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經濟的核心所在

張茉楠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我國正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接續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在這一階段里，一些有別於以往的發展新特徵越來越明顯。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提升經濟長期持續發展能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重構國家競爭優勢。

高增長紅利衰減的根源

在傳統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內，總需求由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需求、凈出口三大部分構成，資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稱為投資需求。2012年以來，傳統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勢。數據顯示，2012-2014年，投資增速回落4.9個百分點，消費增速回落2.4個百分點。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負拉動更是延續了幾年。然而究其根本，現實需求 「疲弱」掩蓋著巨大的潛在需求無法實現的現實，實際上反映的是經濟供需結構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其背後的實質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和經濟結構調整滯後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的早期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稀缺資源（如資本、技術）投入激發豐裕資源（如勞動力、土地、礦產）的產出潛力；隨著閑置豐裕資源不斷調動，經濟產出基數不斷放大。一方面，作為產出潛力的豐裕資源的市場價格水平持續上漲；另一方面，作為動力來源的稀缺資源的邊際產出效率逐級遞減，面臨著勞動力、資源、環境三大方面的約束強化。

在過去三十多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優勢支撐了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2000-2013年，全球經濟GDP平均增速為3.68%，同期我國經濟年均增速10.6%，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我國GDP總量達到10萬億美元左右。但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舊常態」特徵也尤為突出。

一是「高投入」：以資本投入為例，我國35年來保持較高的資本形成率，特別是2000年以後，資本形成率呈現快速上升勢頭，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個百分點。與國際比較，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二是「高消耗」：我國單位GDP能耗儘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為高收入國家的1.8倍，中等收入國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三是「低效益」：以邊際「資本—產出」效率衡量，已經從1978年的3.7倍上升至目前的5倍左右。

而另一方面，近年來全要素增長率不斷下降，我國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合理經濟增速將從「十二五」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12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長趨勢緩慢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要素生產率（TFP）對GDP增長的貢獻不斷下降，並在2013年跌落至0值附近的歷史低位。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Governance Center)和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通過各自的方法計算我國經濟TFP的歷史走勢，均顯示相同的趨勢，即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0年以後，伴隨著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我們充分享受到「開放紅利」，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蓬勃發展帶來了顯著的技術外溢效應，整體來看TFP對GDP增長的貢獻保持在4%-8%的高位。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成了一個顯著的拐點，我國經濟TFP跌落至零值附近。

從經濟核算角度看，經濟增長主要可以分解為五個部分：資本投入（非ICT）、ICT資本投入、勞動力數量、勞動力質量、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對五個部分的增長來源進行分解，發現結構性問題是制約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原因。金融危機以來的增長只要靠資本投入（非ICT類）對增長的貢獻達到5.97%，是拉動經濟的絕對主力。除開資本投入，其他增長動能明顯乏力，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貢獻分別為0.14%和0.10%，我國經濟的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逐步衰減，對全要素生產率下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低全要素生產率VS高資產負債率

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放緩的一個顯著表現來自於內部資本形成變化，特別是資本利用和資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們利用投資產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投資效率常用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表示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存量，即ICOR=當期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增加值，數值越高表示投資產出效率越低）。結果顯示， 1996-2012年期間，我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平均為3.9左右，與處於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階段的ICOR數值明顯偏高。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資金周轉大幅度放緩增加了融資需求的增長，但現金流創造能力卻大幅度下降，這勢必帶來投資效益的下滑和實體部門償債能力的下降。

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症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台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出現了明顯惡化。與此同時，由於「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導致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行業之中，由於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始終是無法理清，即便在實施自負盈虧之後，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這樣就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然而，從經濟發展潛力看，可以深度挖掘的增長空間依然存在，在傳統要素紅利和「三駕馬車」動力減弱的新常態下，我們需要從供給側尋找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源和動力轉換問題。2013年，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為7.1%，連續三年下降但依然領先其他國家，而絕對量依然僅為美國的17.1%，顯著低於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特別是從資本總存量、人均資本存量維度來看，2015我國人均GDP為5.2萬元，約合8016美元，與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3.7萬美元以上的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資本積累仍有空間，仍需要通過投資提升資本存量。

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推動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推動要素效率革命。擺脫我國經濟增長困局，首要任務是高度重視並大力度減產能，著力解決 「低效率窪地」問題。

首先，在已經出台的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的現象，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其次，提高政府投資效率，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活動的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

第三，全面深化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從未來發展來看，共享經濟、長尾經濟、零成本經濟不斷湧現，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產業、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業態、新產品和新模式。為了進一步適應這種新形勢，已經出台的負面清單制度還應本著鼓勵創新、降低創業門檻的原則，加強制度供給，及時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更新限制類新建項目和淘汰類項目。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准入，激發市場潛能。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第四，下大力氣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必須通過改變投資領域、方式和主體，將之引導到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以人為本的設計總體政策框架。在資源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於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一是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我國產業的競爭優勢。改變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的失衡現狀，進行大規模的農民工培訓和素質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以適合未來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即經濟增長與就業匹配之外，還要實現勞動力升級與轉型匹配。二是通過健全良好的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據市場經濟運作中的「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規則」，構建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的合理機制。三是通過社會、養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

第五，全面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打造良好的要素環境。從未來的政策著力點看：一是大幅提升生產服務性要素的供給能力。由於我國生產性服務產業發展相對滯後，必須通過外部進口先進的生產者服務來滿足國內不斷上升的高端生產性服務要素需求，增強信息、研發、設計、物流等生產性服務產業國際競爭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務消費的比重，促進消費升級。從物質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例如：城鎮居民人均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娛樂三大消費支出占人均消費比重從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估計到2020年這個支出佔比有可能提高到40%-45%，成為城鎮居民的消費大頭。三是大幅增加對服務類公共產品投資。建立服務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機制。通過PPP等形式，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健康、文化、信息等領域的社會投資。四是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著力打破服務業領域壟斷。破除推動服務業的行政壟斷，推動監管制度創新，加快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

另一方面，加大對綠色經濟/循環經濟投資。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環境生態惡化仍是制約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必須高度重視對生態資源環境的投資。應加快天然林保護區工程、退耕還林還草、防沙治沙等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工程；推進農業、漁業、林業、製造業、交通、水和廢物管理的綠色投資，實現向低碳、資源有效利用的綠色經濟轉型；推進能源革命，推進可再生能源建設，加快大型水電站、太陽能電站的建設，加快沿海省份核電的發展；推進資源綜合利用、廢舊商品回收、再製造產業化、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等循環經濟工程。

最後，立足於第四次工業革命全面提升中國產業價值鏈。

未來全球產業競爭將是價值鏈上的競爭，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工業4.0」浪潮，以及國內傳統比較優勢流失等多種挑戰，中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產業結構和價值鏈全面升級。

一是應加大向戰略新興產業和先進位造業投資，促進價值鏈全面升級。我國製造業的過剩產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環節，而高端製造業產品則嚴重供給不足，裝備製造、船舶、汽車、鋼鐵、建材、石化等九大主體製造業均是如此，這就構成未來的巨大投資空間和增長空間。所以，要把製造業發展重點逐步轉向高端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領域，大幅提升我國製造業創新研發的投資強度。

二是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對全球資源和經濟的控制力，獲取更大的貿易利益，就必須培育一批在全球範圍內有一定競爭力的本土跨國公司。支持企業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生產要素，發展和延長國內價值鏈。政府除了財稅、金融、貿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應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設立相應的貿易促進機構，為企業搭建國際貿易網路提供綜合性服務平台和境外貿易合作區建設。

三是著力增強零部件以及裝備製造業，增強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中間品進口大國之一。在最大限度促進零部件進口技術溢出的基礎上，政府應該制定政策引導國內企業加強零部件產品的自主創新能力，著力提升我國本土企業的零部件生產質量和工藝，走出我國核心零部件過分依賴國外的困境，突破「為出口而進口」的被動貿易模式。

四是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理念和政策導向。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促進產業內分工發展，通過「強基工程」，以「製造業2025戰略」為核心和重點，全面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水平。同時，可以借鑒日本等國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此舉相當於向企業減稅，推動製造業開展廣泛的、持續的技術升級改造投資，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作者為我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