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性教育:中國人因性壓抑太久而過分放縱?(圖)
《山楂樹之戀》劇照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納入國家計劃的時代里,性教育隨著性的「可恥」程度的升級,漸漸被放逐到計劃之外。當然,在「文革」來臨之前,1949年之後的性教育如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短暫的春天--當時,解放前的裸體畫冊還沒有完全被消滅,它們轉入地下,悄悄流傳。在新華書店,也能看到公開出版的性知識書籍。1954年,劉少奇在座談節育問題時曾說,衛生部可以衛生常識名義專門編寫一些技術性的小冊子。一年後,由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勛醫生編寫的《性的知識》出版,這是建國後第一本有關性知識的書籍。據《中國當代性學發展概論》記載,該書最早一版內容較為豐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狀態時的剖面圖,還介紹了避孕套的用法。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高漲,城市被視作「資產階級」的墮落之所,而慾望則被看成罪惡的淵藪。自然,作為慾望的一種,性是要被鬥爭和被清潔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識》里,刪掉了一些內容和很多圖片。與此同時,生活作風問題成為打擊一切男女的超級武器,儘管《性的知識》在中學生中廣泛流傳,但還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發現,要受到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嚴厲批評。196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葉恭紹教授等10位專家開了一個座談會。周總理指示:要在女孩子來月經之前,男孩子發生首次遺精之前,把科學的性衛生知識告訴他們。於此同時,葉恭紹教授等在報刊上介紹了一些性發育、性衛生的知識。「在文章發表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收到全國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開始,葉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後來因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開發表。」這是青春期性健康諮詢的開端,隨後,中學的《生理衛生》課程也開始講授性衛生知識。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青春期,差不多趕上了這個時候。在他的回憶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學課堂上,他學過一節生理衛生課,懂得了什麼是月經、什麼是夢遺……然而,兩性的結合,似乎是人們永遠不能啟齒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師、家長提問,同伴之間也不敢交流。他只能從革命文學作品中,獲取關於兩性生活的隻言片語。他至今仍然記得在《可愛的中國》中習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趕上前去,扯那婦人的褲腰。那婦人雙腳打文字式的絞起,一雙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臉上紅得發青了,用尖聲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將手伸進她的腿胯里,摸了幾摸,然後把手拿出來,笑著說:「沒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那簡直叫倒背如流!」對於這一段,潘綏銘讀了許多遍。然而,不久之後,這樣的革命文學也伴隨各種愛情文藝「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無情地捲走,只留下一些無性無欲無愛的樣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啟了全面禁慾的年代,剛剛萌芽的性諮詢和性教育被扼殺於搖籃。「性-錯-罪」幾乎三位一體;誰掌握了誰的男女作風問題,就可以對其發動專政。男女差異被抹去,談情說愛中流行的問答是:「你為什麼愛我?」「因為你思想好,愛勞動。」性學專家鄧明昱寫道:「那時,性發育得不到正確的指導。女孩子的月經被認為是『倒霉』,見不得人;男孩子的遺精也被認為『有傷元氣』;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認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性困惑基本上無處諮詢,性機能障礙也無處求治,同性戀更是被當作流氓犯罪行為予以處理。」當美國年輕人喊著「要做愛,不要作戰」時,中國的年輕人卻聽從了毛主席的號召,帶著滿腔荷爾蒙,「到廣闊的天地去」。在潘綏銘的經驗里,「上山下鄉」運動是他們這一代城裡人獲取性知識、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徑。在鄉下,他第一次看到豬狗交配,目瞪口呆,還從農民的日常語言中,學到了鮮活的性知識。儘管如此,他從不敢和農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談論性仍是極大損害自己革命形象、會遭到唾棄的事情。正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所描述的,人們釋放的途徑,便是津津樂道「破鞋」問題。壓抑的人們在窺視與圍觀中獲取畸形的快感。70年代青年的性啟蒙與性教育還有另一條重要的途徑,那就是地下流傳的手抄本。最紅火的莫過於《少女之心》,那是當時惟一直接描寫性行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稱為「文革第一淫書」。文化學者朱大可在一篇訪談中提及,讀《少女之心》讓他產生偷食禁果的衝動。「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抓起來,接吻、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儘管如此,大家還是都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麼也禁錮不了。」1978-1989春風解凍告別30年的蒙昧時期後,80年代最初那幾年,每一次身體化的凸顯,都能引來軒然大波。1979年,《大眾電影》用法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中一張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軒然大波,一位讀者來信憤怒質問:「他們在幹什麼?」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由此爆發。次年的《廬山戀》,讓人們知道了該如何接吻。而首都機場的裸體壁畫,也衝擊著人們的視線,引發了價值觀的震蕩。
《水晶鞋與玫瑰花》在80年代初,「流氓」這個詞很大程度指代著自由化的傾向,如穿緊身喇叭褲、運動戴蛤蟆鏡。到了1983年,全面啟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那時候,晚上兩個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盤問。這一年,藝人遲志強因男女私自聚會,獲流氓罪入獄--後來,他的《鐵窗淚》在90代風靡一時,感染著不明真相的下一代。與此同時,被中斷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腦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學畫報》刊登了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醫生的《新婚性衛生》一文,江西胡廷溢醫生編著的《性知識漫談》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編著的《性的知識》再版,發行總數達560萬冊,盜版更是無數。這些專家以講座的形式進入學校,零散地對學生進行性教育。在80年代初期的社會氛圍中,有兩件事為性知識理直氣壯地傳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頒布和獨生子女政策。鄧明昱認為,前者公民離婚自由的權利,感情(包括性和諧)因素被置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後者使避孕和流產在中國合法化,並衝擊了性的「唯生殖論」以及傳統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隨之從生兒育女過渡到「性的快樂主義」,有沒有快樂而不是有沒有子女,開始成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質量重要標準。潘綏銘認為,政策性的需要客觀上推進了性觀念和性教育的進步,計劃生育宣傳手冊的性知識,成了青少年獲取教育的重要渠道。在學校里,中斷的青春期教育又回歸正軌。1979年底,教育部、衛生部聯合印發的《中小學衛生工作的暫行規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強青春期衛生教育。」次年,高中開設了《人口教育》課程。成長於「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裡沒有接觸過任何性知識,直到1981年上了大學,才真正接觸到「性」、「性病」這樣的字眼。那時在宿舍里,晚上熄燈後,來自農村的女生們開始講村裡男女的事情,流產、扒灰……一些詞語李瑞香怎麼也聽不明白,同學們就一陣鬨笑,說「城裡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這時也傳播到大學來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學們戰戰兢兢地傳閱著--「那是嚴格意義上的黃書,不能被發現的,不然畢業時就把你分配到偏遠地方去。」而此時,出版人張立憲還是一名初中生,他在文章中這樣回憶那時的生理衛生課,「至今我還記得《生理衛生》課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遺精』這道題的標準答案:一.樹立遠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學業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寬鬆的內褲;四.不接觸不良讀物。一邊背誦著標準答案,一邊背叛著標準答案,這就是我們如履薄冰的青春期。」1985年在性教育上,是突破的一年。這一年的文化焦點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膽地在當代嚴肅文學中描寫了性,啟蒙了一大撥年輕人。同年,從西方引進的「性學」書籍和文章開始在國內公開出版。阮芳斌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是當時的破禁之作。同一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達臨在上海舉辦中國第一次性教育講習班,邀請了全國18個地區的教育和計生人員來參加,進行半個月的培訓。「他們來之前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性教育課堂到底講什麼,那些人都是單位派來的,聽完後幾乎每個人都對這個教育產生濃厚的興趣,覺得這個太有用了。這些人回到單位後,都成為我們最初實施性教育的骨幹。」劉達臨回憶道。此外,上海市教育局還確定了98所中學為第一拔擴大試點的單位,並組織人員編寫實驗教材。1986年開始在初中一年級開設《青春期常識》選修課,每學期5-6課時。上海社科院姚佩寬主編的《青春期教育》,成了上海教委的指定教材,也是全國第一本性教育教材。劉達臨回憶,當時內容涉及了生理和心理常識,以及基本的性知識。試點兩年後,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布《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該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性教育被正式納入我國中學教育的內容。整個80年代,學校性教育正努力追上社會的步伐。走在時代之前的學生,為數不多,張立憲是其中一個。在錄像機仍是高級奢侈品、毛片進入大陸仍曲折艱難的年代,大學生張立憲已經有了觀摩的經驗。事後,他如是總結--我們的父母們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們的家中有什麼在上演嗎?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性成熟。我們總是習慣於將毛片視為洪水猛獸毒品毒藥,個中緣由恐怕並不是認定中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種慣性思維使然。經常會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黃色錄像黃色小說毒害了多少人、人們啊你要警惕之類,往往還有具體的事例來佐證,比如採訪勞教所監獄,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訴是看了黃色東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認為這樣的統計方法是錯誤的,不應該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黃東西,而應該計算看了黃東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1990至今這世界變化快從1990年代開始,多元化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接踵而來,各種性觀念以各種面貌出現,有時是時尚、有時是反叛、有時是放縱、有時是自由與權利的彰顯、有時是價值的虛無、有時是守舊與腐朽……往各個方向發展,紛繁駁雜。從避孕套廣告的張貼到各種性器具的展覽,從香港三級片的流行到日本AV的大肆盜版,從璩美鳳性愛視頻瘋狂下載,到圍觀木子美大膽的性愛日記,再到各種網路艷照門的窺私狂歡,以及一夜情、換偶的爭論,性從隱秘空間拓展到廣闊的社會空間與虛擬空間,成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存在。在蔚然可觀的性現象中,青少年常常是衝鋒陷陣者。然而,在劉達臨看來,相比起社會性觀念的迅猛變化,近二十年來的學校性教育似乎停滯不前。整個1990年代,政策的變化是細微的--1992年,衛生部、國家教委、全國愛衛會聯合發布了《中小學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試行)》,並把健康教育的內容按小學和中學不同年齡階段劃分為小學生健康教育大綱和中學生健康教育大綱。1996年,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提高認識,採取切實措施,逐步普及和提高青春期教育工作。然而,對於大多數學校,青春期教育依舊是生理衛生常識,教材依舊是老師可能跳過某些章節的生物課本,羞羞答答,欲說還休。以下是1986年出生於某直轄市郊區一普通家庭的賀然(化名)的自述:我第一次接觸性是小時候,從爸爸媽媽的床底下拿到一個文件夾,打開一看,是那種成人小說,而且還帶虐戀性質的。我當時就偷著看,還叫來隔壁的小夥伴一起看。現在想來,那是90年代初,這方面的資源比較匱乏,我爸媽那時連30歲都不到,虎狼之年啊,這些可能是他們那個圈子裡私下傳閱的。這類小說都是日本的,應該是台灣翻譯過來的,那時我就七八歲,還沒到青春期,也沒有性反應,看這些純粹是好奇。這樣的小說,雖然都是強姦類的,但最後還是壞人被繩之以法,然後女主人公和帥氣的男主人公情投意合,共同上床為完滿大結局,因此那也讓我懂得,只有真愛的性,才是好的,強姦讓女人受傷害,不好。不過因為那時還沒有性意識,所以對其中一些細節不是很了解。夢遺發生之後,我的生殖器發生了變化,當時我覺得很恐懼,去上廁所的時候,都躲躲閃閃的,去游泳的時候,都讓同齡人先走,等剩我一個人了,才去換衣服。那時我因為沒注意個人衛生,搞出了毛病,龜頭髮炎了,這個事情拖了很久才告訴父母,因為羞於啟齒。他們知道後,也沒有責怪我,只是要我注意衛生。小學五六年級,男生開始在私下裡傳色情片,我沒有看過,但經常聽他們講,在我們的方言里,把「做愛」叫「崩鍋」,然後我問我爸,「爸,啥叫崩鍋?」我爸很冷靜地回答:「這個事情你長大了自會明白。」也沒有責怪我。不過,父母還是不讓我看電影里的激情鏡頭,那時他們愛看電影,租VCD,我也跟著看,一有激情鏡頭,他們就會快進。這一定程度上讓我產生障礙,我現在如果主動去接觸異性肢體的話,就很緊張,我跟同性朋友交流過這一點,他們覺得不可思議。學校當時沒有性教育課程,生理衛生課只剩一個關於衛生巾的記憶。後來,我就接觸到了色情片,日本的A片、色情動畫、圖片,接踵而至,我的電腦技術比較好,所以這些東西接觸得特別多。現狀與未來最後一塊陣地?和許多長輩一樣,1988年出生的陝西鄉鎮少年俞哲煒,對於生理衛生課的記憶是:生物老師臨時有事來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課本的生殖圖,還是沒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結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後,總是陷入空虛和自責。初二時,他和同學上山玩,竟然發現同學在一邊教唆兩個10歲的孩子進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幾年後,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過程,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懼,這才意識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護、如果同學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資駑鈍」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識,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生物課堂上的那點事,被反覆講了幾十年。老師們遮遮掩掩的態度,也是學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殘存記憶。性教育被千呼萬喚,卻仍然步履蹣跚。事實上,中國性教育的實踐,一直都還處於探索階段。上海、北京、重慶、深圳等地都進行過性教育的試點和推廣。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學科「十五」重點課題《深圳市中小學性健康教育研究》調查了近三千名學生和700名家長,結果顯示,深圳市小學生基本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緊接著,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讀本貫穿從小學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識,還詳細地談到了懷孕的診斷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等內容,並提及同性戀、性心理障礙等問題。2004年,深圳開始在24所學校開展性教育試點,規定小學五六年級每學年不少於5課時,初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6課時,高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8課時,可開設選修課或講座,並嘗試使用該讀本作為教材。根據當時的報道,這本教材引發的輿論關注度超乎人們的想像,人們在猜測,深圳的這本教材會不會成為全國通行本?事實卻是,《讀本》由於「尺寸過大」遭到家長投訴,同時也因為健康教育課未能納入教學課程計劃,首印的兩萬冊難以售完,陷入無法廣泛推廣的尷尬境地。在重慶的試點,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慶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並在小學進行試點,對學生進行性健康教育。幾年後,按照規定,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學校不能隨意給學生訂教育部規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課成為被砍對象。2008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新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在綱要里,教育部把「生長發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為5個水平,從小學一年級貫穿至高中階段。其中,一二年級的教育必須解決「我從哪裡來」的問題。而高中階段則明確指出:婚前性行為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為。「討論了30年,還這麼熱烈?」潘綏銘覺得,目前的討論層次太膚淺,「全世界除了中國和朝鮮,大概都早就開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歷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們現在還沒趕上人家30年代。」在他看來,中國整個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錯誤的,「從五四開始,就把性教育當作滅火器。老師並不是真不懂教學生,而是害怕學生發生性行為,自己要負責,因此最好什麼都不講。」在潘綏銘設想的模式中,性教育應該設計成一對一諮詢的形式,而不是統一的課程;性教育不應停留在生理的層面,而應該討論如何戀愛,如何拒絕別人;應該有基本的底線教育--尊重對方,雙方自願。至於性教育的目的,「第一傳播性快樂,第二防止性悲劇。要告訴孩子性是正常的,險跟炒股一樣,愛情也有風險,也得謹慎。」在劉達臨看來,中國的性教育對人格教育方面遠遠不夠重視。「他的性觀念是健康的還是骯髒的?他怎麼對待愛情?在這方面遇到問題要怎麼處理?這對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理想、道德很有影響。」他認為,性教育的目標,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內涵則是自願和無傷。「自願就是性行為不受到強迫,無傷就是不要傷害自己、不要傷害對方、不要傷害社會。」他說自己既反對保守腐朽的性觀念,也反對毫無邊界的性觀念,性教育應該在兩者間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應該如何平衡呢?劉達臨覺得這很難描述清楚,但他堅持認為--學校的性教育,應該與魚龍混雜的社會性觀念爭奪學生的最後一塊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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