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債務危機發作以來，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的艱難處境，以及今年挪威槍殺案、英國倫敦騷亂所表現出來的亂象，加劇了人們對歐洲前景的擔心。筆者所關注良久的一些歐洲評論家，如德國的約瑟夫·約費、法國的居伊·索爾芒等，都紛紛表示歐洲已坐在了火山口，近半世紀以來為歐洲人所驕傲的民主福利制度，業已疲態畢露、勢難維持。 歐洲的「向下沉淪」顯而易見，然而並不見得為眾人所體認。最近一本雜誌的朋友向我約稿，想做一期關於歐洲問題的專題，據他介紹，所約專門研究歐洲問題的人，大多數認為歐洲的狀況仍然良好，目前的困難不過是成長中的曲折，不足為慮。到底孰是孰非？我倒覺得越是從事專業研究的人，越容易為專業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維慣性所左右。這種「專業」視角體現在中國人對歐洲或西方的認識上，那就是較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學術思想和輿論思潮中，塑造起了一個「完美的西方VS有缺陷的非西方」的思維定勢，它在中國無論是親近西方還是拒斥西方的人士間，都差不多是一種公理化的西方描述。這種西方制度具有強大自我反思和糾錯能力的觀念，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產生，可以認為它是最近30年來，對中國人最有影響力的一種世界觀念。 到了該終結這種世界觀念的時候了！不知不覺間，世界其實已經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個世界。在歐債危機如火如荼之時，美國在債務問題上同樣面臨激烈黨爭，9月17日紐約華爾街還遭遇名為「憤怒日」的上萬人大規模示威，示威者高呼「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揚言要「佔領華爾街」，以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而在此前，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曾經警告，如果美國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擴大就業，美國國內可能會發生類似於埃及和西班牙的街頭騷亂。
歐洲和美國的困難首先表現在經濟和財政上。在製造業借全球化之風紛紛轉移至其他地區後，近200年來西方以工業發展為實力來源的傳統財富創造方式業已失靈，在此情況下，虛擬經濟即金融霸權無論對歐洲還是美國來說都性命攸關。然而，對金融霸權的迷戀，卻是飲鴆止渴，這造成了兩個可見的難題：一是進一步加劇了製造業的轉移，使歐美失業問題嚴重。美國目前登記失業率高達9%，如果算上隱性失業人群，實際數據將遠高於此。二是貧富分化重新加劇，也就是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大鴻溝」。1976年，最富裕的1%的美國人把國民總收入的9%帶回家，今天，他們把24%帶回家。 這兩個經濟上的難題給社會領域帶來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在精神心理上日益保守，社會對立情緒及其物理表現顯著增多。近年來移民保守主義在歐洲表現得越來越扎眼，美國的茶黨運動同樣對移民極不寬容。7月底挪威發生的槍擊案，據信就與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有關。不僅在移民問題上，在其他領域，歐美社會都呈撕裂狀態。8月初的英國騷亂以極其「無厘頭」的方式發生，就深刻反映基本的社會信任和共識已在英國岌岌可危。歐美在經濟、社會、政治等諸領域表現出來的亂象，所反映的主要事實是：民主社會主義已在歐洲破產，自由資本主義在美國也已回天乏力。也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和美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遭遇了近60餘年來最大的危機，而且目前沒有看到走出危機的跡象。 為什麼要說以上這些？指出歐洲、美國或者說整個西方當前所面臨的困境，並不就是說中國的太陽今天已經比西方明亮，實際上，21世紀初的中國與19世紀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美國極為類似，一邊經濟迅速發展，另外一邊，社會問題、國際糾紛層出不窮，國家方向感也很不明確。中國現在還沒有到可以用自己的燈光照亮世界的時候，西方的「向下沉淪」並不必然就意味著中國的「向上提升」，如果不能正視和緩解當前所面對的那些內憂外患，中國將來的日子未必比眼下的歐洲和美國好過。 但與此同時，如果還認為通向未來的道路是在美國或西方，或者美國與西方的一貫強大是中國繼續前行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樣的思維已有些不合時宜，體現了中國人的文明不自信。未來紓解中國問題的鑰匙只會在中國人自己手上，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歐美在經濟社會領域所走過的道路，中國可以部分借鑒，但卻不可能複製，如果機械摹仿，遲早也會重演當前歐美國家的那種窘境。美國學者愛默生在南北戰爭前夕曾經這樣告誡他的同胞：「我們依賴旁人的日子，我們學習他國的長期學徒時代即將結束……數以百萬計的青年正沖向生活，他們不能總是依賴外國學識的殘羹來獲得營養」，還說，「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走路，我們要用自己的手來工作，我們要發表自己的觀點。」這位智者的話，今天的中國人尤其需要去聽。（編輯 翁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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