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政：讓語言成為一盞自主的明燈

　　一九一七年二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胡適的八首白話詩，其中包括他寫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兩隻蝴蝶》(發表題為《朋友》)，這是胡適對「文學改良」的身體力行，在後來研究者描述中，《兩隻蝴蝶》的公開發表成為中國新詩產生的標記。而後，白話詩創作漸成風氣，與古典詩歌不同，新詩打破了舊的格律，形式更自由，內涵更開放，當時除了《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等刊物都曾經發表過白話新詩。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劉大白、周作人、朱自清都曾經積極投身白話詩歌創作。

　　今年是新詩誕生一百周年。一百年來，中國經歷的歷史苦難及不斷變幻的政治風雲，讓中國人覺得這一百年尤其漫長。但對我們寫作的詩歌、我們筆下的白話文，對我們使用的漢語來說，一百年只是短短的一瞬。

　　新詩一百年，它最明顯的成就，是催生了一個寫新詩的龐大詩人群體，這些詩人通過對個體生命的感受與沉思，創造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作品，使新詩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門類之一。它製造的現代詩意，如今瀰漫於小說、散文、戲劇及電影、廣告等大眾文化的各門類中。尤其是朦朧詩後的現代詩，最大的貢獻，是讓現代漢語意識到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語言不僅不是人的奴僕，還是主人。這種顛覆，當然意義重大，讓語言成為一盞自主的明燈，人成了被照亮者。

　　新詩對語言的改變，首先是思想的改變，包括思維模式和感受方式的改變。在古人意識里，每個漢字都有獨立的生命意志，像一個個活著的生靈，甚至有陰陽雌雄之分。在古代這些表意文字的背後，潛伏著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哲學基礎。它相信天地有大美，相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相信至誠才能與天地參，相信陰陽相生、虛實互補、知無知有，相信無我之境、以物觀物、物我兩忘。它相信「拈花一笑」的氣韻與空靈，也相信「蚌病成珠」的長歌當哭。因此，古詩在傳統文化中，一直是自成體系的小宇宙。杜甫說「詩成泣鬼神」，詩就是一個能與鬼神感應的通靈空間。詩因此在傳統文化中擁有了無可比擬的地位。我們不難想像，一個充分領略過古詩魅力的人，剛接觸現代詩時，會是何種感受。

　　新詩使現代漢語基本脫離了表意文字與單音詞的思維模式。所以，我們看到新詩的基本單元變成了句子，而字和詞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成活。這其實是在用西方表音文字的模式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百年新詩創造了兩千多年來古詩所沒有的新詩意。但是，因整個時代缺少對文言、古白話及表意文字思維本質的反思，新詩雖對現代漢語的改變貢獻巨大，但大多數民眾對其表現並不滿意。

　　這種不滿意，也體現在新詩的詩界內部。詩人們既高度活躍，又嚴重分裂，難以達成對新詩歷史和標準的共識性認知。新詩既無法得到來自歷史傳統的權威支持，詩歌的「拒譯性」，也使人們對來自西方的學術支持，大多持不信任態度。在當下新詩領域，幾乎沒有可清晰辨識的規範與共識，也沒有經過充分論證、得到大多數詩人認同的理論系統，更不存在帶有正當性和權威性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活動，一切都處在高度無序的狀態。由於一百年時間太短，新詩也基本沒有奠定自身在中國文化中的自主性。新詩學，於是演變為一種帶有「鬥爭」或「團伙」意識的新詩政治學。新詩的生產雖極為活躍，但卻讓人難以看到真正有價值的成長，越來越多的詩人陷入了「詩意匱乏」的困境。如果借古詩的歷史來比較，新詩可能還沒有走到它的「詩經」時代。

　　語言似乎是現代詩人唯一的信念，但有時更像他們爭奪話語權的旗號。他們似乎在重新命名事物，但已喪失了在命名中探索自己存在、使命與苦難的才華和勇氣。他們的很多命名是功利的，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所以，這個時代真正的好詩人不多，活躍著的更多是一些「詩歌運動家」。從他們的詩中，我們往往看到的是陰鬱、瑣碎、無病呻吟甚至是猥瑣，而絕少看到樸素、高貴、純凈與博大，更難感受到詩人健全的心智透過語言向我們襲來的純粹和高邁的精神氣質。詩歌運動造就了中國新詩，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把中國當代詩歌帶至了懸崖邊緣。中國當代詩歌史已演變為一部「詩歌觀念運動史」，一代又一代的詩歌運動，使得詩人們只有語言趣味，絕無道義立場，讓人不再相信其詩歌中的良知，甚至懷疑他們的世俗生活。

　　此外，新詩在對漢語的音韻與聲音之美上的探索與發現極少。在中國古代，詩歌呈現的聲音與音韻之美，甚至比詩歌表達的含義更重要。語言的音韻之美，曾是評判文學好壞的重要標準之一。在古代中國，詩樂關係極密切，形成了一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聲音系統，「語言」之聲常常演化為音樂最基本的創作元素。音樂總是效仿人聲，而不是像西方那樣，人聲是效仿樂器的聲音。這一點，在傳統戲曲中表現得最明顯，因各地方言音調不同，而音樂和曲調是跟著人聲走的，所以才會有三百多個地方劇種　　一百年對語言的成長來說，確實太短，所以目前的現代漢語，幾乎可以說還沒有誕生它音韻學。對現代漢語的音韻體系的建立和音韻之美的發現，無論是在詩界內，還是在詩界之外，都沒有看到什麼有價值的建樹。很顯然，表意文字要呈現聲音之美，比表音文字難度更大，同時完成音與意的超越也更難。所以，我們今天回頭看「五四」的白話文與新詩運動，不能不說它對文學語言只完成了精神啟蒙，但同時也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對漢語聲音的忽視和遮蔽。

　　現代文學語言在聲音上是完全凌亂的，而現代漢語對聲音的無知，已成為六十多年來，留給詩人最痛苦的文化遺產。這不僅使現代文學遠離了聲音之美，也使之成為一種反聲音的案頭文學。今天所說的口語詩，仍是書面口語，而如何發現聲音和語言的關係，不只是現代語言學的難題，也成為了詩人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

　　詩歌要體現語言的聲音之美，原本是一個文學常識，也是詩歌區別於散文最重要的一個標準。但由於新詩越來越注重傳達複雜的經驗，對聲音之美的探索顯然要少得多。好在電子媒介的普及，正在讓人們回到一個可口口相傳的「電子口語」時代，今天「說」和「聽」，正變得比「寫」和「讀」更普遍、更易傳播。詩歌、寓言、諺語等，原本就是口語時代，也即印刷品流行前那個時代的經典文本樣式。「電子口語」時代的降臨，顯然更適合詩歌的傳播。電子媒介在轉瞬間，能把我們的聲音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轉瞬間聽到我們想聽的東西。它大大擴展了我們的「說」和「聽」的範圍，為人類打開了新的感知大門。人們正重新感受荷馬那個「口語」時代所經歷的一切。我相信這種變化，在未來對新詩的某些觀念也會構成新的衝擊。

　　新詩一百年，詩界大多在談成就與貢獻，但我們多談一些問題的目的，仍是期望新詩與新詩人們，在新詩一百年之後有更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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