上，則此時當得年百四十至百六十歲，恐無此理。則 疑 康 王 六 年 或 當 是 成 王 六 年 之誤。［１０］（Ｐ１２８）

姜氏將太公入仕與顯榮年歲區分為二，以為「諸說雖有七十、八 十、九 十 之 差，而 其 事 必 非 虛 委 」［１０］（Ｐ１２６），「太公暮年乃顯榮 …… 似 可成立」［１０］（Ｐ１２７）。顯然，和蔣氏類似，姜氏也是在確信戰國、秦漢以來姜太公行年的各種傳說「言必確而可信」的基礎之上立論，由於各種傳說本身存在著不小的分歧，其只好用「必非虛委」、「似可成立」之類極具推測性質的辭彙，對姜太公的年壽作籠統的表述。

以後，顧頡剛先生亦對古代文獻中有關太公望年壽的記載發表獨到的見解：

昔太公望者皆謂其垂老輔周，故孟子謂為「天下之大老」，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荀子·君道》言：「文王……倜然乃舉太公於州而用之……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史記·齊世家》亦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干於周西伯。」予意此皆戰國時齊游士之妄談也。［１１］（Ｐ１４１）

為證明諸 子 書 及 《齊 世 家》稱 姜 太 公 為 「天 下 之 大老」、「行年七十有二」、「年老矣」皆「戰國時齊有士之妄談」，顧氏從古代文獻記載中尋找出以下具有較強說服力的證據：

《詩·大明》曰：「殷商之士，其會如林。……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極寫牧野一戰聲勢之浩大與太公搏擊之迅勇，說為齫然齒墮之人實覺不似。且苟如荀說，其時文王早崩，太公之衰態當益甚，豈特齒墮而已。《左傳》召陵之役，管仲告楚使曰：「昔日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我 先 君 履：東 至 於 海，西 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太公受封於齊之命辭及其封域四至也，而召康公實主之。即此一點，可知太公受封時已晚，必在周公返政之後，故不曰周文公而曰召康公。《書·顧命》記成王臨崩，召太保奭受顧命，知召康公行輩較後，故其早年與周公共事，其 後 終 事 成 王，晚 年 又 克 相 康 王。《顧命》又曰：「太保命……呂伋……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則是時為齊侯者乃太公之子伋。而晉《太公呂望墓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說據《竹書紀年》。此說而信，是康王立時太公猶在，何以齊侯乃為呂伋？或年老內禪乎？果如孟、荀之言，太公遇文王時已七十餘，則至牧野之戰已九十，至康王六年已百四十，豈其然乎！茲假定當克商時渠年三十，則至康王六年為七十九，自為極可能之事也。［１１］（Ｐ１４１－１４２）

通讀顧氏以上論述，不難發現其對諸子書和《齊太公世家》有 關 姜 太 公 為 「天 下 之 大 老」，「行 年 七 十 有二」，「年老矣」記載的質疑與批判，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其以 「年老內禪」的假設來疏通 《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與《尚書·顧命》中未提到太公卻出現「齊侯呂伋」在年代上的矛盾，顯然迄今仍缺乏可靠的證據支持，而其關於克商時姜太公「年三十」及康王六年姜太公「年為七十九」的假定，顯然也只是一種缺乏強有力證據支持的臆測，自然這一推論，並不具有學術考證價值。

值得注意的，近年來有的學者發表《姜太公年壽新考》，試圖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得出姜太公生於公元前１１３８年，卒於公元前１０３６年，太公年歲為一百又二歲的「新論」［１２］。通讀《新考》，不難發現，《新考》的作者對疑竇叢生、破綻百出的後起傳說採取的基本上是信的態度，如其確信太 公 與文王相 遇 的 年 齡 為 七 十 二 歲，「毋庸置疑」；又如其相信文王卒年為九十七歲，並據此推得文王生年為前１１４５年等等。其次，其用僅僅可以作為一家之言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年代數「統一」學術界的分歧，從而將紛繁複雜的歷史問題一下子徹底「簡單化」。例如作者指出，「殷商帝辛在位年限……《斷代工程》說紂在位３０年，本文采３０年說」。如此一來，《新考》的觀點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但毫無疑問，和近代以來學者的研究相比，《新考》同先秦時期的歷史實際懸殊愈發遙遠。

三、由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壽研究論及古史研究的模糊性

綜上可知，從清代以來，學術界對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壽的認 識 和研究 日漸呈現出 從 模糊 到 「精確」的發展趨勢，然和清代、民國時期學者的研究相比，目前的一系列「精確」研究所暴露出的問題則日趨明顯。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以來，西方 學術理論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不斷產生深刻的影響，並總體上改變著中國傳統史學的面貌。從以「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 如生物 學、地 質 學 等 一 般 的 事業」［１３］（Ｐ２４２）學術目標的建立，到現代意義的計量史學獲得長足發展，均反映出在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型過程中，史學家對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嚴密的科學邏輯不斷予以高度重視，追求史學研究的「精確性」正逐步成為一種全新的學術態勢。然而，近年來學術界對姜太公身世、里籍、年壽等問題的「精確性」認識和研究，日益暴露出的一系列突出的問題，則不斷促使學者同樣應該進一步加強對古史研究「模糊性」的理論思考。

模糊性理論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建立以來，被廣泛應用於工程技術和人文社會學科，尤其在數學和邏輯學等學科領域取得卓越的成效。關於模糊性與精確性之間辯證關係，學術界大體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模糊性是絕對的、普遍的，而精確性則是相對的，是模糊性的特例和體現；模糊性和精確性互為條件，彼此滲透，既不存在純模糊的認識，也不存在純精確的認識；模糊性和精確性在一定條件下彼此轉化；模糊思維方式可以達到精確思維的效果。有的學者更將以上關係表述為「精確是十分重要的，但有其局限，甚至是本質上的局限」，「精確性的另一半是模糊」［１４］（前 言）。 模糊性理論對目前的中國古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和認知的啟發意義。

中國歷史明確紀年始於公元前８４１年之共和元年。司馬遷在《史記·三代世表》時明確講道：「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顯然，司馬遷對於各種先秦古書所記傳說中的黃帝以來，共和元年前的年代數，從總體上是保持懷疑態度的。除文獻所記姜太公行年及卒年的記載疑點重重問題多多外，這裡還可以舉出更多類似的例證。如顧頡剛、劉起釪先生批判漢代經師們據《尚書·堯典》「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一語「推定堯的立位年、讓位年以及終年百一 十 六 歲、百 一 十 七 歲 等 等 之 說，皆 妄 說。《史記》采漢代經師說，亦不足據」［１５］（Ｐ１８７）。同樣在以往，漢代經師們確信《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所記舜的年歲「是真實的」［１５］（Ｐ３３６），以後學者又據《史記》、《大戴記》的不同文字記載，今文、古文、偽古文經師及術數家的不同解說，形成舜的年歲有一百歲、一百一十歲、一百二十歲三種不 同 的 說 法。顧 頡 剛、劉 起 釪 先 生 批 判 說，「這種種分歧爭議，如『瞎子斷匾』，本為虛無縹緲的東西，各作出的種種解說都是無稽之談，不用去區分其孰是孰 非」［１５］（Ｐ３３９）。顯 然，漢 代 以 來 經 學 家 對堯、舜年歲的「推定」和上舉當下學術界對姜太公年壽的「考訂」性質一樣，均可視為缺乏科學根據的的臆測之辭。

總之，一定要將口耳相傳與來源各異的傳聞考證清楚，顯然註定是一件徒勞無功的事。古史材料極度貧乏及固有的複雜性決定了古史研究必然是模糊的，單純追求研究的「精確」性，往往適得其反，只能導致與歷史事實距離更遠。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古史研究的模糊性不影響對歷史規律的揭示和部分歷史真相的恢復，模糊性理論對於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啟發意義。

諸如有關周武王的年壽及周成王繼位時的年歲問題，古代文獻並沒有留下絕對精確可靠的記載，但《史記·周本紀》、《逸周書·度邑》屢屢言及：「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以上表明，克商後武王的年歲應不到六十歲。「自發未生」，「發之未生」到周武王出生佔去多少年，史籍無明確記載。但古代文獻均言及，武王克商後不久就去世了。如《尚書·金縢》說：「既克商 二 年，王有 疾，弗 豫。」《逸 周 書 · 作雒》亦說：「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史記·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① 綜合以上記載可 以推知，武 王的年壽不會超過六十歲。正因為此，學者屢屢對《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及《尚書大傳》、《史記·蒙恬列傳》、《淮南子·要略》等均稱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記載之謬予以反駁。如崔述反駁說：「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乃作《記》者言文王則雲『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說見《武王上 篇》）；言武王 則 八十餘而始 生成王 之 嫡 長子。王季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為武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４］（Ｐ２０１）王玉哲先生亦有類似的論述：「以九十三歲之父尚有 幼在襁褓 之 子，揆 之 情 理，必 非 事實。蓋武王享壽若干，古書已無可考。但『九十三』說決不可信。」［１６］（Ｐ５１３）綜合以上分析，則可約略獲知，武王克商不久就去世了，《史記·周本紀》、《禮記·文王世子》等古代文獻說，武王去世後，「成王少」、「成王幼」，則大同小異，自應可信。目前，學術界已普遍贊同，「成王少」、「成王幼」則正是武王去世後引發周室貴族權利鬥爭的重要誘因之一，至於武王年壽和成王繼位時究竟多少年歲，囿於材料的匱乏，可能還會在日後相當長時期頗為模糊，但這一模糊並不影響對西周初年相關歷史事件起因、影響等要素的分析與概括。

還要強調的是，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與古史研究的益趨深入，某些原本撲朔迷離、模糊不清的問題可能會漸趨明晰，古史研究自然會呈現出從模糊向精確轉變的態勢。諸如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發現以前，《戰國策》及《史記·張儀列傳》、《蘇秦列傳》所記張儀和蘇秦史事的真實性問題，就長期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如徐中舒先生曾屢屢指出：「《史記·蘇秦傳》、《張儀傳》及《戰國策》所載蘇秦、張儀合縱連橫遊說列國之君則全非事實」［１７］，「蘇 秦 年 代 錯 亂 是 一 個 比 較 復 雜 的 問 題」［１８］。１９７３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發現，使得楊寬、徐中舒等學者所推斷蘇秦的時代在張儀之後 的問題 「已經得到證實」［１９］（Ｐ１２９－１３０）。與此同時，帛書資料的發現，也為楊寬、徐中舒關於「蘇秦的主要活動是在齊湣王統治齊國時期，他和孟嘗君田文、奉陽君李兌、穰侯魏冉、韓珉、周最等人同時參加合縱連橫的活動」的看法找到了「有力證據」［２０］（Ｐ１６５）。綜上可見，古史的模糊性研究和精確性研究並非界劃分明永遠不變。

①王玉哲先生以為，其他有謂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逸周書·明堂解》），有謂七年而崩（《管子·小問》），皆不足信。參見《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１２頁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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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周書燦：《也論姜太公的身世、里籍與年壽問題——兼論古史研究的模糊性》，《齊魯學刊》，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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