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為何急於復辟？|今日值得花時間

屈辱的失敗與迫切的復辟

文/張曉波

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政治事件，在一個偶然的時間點上，衝撞在了一起，在歷史中往往常見。難以說清的，卻是兩個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或者全然沒關係，僅是偶然事件的堆積。中日「二十一條」（即《中日民四條約》）的外交交涉與袁世凱復辟帝制，就屬於此類事件。在時間上，這是1915年1月至5月。

如何理解這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是百年來對袁世凱評價聚訟不休的熱門話題之一。史學界長期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袁世凱賣國以求日本「支持帝制」，或兩者之間全不相干。毫無疑問，隱藏在這兩種截然對立觀點之後的「帝制」，是爭議的核心。

本文考證這兩種說法的來源，試圖重新解釋二十一交涉與帝制的關係。本文否定了袁世凱二十一條賣國說，也對「二十一條與帝制無關」展開了進一步討論。本文認為：帝制運動，與二十一條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正是因為二十一條對於袁世凱政府的壓迫，使得帝制運動的展開更為迫切，由此，外交的失敗成為復辟強有力的推動。

二十一條之發生與交涉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面見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向中國提出分「五號」總共「二十一條」的要求，並要求威脅中方，保守秘密。「二十一條」要求中，以第五號為禍最烈，要求中國政府聘請日本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並要求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

據當日與聞其事的外國公使朱爾典言，此次外交文件所用之紙，「有無畏艦及機關槍之水印」，其意為中國如不接受，將以武力相向。日本公使日置益且面陳袁世凱，日本政府外之有力人士與國民黨關係密切，「除非中國政府給以友誼證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又稱「日本人民類皆反對袁總統，彼等相信，總統為有力之排日者，其政府亦采遠交近攻之政策。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將感覺友好，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凱對日置益之說辭，始終默然不答。

此後，從2月2日至4月26日，中日兩國在北京進行了25次會議，具體討論了這些要求。中國方面只承認滿洲租借地以及鐵路的延長期的要求，對其餘要求，一概排斥。中國方面，袁世凱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談判，一面暗中向美英泄露條款內容，希望獲得英美支持，以此抗衡日本。中國的談判代表多次拒絕要求中的部分內容，迫使日本作出讓步。中國國內亦出現反日情緒。4月末，交涉完全停滯。

5月7日，日本政府為了打開僵局，以武力相威脅，向中國發出了最後通牒，限令於9日前答覆。在最後通牒要求答覆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元老的忠告，刪除了第五號。袁世凱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時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並於5月25日互相交換了條約以及公文。6月8日，最終完成了交涉。

今天，1915年「二十一條」的簽訂過程，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反正」了。簡而言之，那種簡單認為袁世凱為賣國賊，以喪權辱國協定換取日本支持洪憲帝制的說法，在完整的史實鏈條面前，難以自圓其說，條約本身長期被學術界論定為「二十一條」，也是以訛傳訛，實際上在最終簽訂的條約中，涉及日本侵害中國主權部分，已大大削弱，只有滿蒙和福建利益遭受損害，已屬萬幸。更有袁世凱傳記作者認為，「二十一條」的簽訂過程及其結果，彰顯了袁世凱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盡顯梟雄本色，乃是「弱國無外交」格局下的極大成功。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袁世凱的整個政治生涯，也可能得出這一意見，沒有理由論定仇日的和為日本所仇恨的袁世凱在1915年就能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折，輕易倒向日本，作無益的賣國。也就是說，袁世凱二十一條賣國論，既缺乏主觀動機，又缺少史實的支撐。

以史料的拓展為歷史提供進一步的陳述，賦予「同情之理解」，當然有其必要。但無論如何，「二十一條」留給國人的，仍舊是屈辱感。這一悲情的歷史基調，並不會因為主事人的外交的努力及事後的悲愴陳詞而改變。這一論述，撇清了袁世凱賣國的嫌疑，但卻不能進一步申論，二十一條與後來的帝制無關，或者，沒有任何歷史邏輯上的牽連。

袁世凱帝制自為之準備階段

從時間序列來看， 1915年的1月—5月，也就是二十一條爭議與簽訂過程中，同樣是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準備階段。二十一條簽訂的過程中，袁世凱授意顧維鈞將日本要求保密的條件內容，向英美的報紙泄露，以求外援，甚至連每一輪會談的內容，都不斷地向外界釋放。也由此，這一次會談，幾乎是一次公開的談判，國內輿論隨時關注二十一條談判的動向，並不斷給中央施加壓力，各地興起了儲金救國運動。由此，二十一條的談判，不再是一個高度保密的談判，而是一個公開的談判，談判之成敗得失，事後都整理成文件。相對於二十一條談判的公開性，秘密的帝制籌備活動，其隱蔽性則高得多，其人員，主要限制在袁世凱嫡長子袁克定小圈子內部，外人難以確知。袁克定在是年元月，就開始了秘密的帝制籌備活動，這在梁啟超的書信中有明確的說明。

1915 年1月，袁克定在小湯山與楊度宴請梁啟超，批評共和之弊甚力，透露變更國體之意圖，梁以為「改號事並非如此亟亟，尚有餘日迴旋」，仍按原定計劃，「二月半南下，在滬小作勾留，便歸粵為老親介壽」。四月末，梁啟超在準備返回廣東之際，因帝制運動之傳聞，已經沸沸揚揚，遂致書袁世凱，勸其慎重對待國體問題，「明誓數四，口血未乾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今天下？」梁啟超言辭委婉，但意思甚為明確，袁世凱一旦復辟帝制，將引發內亂。同在四月下旬，梁啟超會晤馮國璋，告知袁世凱帝制之謀。

對日交涉與秘密籌備帝制，這兩者在時間上互相重疊，在史實上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剩下的問題是，袁世凱帝制運動與二十一條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從1915年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角度來看，二十一條的談判，是上半年國內政治運動的中心，而遲至下半年的八月，隨著籌安會的成立，帝制運動才進入其高潮與實施期。僅從時間序列上來說，兩者之間發生的更大關聯，只能是是前者對後者的關係（因果關係）。

孫中山一派的海外中華革命黨人，在1915年年初，對袁世凱欲帝制自為之批評，此起彼伏。1915年3月10日，孫中山「指示黨務部發布第八號通告，揭露二十一條交涉真相，把袁世凱的賣國和稱帝勾當聯繫起來，號召革命黨人堅決進行反袁鬥爭」。弔詭的是，孫中山對於袁世凱要稱帝的判斷，半年之後即應驗。由稱帝反推二十一條之談判與簽訂，更加強了革命黨人的歷史敘事邏輯：袁世凱賣國以取日本之支持帝制自為。這一說法，為部分相當權威與重要的史書所接受，如李新等所編著《中華民國史》、白蕉所編著《袁世凱與中華民國》。

國民黨人二次革命失敗後，激進派亡命海外，部分成員重組為中華革命黨，溫和派隨著議會在1914年的解散，也失去了北洋政府中的立足之地。中華革命黨人在政治觀點與行動上，日趨激進，對袁世凱之批判，相當之激烈。1914年袁世凱《中華民國約法》出台之後，大總統之權，從憲法規定上，遠超英德兩國君主之權。革命黨人以此推論袁世凱復辟帝制之政治野心，並不意外。但在二十一條交涉之際，直接將其與帝制相掛鉤，甚至引起較為的溫和一派的原國民黨人的反對和異議。原因很簡單，因為彼時，帝制運動，尚未發生。不能以1915年3月「莫須有」之帝制，推論袁世凱之「賣國」。

另外，孫中山一派中華革命黨人的消息源究竟出自何處，是個極大的問題，最大的可能性，還是來自國內的謠傳，不如梁啟超一般，接近真實的消息源。

迫切的帝制

從上述的兩種相反的意見來看，中華革命黨人將二十一條作為袁世凱換取日本對其帝制贊同的論述缺乏有力的史實支撐，而反對者也難以得出外交問題與帝制無關的結論。那麼，二十一條到底和日後的帝制運用有沒有關係？於此，我們不妨來看看著名的帝制理論家的意見。

楊度在1915年著名的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憲救國論》中，就提出，「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救亡之策，富強之本，皆在此矣」。楊度此文，作於1915年的四月，國內救國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楊度將對日交涉之憤懣，國家不富強之根本問題，歸於立憲君主之不至。洪憲帝制的理論家楊度隱晦地承認了以二十一條為表徵的國家貧弱問題，是與需要君主制來解決的。儘管沒有有力的證據說明1915年楊度和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談判期間有過關於帝制問題的討論，卻也能說明當時以袁克定為中心的小集團在帝制醞釀過程中，把外交失敗歸因於共和之無能的。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凱讀完《君憲救國論》，大加讚賞，親筆題字，賜楊度「曠代逸才」。此時，《中日民四條約》簽訂僅有一周，墨跡未乾。

在此，二十一條之交涉過程與帝制運動這兩個毫不相干、偶然堆積在一起的歷史事件，發生了一種隱晦的關係。最低限度，在1915年以袁克定為中心的帝制派心目中，因為二十一條發生以及袁世凱政府蒙受屈辱，帝制運動變得更為迫切，國家之命運前途，有待於國體問題的解決。儘管事實並非如革命派所言以退讓換帝制，但確確實實，一個屈辱的外交條約，成為了帝制運動的助推力。應當說，革命黨人是在消息不確、事實不清的前提下，用截然相反的邏輯推論抵達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真理」。

帝制派通過「二十一條」談判這一屈辱的過程意識到了實現帝制的迫切性，但帝制派仍不是多數派。帝制能否成功，不取決於帝制派的念想，更應當有大多數政治派別（或強力人物）的同意與支持。二十一條交涉恰好與帝制預謀重合，其實是一個微妙的觀測角度，通過這一事件，觀測當日其他政治派別對政府失德行為（屈辱之外交條約）的態度，能進一步了解在下一個更為重大的失德行為（失信於人，變共和為帝制）中，這些派別將採取的態度。1915年，袁世凱政府從外交屈辱到復辟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在政治上或被動（二十一條）、或主動（復辟帝制）墮落的同時，能否守住以袁世凱為中心的政治大同盟，這才是袁世凱政府能否延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