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推動「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頒獎詞：和高呼「保護企業家」這類可以產生較大「潛在價值」的學者表態不同，與計劃生育這樣的「基本國策」較勁，絕對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這也是檢驗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否有擔當的最好「試金石」。梁中堂就是這樣一位有擔當之人，他主持的「翼城試驗」，為今天的「全面兩孩」政策奠定了合理性基礎。 　　獲獎感言： 　　這個獎我受之有愧，但宣傳我所關注的領域，我支持。 　　「全面兩孩」政策的推行，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項重大「仁政」，它對中國社會倫理、經濟潛力等方面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更是積極的。 　　這一政策的推出，既離不開高層的遠見和擔當，也離不開中國眾多知識分子的集體「吶喊」。在他們中間，67歲的梁中堂是最值得我們去認識的一位。 　　因為，他不光「吶喊」，他還用自己的人生去實踐。他曾牽頭開闢了一塊不為人知的「計生試驗田」，在「一胎化」的環境之中尋求突破，去證明中國舊有計生政策「糾錯」的必要性。這一切，只因為他對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充滿了真切關懷。 　　2015年10月，中國終於啟動了梁中堂多年來一直大聲疾呼的「兩孩」政策。不過，梁中堂告訴《南風窗》記者，「全面兩孩」不是終點，在人口政策上還有許多方面值得改進。 不為人知的二胎「試驗田」　　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從高層到販夫走卒，中國社會最大的社會共識是擺脫貧困。在這種大背景下，一系列國家新政策出台，奠定了中國未來30多年的經濟和社會走向。在這些政策中，公認影響最深遠的是改革開放。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另一些政策則飽受爭議，計劃生育就是如此。「現在來看，計劃生育這個政策不存在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樣的討論價值。」67歲的梁中堂語氣堅定，聲音充滿了力量，像一位40多歲的壯年之人。 　　梁中堂現任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是中國最早反對「人口控制論」的專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難能可貴的「踐行者」。 　　在很多中產家庭、白領人士為「全面兩孩」歡呼的時候，恐怕很少人知道，在中國的山西翼城縣曾經有一塊計劃生育的「試驗田」。這塊試驗田曾一度被定為「國家秘密」，在這裡，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必須「晚婚晚育」，同時懷上兩孩有「間隔」。 　　正是這塊「試驗田」，證明了「兩孩」政策的合理性，為今天的「全面兩孩」政策提供了一個事實的基礎。但「試驗田」來之不易，它傾注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肇始於1970年代末。1978年，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要求。同年3月，「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第一次被寫入憲法。 　　在計劃生育逐漸成為「國策」的過程中，山西省委黨校的青年教師梁中堂經過長期調研，發現「一胎化」政策會有大問題。因為，讓中國農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幾乎不可能，強制流產只會增加婦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此外，在對部分地區的樣本分析後，他發現「一胎化」從長期來看，會對社會和經濟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將迅速導致人口老齡化，出現「4∶2∶1」的家庭結構，形成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齡結構。這不但是家庭問題，更是社會和經濟問題。 　　顯然，梁中堂的這種判斷是對的，也是超前的。但在計劃生育成為國策的大背景下，他這些話並未引起重視。 　　在計劃生育寫入憲法一年後，即1979年12月，梁中堂針對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國第二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方案。儘管提議無果，梁中堂沒有放棄，他不斷地試圖把自己的聲音向更高層傳達。 　　5年後的1984年春節，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梁中堂再次上書中央，建議試行「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 　　這一次沒有讓他失望。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批複，並有意選擇一兩個縣進行小範圍試驗。最後，在梁中堂的持續爭取下，翼城縣的「二胎」試點終於獲得了當時國家計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 　　從此，翼城這個山西南部名不見經傳、盛產小麥的小縣，成為了中國的首個 「人口政策特區」。 超越計生框架看生育　　在梁中堂主持下，「試驗結果」出乎意料。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20多年的超長期「試驗」中，該縣人口非但沒有暴增。相反，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 　　1982年～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但這個「二胎試驗區」卻只增長了20.7%，人口數量從25萬人增長到30萬人。 　　在翼城試點之後，全國總共有13個小城市計劃試點「二胎」，大有星火燎原之勢，這讓梁中堂非常興奮。1987年，當時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翼城召開了13個試點城市的研討會，而會議內容被列為「機密」級別，嚴禁外傳。 　　翼城試驗證明了中國農民不會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亂生孩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成功的。但梁中堂認為，翼城試驗也是失敗的，因為一個被證明了的「真理」，卻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承認，更無法被推廣。 　　1991年，有關部門再度強調了要貫徹現行的「一胎化」政策。隨後，其他試驗區被陸續取消，只有翼城一地得以保留，這和梁中堂本身的堅持，以及翼城作為首個試驗區的「特殊地位」分不開。 　　梁中堂並未放棄，他不斷發聲、不斷寫報告，呼籲中國的計生政策回歸到允許二胎這樣更加「人本」的道路之上。但這些努力都沒有結果，這讓他心灰意冷。2004年，梁中堂已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官至廳級。他選擇了離開，決定到上海，在一個曾經「一胎化」執行最嚴格的地方，重新開始對人口政策發展歷史的梳理。 　　中國的知識界開始質疑「一胎化」政策，其實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在2010年之前，質疑者並不多。而在2000年之前，更少有人敢於和一項被寫入憲法的「基本國策」較勁。在經濟增長的狂飆之中，多數知識分子關注著「大問題」，或者現實的「經濟問題」，並不願意在計生問題這一「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上花費唇舌與時間。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從1970年代末提出「晚婚晚育、延長間隔」的二胎政策開始，梁中堂是在以個人的力量，和這項飽受爭議的「基本國策」較勁了數十年。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