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告訴我們，盛世是靠不住的

張宏傑一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有史以來，我們這個國家達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個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有人統治過，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二「盛」、 「衰」相對。中國的盛世不過是漫長而黑暗的衰世中幾個光亮的孤島。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做為前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二十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五十。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艷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隋煬帝出征高麗，渡過遼河的是三十萬人，回到遼河這邊的是二千七百人。李淵起兵滅宋老生，「殭屍數里」。隋末起義領袖朱粲率眾大肆搶掠，在民不聊生找不到糧食後，他命令轄下各城堡都要交納一定數量的婦女兒童，用來煮著吃當軍糧，還得意洋洋地宣稱：「沒有比人肉更好吃的，只要其他國里有人，哪裡還擔心飢餓？」貞觀六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 「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然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台。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許多時候，新王朝取得的統治成果其實並不那麼輝煌，但是卻在剛剛過去的禍亂痛苦的映襯下顯得分外耀眼。這一點在貞觀之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雖然被後世稱頌得無以復加，實際上貞觀之治創造的經濟成就遠不及隋王朝。隋煬帝時，天下土地五千多萬頃已開墾，而李世民統治下，耕地不到兩千萬頃。隋朝盛時全國戶數達到九百多萬。而直到貞觀十三年，人口才恢復到三百萬戶，也就是說唐朝建立二十多年後，賬面人口仍不及隋代全盛時的三分之二。但是，在隋末的黑暗記憶映襯下，貞觀之治下的百姓仍然感覺幸福無比。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陸賈受劉邦之命總結秦及其他「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寫成了《新語》一書。事實很清楚，秦王朝暴興暴亡的主因是統治者興作過繁、勞民過度、重稅剝削、竭澤而漁。因此，漢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與民休息」、「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輕徭薄賦，發展生產。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唐太宗「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貞觀政要·論刑法第三十一》）。貞觀年間大臣們上奏章諫議，動不動就引用隋煬帝的事例來警誡皇帝。而唐太宗下達詔旨，也經常都要拿隋煬帝說事。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鑒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三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造成。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果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四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而盛世的結局也是衰世。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五千二百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漢武帝前期統治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三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通過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五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被往往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這個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麼短命。伊麗莎白時代與乾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麗莎白女王與乾隆同是二十五歲即位，與乾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巨大混亂狀態，對面則面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們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伊麗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麗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制度創新。中世紀的英國和那時的中國一樣，實行封建君主專制，國王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1215年的《大憲章》把王權置於封建習慣法的約束之下，第一次明確國王也必須服從法律。雖然有伊麗莎白女王這樣的「明君」通過強化君主專制的方式一段時間內迅速提高了英國國力，但是英國人並不迷信專制的力量。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專制統治，將實際權力轉移到議會手中，逐步形成了君主立憲政體。君主立憲制的出現，標治著英國的統治方式從人治轉向法治。接著，為了解決決策和執行的問題，英國政治家將內閣逐漸獨立出來，形成責任內閣制。隨著內閣會議的演變，輝格黨和托利黨形成了依據議會席位多少的變化而輪流組閣的政治習慣，兩黨制也因此逐漸形成。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制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四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呈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他們喜歡提盛世二字當然可以理解。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導致了以後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出台。第二，「盛世」是循環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擺脫循環。「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循環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循環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盡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的來臨了。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循環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非要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的。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鑒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已經不是暴力背景，也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成績，更主要的，是為社會的大多數提供基本社會公平和正義。因此，盛不盛世，已經不那麼重要。大英帝國在二戰後榮光不再，但是英國政體並沒有因此而發生合法性危機，因為制度安排已經把統治秩序跟它的績效脫鉤。從二OO四年起，想成為英國公民的人必須做如下宣誓：「我將忠誠於大英帝國，尊重它的權利和自由。我將支持它的民主價值觀。我將切實遵守它的法律，履行作為一個英國公民應盡的職責和義務。」通過民主制度獲得的合法性，才是最穩固的合法性。正如梁啟超說，「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此文為《乾隆皇帝的十張面孔》之節選（未刪節版）。新浪讀書連載請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