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權臣安身之道揭秘

06-18

曾國藩權臣安身之道揭秘

呂不韋被逼自殺身亡，霍光死後慘遭滅族，張居正遭誣家破人亡……自古以來，權臣很少有善終的。曾國藩作為晚清的封疆大吏，力挽清廷於狂瀾，是不折不扣的權臣。然而他卻能一次次度過危機，他作為權臣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什麼呢？

曾屢惹清廷不滿

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屬於兩個相互依存的政治軍事實體，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衝突。他們在權力分配上又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不僅包含著滿漢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處理稍有不當，就會釀成大禍。

咸豐元年，曾國藩在劉蓉、羅澤南等人的推動下，上疏批評咸豐皇帝。咸豐帝沒有讀完，就憤怒地將奏摺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見了軍機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於不測之罪。曾國藩了解這一情況後，心裡非常緊張，立刻對此次諫爭之舉上奏自責，從此再不敢對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決策說長道短。

咸豐四年，咸豐帝得到湘軍攻佔武昌的奏報，一時忘乎所以，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料，某軍機大臣一言觸痛了他畏懼漢人的心病，又收回成命，再不肯將地方督撫大權授予這位湘軍統帥，使他數年之間坐困長江中段，客軍虛懸，受盡屈辱。曾國藩基於上述情緒，先是聞訃上奏而不待諭旨，徑直棄軍奔喪回籍；繼而假滿不回江西軍營，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撫之權，否則寧可在籍守制。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此舉皆有違臣道，有違友道，與其理學家的身份頗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滿。

咸豐十年，因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清政府從各地調兵「勤王」，命曾國藩飭派鮑超率二三千壯勇「兼程前進，尅期赴京，交勝保調遣」。曾國藩、胡林翼兩人既不願因鮑超北上而影響安慶之役，更不願將此猛將交到勝保手中。然「勤王」事關大節，不可討價還價，且清廷的命運與之息息相關，亦不能無動於衷。於是，他就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計，惹清廷不滿。

　　反思後調整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

經歷了以上幾次兇險之後，曾國藩對自己數年間的言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從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張，對處事處人，尤其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進行了一番全面調整。

咸豐十一年，慈禧、奕訢發動宮廷政變，推翻贊襄制度，捕殺肅順等贊襄大臣。肅順被殺後，在他家裡搜出私信一箱，裡面唯獨沒有曾國藩的一個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撫沈葆楨事前不經協商，即奏請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營的江西厘金歸本省使用，使曾國藩驟然失去月入數萬兩的餉源。戶部不僅批准了這一奏請，還竟於復奏之中列出數筆並不存在的外省協餉，使曾國藩背上廣攬利權、貪得無厭的黑鍋。為保身名俱泰，曾國藩除在態度上更為謙謹，懇請親朋好友、部下僚屬時時批評監督自己外，還在政治上採取了幾項措施，諸如兩次奏請清廷派親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監軍，奏請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給曾家封賞，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權等，直到清廷對他極表信任，無所疑忌，方使他暫時放下心來。

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陷天京，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曾集體勸進，欲仿陳橋故事，擁立曾國藩為帝。然曾國藩心裡非常清楚，他雖可擁兵自立，但若與清廷爭帝位，則須經幾年的準備方有取勝的把握。於是，曾國藩在攻陷天京後做了兩件事：一是裁撤或調離金陵（即南京）地區的5萬湘軍，停解廣東、江西厘金；二是採用軟拖硬抗的辦法，抵制清政府對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結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連左宗棠、沈葆楨兩人將幼天王解送京師的奏請也予以駁回，免致曾國藩過於難堪。

曾國荃不學無術，急功貪財，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惡名遠揚，故清政府對他疑忌尤甚。曾國藩遂專折代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養病，並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這下可惹惱了曾國荃。為了消解曾國荃內心的不平之氣，待其41歲生日那天，曾國藩不僅專門指派能說會道的趙烈文前往勸慰，還親自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以泄其胸中抑鬱之氣。慈禧誇曾國藩為「天下第一正人」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罷免恭親王奕訢的一切職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國藩等人的極大恐慌，疑為清政府卸磨殺驢的信號。於是，曾國藩苦思數日，便開始向心腹將領吹風試探，醞釀對策。4月3日他以巡察為名，相約駐紮裕溪口的水師將領彭玉麟赴下關一見，兩人在一隻小船中密談良久，彭玉麟欲馬上動手，領銜上疏諫爭。而曾國藩則要他靜觀時變，必須從京中了解到更進一步的詳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決定行止。後來那拉氏見風轉舵，重新恢復了奕訢「議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職事，才避免了一場悲劇，曾國藩也虛驚一場。

同治九年，曾國藩將天津教案辦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國輿論驟起攻擊，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轉眼間功臣賢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會輿論變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機打擊曾國藩，以便將他趕出畿輔要地。當全國輿論在醇親王的帶動下群起攻擊曾國藩的時候，那拉氏不僅公開宣稱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將剛到陝西的李鴻章調赴天津進行複查，還把曾國藩匆匆調回江南，以李鴻章取而代之。實際上是將天津教案辦理失誤的全部罪責，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使全國

輿論受到進一步的鼓舞，對曾國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對於這層原因，曾國藩當時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對於來自各方的責難，皆以「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應之。

總之，曾國藩作為權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關鍵在於他熟讀史書，樹立了正確的從政觀，看淡權力的得失，引用一班正人，廣納群言，傾聽幕僚的意見，認真對待反對者的聲音，危難時也不樹敵，巧妙周旋，明辨是非，不搞陰謀詭計，善於以退讓換平安，恪守臣道，不違友道。在肅清肅順一夥後，慈禧就曾感嘆地說曾國藩為「天下第一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