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看世界》古羅馬篇 總第三十四回 東、西羅馬的分裂
第九十一節薩珊波斯的崛起與羅馬的分裂
附：東、西羅馬地緣結構圖
事實上在歐洲人眼中，安息這個由中亞游牧民族建立的國家，結構過於鬆散，各方面比不上之前與希臘爭鋒的波斯帝國。雖然帕提亞騎兵，倒是讓歐洲人真正領略到了騎射的威力，但安息內部不穩所造成了內耗，使之始終沒有對羅馬構成過真正的威脅。相反在圖拉真之後的1個世紀中，羅馬曾經三次入侵美索不達米亞，兩度攻入帕提亞人在底格里斯河畔的都城「泰西封」（巴格達東南）。 羅馬最後一次入侵安息統治下的美索不達米亞，是在圖拉真死後的第100年（公元217年）。不幸的是，這次率軍親征的羅馬皇帝（卡拉卡拉），剛剛啟程不久就被自己人暗殺了。為了不被帕提亞人乘虛而入，其繼任者不僅放棄了前任奪取的安息領土，還支付了大筆賠款。不過事實證明，羅馬人的擔心其實是多餘的，因為帕提亞人自己的麻煩，要遠大於羅馬。不管再強大的國家，總有走向沒落的一天，羅馬和他的宿敵安息也不例外。只不過，結構更加緊密的羅馬，能夠親眼看著自己的對手倒下。 當帕提亞人還在西線和羅馬人糾纏不清時，伊朗高原三大板塊之一的「波斯」，也看到了再次崛起的機會。我們知道，高原北部的帕提亞人崛起之前，高原西部的「米底」、西南的「波斯」板塊，已經先後統一伊朗高原，建立過米底王國和波斯帝國了。現在風水輪流轉，在安息王朝內憂外患的時候，波斯板塊再一次試圖上位。安息王朝連綿不斷的王位之爭，是波斯人得以在伊朗高原做大的重要原因。公元224年，波斯人與帕提亞人在波斯灣口的「埃蘭」板塊進行了一場決戰，並取得了勝利。隨後入主「泰西封」的波斯人，宣布了新帝國的建立。 新波斯帝國一般被稱之為「薩珊王朝」。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波斯第二帝國」，或者「薩珊波斯」，以顯示其與居魯士大帝建立之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繼承關係。要論新老波斯帝國與帕提亞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可以參照中國「三代」時期，夏、商、周。與「夏朝」同樣崛起於黃土高原的「周朝」的建立，很自然的希望能夠繼承「華夏」的政治遺產，（「商」便成為了異類）。不過隨著歷史的發展，無論帕提亞人還是商人，他們都已經成為了伊朗和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了。 一般情況下，一個新的王朝在建立之時，終歸會消除舊王朝的一些積弊，帶來一些新的活力。這也意味著，羅馬的東方防線，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壓力了。當然，事物都有兩面性。在羅馬人眼中，對手的王朝更迭，也可能是一次機會。畢竟以戰爭為手段的朝代轉換，會消耗大量的國力，恢復起來需要一定的時間。在漢、唐等帝國建立之初，因為國力尚處在恢復期，都不得不對北方游牧政權，做出過重大妥協。 公元231年，薩珊波斯正式向羅馬提出，希望能夠恢復「第一波斯帝國」的領土範圍。換句話說，波斯人認為羅馬應該退出亞洲。很顯然，沒有人會真的認為，這一要求能夠通過和平手段獲得。這意味著延綿四百年的「薩珊——羅馬」戰爭正式開啟。總的來說，羅馬與東方的地緣政治關係，並沒有因為對手王朝的更迭出現質的變化。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亞美尼亞這三個板塊，依舊是雙方爭奪的焦點。羅馬雖然在長達四百年的戰爭中（包括東羅馬），又曾經幾次攻至泰西封，薩珊波斯也曾經多次控制亞美尼亞甚至敘利亞。但無論是歐洲人和亞洲人，都沒有重現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兩位大帝的時期版圖。 雙方在公元260年進行的那場戰爭，影響力應該是最大的了。這場戰爭我們在解讀巴爾米拉地緣關係時曾經提到過。一位羅馬皇帝成為了新波斯帝國的俘虜，並屈辱的死去。隨後巴爾米拉的女王和它的阿拉伯游牧盟友們，依靠游擊戰戰勝了波斯軍隊，並試圖獨立，甚至成為整個羅馬的統治者。從這個角度說，與其說是羅馬戰勝了波斯，不如說是阿拉伯人黑馬殺出。在隨後的歷史中，薩珊波斯除了在西線與羅馬爭鋒以外，南線也一直在面臨阿伯人的侵擾。不過直到伊斯蘭教橫空出世之前，阿拉伯人都還只是做為攪局的鯰魚，存在於羅馬、波斯爭鋒的舞台上。 從公元前27年，屋大維受封「奧古斯都」，到公元274年，羅馬俘殺巴爾米拉女王，解除東方危機，強大的羅馬帝國已經運行了300年。雖然看起來，還沒有強大的對手能夠取代羅馬，但羅馬人對於統治這個龐大地中海帝國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要知道，帝國的本質在於集權，政治中心集中了最大的資源。問題在於，每一個點都有他的輻射範圍，超出了這個範圍，意味著效率的降低。 在遙遠的東方，由於壓力單向來自於北方，因此中央之國的政治中心也總是設立在北方。相比之下，羅馬帝國的情況就要複雜的多了。一方面北方的日耳曼人，取代了凱爾特人，成了西地中海最大的威脅；另一方面，隨著薩珊波斯的崛起，巴爾米拉的背叛，帝國在東線的壓力也是不減反增。羅馬要想同時對兩線壓力做出及時反應，實在有些不堪重負。 領土過於龐大所帶來的效率低下問題，並不僅僅體現在應對外部危機上。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天高皇帝遠」，那些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同樣為帝國的內部管理帶來的困擾。這使得很多覬覦元首寶座的地方總督，有機會暗自積蓄力量，尋機發難爭奪帝國的統治權。事實上，內外壓力往往是共生的。因為要中央政府在應對邊緣壓力的問題上效率低下，就只能放任地方總督做大，以對外敵入侵做出及時反應。而通過對外戰爭壯大軍事力量的地方勢力，又可以反過衝擊中央政權（唐朝的「藩鎮之亂」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人開始思考是否要從內部進行一下調整。這種調整想必很多朋友已經想到了，那就是分割羅馬。公元286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將羅馬一分為二，以雙中心的形式對帝國進行管理。純粹從技術角度看，這種分割倒是遵循地緣規律。由於北非已經不再有挑戰帝國的實力，壓力主要來自於地中海的北半部，所以整個地中海被東西向分成了兩部分。 東、西羅馬的分割線，起自多瑙河中游那個從南北向轉為東西向的拐點，也就是今天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所在的位置。然後向南翻越巴爾幹半島西北山地（迪納拉山脈），經地中海至北非的利比亞中部。以板塊來說，歐洲的伊比利亞、義大利、不列顛、高盧、潘諾尼亞，以及北非的馬格里布地區（阿特拉斯山脈東、北麓）、利比亞西部沿海的「的黎波里斯」地區，成為了西羅馬的管轄區；亞洲的亞美尼亞、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阿拉伯，非洲的埃及、利比亞東部沿海的「昔蘭尼加」，以及歐洲的希臘、馬其頓、色雷斯、達契亞地區，成為了東羅馬的領地。 在沒有仔細閱讀之前內容的情況下，上述板塊名稱估計會讓你暈頭轉向。要是不想做更深了解，手邊又正好有地圖的話，就在希臘與義大利之間畫條南北向分割地中海的直線，大致就清楚東、西羅馬範圍了。對於大一統思維下的中國人來說，這種主動分裂政權的情況，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要知道，之前的馬略軍改以及屋大維創立元首制，都是讓羅馬的權力更加集中，才使得面臨危機的羅馬共和國重獲新生。現在難道要反其道而行之了嗎？ 其實分裂只是表象，羅馬這樣做的根本原因還是出制約地方權力，將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於的需要。這一點從「戴克里先」正式取消共和之名，以及終結元首制就可以看出來。雖然自屋大維成為羅馬元首起，羅馬就已經是一個以軍事獨裁為主要特徵的君主國了，但羅馬真正擁有皇帝的時代，卻是起自這個將羅馬分裂為東西兩部的戴克里先。 我們知道，由於羅馬身處海洋文明圈的大背景，羅馬人對於君主制非常反感。為了繼承羅馬共和國的遺產，屋大維並沒有採取硬著陸的方式，將羅馬轉變為「帝國」。這種妥協主要體現在了三個方面：一是羅馬仍然延續了「羅馬共和國」的稱謂；二是羅馬的最高統治並未稱帝，而是「謙虛」的稱自己為「第一公民」（元首）；三是作為共和象徵的元老院，仍然保留了很大的權力。最起碼每位元首的上位，程序上需要經過元老院的批准。地方上也需要保留十個由元老院管理「元老院行省」。 這種通過法律和議會限制君主權力的體制，其實就是後來西方世界所推崇的「君主立憲制」，相對應的就是東方國家所習慣的「君主獨裁製」了。至於說這兩種體制到底誰好誰壞，就不是一個劃分黑白的簡單問題了。至於戴克里先的改革來說，同樣也不能簡單認為是將羅馬推向「君主獨裁製」，而是充滿了矛盾。至於這充滿矛盾的改變到底是什麼形式，對羅馬乃至歐洲後來的地緣格局，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下一節再接著分析。
第九十二節「四帝共治」所帶來的混亂
共和還是帝國，是一個困擾羅馬300年的問題。即使羅馬又一次站在改革的關口，也無法就此成為一個完全的集權國家。戴克里先在公元293年所主導的這場改革，史稱「戴克里先」改革。在這場以失敗收場的改革中，最起碼有兩點讓集權國家無法理解。一是為帝國皇帝規定了20年的任期；二是不僅將羅馬分裂為東西兩部，設定兩個地位平等的皇帝（頭銜為「奧古斯都」），還讓每位皇帝為自己指定一位所謂的「副皇帝」（頭銜為「凱撒」），做為皇位的繼承人。一旦「凱撒」繼位「奧古斯都」，同時也會任命一位新的「凱撒」，做為繼承人。 上述改革讓羅馬同時出現了四位皇帝，史稱「四帝共治」。雖然從為「皇帝」規定任期，並預先找好繼承人這點來看，改革者的確是希望找出一個合適的方法，讓帝國結皇位的無序爭奪（而不是出於私慾），但從客觀效果來看，這樣的改革對羅馬的結構穩定卻是致命的。由於羅馬所面臨的問題，是疆域過於龐大，無法進行有效管理，所以帝國的四位皇帝，分別擁有了自己的領地。也就是說，在「四帝共治」的體系下，羅馬實際上並不只是分裂為東、西兩部，而是分裂成了四塊。 義大利和半個北非（西半部），是西羅馬皇帝的直屬地。都城在義大利北部，波河平原的「米蘭」。除此之外，高盧、西班牙（伊比利亞）、不列顛這三塊邊地，則是其「副皇帝」的屬地。都城設在萊茵河下游，摩澤爾河畔的德國城市「特里爾」；除色雷斯之外的巴爾幹半島，以及羅馬統治下的半個「多瑙河平原」（潘諾尼亞），是東羅馬副皇帝的轄區。都城在今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帶；至於這次改革的主導者，主動分權的「戴克里先」，則為自己留下了亞洲、埃及以及色雷斯。並將都城設立在小亞細亞半島西北角的土耳其城市「伊茲米特」。 羅馬的內部分裂，不僅是對內統治的需要，也是為了更好的應對外部危機。因此四位皇帝把自己的都城設在了前線地區。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天子守國門」了。從地緣結構上看，戴克里克所負責的部分，是唯一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區塊。雖然改革的主導者，主動把自己「分配」到了帝國的東方，更多是出於應對羅馬最大的威脅「薩珊波斯」的需要，但羅馬政治中心東移，很快便成為不可阻擋的大勢了。 如果羅馬真的分裂為四個國家，大家也許倒能和平共處較長時間。然而現在四個皇帝共存，且都擁有自己領地的局面，顯然只會讓局面更加混亂。即使不去細讀這段歷史，大家也能想像的出，那種理想狀態的權力交接順序，是很容易被打破的。任何一個所謂「皇帝」的繼承權出現問題，都會引發連鎖反應。混亂始於公元305年，也就是兩位「奧古斯都」依法將權力移交給「凱撒」的時間點（戴克里先是公元285年上位的）。 最混亂的時期，有六個人在爭奪「奧古斯都」之位。在主動退位的戴克里先身死（公元311年）之後，局面變得更加的混亂了。可以說，唯一能夠解決矛盾的，就只有戰爭了。最終在混亂中脫穎而出的，是西羅馬「凱撒」的兒子，也就是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24年，君士坦丁重新統一了羅馬，正式結束了「四帝共治」改革所引發的混亂。 羅馬歷史上能夠被後世稱為大帝的，就只有凱撒和君士坦丁了。每一位得到「大帝」的背後，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凱撒能夠得此殊榮，是因為他為羅馬帝國的建立奠定的基礎。至於君士坦丁，讓帝國重回統一，卻並不是他成為大帝的主要原因。他的貢獻在於，徹底改變了羅馬帝國的地緣屬性。 雖然君士坦丁最初是做為西羅馬皇帝的繼承人參與競爭，並且是在戰勝東羅馬新皇帝之後統一羅馬的，但他上位之後所做出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卻是遷都色雷斯東端的拜占庭，這座新羅馬城也因此被稱之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應該說，遷都本身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只是這種決定本身並不足以讓你成為「大帝」，除非這種行為讓羅馬受益了。 首先來看看，羅馬為什麼要遷都。我們知道，羅馬當下的外部對手主要有兩個：日耳曼尼亞和波斯。對於日耳曼尼亞，乃至不列顛北部的蘇格蘭地區，羅馬其實已經沒有多麼大的欲求了。或者說即使再前進一步，統治的成本與收益也是不成正比的。在羅馬陷入混亂的公元三世紀，迫於壓力，帝國已經先後在不列顛和日耳曼尼亞做出一定收縮了。這其中包括公元211年，徹底放棄哈德良長城以北地區；公元250年，徹底放棄日耳曼長城，退守萊茵河、多瑙河防線。上述調整之後，羅馬在多瑙河中下游地區也同樣做出了收縮。在日耳曼人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雙重壓力下，羅馬在公元270年，徹底放棄了達契亞，重新將多瑙河定為自己的歐洲東北邊界。 應該說，上述收縮本身對羅馬的核心利益並沒有影響，只是把之前高峰時期強勢擴張出去的突出部捨棄掉，以緩解和北方那些邊緣部族的矛盾。對於羅馬來說，威脅最大的始終是來自亞洲的，比羅馬還早進入文明階段的伊朗高原。另外，我們前面也說過了，即使單純從收益角度來看，將軍力和資源投送到美索不達米亞的爭奪上，也比「浪費」在蘇格蘭和日耳曼尼亞要划算的多。 從戴克里先定都小亞細亞這點來看，他已經意識到了東方是帝國重新崛起的關鍵所在。就位置來說，君士坦丁堡與戴克里先定都的「伊茲米特」相距也不過100公里。不過從地緣歸屬上看，二者卻有著質的區別。由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存在，前者隸屬於歐洲，而後者則是亞洲的一部分。千萬不要小看這點，要知道這點區別足以對羅馬今後的命運造成決定性影響。至於這一影響的地緣背景是什麼，我們下一節再接著解讀。
第九十三節拜占庭羅馬的建立
將「新羅馬」城（君士坦丁堡）留在色雷斯、留在歐洲，對於重建的羅馬來說非常重要。首先這肯定是一種心理需要了，安東尼跑到埃及，把羅馬的政治遺產拱手讓給屋大維的教訓，君士坦丁是一定吸取的。另一個更現實的地緣問題是，日耳曼人並不僅僅對西羅馬構成威脅，也同時威脅到了巴爾幹半島的安全。如果日耳曼人南下入侵東羅馬的話，色雷斯將是最重要通道。 我們先來看看日耳曼人是怎麼對帝國的東部構成威脅的。以當下的地緣關係來看，日耳曼人（德國）所對應的應該是義大利半島。而整個巴爾幹半島往北，則是斯拉夫國家的勢力範圍。只是在東西羅馬分立時，斯拉夫人還在中歐森林中，以原始公社的形態生存，他們正式登上歷史舞台還要等上幾百年呢。當下對東羅馬構成威脅的這支日耳曼人，就是著名的「哥特人」。 哥特人最初應該是來自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日耳曼人部落，後遷至中歐地區。在公元兩世紀2世紀中葉，也就是圖拉真征服達契亞後不久，哥特人便從中歐南下，填補達契亞人在摩爾多瓦丘陵留下的空間了。這並不是日耳曼人第一次出現在喀爾巴阡山東麓，公元前200年前後，他們當中的「巴斯塔曼人」就曾經沿喀爾巴阡山麓、德涅斯特河，進駐摩爾多瓦丘陵。在隨後的歷史，這支日耳曼人中的一部分，甚至經色雷斯進入了安納托利亞高原，成為影響小亞細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加拉太人」（羅馬帝國也因此有了加拉太省）。 事實上，即使不參考巴斯塔曼人曾經的滲透，新羅馬帝國的建立者，也不得不正視哥特人的存在。基於地緣關係，由特蘭西瓦尼亞高原和部分多瑙河平原組成「達契亞行省」，是哥特人的直接侵擾方向。當然，在南俄草原游牧的薩爾馬提亞人，也同樣對羅馬的這個邊緣行省構成威脅。以至於羅馬在最混亂的時期（敗於薩珊波斯，並引發巴爾米拉叛亂之時），不得不放棄整個達契亞，重新退守多瑙河防線。這一切都讓君士坦丁在謀劃東遷、應對亞洲威脅時，需要對歐洲部分的壓力給予同等重視。在這些地緣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的「拜占庭」成為了新羅馬城的最佳選擇。有了這個兼具海、陸優勢的樞紐在手，羅馬帝國的皇帝可以從容應對來自歐亞兩方面的地緣壓力。 哥特人日耳曼人在相當長的歷史中，將成為歐洲地緣政治博弈的主角。在他們正式登場之前，我們還必須對「東羅馬」帝國的形成做一個交待。事實上在17世紀之前，包括所謂東羅馬帝國存續的時間中，並無「東羅馬」的概念。這個遷都東部的帝國，仍然是以羅馬帝國正朔自居。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南遷，比如那偏安江南的東晉、南宋王朝，仍然會被認為是中央之國的正統王朝。當然，二者之間的區別還是有的，最起碼君士坦丁決定東遷時，是為了更好的應對外部壓力，而非被迫放棄羅馬。只不過地緣使然，後來帝國在面臨兩線壓力下，只能保住東半部。 從大歷史和地緣的角度看，君士坦丁為羅馬所開啟的新時代，也的確與之前的羅馬帝國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歷史學家更願意以「拜占庭帝國」或者「東羅馬帝國」的標籤，將之與凱撒開啟的帝國時代區別開的原因所在。在遷都之後，重獲新生的帝國做出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將羅馬徹底變成一個東方式、中央集權性質的君主國；二是將基督教合法化，並定為國教。 將羅馬變成集權國家這件事，並不讓人感覺意外。任何國家在面臨分裂和外部壓力時，都會試圖將權力集中使用，以應對危機。問題在於龐大的地中海帝國，內部一直對擁立真正的君主心懷顧慮。總的來說，受波斯、埃及等君主國影響的東部地區，會更容易接受這一點。這其實也是羅馬政治中心東移的原因之一。至於將基督教合法化，同樣也是為了集權的需要。 在人類對自然認識尚淺的古代，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忽視神權的存在。我們在中東部分曾經對「一神教」體系下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淵源、特點做過詳細分析。從技術角度看，猶太教所創立的，禁止偶像崇拜的一神體系，是最有利於統一思想的。一個沒有人類形象的「神」，對於所有受眾來說，接受起來都毫無障礙。相比之下，希臘、羅馬式的多神崇拜，在異族傳播時就會遇到很大的困擾。先且不說你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理清這些神祇之間的關係，僅僅是那些偶像的人種特徵，就有可能讓很多人心生疑問。這些「非我族類」的神，難道真是我的神嗎？ 不過猶太人太相信只有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了，所以是否有資格信仰猶太教，同時還需要靠血緣關係來驗證。簡單點說，如果你不是猶太人，是沒有可能信仰猶太教的。很顯然，這極大限制了猶太教的受眾人數和影響範圍，使得他們更像一個異類存在於世間。既然猶太教在傳播上擁有那麼大的優勢，就不可避免的會有人希望將他的教義，惠澤更多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耶穌基督的降臨，以及能夠將所有人納為「上帝子民」的基礎教義問世了。 對於猶太人和羅馬帝國來說，最初都是不願意看到基督教出現的。前者認為，這種普惠大眾的做法，會影響到他們獨享神的恩賜；而後者擁有自己的宗教體系，自然不願意看到民眾受到一個異神的蠱惑了。尤其一神信仰是完全排他的，接受他就意味著對羅馬神和舊體系的否定。正因為如此，帝國一直到「四帝共治」時期，基本都保持著對基督教的高壓態勢。 這一情況直到公元312年才發生根本性改變。決心對羅馬進行徹底改革的君士坦丁，認識到無論依靠何種手段，都無法阻止基督教的傳播，他與當時的東羅馬皇帝聯合頒布了一道敕令（史稱「米蘭敕令」），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事實上，羅馬人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基督教生命力的國家。在米蘭敕令分布之前（公元301年），為了不被信仰拜火教的波斯帝國所吞併，亞美尼亞王國甚至將基督教奉為了國教，並因此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這一案例也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的看到，意識形態的選擇，只是地緣博弈的一種外在表現罷了。 對於基督徒來說，君士坦丁大帝的貢獻是巨大的。他不僅在統一羅馬之前，就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性，更在臨終之前接受洗禮，成為了一名基督徒。這無疑為後來基督教上升為羅馬國教，掃清了障礙。不過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工具。對於世俗的統治者來說，順勢接受基督教，甚至奉其為國教，並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 在中世紀階段，我們有大把的時間，來討論「神」的影響，是如何體現在地緣博弈中的。當下羅馬帝國所遇到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於太大，很難在這麼大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中央集權。有鑒於此，君士坦丁並沒有全盤否認戴克里先的嘗試。在他成為羅馬唯一的統治者之後，帝國被重新劃分為了四大管區。這四大管區與「四帝共治」時期的分割大體重合。其最大的區別，在於只有一位「奧古斯都」，另外三名所謂的「副皇帝」（凱撒）又都是他的兒子。 看到這一幕，是不是感覺有點眼熟？500年前東方的漢帝國，在吸取項羽異姓封王，導致天下重新分裂的教訓，開始在中央集權的體系下，將分封諸侯的範圍限定在皇族血親之中。只不過，在地緣規律面前，所謂血源聯繫是那麼的脆弱。七位劉姓諸侯的反叛（七國之亂），很快讓這種裂土封王的模式走向了末路。 君士坦丁去世之後，他的子侄之間便爆發了一系列戰爭。當然，即使沒有這種分封，羅馬歷史上的權力之爭也沒有少過。將之限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最起碼還不至於影響羅馬帝國的存在。或者說，大家所爭奪的都是全羅馬的統治權。即使出現割據的情況，也還算不上真正的分裂。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一點，羅馬並不是世界的唯一，一旦有強大外力介入，那麼羅馬就離真正的分裂甚至滅亡不遠了。很快，這個外力便來臨了。只是羅馬人沒有料到，觸發事件的居然是一支源自亞洲草原的力量。
第九十四節匈人入侵前的歐洲草原
附：歐亞草原原始地理關係圖
觸發羅馬正式分裂的導火索，是歐洲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那場「黃禍」——匈人入侵。這一事件之所以為中國人所熟悉，是歐洲人在考察過中國歷史後驚訝的發現，匈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國歷史中的「匈奴」。也正因為這個推論的存在，所謂漢帝國打敗匈奴，逼迫匈奴西遷，並最終導致羅馬帝國崩潰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對於偏安歐亞大陸一隅的中央之國來說，能夠間接「毀滅」世界另一頭的強大帝國，本身就足以讓民族主義者興趣，並拿來大書特書了。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鑒於沒有足夠有記錄來對接東西方這段歷史，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千古迷案。不過幸好我們已經用了上百萬字的篇幅，詳細解讀過漢匈之戰，以及中亞（包括西域）、蒙古高原的地緣結構，所以只要再將歐洲草原接上，就有機會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了。 「歐亞大草原」的歐洲部分，我們可以稱之為「東歐草原」。因之前曾經完全隸屬於沙皇俄國和它的繼承者蘇聯，也可以更精準的定位為「南俄草原」。現在的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草原故地被烏克蘭、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所瓜分了。之所以說是「故地」，是因為現在的南俄草原，已經是世界級的糧倉所在了。甚至可以說，當烏克蘭人把蘇聯遺留下來的軍工底了賣的差不多後，他們唯一能夠指望的，就是這片黑土地了。 南俄草原之所以能夠得到開發，是因為這片草原雖然自然降水不足，但卻並不缺水。那些從東歐平原中部彙集來的雨水，最終都通過這一地區注入了黑海或者裏海。加之千百萬年來所形成的肥沃黑土，只要引入灌溉技術就可以連片開發成耕地了。問題在於，歐洲大草原是一個整體。周邊的定居民族如果想進入開發，他們所面對的對手，並不僅僅是「歐洲游牧民族」。即使能夠取得一定進展，也隨時有可能被來自東部的游牧力量所阻斷。在我們後面的內容中，就會涉及到這一地緣衝突。 一般來說，大家會對亞洲草原的歷史比較熟悉。包括匈奴、突厥、蒙古在內的，源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權，與中央之國的歷史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大多數人對於歐洲草原的認識，可能就是從所謂「匈奴西遷」開始的了。最早出現在西方歷史記錄中的歐洲游牧集團，就是曾經多次在行文中出現的「斯基泰人」（西徐亞人）。中國人對這個馳騁歐洲草原的游牧部落聯盟應該也不陌生，在中國歷史中，他們被稱之為「塞人」。在匈奴崛起之前，中亞草原也曾經斯基泰人的天下。大月氏人在伊犁河谷擊敗「塞王」的事件，使他們第一次進入中央之國的視線。 這些游牧者進入西方人的視線，大約是在公元公元前8世紀，也就是希臘文明崛起的年代。當然，這並不是說直到公元前8世紀，這片草原上才有游牧民族。只是因為在沒有與文明地區接觸前，無人記錄他們的存在罷了。鑒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斯基泰人與伊朗高原的接觸最多。所謂「帕提亞人」，其實就是斯基泰人的一支。當然如果再往前算，曾經先後統治伊朗高原的米底人、波斯人，與帕提亞人一樣，都是東遷後的雅利安人後裔。 斯基泰人所接觸到的歐洲文明，主要是希臘人，在通過海路跑到黑海北岸和他們做生意的希臘商人之外，最讓斯基泰人刻骨銘心的應該是馬其頓人了。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和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曾經先後在歐洲的多瑙河、中亞的錫爾河畔，擊敗斯過斯基泰騎兵。甚至可以說，斯基泰人的草原聯盟，或者說草原帝國就是在這之後解體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大月氏人進入天山北麓，並征服斯基泰部落在東方的土地時，對手並沒有受到來自歐洲方向的支援。 在羅馬擊敗迦太基，並開始滲透東地中海時，南俄草原也迎來了一次更新換代。逐漸取代「斯基泰」這個標籤的是「薩爾馬提亞」。對薩爾馬提亞人，大家應該不會感到陌生。最起碼在圖拉真征服達契亞時，我們就已經提到，匈牙利草原和南俄草原的主人，都是隸屬薩爾馬提亞人的部落。至於斯基泰人，在公元前1世紀，本都王國控制黑海時期，他們在歐洲的空間，就只剩下克里米亞半島一帶了。 其實所謂薩爾馬提亞人與斯基泰人，無論在種族還是文化、語言上，都屬同族。歐洲草原上的這種權力更迭，與我們所熟悉的亞洲草原上的情況類似。外人看到的是一個個繁雜的游牧部落名，但從本質來看，這片草原的基本地緣特徵，並沒有絲毫變化。絕大多數情況下，草原上的部落只是對外換上了勝利者的標籤罷了。就好像被東漢帝國和鮮卑包夾之下的北匈奴西遷之後，留在漠北的十幾萬人，很快便併入鮮卑一樣。 雖然說薩爾馬提亞人是斯基泰人的繼承者，但他們在亞洲的擴張，卻遠沒有當年的斯基泰人來的兇猛。這其中的原因相信大家已經想到了，那就是亞洲游牧民族的崛起。下一節，曾經讓整個歐洲為之戰慄的「匈人」也將正式登場了。
第九十五節「匈人」在中亞的經營
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匈奴西遷的時間是有明確記錄的。經過兩漢長達200年的戰略反擊，至公元1世紀末時，曾經無比強大的草原帝國終於行將崩潰。事實上，此時漢帝國的敵人，就只是身處漠北的北匈奴了。至於漠南的南匈奴，則在公元一世紀中葉已依附於中央帝國。與此同時，崛起於大興安嶺的東胡後裔「鮮卑」，也一直在覬覦漠北草原。公元89——91年，漢與南匈奴聯軍連續對北匈奴發動戰爭，先後在杭愛山、阿爾泰山兩破北匈奴。迫於壓力，北匈奴遂完全放棄蒙古高原，越過阿爾泰山西遷中亞（鮮卑人填補其留下的真空）。 放棄漠北的北匈奴並沒有完全從中央之國的視線中消失。一直以來，阿爾泰山之南、準噶爾盆地北部，都是漠北游牧民族的天然滲透範圍。因此放棄漠北的匈奴人，將西域作為了他們西遷的第一站。並試圖在中亞草原打出一片天地來。如果他們成功了的話，那麼歷史上就會出現「西匈奴」的概念了（就像後來的「西突厥」）一樣。由於北匈奴在準噶爾盆地的存在，直到公元2世紀中葉，東漢帝國在西域的利益都會受到北匈奴的侵擾。不過對於北匈奴困居於準噶爾盆地這件事，最感憂慮的並不是東漢帝國，而是盤據中亞草原的烏孫、康居兩個游牧國家。 我們在西域部分曾經對中亞草原的地緣結構做過詳細分析。總的來說，這片草原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七河地區」。由北向南包括隸屬巴爾喀什湖流域的：阿亞古茲河、列普薩河、阿克蘇河、卡拉塔爾河、伊犁河，以及位於卡拉套山和巴爾喀什湖之間的塔拉茲河、楚河；二是北至額爾齊斯河，南至錫爾河中游，以哈薩克丘陵為核心的草原地帶；三是哈薩克丘陵以西，裏海——鹹海北部，烏拉爾山脈以南地區。在漢匈爭奪西域的時期，此三板塊對應的游牧集團，分別為：烏孫、康居、阿蘭。 當北匈奴決心把經營重心放在中亞草原時，他們有兩個方向可以選擇。或西入哈薩克丘陵北部，進居康居之地；或南下伊犁河谷，以烏孫之地為目標。對於匈奴人到底是先向哪個方向滲透，一直以來有不同的意見。事實上，這兩個方向匈奴人都有所滲透。也就是說，匈奴人同時在向哈薩克丘陵北部，以及準噶爾盆地南部擴張，以期重新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擴張未必都是藉助戰爭手段。鑒於康居和烏孫的地緣關係，匈奴人早在公元前44年，就曾經被康居人「請」到塔拉茲河畔，以期幫助他們對於烏孫人。這段歷史就是我們在西域部分曾經解讀過的「陳湯滅致支單于之戰」了。至於說這次康居人是不是又引狼入室，就不好說了。 東漢帝國在西域的存在，使得北匈奴最終還是在公元160年前後放棄了向準噶爾盆地南部滲透的打算，將經營的重心放在了康居之地。鑒於游牧民族本身缺乏文字歷史，所以他們的蹤跡只能通過與周邊文明地區的接觸，才有可能被記錄下來。由於在此之後，東漢帝國也很快走向了衰敗之路，後來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在塔里木盆地東部仍然可以保有一定影響力，但對影響力並無法觸及中亞草原，也就無從記錄匈奴人在中亞的活動了。 有可能與歐亞草原有所接觸，還有另外兩個文明地區：羅馬和帕提亞（及其繼承者薩珊波斯）。問題是，它們也都不可能與中亞草原進行全面接觸。對於身處地中海的羅馬帝國來說，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歐亞草原部分，只能是黑海北部的「南俄草原」。而對於以伊朗高原為核心的王朝來說，錫爾河上游是他們所能觸及的頂點。在這種情況下，中亞草原這段時期的歷史，成為了一個未解之迷。 所謂萬變不離其蹤。雖然匈奴人在中亞草原的歷史，缺少史料記錄，但在中亞草原地緣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他們的蹤跡還是有跡可循的。在西域部分我們已經對中亞草原，也就是今天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所領有的這片土地，做過詳細解構了。今天佔據中亞草原低地部分的哈薩克，內部是由三個部落聯盟所組成的。世稱大、中、小三玉茲。其中阿克蘇河以南的七河地區，為大玉茲部落所領有；額爾齊斯河——哈薩克丘陵——錫爾河中游一帶，為中玉茲部落所佔據。與兩千年前的地緣政治結構對比，二者所對應的，大致就是烏孫（還包括高地上吉爾吉斯）、康居兩國。 如果匈奴人在康居之地休養生息、重新做大後，他們最有可能的就是一路向西，經過現在的小玉茲之地，進入自然條件更好的南俄草原。那麼匈奴人到底有沒有這麼做？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前面也說了，在漢匈相爭的年代，哈薩克丘陵以西的中亞草原，是為名叫「阿蘭」的游牧民族所控制。這個與康居同俗的游牧部落聯盟，最早也是斯基泰人的一部分。在薩爾馬提亞人成為南俄草原的主人後，所謂的「阿蘭人」也被歸為了薩爾馬提亞人的一支。不過由於匈奴西遷中亞，哈薩克丘陵一帶或者說康居之地的游牧部落，並沒有順勢也成為「薩爾馬提亞人」，而是開啟了亞洲化進程。從地緣關係上來看，我們也可以認為，歐、亞游牧民族之間的博弈，已經從天山、阿爾泰山一線，西移到了哈薩克丘陵——烏拉爾河一線。 很難說最終由中亞草原向南俄草原擴張，並自稱為「匈人」的這支游牧民族，到底有還多少成份是直接來源於西遷的北匈奴。實際上在北匈奴西遷之前和之後，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從沒有間斷過向南遷徙步伐。基於地緣關係，我們所熟悉的只是遷徙到蒙古高原南部一線，對中央之國造成壓力的這部分而已。可以認定的是，在匈人西征之時，哈薩克草原已經完成了亞洲化，或者說北亞化進程。中亞草原上的優勢語言，已經是阿爾泰語系了，種族上則偏向於蒙古人種的特徵了。 當亞洲游牧民族成為中亞游牧民族的主體後，南俄草原就成為他們下一步征服的方向了。對於那些隸屬印歐語系，種族特徵為高加索人種的的歐洲游牧民族來說，記憶中最深刻的亞洲游牧民族，肯定是當年強大無比的匈奴了。這點從康居人對匈奴人臣服的態度就能看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說的阿爾泰語，呈現蒙古人種特徵的亞洲游牧民族，如果浪費了「匈奴」這筆寶貴的無形資產，就實在是太可惜了。 代表歐洲游牧勢力的「阿蘭人」，與代表亞洲游牧民族的「匈人」之間決戰，發生在公元4世紀中葉（公元350年前後）。由此，一場影響歐洲地緣政治結構的民族大遷徙，也被正式觸發了。
第九十六節 匈人與阿蘭人
匈人攻滅阿蘭人的戰爭，被拜占庭羅馬清楚記錄了下來。甚至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史書，對此也有過記錄（《北史.魏書.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不過這一消息傳到中央之國，已經有些走樣了。在中國人的記錄中，奄蔡（阿蘭）跟粟特兩個地緣標籤被混為一體。當然，中國正史有興趣記錄這一信息，更多是因為「匈奴」曾經是中央之國最強大的敵人。至於細節的準確性，當時也沒有去考證的必要了。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最終給歐洲帶去巨大壓力的「匈人」，是來自亞洲、打著匈奴旗號的游牧民族，但把觸發這一民族遷徙事件的始作甬者歸功於漢朝和中央之國，卻是有些夜郎自大了。要知道，匈人開始對南俄草原的征服，離北匈奴西遷中亞，已經過去了兩個半世紀。而此時中央之國，也正陷入以內遷匈奴為首的「五胡亂華」時代。一定要給誰臉上貼金的話，倒不如說歐亞大陸這一階段，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狂歡時刻。這些原本被文明地區排斥在外的游牧者，在經過與文明地區數百年的交往後，終於耐不住寂寞，開始全面進攻了。 當遠在東方的南匈奴，因為內附漢朝（包括後來和魏、晉）而獲得了學習、上位的機會時，他們在中亞的兄弟民族，依然還處在比較原生態的游牧階段。他們的學習過程，主要是在征服阿蘭，與歐洲人全面接觸後開啟的。然而這種原生態，並不代表匈人就沒有優勢了。正是匈人的這種不為歐洲人所熟悉的「原生態」，對歐洲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事實上，即使對於同為游牧民族的阿蘭人來說，匈人在技術上也有著與之不同的特點。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與東歐遊牧民族之間的差異，與彼此所處的自然環境不同，有著直接的關係。海拔更高，並且難以得到太平洋暖濕氣流眷顧的蒙古高原，氣候要更為的乾冷、惡劣，牧草的質量也要差的多。然而對於身處其中的人類和動物來說，惡劣環境對他們也是一種鍛煉。以馬為例，雖然在這種自然條件下所培育出的蒙古馬，體型要比歐洲馬矮的多，但卻不挑食、耐低溫、耐力好、體力強。後來席捲歐亞大陸的蒙古人，可以連續十幾天不下馬，以一晝夜行軍上百公里的速度機動（中間會換馬），如果沒有任勞任怨的蒙古馬，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於蒙古馬的特點，北亞游牧民族中，善於騎射的輕騎兵，成為了主力。與之相比，生存條件更優的歐洲馬，在個頭、負重，以及衝刺能力上的優勢就比較明顯了。由於馬的條件更好，歐洲游牧民族更有條件發展用於沖陣的重騎兵。一般來說，重騎兵的主要作用，是利用自身良好的防護、衝刺能力，沖毀敵軍的陣型。在羅馬乃至馬其頓、希臘軍隊，都側重發展步兵方陣的情況下，歐洲游牧民族為了戰勝對手，很自然的也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加大了重騎兵的比例。 除了馬本身的區別以外，匈人西征時在馬具的使用上，也擁有了一些先發的技術優勢，這些技術包括馬鞍和馬鐙的改良。之所以說是改良，是因為在此之前，馬鞍和馬鐙其實都已經被發明出來了。不過早期的馬鞍，只是用皮革裹住馬肚子，以使騎乘體驗更加舒適點而已，衣物與皮革之間的摩擦力，是騎手平衡的主要保障。馬鐙也是如此，儘管馬鐙到底起源於何地，又是在何時被大規模運用的，仍然是個眾說紛紜的話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馬鐙是軟質的皮繩，作用僅是輔助騎手上下馬。 亞洲游牧民族，應該是最早使用高橋馬鞍和硬質馬鐙的，也正是這兩項技術，極大的提升了騎兵的戰鬥力，使得歐洲大陸的古戰場勝負手，徹底轉化為了騎兵。所謂高橋馬鞍，其實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兩頭高，中間低的那種「鞍」形結構了。一般是用木頭做框架，再包以皮革。前後這兩個突起，因為外形似拱橋，所以也被稱之為「鞍橋」。 鞍橋的設計能夠讓騎兵的乘坐更加安穩，不至於失衡。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鞍橋的保護，在運動和戰鬥時，騎兵會多麼容易在急停時，從前後兩個方向掉落下來的。不過要解決平衡問題，僅僅依靠高橋馬鞍還不夠，因為騎兵從兩側滑落下來的風險依然存在，而這一風險，就需要用「真正」馬鐙來規避了。 所謂「真正」的馬鐙，是指現在我所見到的那種硬質、多呈環弧狀，下部為橫擋或者托盤的馬鐙，以區別早期那些軟質的，繩扣狀的馬鐙。可以有人會覺得，不管軟質還是硬質，都應該可以幫助騎兵在馬上保持平衡。其實這當中的區別，我們平時也可以通過穿鞋的體驗感覺出來。如果我們的鞋底不使用能擁有固定形狀的材料來做，而是一層容易變形的厚海綿的話，大家在走路時就很難拿捏力度了。為此要付出的注意力，足以影響我們的行動效率。如果是在戰場上，那影響的就不只是效率了。（備註：硬質馬鐙比軟質的好處，除了蹬起來踏實些之外，更重要的是易於從腳上脫除，從而在人一旦落馬時不易套住腳而被拖拉，所以即使是底部為托盤狀的馬鐙，也不會是用系軟繩或皮條來形成上部，而都是整體使用金屬形成硬質的環狀空間，以便於腳隨時脫出。這個作用影響的就不只是效率了……） 事實上鞍橋和硬質馬鐙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幫助騎手保持了平衡、獲得了安全感，同時也極大的豐富了騎兵的戰術。比如有了這兩處支點，騎兵就可以玩諸如「鐙里藏身」類的高難度騎術，混在馬群中接近對手；騎射時也可以在保持平衡的狀態下，通過身體直立、扭轉，360度調整射角。 之所以沒有將這兩項重大發明，直接指向匈人，是因為他們也許只是最早將之展現在歐洲面前的民族。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硬質馬鐙實物，出土於3世紀中葉的鮮卑墓。鑒於亞洲游牧民族風格、地緣相近，不管是哪個民族最先使用，這兩項技術最先在亞洲地區得到普及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至於歐洲游牧民族乃至其他歐洲人，就只有在血的教訓後，才會去擁抱技術進步了。 其實這種對於新技術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每一項革命性技術的出現，都意味著習慣的改變，而對於人類來說，改變習慣往往是最痛苦的。就像從技術角度看，男人留著一條需要打理的辮子，肯定沒有現在我們這種短髮來的舒服了，但當年在把這個完全無用的東西去除時，卻也是遇到過很大心理障礙的；又比如清帝國就算在戰場之外見識過西方火器的威力，卻仍然「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在鴉片戰爭中試圖以蒙古騎兵去衝擊對手的陣線。 回到匈人西征阿蘭的話題上來。匈人與阿蘭之間的決戰，發生在頓河之側。這條東歐名河的位置，相當於南俄草原的中線。其東部是大部歸屬於哈薩克的，氣候乾旱的裏海沿岸低地。由於降水量遠小於蒸發量，裏海沿岸低地整體呈現荒漠、半荒漠狀態，甚至是歐洲唯一擁有沙漠的地區。很顯然，對於背後擁有大片肥美草原的歐洲游牧民族來說，吸引力並不大，但對於一直跟荒漠草原打交道的亞洲游牧民族來說，適應起來卻並不難度。事實上，這也是當年俄國人，放手讓哈薩克小玉茲部游牧於此，並最終將之大部劃給哈薩克的原因所在。如果阿蘭人一開始並不願意與匈人為敵，而放手讓匈人入主裏海沿岸地區（或者說統一「哈薩克」），也並不會讓人感到奇怪。
在決戰正式開始後，阿蘭人顯然很不適應匈奴人的戰法。阿蘭人的陣列中，除了騎兵之外，還有大量四輪馬車，用以構築臨時堡壘和正面戰場。雖然這些「重武器」在應對西方的步兵方陣時的確有很強的衝擊力，也能夠在紮營時提供更多的保護，但在對付那些人馬合一的亞洲輕裝騎兵時，卻毫無用處。因為匈人根本不會列好陣等著你去衝擊，也很少會去正面攻擊堅固的堡壘。人馬合一、無需輜重的亞洲人，更多憑藉的是自己和蒙古馬的耐力，以及隨時可以發射的弓箭，游擊、拖垮對手。 匈人的這種戰法，對於熟悉漢匈之戰歷史的朋友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應對這種游牧騎兵最大的問題是：你可以擊敗他們，但卻很難全殲。與很多擁有嚴格紀律、視戰場後撤為恥的軍隊不同，亞洲游牧騎兵完全不認為這是個問題。「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他們的戰場信條。一旦對手的防線出現漏洞，這些機動力能力強、耐力好，又善於使用弓箭的對手，就會回過頭來給你致命一擊。 由於生活習慣以及部落結構的原因，單個游牧部落所能聚集的騎手數量並不太多，通常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是到經濟發達地區迅速劫掠一番，並不會攻城掠地。不過在某些歷史時段，草原在經過一番博弈之後，也會有機會誕生一位有實力、有聲望的共主，彙集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游牧騎兵，一起向生存環境更好的地區，進行遷徙作戰。很顯然，匈人決心與阿蘭人決戰，並最終控制南俄草原時，他們已經能夠把中亞草原大部分的游牧者，聚集到自己旗下了。 戰爭的結果是匈人大獲全勝，獲得了直面西方文明的機會。不過對於阿蘭人以及其他薩爾馬提亞人來說，這也並非全是壞事。最起碼他們有機會，在匈人的帶領下，深入那些之前無法攻掠的地區。草原上的事就是這樣，人口資源緊張的游牧者之間在對戰之時，很少會採取滅族的方式，只要你肯轉換門庭，成為勝利者的一部分。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相當一部分阿蘭人加入了匈人的陣營，而當歐亞游牧民族，在南俄草原合為一體之後，誰都能猜到他們的下一個方向是歐洲腹地了。 匈人入主南俄草原，對這片草原帶來的最大變化並不是黃白人種的混合（游牧者並不在意這點），而是讓歐洲騎兵的戰力提升了一個台階。鞍橋以及馬鐙的使用，並不僅僅對輕騎兵有用。事實上，對於重裝騎兵來說，這兩項技術的使用意義會更為重大。我們知道，裝備的越輕，越容易在馬上控制平衡。諸如努米底亞人一類的游牧部落，即使沒有這些馬具，也能做到人馬合一（當然要做到這點，需要長時間的訓練，甚至說上從小就「長」在馬背上）。 然而對於講究衝擊能力的重裝騎兵來說，沒有馬具的幫助下，保持平衡始終是一個大問題。鞍、鐙技術的使用，不僅能夠讓重裝騎兵獲得更好的平衡感，同時也能讓騎手增加自己的負重（特別是護甲），以提升戰鬥中的安全指數。在與匈奴人的戰爭結束之後，亞洲人帶來的鞍鐙技術，很快便在阿蘭人之中得到的普及。事實上，阿蘭人應該還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技術和材料改進，以使之更好的適應重裝騎兵。 對於匈人來說，歐洲游牧者的加入意義其實也是很重大。因為任何一個兵種，都有他的優缺點，單兵種的適應範圍有限，並無法靠它建立一個地緣結構複雜的帝國。比如亞歷山大的軍隊。由於「馬其頓方陣」中那長度達到6米的長矛實在太過吸引眼光，很多人會產生錯覺，認為亞歷山大僅僅依靠這些紀律嚴謹的長矛手，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實際情況是，亞歷山大的軍隊是多兵種混合作戰的典範，其中馬其頓騎兵的配合尤為重要。 我們在漢匈之戰階段，曾經著力分析過的李陵「浚稽山之戰」，應該是單兵種對戰的經典之戰。是役，漢朝的5000步兵，與匈奴數萬輕騎兵所進行的一系列戰鬥，充分將雙方軍隊的優缺點暴露出來了。雖然匈奴人最後還是憑藉耐力和數量上的優勢，在最後時刻拖垮了漢軍，但如果當時能夠有重甲保護的重騎兵，用來衝破漢軍的陣線，匈奴人就用不著付出上萬人的損失了；反過來，如果漢軍當時能夠有一定數量騎兵配合的話，也不至於在退至長城以北的最後時刻，功敗垂成。 兵種過於單一，一直是很多草原游牧民族難以真正入主中原的重要因素。我們會發現，例如匈奴、突厥之類的游牧民族再強大，他們真正能夠發揮威力的區域，也只是在草原的邊緣。那些最終得以入主中原的馬上民族，都經歷過一個兵種豐富的過程。比如金人的「鐵浮屠」（重甲騎兵）、成吉思汗的「回回炮」（拋石機），都是在戰爭中不斷學習的結果。事實上，兵種問題只是地緣背景在軍事層面的體現。所謂「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你想征服一片與自己地緣環境迥異的土地，就必須因地制宜的作出些改變。 在征服阿蘭人之後，富庶的羅馬帝國看起來已經呈現在「新匈奴帝國」的眼前的。然而這些亞洲人要想真正入侵羅馬，還要跨越一個障礙，那就是「日耳曼人」。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奇怪，日耳曼人不是在阿爾卑斯山外圍的「日耳曼尼亞」嗎？怎麼會跑的南俄草原的邊緣與匈人發生衝突。其實這個問題在前面的內容中已經有過答案了。早在公元一世紀中葉，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就已經向東滲透到東喀爾巴阡山東的「摩爾多瓦丘陵」了。 在哥特人的歷史中，除了不斷對羅馬的達契亞，乃至多瑙河之南的領土造成侵擾以外，基於地理位置，他們與包括阿蘭人在內的薩爾馬提亞人之間也是時戰時和。對於羅馬來說，哥特人的存在即是不幸也是幸運。事情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的，當你面對的對手是兩個時，外交家往往能夠幫代軍事家分擔一些工作量。在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之後，他除了發動針對哥特人和薩爾馬提亞人的戰爭之外，還曾經有意識的介入二者之間的爭鬥。當哥特人入侵羅馬時，羅馬就成了薩爾馬提亞人的盟友；而當薩爾馬提亞人經不住誘惑侵入羅馬時，羅馬人又和哥特人站在一起攻擊薩爾馬提亞人。 雖然羅馬在公元270年，完全放棄達契亞的決定，貌似損失了大片領土，但從地緣平衡的角度來看，卻收縮了自己的防線，加大了兩個對手的地緣矛盾。如果沒有匈人的入侵，黑海之濱的這場「三國演義」估計還要圍繞多瑙河下游上演若干年。然而匈人的到來，卻打破了這一平衡。在他們取代薩爾馬提亞人，成為南俄草原的主人後，哥特人發現，自己也同樣無力抵禦這個強大的入侵者。 在具體解讀匈人加入後的「新三國演義」之前，我們必須先解決幾個問題，包括哥特人的領地到底包含哪些範圍？他們真如某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變成了一個游牧民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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