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快評

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 研究員/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三聚氰胺醜聞發生時，也許沒人想到，這終將演變為一場波及全球的奶粉事件。出於對國內配方奶粉品質的擔憂，父母們轉向海外，尋覓更高品質的奶粉。香港首當其衝，巨大的需求，造成了香港市面上奶粉的短缺。香港家長憤怒難抑，喊出了「水貨蝗蟲」的口號，敦促香港政府打擊「背奶族」。面對市民的抗議，3月1日，香港立法院修改法規，規定離港人士攜帶奶粉不得超過1.8公斤，否則將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法規生效32小時後，已有25人在香港被捕。一桶奶，一年刑，這似乎不是曾經的香港，在塵封的歷史中，對很多大陸人而言，香港是一個溫情脈脈的存在。

改革開放之前，深圳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在民謠背後，則是一場跨越30年，飽含血淚的「大逃港」。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他們用兵乓球、輪胎、泡沫、甚至吹脹的避孕套偷渡，用老虎糞便躲避警犬，冒著飛舞的子彈、夢斷香港的風險翻越鐵網。實際上，今日的水客和昔日的偷渡者，所追求的其實並沒太大差異--食物。當然，從溫飽到品質，歷史的酸澀之中也仍能嚼出甘甜。

價值觀並未綁架奶粉，而奶粉卻綁架、侵蝕了香港的價值觀。香港是中國自由經濟的櫥窗、法治、有限政府的範例，而奶粉禁令，擴大了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侵犯了公民權利，在迎合民粹的過程中消融了法治，是對香港自由之精神的極大損害

也許是由於當時香港經濟急需勞動力，也許是處於惻隱之心，港英政府並未嚴捕逃港者，他們可在自己眼中的自由之地，覓得一個角落，尋得一份工作、得到一份溫飽。但到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增多，港英政府開始遣返。1962年5月，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一座小山上，港府則調集數千軍警進行抓捕。與此同時，香港人也行動起來，十餘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幫助、掩護了大約一半逃港者逃入市區。剩下的逃港者則被軍警裝入數百輛汽車，準備遣返。當晚，香港幾乎所有娛樂場所停業，媒體也停止娛樂節目，開始直播遣返實況。第二天，當汽車緩緩駛向內地，驚人而又溫暖的一幕發生了。數百名香港市民衝出來，躺在車前，人群里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脫，獲得自由的機會--所謂同胞血脈，大概莫過於此。

奶粉禁令是對香港自由精神的極大損害

逃港者熱愛香港，用辛勤的血汗融入主流社會。有人做過統計，2000年香港前100位富豪中，有40多位是逃港者。金利來主席曾憲梓、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均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除了香港人對逃港者伸出的溫暖之手，大陸也不會忘記汶川地震時的無私援助，也不會忘記香港傳遞的自由理念。也正是這些價值觀支持著香港人，歷經重壓，最終爭取到今日之自由。時光荏苒，時過境遷，當歷史再次以不同面目重演，而同胞溫情不復存在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大陸人的失落、憤懣也就可想而知。

但情感終究不能代表利益，價值觀亦不應綁架、傷害香港人的利益。不過，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恰好相反，價值觀並未綁架奶粉，而奶粉卻綁架、侵蝕了香港的價值觀。香港是中國自由經濟的櫥窗、法治、有限政府的範例，而奶粉禁令，擴大了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侵犯了公民權利，在迎合民粹的過程中消融了法治，是對香港自由之精神的極大損害。

香港奶粉短缺只是操弄下的虛假恐慌

遺憾的是，這種兵不血刃的悄然侵蝕，實在來得太過容易！實際上，香港奶粉短缺，只是操弄下的虛假恐慌！根據香港媒體報道，除少數品牌，香港奶粉並無短缺問題。港九藥房商會也表示，除惠氏保證供貨外，雅培、牛欄及美贊臣也初步表示願意與藥房合作，香港家長可出示嬰兒出生證，由藥房代為向奶粉廠商訂購，即可保障供應。香港立法院所接受到的意見書，絕大部分都用強烈措詞表示，香港奶粉並無短缺。如果口說無憑，但數據卻不會撒謊。根據去年11月數字推算，香港每月進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口。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些數字，這就表明，香港嬰兒奶粉供應充足。那麼，到底是誰，基於什麼目的，要製造短缺，操弄恐慌民意，進而侵蝕香港人珍視、安身立身的自由與權利？為什麼用憑證供應就能保障的問題，偏偏要興師動眾，用侵害自由與權利的方式來進行？

如果不捍衛香港的自由與權利，由政客操弄民意，侵蝕香港的自由之魂，那麼，在將來的某一天，香港市民猛然發現自己已經遠離香港，也許就不是黑色幽默，而是遺憾事實了。由此得到的另一個提示則是，從長遠來看，唯有價值觀的一以貫之，才能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對於這一點，那些當年的逃港者及其後代，也許會有更深的體會。

如今的奶粉是另一種用腳投票

奶粉問題，終究還得回看大陸，而歷史依然是最好的老師。據說鄧小平在聽了「大逃港」的彙報後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把「生活」換做「奶粉」，偉人之話仍可穿透歷史。更何況，高品質奶粉本是好生活的題中應有之意。

1978年，深圳成為經濟特區，一夜之間，逃港人群消失了。那些用兵乓球、輪胎偷渡，用老虎糞便躲避警犬，冒著子彈翻越鐵網的人群消失了。十年之後，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時，談及大逃港時，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如今的奶粉，不就是另一種用腳投票么？

那麼，既然奶粉問題，源於公眾普遍性的擔憂，那麼大陸是否應順民情而動，適時降低、乃至免除奶粉關稅。更何況，奶粉安全問題，本是政府之失。但是，令人悲憤的是，可謂南北呼應，北京市適時出台了不準網店出售奶粉的規定，這無疑和當年射向逃港者的子彈一樣，都是阻止大眾用腳投票。即使網店出售奶粉有潛在的不安全問題，但社會管理者必須意識到的一點就是：社會大眾的觀念即使存在誤區，但在短期內是客觀的、不能改變的、必須尊重的。只有反求諸己，尋求自己社會治理上的弊端，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僅僅是粗暴的禁止，孩子清澈的眼睛映出的只會是家長愧疚，而愧疚背後，則是怒火。那麼，我們這個不想折騰的國家，又能經得起幾波這樣的怒火的折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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