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碑文化

中國的石刻文字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

河北中山王國出的《公乘得守丘刻石》、陝西鳳翔發現的石鼓文都刻在不太規整的天然石材上。如《石鼓文》刻在十個鼓狀花崗岩上，被稱為「中國碑刻之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加威海內，多次巡遊，並刻石紀功頌德，有泰山、芝罘、琅琊等刻石，傳為李斯以統一後的小篆書寫。可惜這些刻石已毀亡，或僅存殘石，或憑複製品傳世。從宋代重刻的《嶧山碑》中我們可以領略當年的風貌。

碑——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以石頭為載體的銘刻都可稱碑。從狹義上說，碑是一種專門的刻石形制，如我們常見的豎石形狀，有碑身、螭首、龜座。碑的初始是沒有文字的，其用途有三：一是通過太陽運行的影子來觀察時間；二是樹在宮廟，祭祀時用來系牲口；三是設在墓地，碑上有孔用來貫穿繩索下棺。早期的漢碑，大都保留著圓孔，名曰「穿」。1986年陝西風翔秦公大墓的墓道中，發現了四座巨型墓碑，為引棺入墓之用。漢代的「碑」字亦寫作「　 」，碑，悲同音假借。古詩《讀曲歌》雲「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碑者，悲也。後來木碑演化為石碑，人們在碑上鐫刻文字，述德紀事，樹碑立傳，逐漸演化為比較固定的形制。石碑在東漢時開始興盛。

碑的形制，可分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漢代的碑較為簡單，碑首與碑身連為一體，下有碑座。碑首有尖首、圓首、方首。尖首如古代的玉圭，如西安碑林藏的《漢蒼頡廟碑》；圓首如《漢仙人唐公房碑》，碑中有穿，仍保存著施軲轆引棺下葬之遺意。方首如《漢曹全碑》，漢代的碑首有簡單的紋飾雕刻，有瑞獸、四神等。至魏晉時，碑首演變為螭龍。碑首上有圭形的碑額，上刻碑的名稱。碑座起初是長方形，至隋唐時出現了龜形。俗稱「贔屓」傳為龍的第九子，好負重，故用於碑座，有長久、吉祥之意。碑身的兩邊稱為碑側。多刻有各種紋飾圖案、畫像等，以線刻的手法為主，如《唐大智禪師碑》碑側，刻有蔓枝蓮花、菩薩像等，富麗華美。《唐興福寺殘碑》碑側有表現唐代柘枝舞的形象，造型優美生動。

碑從漢代以後，除了為歷史研究提供資料外，還集書法、雕刻、文學等藝術為一體，具有很高的觀賞、研究價值。

根據碑的性質、內容、用途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大類。（一）墓碑：也稱神道碑，立於墓前。內容主要記載墓主的姓名、世系、履歷等，讚頌其功德業績。（二）宮廟碑。這類碑多立於宮殿、廟宇、寺觀、祠堂等。一是宮殿類所用。二是為先哲聖賢、祖先建祠廟等所立之碑。三是在宗教寺觀所立之碑。（三）紀功紀事碑。這類碑的內容比較廣泛，有銘刻帝王將相功德的蜀《諸葛武侯碑》、唐《紀泰山銘》。有記載某些事件和戰爭的，如《漢敦煌太宗裴岑紀功碑》記錄了裴岑戰勝匈奴王之事。西安碑林藏《宋京兆府新移石經記碑》記載了碑林建立的情況。此外，一些聖旨、詔書、符牒等官方文書也以碑刻的形式表現，以冀永久。還有許多修城、建橋、修棧道，祀福、興教建學、典章契約等紀事碑，多由當地官員和書法家撰書，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墓誌的功能與碑相似。主要記載死者的籍貫、生平事迹、死葬時間，並系之以銘，加以懷念和讚頌。同時有記墓的作用。西安碑林藏《隋關明墓誌》雲「疑陵谷之易遷，刊金石之難改，寄萬古而揚名，托流芳於千載」。

墓誌的起源，《西京雜記》說西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中，但形制、內容不詳。東漢時的《馬姜墓記》。金石學家認為此「墓記」為墓誌之濫觴。較定形的墓誌則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時皇帝多次下詔，廢棄厚葬、嚴禁立碑。東漢以來盛行的墓碑只得依照碑形縮小而置於墓中。西安碑林藏《晉菅夫人墓碑》呈小碑狀、龍首、兩面刻字。後逐漸演變為墓誌平放，上面刻字。並出現了墓誌蓋，將標題刻於蓋上，在墓誌及蓋的四邊刻有各種紋飾。隋唐時蓋多為覆斗形，至清代一直沿襲這種形式。也有一些特殊的形制，如《唐李壽墓誌》為龜形，可能是受碑的龜座影響。墓誌埋藏地下多年，未遭風雨侵蝕，保存完好，書韻猶存。特別是北朝墓誌，為提倡碑學者推崇。

刻經——石質的經典圖書自漢代以降，儒家學說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佔據統治地位。古人將儒家經典刊刻於石，作為正本，以防止在流傳過程中訛錯。中國歷史上有幾次著名的刻經。最早的刻經是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漢靈帝下令將《周易》、《尚書》、《詩經》等七種典籍，由著名學者蔡邕等訂正文字，以隸書刻石，字體典雅，規整。刻成後立於洛陽太學。後幾經戰亂、遷徙，多半毀亡，現只有殘石存世，彌足珍貴。三國時，曹魏正始年間（公元240－249年），又在洛陽刊刻《尚書》和《春秋》二書，用古文、篆書、隸書書寫，故稱《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後亦幾經遷徙戰亂，所存殘石無幾。唐代《開成石經》是繼漢《熹平石經》和魏《三體石經》後，又一次大規模的刻經。唐文宗時，國子監祭酒鄭覃建議刊刻石經。以防儒家經典訛傳，唐文宗遂命將儒家的十二種經典刻石。共計一百一十四石，雙面刻，二百二十八面，共計六十五萬餘字，這項宏偉浩翰的文化工程，歷時七年，於開成七年（公元842年）完成。《開成石經》至今還基本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唐代以後，還有幾次著名的刻經活動。五代時蜀國所刻的《蜀石經》、北宋嘉祐年間時所刻的《嘉祐石經》，清代所刻的《十三經》等。另外，還有一些單刻的經書，如《石台孝經》碑，四面刻字，碑體宏偉高大。周至樓觀台的《道德經》為道教經典。還有經幢等各種形式的佛教經書。

與碑有同類功能的還有摩崖石刻和刻帖。將文字直接銘刻在山崖的石壁上稱為摩崖刻石。它充分利用山崖的自然形狀，省去採石、運輸、雕琢之工。唐代以後，眾多的文人墨客，在各地的名山勝地，題詠賦詩，揮毫作書，與自然景觀相輝映，構成一道獨特的風景。

刻帖，也是石刻的一種。人們常將碑刻的拓本統稱為「碑帖」。在石刻中，碑與帖同刻於石，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性質和用途，碑主要是紀功紀事。帖，則主要出於書法上的需要，將古代或名人的墨跡如書札、手稿、詩詞文賦等刻諸石上，供人們欣賞、臨習。現存最早的是刻於北宋的《淳化閣帖》共十卷，前五卷為歷代帝王名臣的書法，後五卷為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被尊為「法帖之祖」。

造像題記——佛教徒的祈禱文。還有一類石刻與宗教有關。佛教傳入中國後，南北朝至隋唐興盛流行，各地都開窟造像。在各類造像上題刻發願文及供養人姓名等文字，以期佑福，這類石刻稱造像題記。大約有兩種，一種為石窟寺造像旁邊的題記；如洛陽龍門石窟的《龍門二十品》造像記馳名於世。另一種是造像碑，仍依照碑形，在上面開龕造像，在造像以外的空間處刻有供養人姓名，發願文等題記，形式多樣，不拘一格。

除上述幾種主要的碑刻種類外，還有一些石闕、畫像石、建築石構件等上面的銘文，也屬於碑刻學的範疇。

書法藝術的殿堂——西安碑林，碑石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歷史悠久，遺存極為豐富，燦若繁星，分布於中國各地。

在談中國的碑石文化時不能不談到陝西的西安碑林。西安碑林以收藏各類碑刻眾多，蔚然成林而馳名中外。它是一座以收藏、展示、研究古代碑石墓誌及石刻藝術品為主的專題性博物館。 西安碑林的建立與唐代《孝經》和《開成石經》有直接的關係。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道教，親自作序、注釋以隸書書寫《披麻帶孝經》，因碑體高大下有三層台座，故名《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如前所述刻於唐文宗開成年間。兩者均先後立於唐長安城務本坊太學內。後因戰亂和環境不好，幾經遷徙。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漕運史呂大忠等官員和文人，將石經及其他一些著名碑石遷至此地，使這批文化瑰寶得到妥善保存。距今已經有九百多年的歷史。後經歷代的官吏賢哲，仁人志士修葺、萃集，將一些原存於荒郊野地、孤冢殘廟的碑石，集中於此。終形成碑石如林的規模。1962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西安碑林收藏著漢代至近代的各種碑刻三千三百餘方，時代序列完整，真草隸篆各種書體齊備。有七個碑石陳列室，六個碑廊，八個碑亭，向遊客展示。當我們徜徉在碑林中，可欣賞到中國書法史上著名的碑刻，漢《曹全碑》秀美靈動，婉麗多姿。晉《司馬芳殘碑》隸楷相間，寬博茂朴，北魏墓誌氣勢雄渾，點畫峻厚。《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碑》飄若浮雲，驚若矯龍。唐代著名書法家的碑刻，在碑林中都可見到：歐陽詢《皇甫誕碑》法度森嚴，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中和蕭散，褚遂良《雁塔聖教序》風華綽約，顏真卿《顏家廟碑》雄健雍容，柳公權《玄秘塔碑》骨氣洞達，張顛、懷素草書狂放飄逸。另外還有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董其昌、文徵明、林則徐等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的刻帖，也都風韻獨具，自成一家。以西安碑林和孔廟為基礎的西安碑林博物館，古典庭院，雕樑畫棟，古柏參天，碑石矗立。蘊涵著濃郁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意韻，當我們置身於這座碑刻文化的殿堂、書法藝術的寶庫中時，常常駐足流連，嘆為觀止，感受著碑石文化博大精深。

《作者趙力光/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

具體考究，碑， bēiㄅㄟˉ

◎ 刻上文字紀念事業、功勛或作為標記的石頭：石～。豐～。墓～。口～。～文。～碣。～刻（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圖畫）。～拓（tà ）。～帖。～林。里程～（ａ．設於道路旁邊用以記載里數的標誌；ｂ．喻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可以作為象徵或標誌的大事）。有口皆～。 漢英互譯

◎ 碑 stele English ◎ stone tablet; gravestone 詳細字義

◎ 碑 bēi 〈名〉 (1) (形聲。從石,卑聲。本義:古時宮、廟門前用來觀測日影及拴牲畜的豎石) (2) 豎石 [upright stone] 碑,豎石也。——《說文》 上當碑南陳。——《儀禮·聘禮》。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公室設豐碑。——《禮記·檀弓》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拴)於碑。——《禮記·祭義》 (3) 石碑。石上刻著文字,作為紀念物或標記,也用以刻文告。秦代稱刻石,漢以後稱碑 [stone tablet]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釋名·釋典藝》 有碑仆道。——宋· 王安石《游褒禪山記》 有碑載其事。——宋· 陸遊《過小孤山大孤山》 (4) 又如:楔形碑;碑文;碑記;石碑;豐碑;界碑;路碑;墓碑;里程碑 (5) 碑文,文體的一種 。如:碑拓(碑刻的拓本)

常用片語

◎ 碑額 bēi』étop part of a tablet] 碑首。碑頭及其題字

◎ 碑記 bēijì [a record of events inscribed on a tablet] 刻在碑上的記事文章＝÷】

◎ 碑碣 bēijié [stone tablet]∶碑刻的統稱 荊楚碑碣皆協所書。——《南史·顏協傳》

◎ 碑刻 bēikè [inscriptions on a tablet] 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圖畫

◎ 碑林 bēilín [the Forest of Steles] 眾多石碑豎立如林之地 長安舊府學內有碑林,萃石刻六百餘種

◎ 碑銘 bēimíng [inscriptions on a tablet] 碑文和銘文。有韻的碑文,叫銘

◎ 碑帖 bēitiè [a rubbing from a stone inscription] 石碑的拓本

◎ 碑亭bēitíng [stele pavilion] 對石碑起保護作用的亭子

◎ 碑文 bēiwén[inscription on a tablet] 刻在石碑上的文詞

◎ 碑誌 bēizhì 【a record of events inscribed on a tablet] 碑文和墓誌

◎ 碑座,碑座兒 bēizuò,bēizuòr[pedestal of the tablet] 碑下的石座兒。

康熙字典【午集下】【石字部】 碑 【廣韻】彼爲切【集韻】【韻會】班麋切【正韻】逋眉切，音陂。【說文】豎石也。【禮·祭義】君牽牲，旣入廟門，麗於碑。【疏】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用之曰：公食大夫禮，庶羞??於碑內，庭實??於碑外。燕禮聘禮皆云：賔自碑內聽命。又士昏禮，賔入廟門鄕飲酒，賔入庠門鄕射，賔入序門，皆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隂陽。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又【檀弓】公室視豐碑。【註】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閑爲鹿盧，下棺以繂繞。　又【釋名】碑，被也。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又【徐鉉曰】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又劉熙言，葬時所設者，蓋今神道碑也。　又【初學記】碑，以悲往事也。今宮室廟屋墓隧之碣，鐫文於石皆曰碑。說文解字【卷九】【石 豎石也。從石卑聲。府眉切

[其他相關]

春秋時就出現「碑」這個名稱，但它當時是宗廟裡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樁子，同時，人們也根據它在陽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來推算時間。到了戰國時期，大貴族殯葬時，由於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轤轆繫繩緩緩放下，「碑」，就是那時裝轤轆的支架。殯儀結束，往往把這個支架留在墓地里。後來，人們為了紀念逝者，就在這塊現成的大石頭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於是就出現了紀念性的碑。直到西漢墓地石碑的上部仍鑿有一個圓孔（叫作「穿」），這是來供懸棺下葬用時留下的痕迹。我國現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到了東漢，樹立墓碑的習俗已廣為流行,並一直沿用至今。

「碑」在漢英詞典中的解釋 (來源:百度詞典)

1.a stele 中國古代早期的碑，功能有所不同。

一是立於宮室、廟堂之前，用以觀察太陽的影子位置從而辨明陰陽的方向。二是立在宮室、廟門前用做拴牲口的石頭。三是立在墓邊用以拴繩子系棺木入墓穴的，用完之後，隨棺木一起埋入土中。後來，這塊石頭不埋入土而留在地上，而且在石頭上刻上墓主人的姓名及生平事迹，豎立在墳頭或墓前神道上，稱為墓碑或神道碑。這種在石頭上刻文字記事的方式不但用在墓碑上，也逐漸地用到觀日影和拴牲口的石頭上，石上刻文記事成為石碑的主要功能，並且逐漸走出廟門與陵墓而出現在其他需要文字記載的地方。

今河北圍場縣是清代皇帝專用的狩獵場所。每年秋季，正當水草豐盛、野獸出沒時，帝王邀集漢、滿、蒙諸族的王公大臣一起到這裡狩獵。就在這一地區，留下了好幾處石碑：「虎神槍記碑」記的是乾隆皇帝用虎神槍獵虎之事；「木蘭記碑」記的是木蘭圍場創建的經過及狩獵的盛況；這些碑所記內容都圍繞著圍場狩獵的事，並抒發了帝王牢記祖訓，不忘習武的心愿，多數還用了漢、滿、蒙、藏四種文字鐫刻在碑的四面。記事之碑，也有專門記述當地重要事件的，如四川西昌市郊的光福寺，共有石碑百餘塊，較詳細地記述了西昌、甘洛、寧南等地歷史上發生地震的情況，包括明清以來幾次大地震的時間、受震範圍及震後人畜、建築所受損害狀況，成了很重要的科學史料。

碑也有專門記人的。河北唐縣有一塊「六郎碑」，是後人為紀念宋代將領楊延昭(六郎)鎮守三關的功績而建立的，這就是所謂的「樹碑立傳」。石碑是一部石頭的史書，它渾身上下都是寶，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四川成都紀念蜀國丞相諸葛亮的武侯祠內有一塊唐代碑，記載了諸葛亮的一生功德，由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書寫，著名石刻匠人魯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按華榮於碑上題跋曰：「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與垂宇不朽也。」這是讚美諸葛亮本身的功績和裴度的文章與柳公綽的書法，並稱為「三絕」，又有一說是魯建刻字之美亦堪稱一絕，故合稱「四絕」。

常見的石碑分碑首、碑身、碑座幾個部分，碑首多刻盤龍。龍的多少則要看碑身的厚薄而定。碑身是刻寫碑文的地方，所以它佔了石碑的主要部分．前後左右四個面平整光潔，很少雕飾。有的石碑為了求得華麗的效果，在碑身的兩個側面，有時也在碑峰正背兩面的邊上加雕飾，形成一種在文字外圍有一圈邊飾的效果。碑座中，以龜作座者多。龜自古就被當做一種靈獸，與龍、鳳、麒麟齊名，稱為四靈物，或與龍、鳳、虎合為四神獸。海中的大龜稱為鰲，傳說共工氏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地之四極。鰲足可以支撐住天地，足見其力量之大了，所以宋《營造法式》中將碑座稱為「鰲坐」。還有一種傳說，認為龜力氣大，善於負重，但它愛好揚名，常馱三山五嶽在江海中興風作浪，以顯示自己。大禹治水時收服了龜並用其所長，讓它用力推山挖洞。治水成功後，大禹搬了一大塊石頭讓龜馱在背上，使龜無力隨意行走，以免它再興風作浪，但又在石頭上刻著龜治水的功勞，從此龜就成了碑的基座了。爾雅翼·黿》中也說：「黿，鱉之大者，闊或至一二丈。」周穆王出師東徵到達江西九江時，曾大量捕捉黿等爬行動物來填河架橋，留下了「黿鼉為梁」的成語故事。東漢時的許慎在《說文》中也指出：「甲蟲惟黿最大，故字從元，元者大也。」因為黿的頭頸後部常有疣狀的突起，所以在我國民間還稱它為「癩頭黿」，並認為其十分兇猛，可以傷人。因為它的力氣的確很大，可以馱數百千克重的物體而依舊行動自如。在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第23回中，寶玉言語不慎，惹惱了黛玉，轉身就走，寶玉著了急，忙向前攔住說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里，叫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而在中國古文化里，古代皇室、公卿、王侯、將相等顯貴的陵墓前，常有石制巨黿馱著墓主人的石碑。

其文化背景也有多種說法。一、顯應宮，曾名"黿將軍之廟"、"顯應黿將軍之廟"、"定江王廟"，民間習慣稱"老爺廟"。位於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境內鄱陽湖北岸，與廬山、星子隔江相望，現廟宇仍保持明清時代典型的建築原貌，是一座著名而神秘的"老爺廟"。大凡廟宇都建立深山之中，故有"名山名剎"之說，而"老爺廟"卻占坡疊置，據水而曠，臨湖而建，四無遮攔，面朝千里煙波，為世間獨有。廟體坐北朝南，佔地面積千餘平方米，廟前有高大四柱石牌坊，沿三十多級花崗岩石階登大殿，主廟高九米，前殿供奉顯黿將軍神像，後殿供奉大王爺、二王爺、三王爺神像，東側有龍王殿、同仁堂、觀音殿、大小客堂，還有朱元璋"插劍池"和手書"水面天心"摩崖石刻，西側有朱元璋"點將台"。為道教道場，四周環境顯得十分神秘，歷代在這裡發生的傳奇故事非常誘，"老爺廟"神秘之處，早被傳媒傳為中國"百慕大"的所在地。千百年來，它寧靜佇立在鄱陽湖北岸，廟前的四個窗子，像似極目凝視著湖中的險要地段，關切過往船隻的安全。過去曾有不少船民和旅客，過往"老爺廟"水域，遇到狂風大浪危急時，導致船體漂蕩、失控、顛簸。他們在大霧朦朧，前方渺茫，一片漆黑，唯一是尋覓"老爺廟"的燈光和鐘聲，全速朝"老爺廟"靠近求救。這種驚心動魄的險情，在"老爺廟"所見所聞並不稀罕。因此，長期以來，它為保護船民的安危，救助受難的過往船民，招來香火極盛。無怪乎，凡過往"老爺廟"水域的船民，無不自動敬香、上供、放鞭炮、磕頭膜拜，祈求"老爺廟"鎮邪，濟世救人，保佑來往"老爺廟"水域的船民安全渡湖。 顯應宮(老爺廟)，據民間傳說及眾多的史料證明，確有千餘年的歷史，明代以前，此處早有"龍王廟"的存在，祭祀黿將軍。600年前，明太祖朱元璋又給這座古廟塗上一層神秘色彩，據《明史》載，1363年，朱、陳(友諒)雙方在鄱陽湖大戰三十六天，朱元璋曾在這裡遇險，被一巨黿所救，他當即許願："承蒙救助，待登大寶之日，定封汝為王，廟食千秋香火"。果真朱元璋登基後，他下詔擴建此廟，賜名"黿將軍廟"，不久又賜封"定江王廟"。之後這段傳說佳話卻使"老爺廟"流芳百世。 一進廟門，舉目只見一隻雕塑巨黿，背馱一碑，上書"加封顯應黿將軍"。廟東側，一巨石上刻有"水面天心"四字，相傳是朱元璋獲救後，親筆所書，意為遇救星是"天意"。這幾個蒼勁大字，吸引不少遊客駐足。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嘉慶帝再次加封賜號曰"顯應"，知府狄尚綱、知縣陳煦分別作《加封顯應黿將軍廟記》。清光緒七年(1881年)古廟再次維修擴建，塑"定江王爺"神像，廟宇重修後顯得雄偉壯麗，金碧輝煌，光緒帝派遣大臣前來祭典。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因古廟處於兵家必爭之地，遭日寇轟炸，損壞嚴重。 斗轉星移，解放後，都昌縣人民政府為貫徹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多次對"老爺廟"作了修繕，並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和旅遊景點。從此，不少遊人遠道而來，尋訪它的神秘風采。1996年，經政府批准，為開放道教活動場所。設立"顯應宮道院"，從此古廟重輝，道教界多方籌集資金，修繕老爺廟，並在廟前新建一座高大的石柱門樓(高10餘米)和堅固的水上碼頭，在山頂修建望鄱亭一座，修復多處古戰場遺迹，這些新修仿古建築，同明、清建築風格的古廟相映生輝，氣勢壯觀。

在崆峒山原問道宮的大殿前，有一寬約五尺、高三尺、碑高八尺的黿馱碑(現遷往二里遠的新建問道宮院內)，是古代所鑿制。為什麼要把它供放在問道宮的院內呢？這也有一個神奇的傳說。很早很早以前，在崆峒山一個以打柴為生的小夥子，名叫袁勤，他為人善良、厚道，孝敬父母，可就是家裡窮。有一天，他上山打柴，不小心把一棵神樹伐了，被所守山門的道士發現，報告了道長，道長罰了他三天勞役。服役中，道士們看他身高力大，幹活很賣力，為人忠厚穩重，是一塊有用的材料，就勸他入道。他心想：我家父母健在，先去問問他們吧。他回家將原委給父母訴說了一遍，他父親當即說：「吾兒年歲也不小，該成家立業好好過日子了，可是咱們家貧如洗，如何給你成得起家呢？既然道門看準了你，你就去吧，丟下我和你媽，你不用操心了。」袁勤聽了父親的話，謝過雙親，就上山入了道門。道長見他聰慧，給他分了一個誦經的差事。可是，袁勤家貧沒有錢上學，隻字不識，道長只好又給他分了一個差事，讓他站在宮門前，向求神算卦、燒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們宣講黃帝問道的緣由。道長費了很大的勁，給他說了一遍又一遍，他總是記不下，道長一看他是這麼一個不中用的東西，就讓他哪裡來，原回哪裡去。這下可把袁勤急壞了,他想：在山上幹什麼都比回家強，他苦苦袁求道長，最後在諸位道士的求情下，道長才把袁勤勉強留了下來。但他光吃飯，不會幹經文之事總不得吧。於是，道長想了一個辦法，讓人把要宣講的話，寫在袁勤的胸前，他站立在宮前，讓來往的人看黃帝問道的經過。就這樣，他紋絲不動，一直站立了幾百年。有一天，玉皇大帝來問道宮講授經文，發現他還在那裡站著，心裡很感動，想找一個能代替他的動物來完成這項工作。正在此時，一位仙童來向他報告說：「玉皇大帝，你治治那個黿聰吧，它說好馱我遊覽涇河，可剛到河中間就把我摔到河裡了！」玉皇大帝一看他的仙童，被河水淹得濕淋淋的，凍得發抖，一下惹怒了他，大聲喝道：「快把那個黿聰給我找回來，讓它接替袁勤的工作吧。」黿聰知道玉皇大帝要懲罰它，就忙告饒說：「玉皇大帝，你饒了我吧，我已修行了幾百年，現叫我站大門，不是一切都完了嗎？」玉皇大帝禁不住這 黿聰的苦苦求情，就說：「那好，把經文刻在石碑上，你就馱著修鍊吧。」從此，黿聰就接替了袁勤的工作，它馱道石碑修鍊。它修道成仙后上了天宮，它的身骨就留在了大殿里，身馱石碑，頭還夠道著看經文，練道術。後來，人們為了紀念神黿，就用石頭鑿成它的身骨，一直傳到現在。

在印刷術沒有誕生之前，古代遺存下來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頭上記下來的。據記載，大約在春秋的時候，就有33人想出來把文字刻在石頭上了。戰國初年的古書《墨子》中講怎樣保存文字記錄的時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上面。「金」指的是青銅器，「石」指的就是石頭。唐朝貞觀初，人們在陝西寶雞附近的陳倉發現了10個石鼓，上面的刻字記載著公元前8世紀時秦文公的事情。這是迄今為止，年代最久的「石頭記」了。石鼓較小，刻不了多少字，看起來也比較麻煩，後來人們就把字刻到大石碑上去了。東漢末年，雖然已經發明了紙，但印刷術還沒發明。若想看書，就得用手抄。那時的書，全是手抄本。你抄我的，我抄他的，抄來抄去，錯誤越來越多。「這樣下去幾百、幾千年後，我們的子孫看見的經典著作就全是走了樣的！」大學者蔡邕為此十分焦慮。漢靈帝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蔡邕向漢靈帝建議：把一些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作為校正經書文字的標準本。靈帝同意後，蔡邕親自書寫，刻好後的石碑一塊塊立在首都洛陽的太學門外。這一下可熱鬧了。每天都有許多人趕去抄寫石碑上的文章，或拿過去抄的書和石碑上的文章校對。有時候，一天載人來的車輛竟有1000多乘，車水馬龍，擠成一團。這些石碑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現在還有一些殘塊保存在西安的碑林里。

對著石碑上拓印的方法。就是用事先浸濕了的堅韌薄紙鋪在石碑上面，然後用絲棉包紮成拳頭大小的軟槌在紙上輕輕拍打，使紙透入石碑上刻字處凹下的地方。待紙干後，再用軟槌在紙上拍上墨汁。然後揭下來，就成了黑地白字的拓本。這是一種從陰文正字取得正文字的複製方法，與以後的雕版印刷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

碑帖的1、洗碑對於新碑要洗去石粉的碎塊。對於舊碑要洗去泥垢雜草，洗後要吹乾。對於有些碑，由於常年倒在地上，碑面長滿青苔，要用火燒去青苔。經過火燒過的碑，容易變酥。這就是有些碑錘拓樹次就碎裂的原因。2、準備傳拓用紙各個時期用紙是不同的。南北朝時期用桑皮紙，唐朝時多用棉料紙。傳拓碑刻用紙，是很講究的。太薄易破，紙厚不能呈現筆鋒；另外紙要有韌性，竹紙不耐久，棉紙易干起毛，藤紙雖佳，但不宜捶拓。碑刻古器物等用紙，先用小裁刀剔去紙上疙瘩、草棍、沙粒等雜質，裁掉紙邊紅色印記，把紙清掃乾淨再使用。悶紙，也是傳拓碑刻的一個重要步驟。傳拓碑刻悶紙，主要方法是清洗碑刻，按刻石尺寸裁紙，四邊餘3厘米，用棉連紙、料半紙等均可，把紙摺成20×20方塊，或長方形，每摺相錯5毫米，以便揭開使用，然後將一張疊好的紙放入清水盆內，濕透後取出放在潔凈的濕布上，每一張濕紙，加上疊好的一張干紙,用濕布包好,雙手用力壓紙，待濕干均勻後取用。3、上水蠟古人是上白芨水，有的用薄漿水，也可以用水蠟。各個時期方法不同，性能也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主要是使拓紙能稍粘住。4、上拓紙 其方法是用椎包將紙與石之間，拓平，擠出空隙，把紙平服地貼在石面上。注意用力輕重適宜，紙張不能皺，不能破。然後，用墊紙的氈子吸干拓紙的水分。5、上墨拓紙打平後要檢查紙需稍干，這是以紙質和拓件的不同，憑經驗決定的。用兩個拓包上墨，先干淡輕打，層層打上，墨色逐漸加深。當然拓本要求不同，上墨方法也有不同，這就形成了各式拓本的品種。主要有擦墨拓、撲墨拓兩大類，還有蠟墨拓、鑲拓、響拓等。擦墨拓法 ：主要工具是細毛氈捲成的擦子。擦子要卷緊縫密，手抓合適為宜，將氈卷下端切齊烙平，把濕紙鋪在碑石上，用棕刷拂平並用力刷，使紙緊覆凹處，再用鬃制打刷有順序地砸一遍。如石刻堅固，紙上需墊毛氈，用木錘塗敲，使筆道細微處清晰，不可用木錘重擊。待紙干後，用筆在拓板上蘸墨，用擦子把墨汁揉勻，並往紙上擦墨，勿浸透紙背，使碑文黑白分明，擦墨三遍即成。撲墨拓法：傳拓用的撲子用白布或綢緞包棉花和油紙做成，內襯布兩層，一頭綁紮成蒜頭型，按所拓碑刻、器物的需要，可捆紮成大、中、小三種撲子。把撲包噴水潮潤，用筆蘸墨汁刷在拓板上，用撲子揉勻，如用雙撲子，可先在下面撲子上蘸墨，然後兩撲子對拍把墨汁揉均，再往半干紙上撲墨，第一遍墨必須均勻，撲三四遍墨見黑而有光即可。蠟墨拓法：用松煙子和蠟調合，做成餅狀大墨團，將干紙貼在刻石上，用大蜡餅乾擦，又名為乾擦墨。在氣候嚴寒或洞窟潮濕地區，均可使用乾擦墨拓法。鑲拓法 ：用小撲子先拓大字邊緣，然後鑲補完整的方法。先把字邊拓好揭下，再全補上墨。摩崖大字題刻，多用此種拓法。 響拓法　拓善本碑帖，將透明薄紙平鋪在碑帖上，用筆雙鉤輪廓，然後用小撲子影拓。或在原碑帖上覆一層薄紙雙鉤填墨，也叫響拓。傳拓碑帖用墨，以晚清、民國初年碎墨最佳，將碎墨放入小罐內，加適當涼水，用木棍攪成墨汁，寫字不洇即可用。松煙桐油合香料製成的墨，或現在精製書畫墨汁，也是傳拓碑帖佳品。用煙子合膠做墨汁，或用煙子合蛋清做墨汁，必須在墨汁中加薄荷精、樟腦精等香料少許，可免去拓片的腥臭味。直接用黑煙子合水傳拓的最劣碑。

碑刻，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圖畫，中國書法藝術載體之一。將書寫好的墨跡複寫於平整的石板（或石壁）或木板上，然後鐫刻而成。後人經椎拓，以拓本形式供欣賞和觀摩、臨池，稱碑帖。

碑刻一般包括：碑、建築刻石、摩崖刻石、墓誌等。

碑由底座、碑身、碑額組成，底座有時雕成贔屓（ 烏龜 ）形象，碑額則浮雕成雙龍盤繞，碑身鐫刻碑文，有時碑文背面，即碑陰處或兩側均刻有文字。著名的碑漢代有《張遷碑》、《禮器碑》、《乙瑛碑》，東晉有《爨寶子碑》，北魏有《鄭文公碑》，唐有《九成宮醴泉銘》、《顏勤禮碑》等。

建築刻石主要是在石質的建築物上鐫刻含有紀念性或題記性的文字 ，如漢代的石闕 、石祠，北朝的石窟等均有刻石文字，著名的有漢代的《少室石闕》、《薌他君祠堂刻石》，西晉的《枳陽府君神道闕》，北魏的《龍門二十品》等。

摩崖刻石，一般刻在較平整的石壁或山崖上，著名的有漢代的《西狹頌》、《石門頌》，北魏的《石門銘》，北齊的《 泰山金剛經 》，南朝的 《瘞鶴銘》等。有的摩崖刻石亦被列為碑，如北魏《鄭文公碑》。

墓誌專門用於喪葬，內容為墓主人行狀，作為書法藝術來講，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誌最為豐 富，主要有《王浚妻華芳墓誌》、《劉懷民墓誌》、《刁遵墓誌》、《張黑女墓誌》等。

歷史研究表明,碑石的功用和形成最初與歷史上的人類的葬式有關, 中國歷史上的葬式:

土葬 最古老、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在我國，已知最早的土葬是舊石器時代的北京山頂洞人。新石器 時代的墓葬已有大量發現。當時人們實行土葬主要是為了防止死者被野獸吃掉，同時也是為了 使死者的得到永恆的安息和葬地。初期的土葬不用棺材，只是將死者用樹皮等物稍加包裹，埋 入地下，不起墳墓。以後為了便於辨認和,紀念，逐步起墳修墓。土葬方式一般通行仰身直肢式， 手放在兩胯旁，不像西方人那樣兩手交叉於胸前。仰身代表睡眠的姿勢，表示死者得到了安息。 雲南拉祜族人認為，如果把死者仰身葬就會使更多的人死亡，所有讓死者俯首側身而卧，兩手 交叉胸前。 由於巫術和宗教的影響，古人普遍承認陰間的存在。為了使死者在陰間有個安定的歸宿，常要 給死者穿上乾淨的新衣，為了讓死者在陰間有房子住，棺材和墓室也就應運而生，地上的墓丘 也越修越大。豪奢之家墳墓內外皆華貴精美，豪富之家為了使死者在陰間用度不缺乏，還要在 棺柩和墓穴之中放入陪葬品，帝王之家甚至以人做陪葬，帝王的墓穴稱為地宮。除了放置棺材 之外，還有陪葬品、長明燈、牆壁上有壁畫等，地宮分為幾室，主室放棺材，附室放陪葬品， 他們死後仍要享受榮華富貴。 在上古時期，氏族成員死後，都實行氏族叢葬，葬入公共墓地。後來公共墓地往往成為下層社 會人民的埋葬地，稱為「義冢」，因為墳墓大小不一，墓與墓間的距離也沒有定製，比較混亂， 所以又稱為「亂葬岡」。統治者的墓地又演變為家族墓地。古代的家族墓地是維護社會倫理道德 的一種方式。

初期的墳墓沒有墓碑，立碑的目的只是為了便於識別墳墓，在墓碑上題刻文字，始於漢代。墓 志碑銘記載死者的姓名、籍貫、家世、生平事迹，宣揚死者的功德，或文章著作、逝世時間、 葬地，最後是銘文。石碑可以留存千百年之久，既可以使死者流芳千古，同時也能起到勸化世 人的功用。

火葬 火葬也是古老而普遍的喪葬方式之一。在我國已有大約4000——5000年的歷史，在甘肅臨洮出 土的陶器中發現有骨灰，說明火葬在原始社會已經開始了。有文字記載的火葬最早見之於先秦 時期的文獻，《墨子》、《列子》、《荀子》中都有記述。如《荀子》「大略篇」說：氐羌的俘虜，不擔憂其被捆綁繫纍，而擔憂死後不被焚燒。當時，火葬是西北地區游牧民族的習俗。 佛教從東漢時期傳入我國，僧人和信徒都實行火葬，逐漸影響到全國。唐、五代、宋、元時期， 民間火葬比較普遍，尤其風行於江南各省。瘟疫流行之後死人太多，或貧賤之家無錢又無地埋 葬時往往如此。《水滸傳》中就有關於武大郎被火葬的描寫。但是，儒家文化排斥火葬，宋、元、 明、清時期，政府都曾明令禁止過火葬。現代社會文明開放，移風易俗，國家大力提倡火葬。 火化後的骨灰，處理方式各民族有所不同。游牧民族有掘坑掩埋和撒入江河的習慣。佛教僧人 及信徒，多裝於陶罐之中，再放入墓塔，或埋於墓地。漢族人吸收了他們的方式或將骨灰撒向 山河大地；或留以紀念，祭供於靈堂；或裝於陶罐、石匣、木棺之中埋入墓地。作為死者的象 征，骨灰的處理是一件莊重的事情。

天葬　 這是西藏及臨近地區十分盛行的一種葬法。大約始於十世紀，藏人死後，一般用牛馱到天葬場， 將屍體仰面平放，由喇嘛念經超度，燃燒樹枝使靈魂隨輕煙升天，同時引來蒼鷹和烏鴉，喇嘛 用刀在死者身上劃開皮肉，然後由天葬師將屍體分解，以屍肉飼餵蒼鷹和烏鴉，待蒼鷹和烏鴉 吃完屍肉，又將死者的骨架和顱骨打碎，拌上血水糌耙，讓蒼鷹和烏鴉把屍首吃得一點不剩最 好，證明死者已經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了。如果不曾吃完，則說明死者罪孽深重，將墮入地獄。 天葬時喇嘛不停地念經，家人跪在一旁，向天禱告，祈求亡人靈魂升天。甘肅地區的天葬，略 有不同，死者的屍體放在一塊大石頭上，由親人把屍體的衣服脫去，喇嘛念經後即離去，過幾 天再來看，如果屍體已經被蒼鷹和烏鴉吃光，就證明死者已經升天，然後就地堆石壘墳。

水葬 靠近江河湖海的地區還流行一種水葬法。四川大渡河沿岸的漢人對患麻風病而死的人，實行水葬。藏族對患傳染病而死的人，用牛將屍體馱至江邊，先由喇嘛念經敲鼓，超度亡靈。然後把屍體投入江中水葬。雲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有實行水葬的。水葬有全屍與分屍之別，有的把屍體捆成一團，裝入木盆等物中拋入大江，有的把屍體碎裂，扔到江里。

風葬 藏族、東北、內蒙古等地流行的一種風葬法。藏人的葬法是將屍體焚化，再有親人帶到高山頂 上順風揚撒。藏人認為，骨灰被風刮到哪裡，哪裡就是他的轉世之地。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的葬法是將屍體裝入柞木鑽成的棺材或用獸皮裹屍，放在野外並架在樹上任其風乾，然後再撿骨埋葬。

崖葬 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行的一種古老的葬法，包括懸棺葬和崖洞葬。人們將棺材放在鑿出的 山崖平台上；或在峭壁上鑿孔再打入木楔，木楔上放置棺材；或將棺材放入天然岩洞之中，岩壁上雕刻各種圖案，銘文等等。我國目前已發現有殷商、戰國、兩漢、南北朝、唐、宋、元時期的懸棺。以四川地區為多，蜀地人以為死人的靈魂升天可為仙，入地則成鬼，故以崖葬為高尚。北方人和漢人有少數地區使用崖葬。比如，漢代中山靖王與山東曲阜魯王的墓葬方式就是崖葬，眾多的崖穴是由人工開鑿而成，規模宏大，儼然地下宮殿。

塔葬 是藏族最高貴的一種葬式，又稱靈塔葬。只有極少數大活佛死後才能實行這種葬禮。先把屍體脫水，再用各種藥物和香料處理後藏入塔內，永久保存。在布達拉宮內有這類靈塔。

其他葬 原始社會仰韶文化中，人們把夭折的兒童放入瓮中，實行瓮棺葬，瓮棺埋在住屋附近。瓮底有 孔，以便於死者的靈魂出入。 近現代赫哲族人把夭折的兒童用樺樹皮困吊於樹枝上，是為了使死者的靈魂轉生。他們認為，孩子的屍體埋在地下，幼小的靈魂無力從地下鑽出來轉生，其母可能會因此喪失生育能力。 在一些瑤族地區，人們把夭折的嬰兒用草席包裹後埋在屋旁的山崗之上，或父母親的床下，或放在籃子、笸箕等容器中，弔掛在樹林中，希望死者的靈魂早日轉生。 古代傈傈族人把死嬰的心臟和骨頭砸碎扔到山谷里，以防靈魂來討債。古人認為，孩子來到這個家中或是來報恩，或是來討債。罵不聽話的孩子常常稱為「討債鬼」。孩子夭折也被視為討債 鬼。 古代少數民族有坐棺和立棺的埋葬方式。如：僚人用豎棺埋葬死者。 苗族有扭頭葬，即將死者的頭扭向背後，表示死去的老人正在扭頭看著後人的成長，可以保佑後人。高車人掘地為坎，將死者坐放其中。 一些高山族人安葬死者的方式，是讓死者以蹲踞的姿勢豎埋在死者生前的床下，這是高山族人吃飯的姿勢，表示死者仍然與家人生活在一起。

土葬是我國最古老、最普遍的葬儀形式。已知最早的土葬是舊石器時代的北京山頂洞人。 由於宗教的影響，古人普遍承認陰間的存在。為了使死者在陰間有個安定的歸宿，常要給死者穿上乾淨的新衣，為了讓死者在陰間有房子住，棺材和墓室也就應運而生，地上的墓丘也越修越大。豪奢之家墳墓內外皆華貴精美，豪富之家為了使死者在陰間用度不缺乏，還要在棺柩和墓穴之中放入陪葬品，帝王之家甚至以人做陪葬，帝王的墓穴稱為地宮。除了放置棺材之外，還有陪葬品、長明燈、牆壁上有壁畫等，地宮分為幾室，主室放棺材，附室放陪葬品， 他們死後仍要享受榮華富貴。 古代，下層社會人民的埋葬地，稱為「義冢」，因為墳墓大小不一，墓與墓間的距離也沒有定製，比較混亂， 所以又稱為「亂墳岡」。統治者的墓地則演變為家族墓地。古代的家族墓地是維護社會倫理道德的一種方式。

到了漢代，墳墓開始出現墓碑，立碑的目的是為了便於識別墳墓。墓碑上題刻文字，墓誌碑銘記載死者的姓名、籍貫、家世、生平事迹，宣揚死者的功德，或文章著作、逝世時間、 葬地，最後是銘文。

石碑可以留存千百年之久，既可以使死者流芳千古，同時也能起到勸化世人的功用。

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中國目前最大的紀念碑,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心，在天安門南約463米，正陽門北約440米的南北中軸線上。它莊嚴宏偉的雄姿，具有我國獨特的民族風格。在廣場中與天安門、正陽門形成一個和諧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築群。紀念碑總高37.94米，碑座分兩層，四周環繞漢白玉欄杆，四面均有台階，下層座為海棠形，東西寬50.44米，南北長61.54米，上層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兩層須彌座，下層須彌座束腰部四面鑲嵌著八塊巨大的漢白玉浮雕，分別以「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戰爭」、「勝利渡長江」為主題，在「勝利渡長江」的浮雕兩側，另有兩幅以「支援前線」、「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為題的裝飾浮雕。浮雕高2米，總長4..68米，雕刻著170多個人物，生動而概括地表現出我國近百年來人民革命的偉大史實。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為了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當天下午6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前廣場上舉行了建立紀念碑的奠基典禮。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政協各單位首席代表一一執杴土，奠下紀念碑的基石。後經全國廣泛討論，確定碑型。到1952年，全國優秀的建築師和專家們共設計了一百多種圖案，經有關方面通過各種方式徵求各界人民的意見，歸納、修正成最後的圖樣。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北京市長彭真任主任委員，鄭振鐸、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下設工程處，分設計、施工、採石、美術工作等７個組，進行工作。此外，專設一個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領導下，研究浮雕畫片所需的史料題材。

紀念碑於1952年8月1日正式動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人民英雄紀念碑呈方形，建築面積為3000平方米。紀念碑分碑身、須彌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台座分兩層，四周環繞漢白玉欄杆，均有台階。下層座為海棠形，東西寬50.44米，南北長61.5米。上層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兩層須彌座。下層大須彌座束腰部四面鑲嵌著八幅漢白玉大型浮雕，分別以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游擊戰、渡江戰役為主題。在渡江戰役的浮雕兩側，另有兩幅裝飾性浮雕，主題分別為支援前線和歡迎人民解放軍。浮雕高２米，總長40.68米，共有約170個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動地表現出我國近百年來驚天動地的革命史實。上層小須彌座四周鐫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組成的八個花環。兩層須彌座承托著高大的碑身。碑身是一塊長14.7米、寬2.9米、厚1米、重達60多噸的大石。碑身正面（北面）鐫刻毛澤東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澤東起草、周恩來題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碑身兩側裝飾著用五星、松柏和旗幟組成的浮雕花環，象徵人民英雄的偉大精神萬古長存。整座紀念碑用17000多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肅穆莊嚴，雄偉壯觀。修建方案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隨即向全國各建築設計單位、大專院校建築系發出徵選紀念碑規劃設計的通知。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種形式的設計方案和設計修改方案（截止最後定案時共收到240多件）。海外華僑也積極獻計獻策，僑領陳嘉賡組織華僑繪製了圖紙，並製作了水泥柱頭模型，花費15萬多元（舊幣）運費寄給人民英雄紀念碑建造工程處。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正式成立。該委員會主任由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同志擔任，副主任由國際著名建築家梁思成同志擔任，秘書長為薛子正。為了體現周恩來總理關於建築紀念碑目的在於「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興建委員會從240多種設計方案中精選出8種，向專業設計人員廣泛徵求意見。這8種設計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設計，高而分散的典型設計，做成三座門的設計，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設計，有瞭望台的設計，紅牆上立碑的設計，碑頂立群像的設計和最後被採用的碑形設計。在眾多的設計方案構思中，設計意見有較大的差別。當時分歧較大的意見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陳列室。2、下層台階要不要作成檢閱台。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頂部開窗，可供瞭望北京市容。4、意見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頂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寶頂歇山式，還是塑造英雄的群雕。因為這些意見不統一，使得工程難以啟動。最後經主持這項工作的中央領導與有關方面初步協商，決定：1、台基部分先按陳列室設計，留有改變的餘地。2、因為已有天安門作為大檢閱台，下層平台決定不作檢閱台設計。3、為維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頂不開瞭望窗以維護紀念碑的莊嚴肅穆。空筒碑身也使得碑體重量大大減輕，連地下的混凝土在內，總重量只有一萬噸左右。（由於設計合理，當時雖然沒有考慮抗震因素，但紀念碑卻經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驗。）4、最難確定的碑頂暫緩設計，選意見最為集中的設計方案中的三個製成1∶5的模型，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廣泛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就在底層按陳列室設計全部鋼筋混凝土即將完成時，台基做成實體的意見又佔了上風，他們提出的理由很有說服力：做成實體碑身顯得莊重穩妥，如下設陳列室，碑身則有架空不穩之感，這對於一座烈士紀念碑是不合適的。關於紀念碑建在何處，也經過廣泛的討論。開始有人主張建在東單廣場，有人主張建在前門樓上，有人主張就中華門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張建在西郊八寶山上。最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定將紀念碑設立在全國人民政治活動中心——天安門廣場。背景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十分關心的事情，是在他們直接指示下完成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貴的毛澤東手書批示。事情緣於朱啟鈐、章士釗、葉恭綽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後，向毛主席建議，對紀念碑的設計提出新的意見，如：浮雕史料應特別慎選，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圖畫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慮銅鑄；整個圖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紋樣宜另行選擇，明清兩朝紋樣纖弱無力，不宜多用等。毛澤東主席看到建議後，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請付委員會討論並邀建議三人參加。」在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中還有另一份毛澤東主席親筆修改的紀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擬寫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將它改為「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在紀念碑建造過程中，毛澤東主席於1955年6月9日為碑心石題寫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周恩來總理書寫了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1952年8月1日，修建紀念碑工程正式開,紀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塊大石料，稱得上是中國建築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崗岩，重達百噸，采自青島浮山大金頂一帶。採運工作歷時七個半月，於1953年4月1日動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運抵天安門廣場工地。7116名工人直接參加了這項工作，開採用打槽辦法，運輸用滾木及推土機牽引滾移。1953年7月開採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長15.3米，寬3.55米，厚2.1米，重300噸。經過第一次加工，將石料上面做平，重量減為280噸。10日大石料由開採地運至山場（半山腰平坦處）行走60米。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經轉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後，石料長14.7米，寬2.92米，中間厚1.0米，兩邊厚0.8米，重量為102噸。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場起運，經過4個村莊、一個山嶺、十餘處橋樑及交通最繁華的市內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達車站（空軍油庫）。9月28日，在青島車站，採用鐵道滑動方式，將大石料裝上東北電業管理局豐滿發電廠90噸車皮。根據鐵道部規定，該車載重為100噸，因此又對大石料進行了第三次加工，將石料中間厚度改為87厘米，兩端厚度改為79厘米，重量為94噸，連同束車設備與墊木共重100噸。以直線20公里／小時，彎道及進站10公里／小時的行車速度開向北京，10月13日抵達北京前門西站，一路平安。三個夜晚之後，碑心石奇蹟般地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工地。紀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漢白玉礦。紀念碑採用了鋼筋混凝土筒體，將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塊牢固地拉結澆注在一起。碑心石正、背面的題字都有陰文鐫刻在石面上，然後採用中國傳統的鎦金方法，做成鋼胎金字鑲嵌進去。碑題、碑文共用黃金130餘兩。整個紀念碑用1.7萬多塊花崗岩和漢白玉砌成。

周士友:口碑物語品人生"

俗話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來到世間，逐漸溶入了社會，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於是就有了「口碑」一說。 說到「碑」，我們都不陌生，古往今來各種各樣的碑不勝枚舉，甚至可以這樣說，一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也是一部「碑刻文化」的發展史。「五帝三皇」的推位讓國，歷代帝王的文治武功，文臣武將的卓著功勛，直至賢士烈女的高尚德行，刻滿了千百年來大大小小的碑石，歌功頌德成了碑的最大功用口碑是相對於石碑來說的，但口碑與石碑有一點是不同的。口碑在通常意義上講，包括在詞典上的註解都是以喻「群眾口頭上的稱頌」，是完全褒義的。人們常說某某人口碑不錯，而絕不會說某某人口碑不好，「口碑不好」是有語病的，一個德行不好的人是不會有口碑的。而石碑卻不同，它主要功用是歌功頌德，當然也可以承載一種紀念意義，譬如紀念一場災難、一次變革、一件大事。它還可以記錄上反面意義的東西，或者產生反面的意義。那麼這種碑就成了「恥辱柱」。這在「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但名字腐朽得比屍體還快」，這是藏克家先生寫下的紀念魯迅先生的詩中的一段，是的，歷史最終承認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口碑，卻不是刻得言之鑿鑿的石碑。 口碑是「審核」一切石碑的標準，不管是刻滿了頌詞的功德碑，還是武則天在陝西豎起的無字神碑，甚至是大明永樂皇帝為其父朱元璋在南京郊區鑿成的至今還沒有辦法樹起來的那離譜的天下第一巨碑，最終都逃不脫口碑的裁決，「千秋功過誰評說？」，但問口碑！ 口碑能拔開歷史的風塵，可以改寫石碑上鐫刻的歷史，現出事實真象，甚至能讓正義與卑劣互相轉變。北宋中期，黨爭激烈，元祐黨人遭受迫害，當權的奸佞之徒就想到了一個叫絕的辦法，把元祐黨骨幹蘇東坡、司馬光等人的名字刻在了面江臨水的千丈石壁上，想叫他們遺臭萬年，這也就是我們鎮江諫壁的由來。但諫壁警醒後人的恰恰相反，刻在恥辱石碑上的人被歷史記住了，而權傾一時的奸佞卻被歷史所唾棄，而且就在短短的幾十年後。歷史老人和我們開了一個玩笑，很幽默。 口碑能穿越歷史時空，那口碑又有多大？石碑沒有記載的，它有記載；石碑記載不了的，它能記載。1925年，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逝世，當時的國民黨詔告天下，撰寫碑文，四年過去了，巍巍中山陵都已經建成了，而紀念中山先生的碑文卻沒有誰能寫就，最後由國民大會決定，由國民黨元老譚延闓書「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70年來，這塊沒有任何頌詞的豐碑，讓每一個拜謁中山陵的人多了一份沉思。口碑記錄的是功德，是高尚；是道德，是正義；是光榮，是進步；而像中山先生那樣，用碑文記載不了，只能通過口碑表達，則是千秋萬代的景仰，是偉大。換言之，也是天下蒼生的福祉。 我以為，作為一個普通的社會公民來說，可能你不會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來，但要做一個有口碑的人，這裡的口碑就是追求做一個誠實守信、愛國守法、勤勞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在為他人、為集體、為社會的奉獻中體現自我，實現價值。與普通的社會公民相對來說，為官者是一定要有點口碑意識的。「為官者」在當今時代準確的說應該稱「領導者」，就是領導著一批人、一群人，甚至更多人的這種身份，領導者追求口碑就是要求為政清廉，為民造福，心中裝著集體，想著百姓，常言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起碼要求。也只有這樣，老百姓才信賴你，才擁護你，才有口碑。 但為官者要讓人叫好，是一件不易的事。我認為首先一條，要有責任感，要有奉獻心，不是圖做官光宗耀祖，自己風光，要始終記住要為你所領導的群眾、集體做出一點有益的事情來，任何時候都要有一種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第二條，思路要清，腦子要活，要有眼光，主意多一點，辦法好一點，要有表率的作用，要有把握的能力，要有方法，能集中群眾智慧。否則出發點是好的，好心卻辦了壞事，好事也辦壞了，自以為吃了不少苦，老百姓卻不滿意。第三條，要為政清廉，大公無私。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與邪氣作鬥爭，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嚴於律己，並嚴格要求自己的家人，進一步影響身邊的人，周圍的人，築好堡壘，堅守陣地。只有這樣，在關鍵時刻才能有號召力、凝聚力、戰鬥力，才能壓制歪風、偏風、邪風。第四條，要有膽識，勇往直前。不唯書，不唯上，為任一方就要結合一方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勇於承擔責任，成功之時不驕傲，失敗之時不氣餒。第五條，領導幹部要肯學習，懂學習，善於學習。當今時代，一日千里，不注重學習，是干不好工作的。善於學習，就要放下架子，不恥下問，才能不斷提高，才能培養自己在關鍵時候抓大事的能力，抓大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抓苗頭，這些都是學問。身為領導者要有口碑意識，但不能一味追求口碑而工作，為口碑而工作是容易出錯誤的，這一點值得高度警惕。一心只想創造轟動效應，想快速見效，甚至嘩眾取寵，也就出現了現在我們見到的不少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花架子工程。可能這些在短時間內會得到有些上級領導部門的誇獎，但老百姓最後承認不承認呢？不負責任，終將害人害己，反而成為罪人。堅持實實在在干好一件事，漂漂亮亮打好一個「仗」，干成功一件事，老百姓得到實惠，多數人滿意。持之以恆，信任多了，幫助就多，事情越做越順當，利國利民。這才是腳踏實地的方向。在日常工作中，我們還會碰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口碑較好，往往容易把事情辦好，老百姓也擁護他，一個沒有口碑基礎的人，即使做了好事，也許別人會認為碰巧，甚至冷眼相看，冷嘲熱諷，「此事是為了標榜自己」，遇上此類情況，不必計較，少講多做，甚至不講，任別人慢慢看，慢慢議，我們群眾中大部分是好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會有公正的評價。再退一步說，寵辱不驚是一個好領導者必須具備的素質，是一種學養，一種胸襟。 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不是為了追求口碑的，而是要追求怎樣實踐好三代領導人的教導，怎樣「為人民服務」，怎樣做到「三個有利於」，怎樣實踐「三個代表」。幹部是稱杆子 —— 腰板要直，宗師的教導是砣，老百姓是稱桿上的星。

我國碑文化發展，歷史悠久，祖國各地，名碑林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座落在古都西安碑林創建於公元1087年，是收藏我國古代碑石時間最早、數目最大的一座藝術寶庫，陳列有從漢到清的各代碑石、墓誌共一千多塊。這裡碑石如林，故名碑林。 西安碑林內容豐富，它既是我國古代書法藝術的寶庫，又彙集了古代的文獻典籍和石刻圖案；記述了我國文化發展的部分成就，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實，馳名中外。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唐代人所稱的石經，包括公元 745年唐玄宗李隆基書寫的《石台孝經》和公元837年刻成的《開成石經》。 碑林第一陳列室前是專為陳列《石台孝經》修蓋的碑亭。《石台孝經》是碑林最 大的石碑，刻於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編篡，專門講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為孝經作的序。玄宗為孝經寫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 後面是孝經原文。小字是玄宗為孝經作的注釋。 底座由3層石台組成，上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蔓草、獅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捲雲瑞獸。此碑由4塊石頭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稱 「石台孝經」碑林第一陳列室主要陳列《開成石經》，內容包括《周易》、《尚書》、《詩 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等12部經書，計650252字， 用石114方，兩面刻文。清代補刻的<<孟子>>17面3萬餘字也陳列於此，合稱《十三經》。12部經書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因為當時印刷術不很發達，為了避免文人學士們在傳抄經書時出現錯誤，並能永久保存，就把這12部經書刻在石碑上，作為範本，立於長安城國子監內，供人們校對。我國自東漢開始，曾先後7次刻經。《開成石經》是目前僅存的一套。在任何時代，立碑都有它的鮮明性，為民族和國家獻身的烈士立碑，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物和事迹立碑就是崇高的！立碑的本身就是具有突出的政治和文化內涵的庄肅性和歷史特點。「為共產黨立碑」，這是北京軍區給水工程團團長 李國安的名言。他們團不畏艱險，勇克難關，兩年時間，打井一百二十八眼，解決了內蒙古八千裡邊防線十萬軍民的吃水難問題，大大提高了我們黨和軍隊的威信。中國有立碑的傳統。自從秦始皇巡行天下，到處刻石記功以來，中國碑石的功用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即由原來測日影、拴牲畜、立界標的功能轉變為主要是記功頌德。碑有別人立的，也有自己立的，都要經後人評說。武則天立無字碑，表現了她的機智和明智。中國人既注重立碑，更注重口碑，所謂「人心是秤」，就是這個意思。 把立碑當做人生總要干幾件事來理解，那麼，政治家要干出政績，思想家要出思想成果，科學家要有發明創造，無疑也是一種立碑。在這個意義上，「立碑」不在當時，而是看過去做了些什麼；「立碑」不是蓋棺論定，而是要經時間檢驗，由後人評說；「立碑」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要看其所言所行是否符合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需要。只有為國家為人民為歷史進步做出貢獻，才是真正的豐碑，才可能真正立在石碑、口碑、心碑上。 李國安認為，立碑就應該為黨立碑，這個寓意是深長的，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一個用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武裝起來的現代軍人的高貴品格。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以最先進的理論為指導，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為依靠，以為十二億人民服務為宗旨，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開拓者，是當代中國的凝聚中心。為黨立碑，就是為人民立碑，為國家和民族立碑。任何一個人，只有和黨所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連在一起，才可能有所成就，背離這個事業，必將一事無成。 為黨立碑，必須研究時代的變化、社會的需要和黨的戰略決策。在其他領域如何勵精圖治，建功立業，且不去說；在經濟建設領域，就不簡單是多上項目，鋪大攤子，就能幹出「政績」來的。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正在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實現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國民經濟開始進入以結構優化和升級、整體經濟素質提高為特徵的階段。不像建國初期，工業建設剛剛起步，抓一個項目，上一個工廠，就容易做出貢獻；在今天，盲目上項目，重複搞建設，不是豐碑，而是包袱。 組織部門考查有關領導幹部的政績，也不是只看其建了幾個廠，修了幾座樓，更要看其在集約、內涵、效益、創匯方面做出了多少成績，對兩個文明建設做出了多大貢獻。 在經濟領域是這樣，在其他領域也是這樣，只有不圖個人的名利和政績，真正在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環節，勵精圖治，作出成績，才可能為黨增輝為國增光。在我們黨內，為個人樹碑立傳者，其前途並不美妙；為黨和國家樹碑立傳，前景廣闊，卻又很不容易，這須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忠貞、艱辛和才智。

《人民日報》（1 9 9 8 0 2 1 1 四版）

綜上所述，中國的碑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的碑石被烙上和賦予了豐富的文字傳承，歷史/人物/事迹/重大事件的紀念，線刻與雕塑等造型的藝術欣賞，獨特的民族文化與精神的象徵意義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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