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制度損害世界經濟和民生
長期以來，美國自詡為世界民主的標杆，把美國式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到處推銷甚至強力推行。受這種霸權主義話語權的影響，一些國內外輿論熱炒和宣揚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把美國民主推崇為「普世價值」的典範，把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都歸咎於基本制度和體制，鼓吹只有接受西方「普世價值」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對不明真相的群眾具有極大的迷惑性。他們意在否定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麼，美國式民主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它對世界經濟和民生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一、美國式民主的實質是「金錢民主」、「家族民主」、「寡頭民主」和「獨裁政治」美國式民主的虛偽性首先在於它貼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等一系列美好而極具迷惑性的標籤;其次在於被資產階級包裝得無比精巧的以普選制、議會制、兩黨製為特徵的所謂民主政治制度;還在於表面上設計得更加圓滑的以選舉民主和程序民主為特徵的選舉制度。揭開美國民主制度的面紗，我們會發現：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以金錢為選票的普選所選舉產生的議會，只不過是「富豪的俱樂部」;所謂兩黨制，不過是資產階級各個集團為了防止政府僅為某一個壟斷資本集團服務而進行的博弈;所謂三權分立，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獨佔統治權下的職權分工，是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美化資本主義民主、欺騙勞動人民的工具而已。包括美國民主在內的西方民主，雖然在反封建專制和特權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資產階級獨佔統治權後，卻越來越演變為資產階級的特權和民主，實質上是金錢民主、家族民主和寡頭民主。
美國總統大選可謂是一些人心目中美國民主的「典範」。美國總統並非通過它到處宣揚的普選制、直接民主、「一人一票」產生，而是由「選舉人」間接選舉產生。每四年一度聲勢浩大的總統候選人到處遊說演講拉選票，貌似民主的體現，其實是「燒錢」的競賽，沒有錢的人或籌集不到競選資金的人是不可能成為被選舉人的。美國總統大選的開支：1980年1.62億美元，1988年3.24億美元，2000年5.29億美元，2004年8.81億美元，2008年達到驚人的50億美元;(朱繼東：《「金錢選舉」：美國式民主不是世界的標杆》，《黨建》2012年第11期。)而最近的兩次大選，2012年超過60億美元，(《美大選耗資60億成史上最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07/c_123922186.htm.2012-11-07。)剛剛落幕的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據估計總開支超過100億美元，(《2016美國大選將耗資100億美元》，http://money.163.com/15/0501/03/AOGFSRCF00253B0H.html2015-5-01。)成為史上最燒錢的一次。愈演愈烈的「金錢選舉」，充分體現了美國式民主表象下的虛偽本質，這種赤裸裸的「金錢政治」和「金錢民主」竟然受到美國法律的保護。早在1846年，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中就一針見血地擊中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要害：「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頁。)美國前參議員馬克·漢納作為曾經的「圈內人」也一語道破了美國民主的真相：「兩樣東西對美國政治十分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還是金錢。」(〔西班牙〕費利佩·薩阿貢：《美國的民主癌症》，西班牙《世界報》2000年8月16日。)
美國總統的家族化則是「金錢民主」滋生的怪胎。在美國，金錢的多少決定了所擁有的「民主」權力的大小。雖說總統競選可以拉贊助，但是一般情況下拉贊助的前提是自己必須有錢。於是，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歷史上會出現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希家族等政治豪門家族。新當選的唐納德·特朗普讓很多人感到意外，其實深究其家族背景就會發現，早在特朗普的祖父時期就為家族的房地產帝國奠定了基礎，特朗普的父親弗雷德·特朗普是紐約有名的地產大亨，而特朗普本人更是集商業大亨、政治家、電視名人和作家於一身且身價近百億的「土豪」，特朗普的當選正是美國式家族民主的產物。
「金錢政治」造就了政治豪門，而政治豪門要成為政治領袖，需要大財團的支持才能擊敗競選對手，「金錢民主」進而演變為「寡頭民主」。2016年4月15日，《華盛頓郵報》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月底，美國大企業和富豪階層在2016年大選中已向「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6億美元，其中41%的款項來自50個超級富豪家族。(《美國大選「怪」現狀：民主形式掩蓋下的「金權政治」》，http://news.cctv.com/2016/10/10/ARTISsnXWH13MMXD 38MI8bze161010.shtml。)也就是說，美國兩黨背後的主人都是大的財團或壟斷資本集團。擁有大量金錢的經濟寡頭不僅控制國民經濟，而且通過選舉中的政治獻金控制美國的政治。擁有大量金錢的經濟寡頭通過控制媒體和國民教育系統影響選民。選舉結束後，「投桃報李」是必然的結果。總統任命內閣組成人員，這些寡頭就順利地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利益集團就這樣綁架了美國政治。本次特朗普任命的內閣由一些壟斷資本家直接組成，便再次印證了這一點。選舉資本化導致富裕階層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處於領導和支配地位，有權有勢的「寡頭精英」(經濟寡頭、政治寡頭和傳媒寡頭等)階層越來越控制民主，一般選民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乃至民主政治之外，貧富差距和民主差距日益擴大。民主變成了金錢和權力的遊戲，普通人只是這場遊戲的旁觀者。正如列寧早就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頁。)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形式有了些許變化，如現今黑人代表可以進入美國政壇，在法律上美國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也可以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然而，兩黨政治人物必須代表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沒有改變，其維護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始終不變。
美國的民主政治不僅在國內是欺騙人民的工具，在國際上也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霸權主義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如果外交政策需要，它們就可以立即把自己變為當今世界「道德法庭」上的最高法官和國際政治「道義」的制高點，給任何一個國家戴上一頂「獨裁國家」或「失敗國家」的帽子，任意干涉他國內政，頤指氣使地指責別的國家不講「民主」、侵犯了「人權」，直至「宣判」它為「流氓國家」，甚至以真正的流氓手段制裁那些所謂的「流氓國家」。一方面，通過輸出美式民主達到控制弱小國家的目的。比如，菲律賓實際上曾經是美國的附庸，而韓國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忠實的盟友，「薩德」入韓正是美國民主和軍事綁架的結果。另一方面，以「保護平民」、「反對獨裁」為名發動戰爭和製造國際緊張局勢，背後卻是為美元、石油、軍火等壟斷集團的利益服務。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1世紀的利比亞戰爭，背後無不與美元和石油的霸權利益相關。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以來提出的一系列對外政策，如退出損害美國工人利益的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處罰不遵從貿易規則的國家，以及為美國爭取公平的自貿協定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遭到了美國各大城市以及倫敦、悉尼、東京等全球共20多個城市上百萬人的抗議。這充分說明，美國式民主是基於私人壟斷利益基礎上的畸形民主政治，本質上與追求霸權為特徵的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體制別無二致，是一種「新型獨裁政治」。
美國式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輸出，勢必給全球的物質生產、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帶來極大的損害。
二、美國式民主制度損害世界經濟1.損害物質生產和交換，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在當今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越出國界，在更大範圍和更高程度上向縱深方向發展，從而演變為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矛盾、與國民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這一全球基本經濟矛盾，通過各種具體矛盾和中間環節導致經濟危機。
從微觀基礎分析，私有制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級管理層為追求個人收入極大化而追求利潤極大化。企業生產經營的計劃性目的是擠垮競爭對手，最大限度佔領市場份額，這種微觀生產經營的計劃性與全社會生產經營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成為生產相對過剩的深層原因之一。
從調節制度分析，唯市場化的強市場調節與客觀要求的強政府調節之間存在矛盾，這是生產相對過剩的深層原因之二。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和理論代言人極力宣傳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排斥政府在資源、教育、衛生、文化、民生等領域的某種決定作用，從而導致私有化的「私地悲劇」以及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倫理失靈的調節制度「三失靈」，生產性危機必然時常爆發。
從經濟結構分析，私有制結合市場經濟容易形成生產相對過剩。在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系下，貨幣創造與商品生產相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國際貿易與全球資本流動嚴重失衡，全球經濟危機頻發。在商品與資本全球化日益發展的同時，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卻受到嚴格管制，勞動力市場處於被分割狀態，導致各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跨國公司，利用高新技術、現代管理等先發優勢，通過壟斷國際市場、壟斷高新技術及其知識產權、控制全球性國際經濟組織等方式，實施不平等的貿易規則，抬高新型工業製成品售價，壓低原材料和初級產品進價，拒不向發展中國家出售現代先進科技產品，只將二三流技術出賣給發展中國家，以防止高新技術的擴散，不斷從發展中國家掠奪剩餘價值，從而形成了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主要生產和出口實行壟斷價格的工業製成品和高技術產品，而發展中國家主要生產和出口價格低廉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畸形國際分工格局。致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
從分配消費分析，私有制結合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必然形成財富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分化，而美國的「富豪政治」導致富豪利用其資本優勢挾持政府為本階層謀取利益，壟斷資本攫取的利潤與工人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70年代以後，卡特政府的「放鬆管制」改革使企業享有充分的僱傭與解僱、裁員與縮編的自由，帶來了工會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資談判能力大大削弱等連鎖反應。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率增長，有時甚至出現停滯或下降，而管理層的年薪卻大幅上漲。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的年均報酬，1970年約為普通工人年均工資的40倍，1987年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達1077倍，此後雖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達793倍。(何帆：《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制度根源》，《人民日報》2017年1月15日。)貧富分化導致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民眾被迫進行維持生計的含次貸在內的過度消費信貸，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階層，屢屢通過讓政府放鬆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來謀求自身利益。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低收入人群的資產因房價下跌而大幅縮水，富豪則大多受益於政府的救市計劃，繼續享受金融資產帶來的收益。
西方學者認為，連續兩個季度及以上的經濟負增長，就算進入一次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因此，從19世紀20年代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每隔幾年或十幾年，便會發生一次以生產相對過剩為特徵的經濟危機。從經濟與政治的緊密關係觀察，私有制壟斷集團及其寡頭反對國家的監管和調控，而資產階級國家和政治制度又要為私有制經濟基礎服務，導致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雙失靈，從而釀成物質生產和交換的周期性危機。這種危機一方面通過全球化進程中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傳導到全球其他國家，另一方面通過美國民主霸權和軍事強權把危機轉嫁給其他國家。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進而發展為歐洲債務危機以及全球經濟危機，就是很好的例證。時任國務卿希拉里為了轉嫁危機，來訪中國要求「同舟共濟」，替其承擔金融危機的惡果。面對美國經濟一蹶不振的「新常態」，特朗普總統試圖通過貿易戰來沖淡美國經濟困境和失業問題的舉措，也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的私有制根源。
2.損害金融秩序，引發金融危機
經濟金融化是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金融部門成為調節和控制市場經濟的核心，少數金融寡頭和金融家族控制本國乃至世界經濟命脈，金融資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發動掠奪財富的金融戰爭，使金融危機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主要形態。
美國「金錢民主」的源頭是美聯儲。具有中央銀行地位的美聯儲並不是國有的，而是金融寡頭們的私人行業協會，是私有的壟斷公司。美聯儲的核心機構「7人委員會」雖由政府任命、國會核准，但這7人都是銀行和金融圈裡的銀行壟斷資本家和金融寡頭，是到處用金錢購買選票控制立法的人。美聯儲掌管著美國的貨幣發行和國家的貨幣政策，是銀行家們瓜分美國貨幣發行權的組織形式和機制。由此看來，不是美國政府控制美聯儲，而是美聯儲控制美國政府。允許由金融寡頭來掌控美聯儲，是美國的政治制度滋生的禍根。美國曾有兩位總統試圖將美聯儲國有化，但均被「精神不正常的人」槍殺了。以美聯儲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出於追逐私人高額壟斷利潤的需要，往往迫使本國議會和政府在國內外採取新自由主義的金融政策，從而導致金融失序和危機。
由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撐的美元霸權和金融霸權，使世界金融寡頭把美聯儲作為牟取利益的有力工具，影響甚至主宰著世界金融市場。美聯儲通過美國交易穩定基金ESF及其代理銀行進行黃金、石油和外匯交易，實現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干預;利用美聯儲調控美元的發行，通過濫發美元等途徑，稀釋其他國家和個人所持有的美元資產，輕而易舉地掠奪各國財富——包括美國人民所創造的財富;操縱國際金融組織制定和實施不合理的金融政策，造成全球和許多國家的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綱領「華盛頓共識」正是出自華盛頓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自由化是其主要內容。凡是受「華盛頓共識」影響的國家，紛紛參照西方模式對本國的金融部門進行改造，一方面是國有銀行私有化，另一方面成立大量規模弱小、債務比重高、缺乏應對危機經驗的金融機構。同時，在以美聯儲為代表的金融寡頭的操縱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利率、匯率自由化，向西方開放金融系統和資本賬戶，取消政府對外國資本流動的限制，致使外資大舉進入證券和房地產市場，在發展中國家製造房地產泡沫和證券泡沫，以達到其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目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1997年由泰銖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和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等，無不是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政策操縱的結果。特朗普的上台，並沒有改變金融帝國主義的本質。他以別國操縱匯率為借口，力圖發動貨幣戰爭來維持美元的強勢地位，緩解本國的金融困境。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最終只能是兩敗俱傷，並危及整個世界金融秩序。
3.損害國家財政，引發債務危機
財政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美國的政黨制度是形成債務危機的根源。由於兩黨的選民基礎不一樣，民主黨一貫傾向於增稅和擴大財政預算、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共和黨向來主張減稅和嚴格財政預算、減少福利開支;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及「三權分立」的所謂民主制度，使政府在預算問題上很難做到自律。總統關心的是能否當選或連任，議員關心的是如何贏得選民的歡心，而不是政府的收支平衡。於是，兩黨經常為財政問題吵吵嚷嚷，難以達成一致，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兩黨達成妥協，國會為了避免政府逐筆批准政府借債的麻煩，設置了債務上限。而債務上限是節節攀高，長此以往，債台高築，入不敷出。美國從建國到1980年，其國債總量只有近1萬億美元，到1995年就達到5萬億美元，2008年達到10萬億美元，2016年突破20萬億美元，淪為全世界第一大債務國。(《美國政府債台高築給世界帶來了什麼》，《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1日。)
把金融危機轉移為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是西方經濟政治體制的一個特點，也是加重債務危機的又一主要原因。由於頻發的經濟危機，政府往往採取赤字財政來刺激經濟增長，以債務來掩蓋危機。從上面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美國1995年到2008年13年間債務增長了一倍，而2008年到2016年只用了8年時間債務就增長了一倍，足以說明金融危機後債務是解決危機的主要手段。目前美國債務與GDP(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達到106%，遠超過60%的國際警戒線，極易引發債務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相繼引發冰島、迪拜、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的債務危機，這一方面與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政策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美國金融危機傳導效應的體現。
美國財政上限危機不僅給美國經濟造成了影響，也給全球經濟蒙上了厚厚的陰影。第一，引發貿易保護主義，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外貿出口和經濟發展。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美國債務風險的體現。第二，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民主國家」的決策機制，決定了西方國家債務危機的處理方式，不是增加對私人企業的徵稅和減少軍費，而是削減民眾的社會福利和政府對教育、公共設施等公共品的必要投資，降低公眾的社會福利。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相繼爆發的歐洲債務危機，引發民眾紛紛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民主國家」違反民意的政治決策。特朗普總統既聲稱要擴大美國公共設施投入，又聲稱要擴大軍備和減少企業稅收，只會使美國債務風險雪上加霜。第三，美國一貫採取增發貨幣、推動通貨膨脹的方式稀釋債務負擔，導致美元貶值。美元貶值不僅會造成國際上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引起全球性通貨膨脹，而且會引發美國國債持有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大量拋售美國國債，引發美元危機，進而引發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和股市震蕩。目前，美國國債積累的巨大風險已經引起各國的高度警惕，美國國債正在被各國中央銀行以創紀錄的速度出售，根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16年1~9月份，各國中央銀行就已凈賣出3931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無論是出售的速度，還是規模都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美國政府債台高築給世界帶來了什麼》，《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1日。)。第四，為了應對債務風險可能引發的美元危機，美聯儲往往會提高美元利率，使美元迴流，以振興經濟。但是美國加息會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使發展中國家所要支付的美債利息增加，極易引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就是很好的例證。而特朗普執政以來3月16日首次宣布加息25個基點，也意味著特朗普政府要對20萬億美元的外債額外支付約500億美元的利息，只會繼續加重債台高築的財政困境。
三、美國式民主損害民生1.掠奪自然資源，損害環境，導致全球生態危機
地球是人類的家園，自然環境是人類共同生存的空間，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質源泉和基礎。然而，人類的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環境也會產生反作用。當今日趨嚴峻的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有科技發展的時代有限性和人口快速增長而導致經濟發展對大自然破壞等原因，但主要是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長期作用的惡果，即主要根源是私人資本邏輯及其政治邏輯。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實質上是由於資本對剩餘價值的貪婪、導致資本對自然的瘋狂佔有和掠奪所引起的資本同自然之間關係的惡化和危機。從微觀上來說，以追逐最大限度私人利益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往往導致經濟的外部負效應，使微觀經濟行為的私人利益或微觀經濟效益凌駕於公共利益或宏觀經濟效益之上，並表現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從宏觀上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維持政治統治，資本主義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刺激消費需求，生產的無限擴大必然帶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和環境的污染。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對物質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個社會的人們捆綁在一起，共同展開了對自然的無節制利用，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張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最終變成了破壞生態環境的負面力量。
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生態環境危機以後，首先是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轉嫁生態環境危機。他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廠，大量轉移各種損害自然、污染環境的生產活動，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使資本主義對資源的掠奪和對環境的污染也擴張到全球範圍，從而使生態危機具有全球性的特徵。其次，當生態環境危機涉及全球以後，美國置美國人的人權於中國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權之上。在美國人均碳排放等指標大大超過中國和印度人均數的當下，美國政府並不感到羞愧和治理責任重大，不僅不落實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所做出的每年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長期承諾，反而重點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更有甚者，特朗普總統還宣稱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並簽署了有關反對減少依賴煤炭發電等行政命令。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遏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種新的經濟政治手段。所謂碳配額、碳金融以及國際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無非是帝國主義國家強權政治壓在發展中國家人民頭上的一個新的魔咒，他們隨時可以念「咒語」來要挾發展中國家，以達到掠奪發展中國家、謀取發達國家利益的目的，從而使「地球村」的生態環境問題無法得到根本改觀。
2.損害物質生活和福利，固化貧富嚴重對立
從國內來說，美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富豪的民主，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窮人的民主。長達兩年多、波及近百個國家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高呼的口號之一，就是「99%:1%」，即99%的民眾與1%的富豪的對立。有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甚至描述美國存在「99.9%:0.1%」人群之間的對立。近年來西方最流行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教授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運用不少主要國家的長時期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財富和收入分配領域嚴重的不公，呈現為「世襲資本主義」。這種私有壟斷制度及其派生的財富和收入的貧富階級對立，以及西方勞資關係經常爆發激烈衝突，屬於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所要維護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常態。如果沒有「金錢民主」和「寡頭民主」的政治和強力(暴力)統治，這種經濟制度是維持不住的。美國議會一直無法通過控槍法案和惠民的醫保法案等，均是這種政治的惡果。特朗普政府竭力反對醫保法案等行為，嚴重傷害了平民的權益，因而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平民(民粹)的代表」。
從國際上來說，美國的劣質民主只是美國的民主，而不是別的國家的民主樣板。它輸出「民主」，而不輸出民生。在美國的利益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美國把輸出「民主」束之高閣。當美國的利益受損的時候，他就拿起民主的大棒到處攫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家獨大，肆無忌憚地推銷起自己的「民主」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多管齊下，能打哪張牌就打哪張牌，手法熟練老道。美國極權政治民主的大棒針對的，一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亞等;二是對美國利益似乎有威脅的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三是不聽美國擺布的國家，如伊朗、朝鮮、阿富汗等。在它輸入民主的國家和地區，或民不聊生，或恐怖活動頻繁，或經濟秩序受到嚴重影響。以「民主」輸入國伊拉克為例，從1991年伊拉克戰爭開始到2011年美軍撤出伊拉克，在長達20年的戰爭和經濟封鎖下，伊拉克人民缺醫少葯，兒童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增長緩慢，經濟崩潰，恐怖主義泛濫，恐怖事件頻發。伊拉克戰爭前的1990年其人均GDP為10291.86美元，2015年人均GDP為4943.76美元，至今沒有恢復到20多年前的水平(計算方法為Atlas method(current USMYM)，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公開數據，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IQ。)。如今，伊拉克人民有了「民主」選舉總統的權利，卻失去了生存的權利。而美國在伊拉克輸出的是「民主」，得到的是大桶大桶的石油。可見，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並沒有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責任。它輸出的是「民主」，而不輸出財富和核心技術。輸出「民主」不過是美國用來進行對外擴張的手段，從而造成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現代國際分工格局和貧富格局，確保美國處在金字塔的頂端。繼「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後，2016年3月31日由法國進步人士和組織發起的巴黎共和國廣場「黑夜站立」活動，以反對新自由主義修改的勞動法為源頭，在法國和比利時等發達國家的眾多城市持續展開。近幾年西方難民及其民生問題的實質，正是美國式政治軍事的不良舉措和非法干涉所導致的。
在以美國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全球階級鬥爭依然尖銳。列寧告誡我們：「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0頁。)「『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頁。)，西方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普世價值」並不具有普適性，而只是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憲政觀在國內外推行的經濟與民生「成績單」，不僅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尖銳批評，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索羅斯、福山等美國非左翼著名學者專家的批評，甚至參加美國總統候選人競選的桑德斯和特朗普也被迫嚴厲批評美國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媒體的嚴重弊端。但是，特朗普執政團隊又從另一方面強化了美國經濟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痼疾。可見，美國等西式民主制度亟鬚根本改革，以順應世界政治民主演化的大趨勢，順應世界廣大人民愛好和平、發展與福祉的本質要求;各國人民只有認清西方民主的真相，團結一致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將繼續積極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推動公正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的構建，使國際關係不斷民主化和世界人民福利最大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淮北師範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系2015年度安徽省社科規劃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自信』的《資本論》解讀」(AHSKY2015D35)的階段性成果。)
【察網（www.cwzg.cn）摘錄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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