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從「歷史終結論」到對中國模式的歷史考察

從「歷史終結論」到對中國模式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20期 作者：劉杉

　　政府體制的分權制衡使得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僵局無法打破，重大決策無法作出，或者實施困難。這種「弱政府」的模式與中國模式的「強政府」形成對比。

　　近年來很多西方學人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國。作為右翼新保守派的理論代表人物、「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兩年來對中國模式的反思，引起很多關注。福山有關中國模式和「歷史終結論」的真實看法究竟為何？這個問題甚至引起了一些國人的爭論。

　　「歷史終結論」的困境

　　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於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當時，冷戰剛剛結束，西方朝野陶醉在自由民主體制「不戰而勝」的喜悅中。福山的論斷不僅順應了當時的社會心理，而且在國際關係層面上迎合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增長了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自信和影響世界的軟實力。跟風的學界也把「歷史的終結」當成一種時髦的流行語。

　　然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並非建立在對世界政治制度發展歷史精細研究的基礎之上。雖然福山家學淵源深厚，他本人也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但其博士論文內容是蘇聯的中東政策。從哈佛畢業以後，他從事的工作是政策研究，分析蘇聯的外交政策。很難說當時的福山就已經在世界歷史研究領域學富五車了。「歷史終結論」的提出是由一個偶然的靈感促發的。福山在分析戈爾巴喬夫的一次演講時看到戈爾巴喬夫的一個觀點——「社會主義的實質是競爭」時認為，按照這種說法，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就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同。1989年，深受黑格爾和亞歷山大·科耶夫思想影響的福山，在保守派雜誌《國家利益》上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提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後來他又趁熱打鐵，把這篇論文的主題擴展成1992年出版的《歷史之終結及最後之人》。

　　很多老道的政治家和學者當時就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很不屑。據美國《高等教育紀事》雜誌的編輯戈德斯坦透露，撒切爾夫人就認為「歷史的終結」是一個廢話。在學界，也是批評者無數。

　　「9·11」事件後，「歷史終結論」的困境凸顯。美國根本無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穩定有效的民主體制。從世界範圍來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民主化在很多國家出現了病態或重大挫折，一些國家開始從各項民主化措施方面後退；另一些國家的發展介於專制和民主之間的「灰色地帶」；還有一些民主國家則是「軟政府」體制，根本無法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基本服務。20世紀90年代以後推行民主化的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一個享受到包括公平、廉政和法治在內的、真正的「民主紅利」，沒有消除獨裁專制、貪污腐敗和分配不公。模仿西方模式的努力是失敗的。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西歐也不能倖免。而不被福山和西方主流看好的中國卻發展迅速。西方國家的社會動亂和民粹主義造成的議會僵局難以打破，政府軟弱無力，分權與制衡所產生的低效率無法有效應付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以及金融海嘯與恐怖襲擊等人為災難。這與中國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形成鮮明對比。

　　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考察中國政治體制問題

　　自美軍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時,福山就對「歷史終結論」有所反思。而他對中國的關注則是近幾年的事情。雖然他也撰文討論現代的中國模式（Chinese Model），並公開與中國問題專家進行探討，但他主要的研究則側重於考察中國兩千多年政權建設的宏觀歷史發展。這種政治體制歷史發展的背景對中國模式的關鍵性影響，則是他研究分析的邏輯延伸。福山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相當的篇幅分析中國政權的歷史發展。

　　福山現在認為，穩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成，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一種偶然的運氣。因為一個成功的自由民主體制，是三項因素的平衡與有機的結合，即國家政府、法治和讓統治者對被統治者負責的問責制。這三者的發展具有相互排斥性。國家政府功能是集中行使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都是限制政府權力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的建立，會阻止限制政府權力的機制出現。人類社會常態的進步是通過某一項制度單獨成熟達到的。能出現這三者的平衡發展、有機結合的民主體制是例外的變化。

　　中國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現代國家政府制度，比西歐早近兩千年。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建立了以個人能力而不是貴族身份選拔官僚的制度，創造了一個古希臘雅典和斯巴達所沒有的、有效的專制國家制度。然而，雖然很早就發展出了現代的國家制度，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卻成為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常態，從未培育出法治與民主問責制，沒能自然演化成為「歷史的終結」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今天中國的發展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很多特點，實際上可以歸功於這個政府體制的歷史傳承。

　　法治的發展在歐洲和印度是通過宗教推動的。歐洲現代國家的發展路徑是：先有法治，然後建立國家政府，最後建立問責制政府。而中國歷史上沒有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那樣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制度。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沒有高於皇帝和國家政府等世俗權力的神權。中國也沒有像歐洲的議會機制來限制像武則天一類的皇帝獨斷乾坤。

　　福山把問責制而不是直接把「民主」作為標準。這是因為有選舉和議會並不一定就有民主。17世紀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對國王權力實施監督的議會只代表英國人中最富有的10%。但當時的英國政府是問責制的政府。作為儒教的禮儀之邦，中國曆來是以道德為主、法律為輔來治國的。雖然沒有西方民主體系的程序性問責制，但中國曆朝歷代的政府敬畏「天命」，對人民負有道義責任。當然，這種責任不是程序性的，不受法治或民主選舉規範的軟約束。

　　根據福山的看法，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特別是「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的概念，更能解釋一些他的「歷史終結論」無法解釋的現實問題。他認為：與政治衰朽作鬥爭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常態，這是由人類生物學構造和生物本能決定的。回歸家庭本位或部族本位，為與自己有親屬關係的人謀利，「是人類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態」。這表現為將財富、權力和身份地位傳給親屬的慾望。福山稱之為「傳統世襲主義」 （patrimonialism）。雖然人有戰勝自己弱點的能力，但是很難戰勝自己的本能。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就是與之作鬥爭的過程。秦國之所以能夠變法，建立一個功績制的現代的政府體制，是因為中國在春秋戰國的500年中經歷了1600多次戰爭。上百個政治實體（國）在殘酷的戰爭中滅亡，最後由秦國一統天下。即使在現代國家政府制度被建立起來之後，宗族主義仍然是政治組織的默認模式。人類的這種本能一旦沒有遇上強大的抑制，會一再重現，特別是在遭遇財務或軍事危機時的持久的和平年代。這是中國幾千年治亂循環的一個重要原因。

　　福山對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新思考

　　福山歷史研究的一個突出的新特點，是他超越了19世紀以來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傳統，擺脫了歐洲中心的研究思路。在《政治秩序諸起源》一書中，他不是把古希臘當成人類政治文明的童年，也沒有把英國作為政治現代化的典範，而是「把中國當做國家形成的範本，而查詢其他文明為何不複製中國道路」。 福山在對世界各個國家政治體質的歷史發展的描述和分析中，都經常性地採用中國歷史的案例進行解釋和比較分析。這對於福山本人來說是一個研究側重點的改變。在此前寫的很多相關的書籍中，他並沒有對中國作細密的考察，如1999年出版的《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和2004年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更早的《歷史之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中，雖有涉及中國的論述，但對中國情況的分析停留在很表淺的層面。福山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歷史是為了完善自己關於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理論。在提出「歷史終結論」時，他並沒有深刻認識到人類制度發展的漸進性，沒有體察到各種制度因素的合理組合和發展的先後順序。福山幾年前還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中堅力量，積極運用自己的學識和影響力來干預美國的國際政策，曾促成了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他近年的著作和文章則強調美國正處在十字路口，認為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過於軍事化、過於單邊主義，只知道在非西方國家推行一種現代制度，而忽視制度的配套；不了解人類社會制度發展的長期性和有序性，只有3—5年的時間視野。現在的福山，已經從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變成了強調歷史重要性的學者了。

　　福山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本身的看法也有變化，他的研究是他力圖超越新保守主義思想、完善西方民主體制的努力。在美國乃至在各實施西方民主體制的國家，通信技術的發展促成了社會思想的兩極分化和僵化，造成政黨尖銳對立的局面，使很多重要的提案討論變成了沒完沒了的扯皮。政府體制的分權制衡使得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僵局無法打破，重大決策無法作出，或者實施困難。這種「弱政府」的模式與中國模式的「強政府」形成對比。在《政治秩序諸起源》中，福山指出：造成政治衰朽的不僅僅是傳統世襲主義。美國今天對自己制度優越性的迷思，造成制度惰性和思想僵化，無法應付變化了的環境提出的挑戰，也會導致政治衰朽。因為「成功的制度更容易僵化」，使國家失去反思的能力，成為過去成功的受害者。他還在媒體上勸誡美國朝野：自由民主雖然具有合法性，能夠確保個人自由和社會生機，但如果政府內部的分裂無法彌合，國家治理無力，那麼美國模式就無法被世人看好（見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1月17日）。而中國政府雖然在體制的合法性方面無法套用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標準，但其適應性強，能夠作出艱難的決定並有效地加以執行。

　　不過，福山也認為中國模式無法模仿，而且發展的可持續性還是一個有爭議的、有待觀察的問題。他也沒有改變自由民主體制優越性的基本立場，認為「民主的優點總是在逆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雖然在重大決策方面效率不高，但卻是一種適合美國的糾錯機制。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解讀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010年7月15日，在經歷了一年多的多方政治博弈和利益妥協之後，由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所推動的，美國自「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在美國參議院以60票贊成39票反對的投票結果獲得了通過。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里根大樓簽署了該法案，這份1279頁的金融改革法案標誌著美國曆時近兩年的金融改革立法完成，華爾街從此正式掀開新金融時代的序幕。如果說國際金融海嘯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的神話，產生了對於自1970年代末以來主導西方國家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信任危機，那麼此次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則通過改革市場秩序和監管體制模式，開啟了在體制上與新自由主義分道揚鑣的過程。法案開啟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歷史性變革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2009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針對美國金融危機指出：「雖有一些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決策失誤。」他認為：「沒有嚴格的監督，市場就會失控」，「長期以來耗掉我們太多精力的陳腐政治論爭已經不再適用。今天，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政府的大小，而在於政府能否起作用」。他的這一政策宣誓立即被解讀為一種與新自由主義相異的政府金融管理的思想。7月21日，經奧巴馬簽署後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正式生效，由此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所表現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感終於變成了政治實踐中的現實。儘管這個法案在條文上對處在政府託管狀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涉及不多，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也很有限，對金融機構從事衍生品業務的限制還不徹底，其執行中的實際效果也有待觀察。但該法案的幾個核心內容對於打破長期主導美國政府經濟管理，特別是金融監管的新自由主義理念，調整政府金融監管組織機制，賦予政府系統監管和干預金融公司的權力，進而建立政府系統協調金融市場的體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法案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1）擴大政府金融監管體制的職能和權力，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系統監測和應對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風險，並努力消除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困局；（2）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提供歷史上最強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和監管制度，防範普通消費者遭受不良金融產品的矇騙；（3）採納防範金融風險的「沃克爾規則」，限制大型金融機構的高風險投機性金融套利，並將以前缺乏監管的場外金融衍生品納入監管視野；（4）美聯儲有權對企業管理層的薪酬進行監督和干預，確保高管不會為了高薪酬而對金融風險涉足過度。一般認為，產生此次金融監管法案的主要動力是以2008 年9 月美國雷曼兄弟銀行破產倒閉為標誌的金融體制危機。然而，很多相關分析沒有提到的背景性事實還包括上世紀90年代初英國的英鎊危機和義大利的里拉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發生在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韓國和菲律賓等國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 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1年阿根廷債務危機。除此之外，還有由金融問題引發的、延續多年的日本經濟低迷，以及近來爆發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這一系列延續多年的危機昭示了新自由主義政府管理體制的弊端，即在缺乏足夠的懲罰或管制機制的條件下允許金融投機行為，會造成極大的經濟危害。然而，對於各國接二連三地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國的主流精英和媒體長期以來一直從新自由主義金融體制之外找原因，如譴責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的銀行結構與業務範圍不完善，一些國家任人唯親、貪污腐化的權貴資本主義特性。他們不批評以對沖基金為先鋒的國際金融巨鱷對別國赤裸裸的、肆無忌憚的、明火執杖的金融搶劫，而是嚴厲指責各種救市行為違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包括批評香港政府在金融危機時捍衛市場的措施。他們對美國金融體系還保持著一份堅定的自信，認為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理想——美國政府的金融基本制度的設計，特別是金融管理系統、信用系統和市場監管機制，還是完善的全球典範，是別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學習和追趕的目標。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美國自身金融體系的弊端，以及政府的無能為力，證實了美國銀行風險評估模式的荒誕。世人也終於明確了國際金融管理和金融巨頭們對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執著，是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包括法國總統薩科齊、剛下台的英國前首相布朗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內的西方國家領導人，都開始質疑新自由主義理念，擁護政府對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更多的管理和介入。2009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全球經濟危機：系統性失敗和多層面補救》，把脈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對過去新自由主義的放任型市場管理模式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認為根據各個國家的經驗來看，無論金融危機形成的具體原因如何，最終都可以歸結為金融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投機泛濫和監管放鬆。作為「歷史終結」思想的新自由主義

現代形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一種市場機制的、排他性的現代資本主義理念，相信依靠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那隻「看不見的手」就能實現資源配置效率。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石油危機」衝擊，西方國家出現了經濟滯脹。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為西方主要國家政府的指導思想。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美國的「里根革命」和英國的「撒切爾新政」時期達到高潮。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取消或放鬆微觀經濟的政府調節，即取消或放鬆政府對經濟過程的監管。用里根的話來說就是：「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使西方國家的經濟恢復了活力。到了80年代中後期，英美等國的「滯脹」陰影幾近消失，失業率回落，經濟增長率上升，通貨膨脹率下降。新自由主義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90年代後又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波浪潮。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被傳統上擁護「大政府」的政黨所採納。不僅柯林頓和布希政府基本上都遵循里根主義，許多主張「第三種道路」的西方國家政黨，如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執政時採納的也是新自由主義政策。與此同時，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型工業化過程出現 「困局」，造成經濟停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系分崩離析；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遇到了發展困境。美國的經濟體製成為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效仿的榜樣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學習的範本。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華盛頓共識」，也被認為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One-size-fits-all set）的國家經濟制度的設計原則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新自由主義思想一度成為福山所宣稱的「歷史的終結」。金融管制放鬆造成惡果

新自由主義對市場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的盲目自信表現在金融領域，就是過於相信金融市場中各參與主體之間能夠很好地調整彼此關係。為此，除了貨幣政策等宏觀政府管理外，認為政府應主動地進行 「去監管化」，逐漸放棄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危機防控機制和微觀管理職能。1987年初，美聯儲投票放鬆了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為擺脫經濟危機而頒布的，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華爾街投資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限制條件。認為從大蕭條以來，金融市場的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像30年代那種規模的大蕭條很難再發生。當時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一個十分有效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確立；二是大多數投資者投資水平的提高；三是獨立的投資評級機構能夠為投資者提供準確和可信的投資信息。上世紀90年代初，大型商業銀行開始得到美聯儲從事承銷證券等投資業務，其證券業務占其總資產的合法比重也開始逐步上升。1999年，美國國會投票完全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出台了《1999年金融服務法》這一放鬆金融管制的標誌性法律。允許美國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混業經營，實行全能銀行模式。商業銀行擁有投資銀行的限制完全被解除了。《2000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還從立法上削弱了政府在金融風險防控上的能力。由於政府金融監管的缺失和鬆懈，受利益驅動的各金融機構為做大做強，迅速擴大業務，進行併購，罔顧巨大的金融風險，大膽地從事金融創新。他們越來越少地依賴儲蓄存款，而是相互拆借，並把貸款打包出售，把風險轉移到投資者身上，以降低自身的風險。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金融衍生物（derivatives）、金融期貨（financial futures）、信用風險保險的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變得十分流行，使得金融衍生品越來越複雜，財務槓桿率一再放大，以致最終連一些主管們也看不懂自己公司衍生品的價值計算方法。金融機構投機之手最終伸向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並把有毒資產與低風險的資產一起打包，使其變成不受政府監管的複雜的複合債券，再切片賣給毫無戒心的社會大眾或國外客戶。這樣，金融機構可以獲得高額利潤，而社會大眾和國外客戶則必須承擔風險。評級機構的角色也很醜陋，包括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評級等評級公司本身深陷這類投機泡沫之中無法自拔。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並獲得更大的投資收益，評級機構的評級報告往往給投資人描繪一個根本不現實的美好前景，對投資的內在風險性卻輕描淡寫。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新自由主義對於市場主體能夠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的市場性善假設被事實所粉碎，而且消費者也根本無法理性地保護自己的利益。各種衍生品使得金融機構投機的風險小了，社會或國際間的總體風險卻在積累，到了一定的臨界點就可能產生連鎖性的爆發，反過來也會損害金融機構本身。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這種長期積累後，從次級房貸引爆的金融災難，也是這次金融監管改革的直接動力。

法案標誌著與新自由主義決裂

這次針對監管體制弊端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政府管理思想的轉變，除了要在制度上打破以華爾街為中心的政商利益鏈以外，還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與以共和黨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博弈。從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來看，放任自由主義代表了終極任務（endgame）和終極階段（the final stage），有類似宗教般的神聖價值。在美國這個崇尚自由的國度，反對政府對經濟和金融監管的政治力量與民間力量很強大。經過美國政府、學界和媒體多年來不遺餘力的宣揚，新自由主義觀念已經由一種政策舉措或政治觀念被建構成了一種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觀念和實踐，與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思想都是現代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共同構成了美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實際施行的效果與理論預期完全相反，這類主流意識形態也難以撼動。這次金融監管法案強化了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終止了美國政府不干預金融產業的格局，所挑戰的正是這個主流意識。法案的通過可以說是幾方面共同努力，最終戰勝重重阻擾的結果。這包括奧巴馬民主黨政府的推動、被華爾街的貪婪嚴重傷害了的美國民眾的支持，以及來自國際上的壓力。雖然金融監管法案內容本身更多是各種政治經濟勢力妥協的產物，具有某種應急的性質，也不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盤否定。但它所開啟的卻是一個與30年新自由主義市場迷思分道揚鑣的新方向。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附：美國經濟復甦情況為什麼不如歐洲？儘管奧巴馬政府對克服金融危機造成的衰退費盡吃奶力氣，又是出台大規模救市計劃，又是通過金融監管方案，又是提出幫助小企業貸款的法案，但是，美國經濟復甦情況仍難見亮色。在年初貌似出現一點迴光返照跡象時，接著的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僅僅為1.6％。就業率仍舊是居高不下，比前些時的9.5％又下降了一點，為9.6％。與美國形成對照的是，歐元區第二季度的增長率卻達到了4％，遠超美國。這還是在希臘、西班牙等國出現瀕臨「破產」的情況下出現的。儘管如此，歐元區對此並不樂觀，認為其經濟將持續疲弱。如此判斷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經濟不見好轉，對歐洲經濟有向下拉動作用，畢竟美國是歐洲的一個重要市場。非歐元區的英國，第二季度經濟增長1.1％，顯然比歐元區低得多，比美國還低，但這已經的英國經濟四年來的最高增長了。同為發達經濟體，為什麼美國的復甦遠遜歐洲呢？根子就在於二者在經濟結構和理念上有所不同。在美國統治和主導多年的新自由主義，雖然也對歐洲有很大的影響，但尚沒有造成根本性的影響；對歐洲主要的經濟體如德國、法國等就更是這樣。歐洲的實體經濟中仍有大量的製造業，沒有出現製造業空心化。同時歐洲雖然也都是完全市場化國家，但在情況需要時政府可以對經濟進行較多的控制和干預。由於歐洲國家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還不至於發生大的經濟恐慌。反觀美國，多年來金融業已經成為經濟支柱，而這種金融業又是缺乏監管的金融業；國內製造業空心化。經常胡鬧的金融業必然導致的金融危機一旦發生，整個經濟就會一敗塗地。而救市投入金融業的資金，正如有學者分析的那樣，它們的去向並不是美國，而是投入到其他國家了。救市等於白救。更讓美國政府沒有辦法的是，經濟自由已經滲透到美國整個社會，一切干預市場的企圖都是不可能的，會遭到各方面的反對。最近奧巴馬政府擬推出一項500億美元的基本建設計劃，用於重建老化的鐵路、公路和機場，普及寬頻及促進環保節能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等。目的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這很像是學中國的辦法。但是中國可以做到，美國未必做到。據美國媒體分析，國會基本不可能通過這個計劃。這樣，奧巴馬的增加就業的辦法就會落空。與美國情況半斤八兩的英國也是這樣。這也毫不奇怪，因為當年的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當時被稱為「里根－撒切爾主義」，大規模私有化，大幅度縮減政府干預，大規模經濟金融化，減少製造業。金融危機一來，滿盤皆輸，回天乏力。記得去年法國總統薩科齊評論英國經濟說，「布朗做不了我做的」，他說，他（薩科齊）能採取措施支持本國汽車製造業等工業部門，而布朗不行。 薩科齊的評論引起英國人的憤怒，但薩科齊說得沒錯，事實就是如此。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需要控制的，市場經濟也是如此。歐洲知道這一點，美國則拒絕這樣做。現在不是美國政府拒絕這樣做，而是徹底自由化的美國社會不允許，那別人就沒有辦法了，美國經濟復甦就只好等待更長一些時間了。美國人確實有創造力，可以創造新的經濟引擎，但那畢竟是「熊掌難熟」，不會在短時間內見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