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 ▎論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的命運及其啟示

論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的命運及其啟示

——以晚清「官書局」為研究中心

韓晗

學界一般認為，晚清時的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基本上以出版產業為主，即以翻譯、編輯和出版諸活動為主的文化產業活動。與口岸城市在華外僑、城市市民所興辦、多姿多彩的文化產業不同，因為晚清官辦文化產業並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它是洋務派、改良派政治活動的一部分。用現代的觀點看，由清廷各級政府所主導的出版活動，應算是「文化事業」而非只是「文化產業」。但因其已然具備文化產業的若干特徵，而且對後世中國出版文化產業影響深遠，因此應當算作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先聲之一。仔細說來，晚清咸豐、同治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出現的「官書局」規模宏大、頗具特色，可謂是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中最為鮮明、主要的代表。

關於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研究。譬如吳瑞秀的《清末各省官書局之研究》（台北花木蘭，2005）、鄧文鋒的《晚清官書局述論稿》（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與朱士嘉的《官書局書目彙編》（中國圖書館協會，1933）等著述對於「官書局」的發展做了較為細緻的研究，孔毅的《清代官書局刻書述略》（《文獻》，1992年第1期）、胡學彥的《清末杭州的浙江官書局》（《出版史料》，2011年第2期）與尋霖《清代湖南官書局刻書》（《圖書館》，2012年第2期）等文章對於各省官書局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索。但美中不足在於，當下國內學界對於「官書局」的研究，多半是從歷史學、文獻學、圖書館學、版本學或地方志研究出發，以「官書局」為研究對象，來探討上述諸領域的若干問題，而較少從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角度來對相關問題發表看法，這未嘗不是一件憾事。

藉此，本文擬以「官書局」為研究中心，試圖從「官書局」的分類、經營方式、影響及其結果入手，審理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的命運，並努力釐清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根本特徵究竟為何。

一

「官書局」，即是「官辦印書之局」的簡稱。

中國歷史上的官刻圖書，可謂源遠流長，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四朝十帝」宰相馮道曾主持刻《九經》，令國子祭酒田敏校勘，他負責總校勘，學界多認為此為中國「官刻」嚴格來說由此開始。

官刻，即官方刻書。這是歷代統治者為了管控意識形態、強化思想教育而為之事。但在清代，卻臻於極致。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滿族統治者一方面亟需漢族的儒家經典鞏固自己的統治，亦需要儘快使「八旗子弟」在文化上漢化，以利其統治。清代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寅曾主持「揚州使院」的刻書工作，這項工作所涉及之書目極多，堪稱卷軼浩繁，史稱「楝亭藏本」（曹寅字楝亭）。

因此，作為一個有著官刻傳統的王朝，清廷各級統治者在刻書這個領域可謂經驗豐富。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廷仍採取刻書的範式傳播、保留知識（當然亦包括西學新知），從形式上看，此為歷朝歷代（尤其是清朝）刻書傳統之延續，亦是官刻事業在「西學東漸」浪潮中的新趨勢。

「官書局」一詞真正出現較晚，其語境亦特殊。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御史胡孚宸向光緒帝呈《書局有益人才請飭籌議以裨時局折》：「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建立官書局，聘訂通曉中西學問之洋人為教習」，此為「官書局」一詞首次出現。光緒帝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討論此事，大臣們多半認為可行。藉此，光緒帝遂委派孫家鼐為官書局大臣。但三年之後，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又被迫下詔：「所有原設官書局，及新設之譯書局，均著併入大學堂。」

由是可知，狹義上的「官書局」在歷史上不過只存在了不到三年，但本文所稱之「官書局」乃是特指，即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各級政府所創辦的、在形式上具備現代出版社特徵並在內容上以西學為主的出版機構。事實上，這也是學界對於「官書局」之普遍定義，史學泰斗朱士嘉先生曾認為「官書局創始於同治，極盛於光緒」，這與胡孚琛所稱之「官書局」在時間上是有出入的。

因此，本文對於官書局的定義，乃是沿用朱士嘉先生之論，認同於其萌芽於咸豐、同治，發展、盛極於光緒，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戛然而止，可謂是「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的共生產物。藉此，筆者擬先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談談官書局的發展史。

第一個方面是各類「翻譯館」、「譯書處」等「譯書官局」的萌芽與肇始。

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上海租界開放之後，清政府又陸續與法國、俄國、美國與英國諸列強先後簽訂了《中法黃埔新約》、《中美望廈條約》、《中俄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不但在華外僑數量激增，與此同時，中國的開放程度亦前所未有，堪稱「五千年未有之變局」。

咸豐九年（1850年），英法聯軍攻陷天津、淪陷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北逃熱河，客死承德避暑山莊，亡國滅種的利劍高懸於包括清王室貴族們的四萬萬中國人頭頂之上。中國何以自強並戰勝西方？這成為了朝野上下共同討論、考慮的當務之急。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會同東閣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請求朝廷迅速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這份奏摺在晚清外交史、政治史乃至思想史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學界普遍認為，此為洋務運動的綱領性文獻。這份奏摺獲得兩宮太后批准之後，綿延晚清六十年的「洋務運動」由是展開。

因此，幾乎與在華外僑在通商口岸初辦現代文化產業的同時，以「洋務派」為代表的中國人也開始積極投身出版行業。此時的中國，可以說是被迫以開放的心態迎接西方科學、文化的進入，「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法普及朝野，「中體西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受到了普遍認可。但值得一提的是，洋務派所興辦的出版行業，雖是中國人自辦，但卻內容單一，目的明確，以「譯書」為主。

所謂譯書，即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著述翻譯為中文，服務于洋務運動之目的。1862年，清政府便改「四夷館」為同文館，這是中國最早的外語教學、翻譯機構，次年在上海又設立「廣方言館」，1868年，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此為中國人興辦的第一家出版社，在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上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

「翻譯館」的成立，與晚清新式知識分子、曾國藩的幕僚徐壽有關。

曾國藩駐紮安慶時，廣納幕僚。墨海書館編輯王韜、李善蘭也前來投奔，徐壽與他們相識。當徐壽了解到墨海書館的運作情況時，決定自請於1867年調往上海江南製造局工作，籌辦翻譯館事宜。

他向曾國藩建議，江南製造局當有四大任務。「一為譯書，二為開煤煉鐵，三為製造火炮，四為操練輪船水師」曾國藩聞言大喜，遂於1868年向兩宮太后、同治皇帝遞交奏摺，「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扦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本身局中委員（指徐壽）於翻譯甚為究心，先訂請英國偉烈亞力、傅蘭雅，美國瑪高溫三名，專擇俾製造書詳細翻出。」

由是可知，中國現代出版產業之出現，並非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獲得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譯書也不為銷售，而是為了給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使用。而且在興辦之初，亦受到了在華外僑們的支持。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具備出版產業的特徵，但卻在體制上具備了現代出版社的若干特徵。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的整個流程體系初具規模，但這卻是中國人自己興辦的第一家出版機構，為未來中國出版產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就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後不久的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即校長）、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向總理衙門「呈請譯書，開具章程六條」，意在同文館已有的「印書處」之基礎上設立譯書部門，將印刷、編輯、出版合二為一，總理衙門商議之後遂照準，京師大學堂譯書處由是創立。該處成立後，陸續翻譯、出版《萬國公法》、《格物入門》、《化學指南》、《法國律例》、《星軺指掌》、《公法便覽》與《英文舉隅》等共計36種，為現代科學引入中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與同文館翻譯處成立之後，李鴻章籌辦的天津機器局譯書處（1895年）、盛宣懷籌辦的南洋公學譯書院（1898年）、梁啟超籌辦的大同譯書局（1897年）與袁世凱籌辦的北洋陸軍編譯局（1904年）相繼成立，可謂異彩紛呈，成為了中國早期官辦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

上述洋務運動主導「譯書」之活動，乃是迫在眉睫之需。此為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是為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興起之標誌，亦是中國公立出版業之濫觴。但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提到的這些「官書局」雖然是官辦，但卻各有所長且有所隸屬，並非政府直接管轄，頗似我們今日的「大學出版社」或「行業出版社」，學界一般稱之為「譯書官局」，亦看作是「官書局」的一部分。

第二個方面，還有一部分「省辦官書局」，乃隸屬於省級地方政府，與「省屬出版社」類似，它們是省級督撫官員在當地創辦的書局。自「洋務運動」至辛亥革命期間，中國出現的各類「省辦官書局」前後大約有十餘種，筆者認為，「省辦官書局」的陸續出現，應當看作是「官書局」的第二個方面。

從歷史發展的時序來看，各類「譯書官局」與「省辦官書局」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在傳播新知、保留文化的工作中，可謂各司其職。兩者在工作範疇中既有交集，也有不同之處，這些具體內容筆者將在後文予以詳述。但是從宏觀上看，兩者共同構成了晚清的「官書局」體系，是為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之嚆矢。

據筆者粗略計算，在晚清七十年間，大致有如下一些「書局」頗有影響，它們是曾國藩成立的江南官書局（位於安徽，1863年）與金陵官書局（位於南京，1865年）、楊昌浚創辦的浙江官書局（1864年）、左宗棠創辦的正誼書局（福建，1866年）、曾國荃創辦的浚文書局（山西，1879年）、李鴻章主持創辦的湖北官書局（1867年，又稱崇文書局）、譚芝芸、嚴修創辦的貴州官書局（1894年）、丁日昌創辦的江蘇官書局（1869年）、劉坤一設立的江西官書局（1872年）、惲世臨、李瀚章等創辦的湖南書局（1874年，在湖南還有毛鴻賓、駱秉章、郭嵩燾與羅汝懷等人創辦的傳忠書局與思賢書局）、吳棠創辦的成都書局（四川，1871年）、鮑源深創辦的雲南官書局（1880年）、張之洞、吳大瀲創辦的廣雅書局（廣東，1887年）與柯逢時創辦的味經官書局（陝西，1891年）等等。

筆者前文所列舉，只是一部分「省辦官書局」而已。可見這些官書局從表面上看規模確實不容小覷，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業出版機構到「省屬」出版體系堪稱蔚為大觀。但官書局影響多大？如何經營？效益如何？這將是後文著重探討的話題。

二

誠如前文所述，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在本質上屬於「洋務運動」的一部分，這使其與外僑、民間興辦的文化產業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規模大、類型單一，且不以盈利為目的。上述三點，也是以「官書局」為主的中國現代官辦文化產業之核心特徵。筆者認為，從上述三點出發，「官書局」的具體特徵，仍有值得深研之處。

首先，規模大只是概述。但具體來說，「省辦官書局」重傳統學術著述的出版，「譯書官局」則重西方科學與社會科學著述的譯介與出版，兩者傾向不同，乃是因為兩者興辦的目的不同。

畢竟，規模大乃是因為各類官書局的總體量大，「譯書官局」與各「省辦官書局」林林總總加起來，總共竟有三十餘種。這比中國現代民辦文化產業的總體量顯然要龐大許多，而且在影響上也比前者所興辦的文化產業要大的多，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自曾國藩1864年攻克太平軍佔據的安慶城並設立「江南官書局」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四十餘年間，各類官書局一共出版了一萬餘種讀物，當中有五千餘種是古籍文獻、地方志以及與傳統學術有關的著述，而另外五千種左右為西學著述，「國學」與「西學」的比例大約各佔半壁江山。但若是將譯書官局與「省辦官書局」分開來看，前者則幾乎承擔了百分之八九十西學著述的出版，幾乎佔據其出版總量的百分之百；而後者則主要以出版傳統學術著述為主，只有約兩成為西學著述。

地方官書局所刻印的傳統學術的代表著述有：湖北官書局刻印的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和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江蘇官書局刻印的《小學集注》、《汪龍壯遺書四種》與《陸清獻公蒞嘉遺迹》；江西官書局刻印的《十三經註疏》；湖南官書局刻印的十二卷《松陽講義》與成都官書局（四川官書局）刻印的《相台五經》、《五代史》等等；與此同時，地方官書局也刻印了《泰西機器必行於中國說》、《西洋史要》、《支那通史》、《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論》（上述三者系味經官書局刻印）、《各國通商行船條約勢、《約章成案匯覽》、《乙已交涉要覽》、《悉別利鐵路圖》（上述三者為江西官書局刻印）等西學著述。

與譯書官局相比，「省辦官書局」在印書上確實不以西學見長。蓋其很重要原因在於：省辦官書局的設立，並非完全是為了普及西學、促進「洋務運動」的發展，它還有一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恢復被太平天國運動幾乎毀滅掉的孔教倫理——該運動尤其給繁盛綿延數百年的江南刻書業以致命打擊，這是緣何各「省辦官書局」得以成立的緣故。

同治六年（1867年），江蘇學台鮑源深曾上奏摺《請購刊經史疏》給兩宮太后及同治皇帝，折中如是說：

近年各省因經兵燹，書多散佚。臣視學江蘇，按試所經，留心訪察，如江蘇松（江）、常（熟）、鎮（江）、揚（州）諸府，向稱人文極盛之地,學校中舊藏書籍，蕩然無存，藩署舊有恭刊欽定經史諸書版片,亦均毀失，民間藏書之家，卷軼悉成灰燼。

兩江總督馬新貽亦呈過一份內容類似的奏摺，名為《建復書院設局刊書以興實學折》，折中如是說：

士子雖欲講求，無書可讀，而坊肆寥寥，斷簡殘篇資難考究，無以嘉惠士林。

除了上述兩位之外，江西巡撫劉坤一也來「湊熱鬧」，他在《設局修經籍片》（同治十一年）一奏摺中如是說：

江西各屬屢遭兵災，不但各學藏書散失無存，即民間經史子集善本版片亦俱焚毀殆盡,士子誦習無資,實於文教大有關係。

可見，省辦官書局的成立，並非完全是因「洋務運動」使然，而是匡扶太平天國運動所導致的受災文化。眾所周知，主張「信天父」的太平天國是「滅孔」的急先鋒，太平軍所到之處，毀孔廟、燒典籍、迫害儒生可謂是家常便飯。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清政府必須要扶正儒學正統思想，清掃太平天國的「信天父」之觀念，因為這事關清朝統治的道統、法統問題。

這是全國各地廣興「省辦官書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洋務運動」乃是為了抵禦外侮，而平息太平天國運動並掃清其意識形態，此為清政府的肘腋之患。因此，基於此原因各省而興辦官書局，乃是為了政治意識形態管控需要，而非純粹為了服務「西體中用」之國策。而且，省辦官書局之經費多來源於「厘金」，即省級地方政府用於鎮壓太平天國的經費。

這是省辦官書局與譯書官局的差異所在，晚清官員，分為保守派與洋務派（後稱維新派）兩類，不同派系的官員，對於西學的態度是不同的，譯書官局不但為洋務派官員所把持，而且還以外國人為總教習（或同級別官員）負責具體事務。但在督撫大員中，兩派之分歧則顯得尤其明顯。不少省辦官書局因為是洋務派、維新派官員管理，因此在印書時傾向於西學著述，而有些省辦官書局為保守派官員管理，其印書傾向於傳統學術著述（特別是經學、子學）亦不足為奇了。

上述是各省辦官書局與譯書官局設立時的目的之差異，因而也造就了兩種不同的「官書局」在出書時的差異性。無疑，這也反映了晚清時清朝統治階層的內部分裂。太平天國運動與列強入侵、「西體中用」與傳統名教之匡扶等等，均撕裂了清廷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使其在「保守/改良」、「攘外/安內」中進退失據。

其次，官書局不但編書、譯書、印書，也賣書，因此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特徵。

嚴修籌辦貴州官書局時，曾針對書局的圖書銷售、定價撰寫了如下具體的方案：

書籍宜籌銷路也。省城雖設書局，而全省之中，地方遼遠，未能一律流通。謹擬一法，將現刻各局書目，每州縣各寄一本，與之函商。虧本地舊有書院，或別有公款關涉學校者，因此制宜。抽撥一款，不拘成數。視所寄書目中願購某書，即開列清單，派人到局運取；或本局無此書，亦設法代為運購，仍約定日期，派人來取。其腳價由公款內開銷(各州縣運購之書)……書局宜從廉也。資善堂現存之書，銷售盛暢，惟照原價酌加三成，寒士仍不免觀望。擬略加變通，於減價之中，仍寓顧本之意，又分三條如下:一，發商之項，所入息銀，作為局中常年經費。二，各州縣的購取者，仍照原價加三成。以上兩項俱有盈餘。三，遠近士子來局購取者，照原價加一成。以前有餘，補此不足。

如上三百餘字，既是嚴修對於省辦官書局經營策略的建議，也反映了省辦官書局如何經營這一現代產業化特徵。首先，官書局將出版的圖書編目，寄給各州縣（及當地書院或公立學校），看當地主政者購書意願選購，如果對方提出欲買之書沒有，則設法代為購買，運費由公款支出；二，書定價不應高，利潤存入票號，利息作為辦公經費；三，對於願意上門購書者，只加一成利潤即可。

可以這樣說，這與西方現代出版社的經營管理理念如出一轍，稱官書局為中國官辦出版產業之先聲洵非過譽。官書局非以盈利為目的，但也不以虧本為光榮。譬如張鳴岐擔任廣西巡撫時，曾要求廣西官書局承擔印刷生意，沒想到生意極好，不但承印密碼本、字典等工具書，還承印廣西省的各種教材。宣統元年（1909年）四月，廣西署理提學使李翰芬在一份報告里曾稱：「（官書）局利源取給於印刷部者常佔十之七八。」

當然，晚清時局動蕩，官場派系林立，官員貪腐成風。「官書局」當然不可能像民營文化產業那樣有著較高的利潤並且具備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甚至某些無良官員將其當作肥肉，層層「吃黑」，把辦書局視為斂財之道，實在有辱斯文。鄭士德曾以曾國藩創辦的金陵書局為例，各級政府前後共為之撥款共19.1萬兩。但在其營業的30多年間，僅刻書56種，共計2776卷（690冊）。平均每種書耗銀3410兩，摺合每本文耗銀200餘兩，其成本是民間坊刻的數十倍，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多餘的錢哪裡去了？不用說，我相信讀者心中自然有一個基本判斷。

官書局的最高主政者雖多為具有改良維新意識的洋務派、改革派官員，但官書局確實也打上了晚清「官場現形記」中污穢不堪的烙印，因此它雖規模宏大，但卻作用有限。柳詒徵先生曾客觀評價：「官書局作為出版機構，在保存與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一定」二字不可謂之不深刻。但無論如何，官書局確實構成了中國官辦現代文化產業之先聲，這是不爭的史實。

三

前文已經提及，官書局的含義有廣狹之分。廣義之官書局即前文所研究「官辦印書之局」，而狹義的官書局，則是光緒皇帝在1895年創辦的「官書局」，即「強學書局」更名後之名，為有別於前文所稱之官書局，後文將稱狹義的「官書局」為「光緒官書局」。

研究「光緒官書局」，對於研究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因為「光緒官書局」既是維新變法運動的重要產物，也是洋務運動的餘韻。「光緒官書局」雖然只存在了三年，但卻見證了晚清官辦文化產業的窮途末路。可以這樣說，總體來看，晚清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是一個「民進國退」的全過程，這也為光（緒）宣（統）年間中國都市文化產業的興起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作用。

藉此，筆者將從兩個方面對「光緒官書局」的命運以及其與「官書局」之間的關係做一個簡單的梳理，試圖探討中國早期官辦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問題。

首先，從「官書局」到「光緒官書局」反映了晚清改良派、維新派的命運走向。看似是官辦文化產業逐漸式微，民辦文化產業日漸興起，實質反映了落後、封建的政治制度與先進的文化生產關係難以融合的結果。

晚清七十年間，新舊黨爭一直持續，尤其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達到高潮。新黨以少數滿族改良派官員、洋務派漢官以及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而舊黨則以滿清貴族以及少數追隨漢官為主。在黨爭當中，新黨的青年知識分子們曾嘗試通過將西方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方式如結社、辦刊、出版等等帶到中國來。當中，以康有為、文廷式等人籌辦的「強學會」及「強學書局」為代表。

強學會與強學書局的迅速發展，使得舊黨官員嚴重不滿。貴州道侍讀御史、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的兒女親家楊崇伊曾彈劾強學書局「結黨營私」。強學會旋即遭到慈禧的打擊。1896年，維新派官員為保住強學書局，御史胡孚宸上奏光緒帝，請求將其收歸官辦並更名為「官書局」，由官書局大臣孫家鼐負責管理，並設京師大學堂，這便是前文提及「光緒官書局」成立之歷史動因。

「光緒官書局」成立之後，在光緒帝的支持下，確實頗有生氣。它曾一度出版了《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兩種，它們開設了路透社新聞、西國近事、本國新聞、先氏格言與新事新藝等多個欄目，因此除了刊登上諭、奏摺之外，亦從《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刊物上選譯一些國外新聞，頗似今日的《參考消息》，而且還刊登一些市井新奇新聞，但其章程亦有規定：「印送各路電報，只選擇有用者，照原文抄錄，不加議論，凡有關涉時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載」，戈公振先生曾評價：「然不能不謂其有進步也。迨戊戌政變，斯報遂被裁撤」，它們被學界視為中國最早的官辦報紙。

照此發展，「光緒官書局」或會成就非凡，成為現代中國國家通訊社、國家出版社的鼻祖。但就在該書局成立不到三年，便爆發了血雨腥風的「戊戌政變」，「變法六君子」被誅殺於菜市口，維新派大臣紛遭貶謫，光緒帝被囚瀛台，主張維新變法的「光緒官書局」自然也遭到了廢置（併入京師大學堂之後的「光緒官書局」基本上停止運作，幾與廢置無二）。

可以這樣說，早期官辦文化產業並非無市場，但確實是「時運不濟」，其根本原因便在於清廷落後、封建的政治體制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更沒有誠意推出具有時代意義與現實價值的文化產業實體。現代文化產業，不但要服從現代經濟規律，而且在內容上必須要有傳播新知、弘揚科學、昌明民主的啟蒙性，顯然不能只靠「刻古書」來維持生計。

「光緒官書局」被廢置，其主體維新派亦無好結局，該書局的命運，所反映的恰是維新派等啟蒙主義載體在晚清中國的命運。正如筆者在「導論」中所言，具備啟蒙意識的現代性是現代文化產業最大的特徵，一旦其現代性被剝奪，那麼現代文化產業勢必迅速走向衰亡，這亦是緣何官辦現代文化產業不斷倒閉，而民辦現代文化產業卻成為「五四」之先聲的重要原因。

其次，「光緒官書局」的命運，實際上反映了以「官書局」為代表之晚清官辦文化產業的整體失敗。與此相對應的卻是晚清民辦文化產業的興盛發達，無論是舞台文化產業、出版文化產業，乃至唱片、攝影視聽文化產業等新興都市文化產業，皆由民間力量主導並推廣，「市民性」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特徵。

近世歐洲文化產業的出現，是市民精神崛起的結果，是對古典時代民主精神的呼應，更是對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反叛。中國現代文化產業亦然，它出現於晚清，由因租界開埠而形成的市民社會所孕育，清廷官方辦報辦刊、譯書出書，乃是認識到現代文化產業的影響力，希望藉此可以使其成為「衛道」之工具。但往往事與願違，畢竟現代文化產業不可能成為封建君主們捍衛政權、愚民衛道的幫凶。

因此，「光緒官書局」為晚清「官書局」體系的倒塌做了最後的註腳。與此同時，晚清的民辦出版產業卻蒸蒸日上，暢銷書作家、知名編輯以及名社、名報與名刊爭奇鬥豔，構成了晚清中國都市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反諷。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官書局」等晚清官辦文化產業漠視「市民性」這一特徵，光顧廟堂，無視江湖，只講道統，不看人性，使其成為了一觸即潰的空中樓閣。

晚清中國並非沒有官辦文化產業，而是官辦文化產業必須要遵循現代文化與現代產業經濟的雙重規律，否則便是死路一條。晚清官辦文化產業既沒有促進現代文化發展的意願，更談不上有繁榮文化市場、推動經濟發展的想法。它的目的只有一個：助力維護清廷搖搖欲墜的統治，修復被太平天國運動打擊的封建道統。因此，「官書局」雖出版不少著述，但卻未推出一位像吳趼人、包天笑、曾樸這樣的小說家，也沒有蘊育出「點石齋石印局」或「商務印書館」這樣影響深遠的出版機構。一言以蔽之：晚清現代文化產業始終未走向民間，進而缺乏市民化的基本特性，走向失敗，乃是歷史的必然。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就在官辦文化產業逐漸式微之時，中國現代民辦文化產業卻走向了輝煌。在「光緒官書局」之後，晚清再無新辦且有影響的官書局出現，進入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各地民軍起義、進步運動與革命活動風起雲湧。清廷倉促廢除科舉、組建「皇族內閣」，在政治上自顧不暇，「官書局」自然也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由是可知，「市民性」與「現代性」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的根本特徵，如果僭越這兩者，現代文化產業則無以生存，晚清「官書局」的破產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就在「官書局」步履維艱、內外交困的時候，以上海為中心、以都市文明為依託，由視聽、舞台、出版與時尚文化產業所組成的中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走向崛起，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的新篇章。

（文章原載於《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的限制，注釋無法顯示，如需查看，請閱原刊。感謝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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