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印鑒（32）咀嚼120年前那場甲午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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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清王朝社會性質蛻變淪落

三是研究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萌芽的新進展。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一般來說是在19世紀末才逐步形成；甲午戰爭前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出現，民族資產階級的萌芽已經顯現並在發展，但都很難說已經形成階級。洋務運動也不能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這一運動，從本質上而言，僅僅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1898年的戊戌維新才可以看作是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言人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上海總商會發起的反美愛國運動也可以看作是民族資產階級主動發起的反帝運動。甲午戰前，中國無產階級也未形成。在少數外資工廠里，有一些工人，但還未形成階級。工人階級的形成應該是20世紀初期的事。五四運動後，特別是中共建立後，工人階級才逐漸從自在的階級走向自為的階級。而洋務運動時期的工廠工人，大多是軍人。1895年《馬關條約》規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國自便設廠製造，這才在法律上開放了外國人可以隨意在中國開工廠。此前開的工廠是非法的。1903年清政府實施新政，在政府里設置農工商部，才提倡中國人開辦工廠，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才大規模產生。中國大資產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發展起來。甲午戰爭前，正因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新興階級均尚未形成，所以甲午戰爭的中方，本質上仍由更加腐敗和沒落了的皇權貴族和地主階級所主導。

而當時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大力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加強軍備，建立了新式陸海軍，因而迅速崛起，成為東亞的資本主義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宣布「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顯露出對外擴張的巨大野心。一個正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無法抵禦一個正在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野蠻入侵。

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浴血革命幾十載，終於獲得對外的主權獨立和對內的政治統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全面危機才真正紓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才有了根本的前提與保障。實踐證明，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制度，充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而增強綜合國力，才能確保免遭侵略欺凌，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今我國雖然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畢竟屬於社會主義社會，而不屬於其他性質的社會。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已經被歷史所反覆證明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制約，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這一點上，不能有絲毫動搖，但也決不能按照國內外一些人所主張的那樣，把我國的經濟基礎亦即生產關係倒退到資本主義。

按照馬克思關於社會形態的觀點，人類社會將分別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僅僅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卡夫丁峽谷是古羅馬史上「恥辱之谷」的代稱。1881年，時值俄國正在廢除奴隸制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之際，馬克思曾以卡夫丁峽谷作比喻，認為當時的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某些階段而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生產階段。而我國就是沒有經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階段而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生產階段的。據此，一些同志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倒退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筆者認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並未跨越「卡夫丁峽谷」，從1840年至1949年這長達一百多年的空前的苦難和恥辱，同時又是逐步覺醒與奮起反抗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經過艱難跋涉終於穿越的「卡夫丁峽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罪惡在我國的特定表現。我國的殖民者統治半統治下的「卡夫丁峽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卡夫丁峽谷」相比，僅僅是有著更為獨特眾多、更加深重的苦難而已。我們已經過災難深重的「卡夫丁峽谷」挺進到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和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並在逐步鞏固著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要先進的生產關係，決沒有必要再回頭重返代表災難苦難的「卡夫丁峽谷」。若如此，我國也絕無可能變成資本主義強國，因為當今的帝國主義依然存在並且十分強大，僅僅是改變了過去侵略、壓迫和盤剝世界的方式而已。若把當今中國倒退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我國必將重新步入人民大眾無比悲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極而言之，還會導致120年前的甲午戰爭重演，只是重演的具體方式不同而已。這不是危言聳聽。由此說開去，為什麼當今美國不可能直接「長入」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它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金融、科技、軍事、文化等各種霸權，可以直接間接從世界各地獲取各種豐厚的超額利潤，從而緩和國內的各種矛盾，進而把自己的社會性質和生產關係鎖定、固化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歷史的辯證法正是如此：愈是災難深重，愈是風景獨好。在未來三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最有希望跨入社會主義國家的，極有可能是現今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最終斬斷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欺壓、盤剝之手，帝國主義國家內部人民的反抗烈火才可能勢若燎原。

二、要盛世危言，不要粉飾太平

一個國家要想保持進步，必須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民族，難以持續發展，永遠強大。憂患意識能引發警覺，催生動力，保持進取，奮發向上。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清王朝的統治危機，發出盛世危言，可惜的是不但沒有引起重視，反而大多受到統治者的打壓，留下了沉痛的教訓。著名改革思想家龔自珍首先發出危機的預警。他身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末路的時候，經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已經逐漸呈現出「衰世」景象，然而統治者依然沉迷於「天朝」的美夢之中。龔自珍23歲即寫出尖銳批判封建官僚政治黑暗腐朽的著名文章《明良論》；25歲寫出揭示嚴重社會危機的《平均篇》。他指斥「貧者日益傾，富者日益壅」的社會現實，強烈要求「變通」、「更法」、「改制」，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就多次上奏，痛陳鴉片危害，指出再不抓緊禁煙，「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他的詩文也充分體現出民族憂患意識，體現出憂國忘身的愛國情懷。鴉片戰爭失敗，使林則徐的憂患意識進一步升華。自己一心盡忠，但清廷和一些佞臣卻一再加害自己，憂國憂民之情使他頭髮迅速變白。龔自珍、林則徐的憂患發聲，在當時並未得到廣泛應和。林則徐因禁煙和抗英，還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斥和打擊，最後招致革職流放的處罰。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894年所問世的《盛世危言》指出，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均落後於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他先後批判了頑固派「不求不學」、束手待斃和洋務派「剽竊皮毛」、崇洋媚外的思想，主張在政治上用憲法和民主，將政治公開於傳媒，由朝野各方評論，這樣才可能使施政臻於完善；在經濟上，主張由民間組建工商業團體，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在教育上，他批判科舉制度，提出師法西學，認為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在司法上，他批評中國的法律，以及法律運用的黑暗與殘暴，認為應向西方學習，寬嚴有制，取外而酌中。這是一部全面系統的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並強烈希冀「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流」，全面發展資本主義以抵抗外國侵略。但也應該看到，「商戰」是鄭觀應社會改革的中心和出發點。鄭觀應認為，外國列強的經濟侵略「敝國無形」，這遠比其軍事征服更為嚴重危險，正因如此，「習兵戰，不如習商戰」。鄭觀應極為重視近代工業的作用，認為工業是西方各國「富強之基」，「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反之，縱有豐富的資源，也只能「棄己利以資彼用」。他要求封建政許可權制和取消協定關稅、內河航行等侵略特權，採取保護本國工商業的稅則，積極主張建立本民族自己的機器製造業，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提供獨立的技術基礎。雖然鄭觀應有企圖在不觸動封建道統的前提下傳播、學習西方文化與技術等局限，但其中很多精華思想，正如一道耀眼的閃電，穿越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烏雲密布的思想蒼穹。十分可惜，對鄭觀應的真知灼見，從清朝當局到社會各界，人們體味領會並不多。鄭觀應此時的心境，恰如他早在1884年10月13日寫給盛宣懷的信中就發出的感慨：「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子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

甲午戰敗後，深重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刺激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著名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大聲疾呼：「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之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維新思想家嚴復在翻譯的《天演論》中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呼喚全民族的覺醒。康有為發起成立了主張改良的「強學會」，「憂時七上皇帝書」，形成了一股思潮，促成了戊戌變法。遺憾的是，變法被鎮壓，剛要進步，又退了回來。

保持應有的憂患意識，不斷革新進取，不可因循守舊，停滯不前，這是120年前那場甲午之戰給我們的重要警示之一。今日的中國，同積貧積弱的晚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人民以自己的無窮智慧，不斷自我調整，不斷探索新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國情，發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驕人成就。但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世界形勢日新月異，中國在科技、經濟和文化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們決不能安於現狀，必須不斷進取；中國的周邊環境並不太平，國家安全形勢日益複雜，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應對各種挑戰。現在有的人在疾呼新的盛世危言，而有的人卻在享受新的盛世浮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強調要增強信心的同時，又多次強調當居安思危。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越是在形勢好的時候，越是要有人看到問題，敢於講出真話。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在重大複雜的問題上，一定要同時高度重視少數人的獨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