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辯證法，一切從實際出發

發布時間：2010-02-22　文章來源：投稿 文章作者：曾飛有網友說：「網路上有一些嘲諷辯證法的帖子，讀起來很有趣，辯證法幾乎成了詭辯論或變戲法的同義詞了。」（網友：《辯證法與詭辯》）對此，孔凡辛先生呼籲道：「由於『詭辯論』往往以『辯證法』的面貌出現，模糊了許多人的視野，有人甚至非常荒唐地提出『對辯證法的批判，是解放思想，創新思維的需要』！[注]因此肅清『詭辯論』的流毒，還『辯證法』的真正清白，是每個立志於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重要任務。」 （孔凡辛：《談談辯證法和詭辯論》）「辯證法」真的還能「清白」嗎？很不幸的是，以似是而非為「特色」的所謂「辯證法」早就成了詭辯論，成了經過精心包裝的詭辯論。詭辯論根本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方法：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如今精心包裝「辯證法」，而把它推向極端的目的，無非是為了用它來證明少數精英所炮製的理論就是貨真價實的真理，而無需從實際出發。這樣權貴精英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炮製真理，避開億萬人民群眾的實踐檢驗和時間的嚴峻考驗，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輕輕鬆鬆地證明真理，方方便便地用這些「真理」來要求人們無條件服從，心甘情願地服從權威統治。這樣權貴精英們就可以在「堅持真理」的旗幟下為所欲為，毫無忌憚地掠奪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而根本無需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似是而非的「辯證法」時下，網上流傳一則「經典」笑話：《辯證法與放屁》，特摘錄如下：上課時，我放了一個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當然也絕對不香。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講辯證法。「請你自己對這個屁作一下判斷，」教授說，「它好還是不好？」我只得說：「不好。」「錯了，」教授說，「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那麼說它好也不對了？」我問。「當然。」教授說。「它既好又不好。」「錯了。你只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統一的一面。」我只好認真看待這個嚴肅的問題，仔細想了想說：「這個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處於主導地位。」「錯了。你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一面，明天一定處於次要地位。」「你是說明天全人類會為了我的這個屁歡呼雀躍嗎？」「不盡如此，但不能否認這種發展趨勢。」我愣了好大一會兒，只得硬著頭皮說：「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會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許會不好。」教授聽得直搖頭，說：「這是徹底的懷疑論，不是辯證法的觀點。」就這樣，僅僅因為放了一個屁，我就成了一個懷疑論者。教授接著講課：「辯證法的威力不僅在於能夠輕而易舉地駁斥任何觀點，而且它能夠輕易地為任何觀點找到理論根據。」「可是我的屁就沒有任何根據。」我抗議道。「那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其實很簡單，它是你肚子里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必然結果。」……教授笑著說：「辯證法不解決任何問題，它的用途在於首先把人變成傻瓜——如果還有人不是傻瓜的話。」……這則笑話實在是大不敬，很不文雅地取笑了十分嚴肅的辯證法。但是，其實「辯證法」的妙處也就在於它的似是而非，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又能夠輕而易舉地駁斥任何觀點，還能夠輕易地為任何觀點找到理論根據。因而成為精英們證明自己所製造的理論就是「真理」的絕妙工具。為此目的，「辯證法」也就被捧上了「極限真理」的寶座，不容許人們對它有任何懷疑。精英們就是這樣鄭重宣稱的：「辯證法規律揭示的全是極限本質之間的聯繫，是抽象程度最高的產物。儘管辯證法的規律都是從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來的，但是這些規律完全與客觀現實的本質運動相一致，因此它們都是具有極限真理的客觀規律。 」 (百度百科：《辯證法》)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原理，實踐是檢驗人們的思想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馬克思就曾經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馬克思恩 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那麼，「儘管辯證法的規律都是從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來的」——這樣的純粹思辨的「辯證法」，根本無需與實際相聯繫，根本無需經過實踐的檢驗，就被權威們直接宣布為「極限真理」；而具有了和上帝同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同「上帝說的都是真的」那樣，凡是用辯證法能夠解釋的就是真理。「辯證法」竟然成了證明真理的萬能工具！這種思辨性與實踐性直接矛盾。這種自相矛盾揭示了精英們無限抬高「辯證法」地位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確立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思想統治。「辯證法」早就成了詭辯論，必須摒棄很「經典」的哲學理論這樣論述辯證法：辯證法 dialectics。與形而上學相對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辯證法一詞源於古希臘語，意為談話的藝術。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對辯證法有不同的認識，古希臘哲學認為它是論證和分析命題中的矛盾、揭露談話的矛盾及克服矛盾的方法。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辯證法研究對象本質的自身矛盾，不僅是一種思維方法，而且是一種宇宙觀。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思想，認為辯證法是客觀世界本身固有的規律，思維中的辯證法是客觀規律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辯證法是關於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學說。辯證法有三大規律，這是黑格爾在《邏輯學》中首先闡述出來的，恩格斯則將它從《邏輯學》中總結和提煉出來，從而使辯證法的規律變得更加清晰了。如何認識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這是衡量一個人哲學思想水平的重要標誌，它直接反映出一個人對辯證法的理解和認識深度。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辯證法規律揭示的全是極限本質之間的聯繫，是抽象程度最高的產物。儘管辯證法的規律都是從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來的，但是這些規律完全與客觀現實的本質運動相一致，因此它們都是具有極限真理的客觀規律。作為極限真理，它的特點就是純粹的絕對性，沒有任何相對性在其中。當然，不要忘記這種純粹的絕對性也是有前提條件的，它的前提條件就是人的認識領域，或者說，在認識論中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屬於極限真理，它們是不會發生變化的理論觀點。（摘自《百度知道》）網友「城堡勇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辯證法》一文中這樣闡釋辯證法的迷思：「辯證法是什麼？馬克思說哲學是由世界觀和方法論構成的。辯證法作為他自己的哲學體系，顯然也是那樣構成的。辯證法的世界觀是什麼呢？普遍變化、聯繫的觀點。簡單說就這一句話。……。辯證法的方法論也很簡潔：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從世界觀得出來的。這其中的「實際」就是——事物的普遍變化、聯繫。這樣方法論的說明已經很清楚了……。」是的，權威們也宣稱「辯證法是關於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學說」。但是什麼在「普遍聯繫和發展」的呢？當然是實際事物，而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因此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從「實事」來「求是」，得到符合實際的認識。然而在這裡，竟然出現了「儘管辯證法的規律都是從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來的」，還是出現了不顧一切地宣布它為「不會發生變化的」「極限真理」的橫蠻，而且還被宣稱為「是不會發生變化的理論觀點」，也就是終極真理，與上帝同在——形同宗教信條。難道這也叫做馬克思主義？實在匪夷所思！列寧說詭辯論是「離開事變的內部聯繫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其三大規律，正是「離開事變的內部聯繫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 的地道的詭辯論。它不是從實際出發，經過科學研究而得到的認識。而是從思維過程中的表面相似性整理出來的「規律」，並用它來解釋一切。「辯證法」的根本就是所謂的「對立統一規律」。創造「對立統一規律」的功勞應該屬於黑格爾。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現象，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起點。黑格爾為了突破康德所揭示的二元哲學方法，也就是在中國被稱為「一分為二」的哲學方法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的困惑，就做了一個哲學假設：由正題、反題與合題組成的辯證法。有了這個假設，「矛盾」就從理論上名不正言不順的私生子，一下子變成了理論大家庭里名正言順的新主人。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列舉了4組二律背反：①正題：世界在時間上有開端，在空間上有限；反題：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限。②正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單一的東西構成的；反題：沒有單一的東西，一切都是複合的。③正題：世界上有出於自由的原因；反題：沒有自由，一切都是依自然法則。④正題：在世界原因的系列裡有某種必然的存在體；反題：裡邊沒有必然的東西，在這個系列裡，一切都是偶然的。康德強調，這4組二律背反不是任意捏造的，它建築在人類理性的本性上，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不可避免，根本原因是人類的理性思維的基本方法：把概念都「一分為二」，而後進行邏輯思維；把邏輯思維推向極致，就必然自相矛盾。這也就是人類的理性思維所具有的局限性。為了克服理性思維的這種局限性，黑格爾用正、反、合三方面來分析概念之間的聯繫，創造了「辯證法」。比如黑格爾在他的邏輯的議論開頭先假定「絕對是純有」；我們假定它就是純有，而不加給它任何質。但是不具有任何質的純有是無；於是我們達到反題：「絕對即是無」。從這種正題和反題轉入合題：「有」與「非有」的合一是「變易」，所以說「絕對是變易」。這當然也不行，因為變易必得有什麼東西變易。這樣，我們對「實在」的見解通過不斷改正以前的錯誤而發展，所有這些錯誤都是由於把有限的或有界限的某物當成好像可以是全體，從這種不適當的抽象化產生的。「有限物的界限不單是從外界來的；它自身的本性就是它被揚棄的原因，它借本身的作用轉變成它的對立面。」（根據《百科名片：黑格爾》的描述）黑格爾哲學的描述艱澀難懂。經過後人的改造，也就被演繹成了通俗易懂的描述：「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事物聯繫和發展的根本內容，事物普遍聯繫的實質就是事物之間由多方面的對立統一構成的矛盾體系；事物發展的實質就是新事物揚棄舊事物的過程，它體現著事物內部肯定方面與否定方面的對立統一的關係。」（百度百科：對立統一）這樣，正題與反題的自相矛盾，現在成了構成了任何事物的互相對立，而又互相統一的兩個方面：「事物內部肯定方面與否定方面的對立統一的關係」。以為這樣，理性思維的局限性就被徹底克服了。理性仍然可以解釋整個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則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做了改造。從純理念的演繹，變成對具體事物的分析綜合：唯物辯證法。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是列寧研究辯證法的總結。……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列寧指出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對立統一規律既是普遍的客觀規律，也是認識規律；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否承認矛盾是唯物辯證的發展觀與形而上學的發展觀根本對立的標誌。（天涯問答：《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是怎樣闡述唯物辯證法的實質的？》）一句話，辯證法的核心就是關於統一事物分為兩個對立面，以及對立面的統一與鬥爭的理論。依照傳統的邏輯思維，一個事物必定可以分割成兩個互相獨立的部分。其最基礎的理論就是集合論。任何一個集合，都可以分割成集合A和集合非A，集合的任何元素，必屬於A，或者非A。也就是排中律成立：任何元素不可以既屬於A，又屬於非A。這就是理性思維，也叫做邏輯思維的基本法則。它反映了人類左腦思維的模式。但這樣假設下的集合論必然引發集合悖論，也就是集合中必定有某個元素既不能確定它屬於A還是屬於非A而構成悖論。集合論悖論動搖了理性思維是無所不能的觀念。為了擺脫這個困境，辯證法假定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矛盾；因而任何事物既可以屬於A，又可以屬於非A。此時排中律不再成立。被稱為是高級邏輯。但它只是企圖掩蓋左腦思維的局限性：善於分析局部特性，而不不適於用來把握整體特性的一種努力。它無法被實踐所驗證，也就終於成了人們所恥笑的詭辯論。集合的任何元素不屬於A就必定屬於非A的假設一旦被破壞，整個集合論就崩潰。建設在集合論基礎上的描述人類理性思維特性的理論也就跟著崩潰。人們想利用理性思維去把握事物的整體屬性的企望也就隨之落空。列寧已經接觸到了有關的問題：辯證法是什麼？……概念的相互依賴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相互依賴一個概念向另一個概念的轉化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轉化。概念之間對立的相對性……概念之間對立的同一。（《列寧全集》第38卷，第210頁）列寧對辯證法是什麼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概念之間的聯繫、轉化、對立面的同一三個方面。注意，這裡列寧談的還是概念之間的聯繫，而還不是直接指具體事物內部的互相聯繫。還沒有離開黑格爾純理念演繹的基調。此外，列寧又概括出辯證法的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從概念自身而來的概念規定（應當從事物的關係和它的發展去觀察事物本身）」；第二個要素：「事物本身中的矛盾（自己的他者），一切現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傾向」；第三個要素：「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列寧接著說：「大概這些就是辯證法的要素」。第一個要素「從概念自身而來的概念規定」說的是黑格爾的觀點，也就是由母集合來規定子集合，從概念到概念的純理念演繹。「應當從事物的關係和它的發展去觀察事物本身」這才是列寧的補充或糾正，概念要從事物自身的聯繫與發展來規定。這就開始離開黑格爾，從理念遊戲走向分析具體事物的工具。但無論如何，辯證法建立在理性思維的集合論基礎上的這一點都是一致的，一直沒有改變。第二個要素：「事物本身中的矛盾（自己的他者），一切現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傾向」；一個事物——一個母集合，由兩個互相排斥的子集合構成：「自己的他者」，子集A和子集非A。明顯地從討論概念之間的聯繫、轉化，走向具體事物之間的聯繫、轉化。但依舊遵循理性思維的集合論基本原理來進行討論。第三個要素：「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分析」，一個母集合分割為兩個（或多個）子集；「綜合」，兩個（或全部的多個）子集的加和成了一個母集合。依舊認為必須遵循集合論的基本原理，使用理性思維的基本方法：分析與綜合。那麼所謂的辯證法既然依舊是理性思維，也就是邏輯思維，那麼它原本就應當遵循邏輯的原理，遵守同一律、排中律。也就是必須依照集合論的原理來演繹。破壞邏輯基本原理必然導致理性思維的混亂。而要遵守概念的同一律，又要使一個概念能夠轉化成另一個概念唯一的科學方法就是採用模糊集合的方式。模糊集合由美國加州大學的 Zadeh 教授提出。隸屬函數是刻畫模糊集合的數學表達式。普通集合可以解決精確性的集合問題。而世界上的事物大多具有模糊性，例如美麗，這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標準，很難用精確的量來度量。要表示這些模糊性的事物和概念就需要引入模糊集合的概念。刻畫概念有兩個因素，這就是內涵和外延。通常，概念的形成總是和集合論相關的。一個概念的內涵就是集合的定義；而一個概念的外延就是組成集合的全體元素。正數和負數的集合都有清晰的外延和內涵，故用普通集合完全可以描述。而像聰明人和蠢人的集合則沒有明顯的邊界，其外延和內涵都是模糊的，顯然不能用普通集合描述。為了描述具有模糊性的事物，人們引入了模糊集合的概念。模糊集合的概念簡單描述如下：一般而言，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種特定性質的所有元素的總和叫做模糊集合。模糊集合是用隸屬函數描述的。隸屬函數在模糊集合論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模糊事物沒有確定的邊界，不象普通集合那樣可以用0或1來表示。為了說明具有模糊性事物的歸屬，把特徵函數只取l,0的情況改為對閉區間[0，l]取值，則特徵函數就可以取0～1之間的無窮多個值。這樣特徵函數就成為一個無窮多值的連續邏輯函數，從而得到了描述模糊集合的特徵函數——隸屬函數。通過引入隸屬函數，進而給出模糊集合的數學定義、模糊集合的運算及隸屬函數的確定方法。但是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就需要將模糊概念轉化為明確的概念，然後能夠不違反邏輯的基本原理來進行思維。這裡就需要用到截集的概念。模糊集合的截集還是一個普通集合。模糊集合的λ 截集是指X中對A的隸屬度不小於λ 的一切元素組成的普通集合。也就是隸屬度一旦確定，原本是模糊概念的每一個元素到底屬不屬於集合A是確定的，排中律依然成立。並不允許既屬於集合A，又屬於集合非A的可能性存在。日常所見的「辯證法」老生常談「我們的工作既是成功的，又是失敗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說是，在某個方面，某種程度上，或角度來看，它是成功的；或者從另一個方面，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失敗的。屬於成功還是失敗的哪一個，必定是唯一的，不可能兩個集合都隸屬。硬說既是什麼又是什麼的「辯證法」根本違背人類理性思維的屬性，只能說是地道的詭辯論，而不是科學的思維方法。但是因此，集合論的悖論也就依舊存在。也就是康德二律背反所揭示的人類理性思維的根本性局限並沒有被「辯證法」所克服。硬說「辯證法」能夠全面正確把握了事物的根本屬性，分明也是詭辯。這一點也直接反映在列寧所指出的辯證法第三個要素，即「分析和綜合的結合」的方法上面。決定事物功能屬性（也就是「質」）的是事物的內部結構，而不是構成它的要素屬性的簡單加和。譬如，確定「鑽石」的「質」，也就是它的功能屬性的是構成它的許多碳原子相互聯繫所形成的特殊結構，而不是它的「量」，也就是一個個碳原子屬性的簡單加和。單純「量」的增加不可能使普通的「木碳」轉化成「鑽石」。確定基因的功能屬性的是ＤＮＡ分子上具有遺傳效應的片段所具有的特定核苷酸序列，也就是核酸所形成的特殊序列結構，而不是核酸的「量」，也就是一個個核酸屬性的簡單加和。單純「量」的增加不可能使核酸轉化成具有遺傳效應的的基因。可見，由「對立統一的規律」所衍生的「量變到質變的規律」至少在這裡都是不成立的。因此，要依靠理性思維的「分析」得出要素的屬性，而後通過「綜合」所有要素的屬性來得出事物整體特性是不可能的。列寧還創造性地提出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奠定了對立統一規律在辯證法體系中的地位。同時，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列寧還直接把否定之否定表述為「發展似乎是在重複以往的階段，但它是以另一種方式重複，是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複（『否定之否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這樣黑格爾的理念遊戲就被改造成了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用以解釋一切。譬如，人們最經典的解釋法無過於共產主義的必然性。這就是：一切文明民族都遵從「原始公有制——私有制——更高級的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規律。在這裡，我們確實看到兩次否定，而且第二次否定是在更高級的基礎上回復到「自身」(公有制)。這表明社會發展符合辯證法規律，因此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就具有了當然的真理性。不過人們還是提出了疑問：第一，歐洲的奴隸制度被封建制度否定、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否定，依然是私有制，並沒有在更高級的基礎上回復到公有制。這樣的歷史事實能證實「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嗎？第二，到了更高級的公有制後，人類還在繼續發展，更高級的公有制再次被否定，是不是必然產生更高級的私有制，螺旋式上升發展？用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來這樣解釋，難道也能證明共產主義的必然性？更難以自圓其說的是，依照對立統一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解釋人生的發展，那麼一個人的人生就是死與生的對立統一，死與生的矛盾鬥爭就是人生的根本推動力。那麼，這一個人人生必有一死，這是第一次否定，這一個人的人生就轉化為死亡，成為一具屍體。如果繼續發展，死又被否定，那第二次否定是不是就是這個人的屍體又要復活？成了更高級的人生（否定之否定）——神仙？當然這不可能。那又如何變通去符合對立統一的規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呢？只好說，死屍被否定，就出現了細菌的新生命，死又轉化成了生。於是具有極限真理性質的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又一次被證明了。然而，前面討論的概念是「一個的人生」，後面則被偷換成「一群細菌」，可見也只好使用偷換概念的辦法才能「符合」辯證法，於是辯證法也就成了地道的詭辯論。但是人們還可以有另一種變通，否定之否定產生了他的兒子（很牽強，兒子並不需要否定父親，逼死他然後才能出生），產生了更高級的人生——一代更比一代強。否定之否定的規律還是勝利了。可是，這裡依舊偷換了概念，「一個人的人生」的概念被偷換成了「他兒子的人生」，還是破壞了同一律，依然是詭辯。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還指明：「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本原因」。人們不知道為何這樣的命題會是極限真理，是永恆不變的，人們必須無條件遵從。但是用此極限真理來闡釋世人所關注的世界氣候的變化，就可以有如下的論述：世界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它內部的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這個對立面就是寒冷與暑熱的鬥爭與統一。世界氣候的寒冷與暑熱互相依存，互相鬥爭著，當人類的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高碳發展方式急劇增加了溫室氣體的排放，導致了暑熱戰勝寒冷，世界氣候就從變冷轉化成變暖，產生了質的變化。因而，世界變暖的科學理論也就完全符合辯證法，是當然的真理。因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就必須無條件服從真理，為對抗世界氣候變暖而犧牲自己的經濟發展。——於是發展中國家就註定要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別無選擇。而實際上，世界面臨的是列強的極度掠奪資源，浪費資源，導致地球的資源即將枯竭，世界被盲目的資本貪慾肆意破壞得滿目蒼痍，地球的生態被嚴重破壞。列強卻藉助「氣候門」轉移視線，維護自己的壟斷利益，而置地球所面臨的生態破壞的嚴重災難於不顧。氣候變暖和變冷的根本原因在於太陽與地球組成的整個系統內熱量的產生與具體的傳遞、分布方式，而根本不在於所謂的寒冷與暑熱的鬥爭與統一。因而「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本原因」的說辭也成了地道的詭辯。用詭辯替代科學，用抽象概念演繹替代具體對象的研究和實事求是，就是把「辯證法」抬高到「極限真理」的至尊地位的根本目的。人們對此無所警惕，就根本不可能想到，作為貼滿革命標籤的「辯證法」也可以這樣方式被某些權貴賣國賊用來為他們與列強勾結，賣國求榮的行徑服務。實際上，想用這樣不可能得出事物整體特性的「辯證法」來把握事物的整體特性，猶如緣木求魚。馬克思受了黑格爾的所謂辯證法的影響，把黑格爾的純理念遊戲變成了具體分析的工具，並使用「分析和綜合的結合」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經濟關係的整體特性，也就難免得出一些與社會發展的事實不相符合的理論來。譬如剩餘價值的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這樣對「剩餘價值」來源進行了分析與綜合，並以此為基礎發展了完整的剩餘價值理論：「我們假定，某個紡紗廠一個紡紗工人的勞動力日價值為3元，紡紗工人用6小時勞動就可以創造出這3元的價值。假如紡紗工人用6小時的勞動，就可以把5公斤棉花紡成5公斤綿紗。假設棉花價值10元，磨損的機器和消費的紗錠等勞動資料價值2元，加上工人6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3元，那麼，這5公斤綿紗的總價值就是15元。但是，資本家為生產5公斤綿紗所預付的資本價值也是15元，這樣，資本家賣出5公斤綿紗得到的15元收入，等於他預付的資本價值15元，在這個價值形成過程中，資本家預付資本的價值沒有增殖。可見，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不能產生剩餘價值。那麼，價值是怎樣增殖的呢？價值形成過程是怎樣變成價值增殖過程的呢？價值增殖的關鍵，在於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價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資本家之所以購買勞動力，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上例中，工人的勞動力日價值為3元，而工人勞動6小時就可以創造出這3元的價值，就是說，工人每天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只需花費6小時的勞動。但是，工人在出賣勞動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其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資本家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資本家所有，儘管工人勞動6小時就可以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但資本家不會讓工人只勞動6小時，而是要工人勞動12小時。在12小時內，工人可紡紗10公斤，儘管為此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相應地由12元增加到24元，但是，工人在12小時的勞動中卻創造了新價值6元。這樣，10公斤綿紗的總價值就等與24元，加上工人勞動12小時創造的新價值6元，共計30元。而資本家在此之前所預付的資本僅27元，如按10公斤綿紗的價值賣出，資本家就能賺3元。這3元的增殖額就是剩餘價值。」馬克思把綿紗的總價值分析為原料的價值、勞動資料價值和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然後進行綜合，把三種價值加和起來就等於整體的價值。資本家、企業家的勞動被視為不創造價值。認為資本家、企業家不創造價值是因為：分析綜合的方法認為整體的特性僅僅是部分特性的加和，整體結構整合所突現的特性——全部要素整合正是資本家、企業家的勞動，但是這種勞動不構成部分要素的特性，只體現在整體突現的特性上：因此就被分析與綜合的理性方法所忽略，這就產生了研究中的片面性。蹩腳的思維工具，導致了這些整體特性被忽略了，這也就使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出現了一些片面性，出現了與實際不盡符合之處。真正的「剩餘價值」或超額利潤更多的是出現在壟斷價格和壟斷暴利當中，而不完全是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所描述的那樣：資本家、企業家不勞而獲。這些理論上的缺陷和不完備，導致了我們在經濟建設初期的打擊民族資本家、企業家的嚴重左傾錯誤，導致了國民經濟嚴重的損失。也導致了我們對市場壟斷的漠視，而聽任其危害國民經濟，傷害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而無所作為。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關注鄧小平的提示：「解放思想，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理論。全世界自古以來，沒有任何學問、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地球是在發展的，太陽是在發展的，這就是世界。停止了發展就不是世界。」對此，恩格斯在《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也曾經說過： 「卡萊爾說的對，任何一種社會哲學，只要它還把某幾個論點奉為自己的最終結論，只要它還在提供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它就永遠不會是完備的；我們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結論，而是研究。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過程，就毫無價值，這一點我們從黑格爾就已經知道了；結論本身若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糕。」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理論不可能是完備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我們必須就其缺陷與不足，針對實際的需求，不斷發展理論。而不是固步自封，把理論捧為終極真理，當為教條來頂禮膜拜。既然，前人的所謂「辯證法」是蹩腳的、有缺陷的思維工具，甚至淪落成精心包裝的詭辯論，我們就必須摒棄它。不能老是用它來束縛自己的思想，甚至擾亂人們的思維。我們要「解放思想，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理論」，就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而不是玩弄詭辯。一切從實際出發，用邏輯思維和模式思維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我們知道，「一切為了人民」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立場和理想追求的集中體現。「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凝結和體現。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早已將其正式確立為黨的宗旨。為了徹底貫徹黨的最高宗旨，我們有什麼不利於人民的「教條」或「信條」是不可以拋棄的呢？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實際利益出發，來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從而有效地，而不是裝模作樣地做到「一切為了人民」呢？在這樣的前提下，每個共產黨員，並且帶動整個中華民族，都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用科學的思維方法——邏輯思維和模式思維，左右腦交錯使用，揚長避短，使我們的認識更加符合實際，使我們的理論更能夠有效指導我們的行動，最有效地為人民服務。模式思維是我們右腦的主要功能，它的長處是適合於把握事物的整體結構與由此產生的功能和屬性。短處是它不適用於精確的分析，不適合於通過嚴密推理來建構理論體系。而邏輯思維是我們左腦的主要功能，它的長處是適合於分析與綜合，適合於邏輯推理，從而有利於理論的精確性和嚴密性，並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更有利於通過演繹，尋找便於我們通過實驗或其他實踐加以檢驗的結論，使我們的實驗或其他實踐檢驗更容易進行，而確保我們的理論與實際相符合，能夠有效指導具體行動。有效使用模式思維工具就必須把握「執兩用中」的哲學方法；有效使用邏輯思維工具就必須遵循邏輯演繹的原則。而不能隨心所欲，讓詭辯冒充邏輯演繹，讓折衷主義冒充執兩用中。就必須揚長避短，功能互補，使我們能夠科學地進行思維和通過實踐驗證理論，從而建構能夠有效指導行動的科學理論。這就是在摒棄蹩腳的「辯證法」之後，我們應當有的科學態度和方法。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屬於理性思維的「辯證法」和屬於形象思維的「執兩用中」的哲學方法，不是一碼事。長期以來，許多嚴重西方化的中國學者總是把我國傳統哲學的經典之著《老子》的哲學方法說成就是辯證法，而力圖把來自西方的辯證法包裝成「國貨」。說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就是萬物由陰、陽的對立統一構成，就是中國的辯證法。這是用西方文化為中心，硬把《老子》塞進辯證法的理論框架里的極其惡劣的行徑。老子哲學說的是「執兩用中」，而根本就不是什麼「辯證法」。用的是形象思維，而根本就不同於辯證法所使用的理性思維。這筆者在《執兩用中：中國式管理的哲學靈魂》、《「執兩用中」淺說》、《老子哲學的現代解說》等論文中有詳細的論說，這裡就不再細說。時下，有些人就這樣應用「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又稱矛盾規律，辯證法認為：矛盾是對立面構成的統一體，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在戰爭中，進攻和防守是戰爭的兩大組成要素，是對立的統一體，戰爭中，攻、守之間展開激烈的爭奪，進攻的目的在突破防守消滅敵人；防守的目的在於阻止和破壞對方的進攻，保存自己。并力圖從對手中將戰爭的主動權奪過來，轉守為攻，從參加戰爭的雙方來看，進攻和防守是矛盾鬥爭的兩個方面，而從一個參戰方來看，攻與守同是爭取戰爭優勢和主動權的鬥爭過程中缺一不可的兩種方法和手段。進攻和防守之間，既相互對立、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相互統一。如果進攻和防守之間失去了平衡，必將阻礙戰爭的順利展開。因此，軍隊既要注意強化進攻的手段，又要注意防守的能力，不能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這樣辯證的結果，是表面上什麼都說了，實際上是什麼也不能做。事物該發生的，它都說到了，我們具體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它一件都沒說。實踐根本無法對它進行檢驗。但是任何實踐的結果他們都可以宣稱就是辯證法的偉大勝利。因為辯證法的這種闡述包含全部可能性，它實現的概率等予1，包贏不包輸。這就像一個賭徒，一份賭注，既壓「大」，又壓「小」；然而實際上他根本沒有辦法下注。一旦開盤，他可以高呼我贏了！「大」、「小」通吃。然而他根本就無法下注，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贏。這種詭辯的風氣，正在中國的官場上廣泛流行。他們非常辯證地宣言：既要保發展，又要保民生；表面上非常全面，實際上根本就拿不出具體實施方案，根本沒有辦法真下力氣。這就是官僚權術，官升了，財發了，人民卻被欺騙了。而「執兩用中」的哲學方法則完全全不同。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說的就是「執兩用中」，而不是辯證法的對立統一。是根據實際情況，執陰陽之兩端，而取適合當前具體情況的一種陰陽組合或結構來形成實際工作方案——「沖氣以為和」，而付之實施。它所執的陰陽「兩端」當然也可以是進攻與防守。但「兩端」是戰爭這種事物的兩種極端狀態，而不是什麼構成戰爭的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真正構成戰爭這個具體事物的兩個方面是敵我雙方的實體，而不可能是兩個虛的「矛盾方面」。更不是什麼攻和守的統一和鬥爭是戰爭這個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本原因。戰爭這種事物發生與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利益，歸根到底也就是經濟利益，而不是兩種戰爭的極端狀態。「執兩用中」指出的是具體的任何一次戰爭都需要決策者拿出某種程度的攻與守的一種具體序列或結構來形成實際的作戰方案。也就是任何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的具體戰爭，都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一種適合的攻與守的序列或結構——「執兩」是為了「用中」。這種決策是確定的，可以指導實際行動，可以通過戰爭實踐來檢驗，而知道我們的決策是不是符合實際。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既要攻，又要守，堅持兩點論的無聊詭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戰略決策，就是「執兩用中」的有效的抉擇，而不是「辯證法」的空談。毛澤東這樣確定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戰爭策略：「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毛澤東：《論持久戰》）這樣，我們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才不會只是一種標榜和空談。我們黨的馬克思理論就有可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就能夠使馬克思主義真正中國化；也只有真正中國化，才可能國際化，成為世界人民的理論財富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大理論武器。[注] 洋納川：《辯證法批判》「對辯證法的批判，是解放思想，創新思維的需要。然而，對辯證法的批判，不在於把他批倒，其目的在於對辯證法進行科學的發展。就目前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運用方面來看，辯證法是存在著很多問題的。」「黑格爾的這種辯證法，是事物自己內部因素相互關係使事物自己運動變化的客觀辯證法。但在針對具體對象的不同運動變化的解釋上，由於其片面性，往往會和主觀經驗的判斷相結合。如這兩方面是鬥爭的，或是聯繫的，相互轉化的，或是統一的等等解釋事物的運動變化時，就會形成許多自相矛盾的主觀解釋。 ——這個辯證法，也是鬥爭理論的方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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