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錢--收藏投資兩相宜
遼錢--收藏投資兩相宜
張先生
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遼王朝興於公元907年,亡於公元1125年,統治北方長達200餘年,與宋、西夏鼎立,其經濟形勢的特殊性決定其本土貨幣的形成較晚,和鑄量較少,從傳世和近年出土遼代錢幣的數量和品種均有力證明,是錢幣收藏愛好者收藏和投資兩相宜的一個潛力型品種。 一、契丹鑄幣業萌芽較晚 五代時崛起的契丹民族,以游牧為生,社會生產和經濟遠較中原落後。從文獻記載看,當時的商品交換尚處於原始的物物交換時期,主要以牛、羊、皮張、布帛充當一般等價物,鑄幣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奪漢地錢來充用。這種情況大約一直持續到遼建國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 《遼史·食貨志》載:太宗時,「女真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mò@①hé@②等部以哈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馱、馬毳、jì@③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襁屬。」「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於南中之絹。」[1](卷六○《食貨志·下》)牛羊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貨幣形式,而且,不僅在商業貿易中使用,甚至官吏的俸祿、賞賜亦是如此。 宋使胡嶠曾留居契丹7年(947-953年),他在《陷遼記》一書中記載:「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即使在城市中、工商業繁榮地區,以布帛作為通貨也仍是普遍現象。遼政府還多次頒布法令,嚴禁布帛「不中尺度者」。以嚴格明確交易的比價,直到遼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才廢除。但直到遼末天祚帝時,還有用牛羊換取糧食的記載:「雅里(梁王)自定其值,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馱。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比值太輕』。」[1](卷五九《食貨志·上》)由此可見,實物交換在契丹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尤其是民間,極為普遍。 那麼,遼的自鑄幣始於何時?文獻記載不甚明了,僅《遼史·食貨志下》(卷六○)有:「鼓鑄之法,先代撒拉的為夷離堇,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一些錢幣學者據此認為在遼建國前,耶律阿保機的父輩已開始鑄錢。但鑄的是何種錢文呢?史書無載,也未見有關鑄幣管理機構和規模數量的記載。 根據傳世和出土實物的研究,被認為屬於此時期的遼錢有「通行泉貨」、「開丹聖寶」、「丹巡貼寶」、「百貼之寶」、「千秋萬歲」、「大泉五十」等。近年來,在赤峰等遼國腹地有多次的零星發現。如,1981年在林西縣三道營子遼代錢幣窖藏就曾出土一枚「通行泉貨」,[2]漢字隸書,右旋讀,光背,形制與一般的遼錢無異,且此地又是契丹人發祥之地,所以認為屬遼鑄。其他諸錢錢文多祝文贊語,如「開丹」等多以為契丹開國紀念幣或壓勝錢。 從史書看,契丹境內多銅鐵,礦冶是契丹人的傳統工業,立國前就已出現獨立的冶鐵、鑄銅業部門,據《遼史·食貨志下》(卷六○)「坑冶,則自太宗始並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曷術部者多鐵;『葛術』,國語鐵也。布置三冶:曰柳@④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冊初(應為天顯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洲,地亦多鐵……」。考古發掘也證實遼上京附近坑冶遺址規模相當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羅杖子、赤峰遼祖州、饒州、中京遺址都有發現煉鐵爐址和煉渣,堆積厚達一米多。遼初已具備了一定的金屬冶鑄技術和原料等條件,在國勢日漸膨脹及盛唐文化的影響下,這一時期開始鑄造錢幣也是可能的。但其時錢文均不記年號,數量又是寥若星辰,所以不可能作為市場流通的價值尺度而代替牲畜、皮張和布帛等媒介,只能是作為上層社會財富的象徵或紀念幣。 契丹立國前後,農業尚處於粗放的原始水平,工商業十分薄弱,商品交換必然很不發達。單一的畜牧經濟輔以狩獵,使契丹人對衣食住行的要求極為簡單,除了鹽、茶、鐵而外,基本都可自給自足,而經常性的入邊掠奪,從漢地輸入的舊錢、鄰國錢足可敷用,對貨幣的需求量不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大規模發展鑄幣業,正如文獻記載的粗略和考古出土的稀少所揭示的,這一時期出現的鑄幣業萌芽,與其說是出於商業交換的需求,不如說是出於國家政權建設的需要,是為稱雄北方和標榜正統而採取的一個步驟。 二、遼代早期鑄幣業相對落後 遼立國後,統治者依*畜牧業為本,同時加強對農業的開發。「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1](卷五九《食貨志·上》)在政治上推行「因俗而治」和「胡漢分治」的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人口大量增加,農業經濟迅速發展。太宗時,更加重視農業管理,甚至為「無害於農」而推遲出獵,士兵有傷害農作物者處以軍法,在統治者的保護和鼓勵下,使得大片土地得以開發利用。 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對外擴張為遼的農業經濟擴大了範圍,注入了大批農業人口和先進的生產工具、技術。東滅渤海,又從石敬瑭處割幽雲十六州,尤其是後者,地稠人密,物產豐富,是傳統的農業區,對契丹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軍需民食,殷實富足;而向西域的擴張,暢通了西北絲綢之路,契丹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在這種情況下,統一北方的大業初成,經濟呈上升趨勢,本地的魚鹽、礦冶、陶瓷、紡織、皮革加工等手工業均有較大發展。與中原和邊境的互市貿易在民間也日益擴大。977年,在北宋的鎮、易、雄、霸、滄州設榷場,遼以銀、鐵、布、羊、馬、馱等交換宋的香葯、犀cū@⑤、象牙、茶等物,同時與女真、西夏也以各種形式開展經濟聯繫。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大了對貨幣的需求,必然要求遼政府採取措施改革落後的貨幣制度。《遼史·食貨志》:「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1](卷五九《食貨志·上》)鑄行正式流通的貨幣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而且,既已稱帝、建元,仿行漢制,發行自己的鑄幣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示正統的標誌。自太祖天贊以後,每改元必鑄錢,模仿漢「寶錢制」,建立起遼自身的貨幣體系。 據清李佐賢《古泉匯》:916年,太祖建元神冊後,即鑄「神冊通寶」,但未見實物。從天贊至景宗時,所見的歷朝鑄幣有: 1、天贊通寶:鑄於太祖天贊年間(922-925),是傳世最早的遼國貨幣,存世稀少,近年在瀋陽發現一枚,錢文筆畫較粗,書寫剛勁有力,通字末筆向上作虎尾狀。[3] 2、天顯通寶:鑄於太宗天顯年間(926-937),有孤品存世。 3、天祿通寶:鑄於世宗天祿年間(947-950),1981年巴林右旗羊場鄉上石匠山村窖藏發現1枚[4]。 4、應歷通寶:鑄於穆宗應歷年間(951-969)。 5、保寧通寶:鑄於景宗保寧年間(969-979)。 史載,景宗時因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實物未見),並說鑄額總共500貫。 遼早期幾種鑄幣均存世極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遼代社會初步穩定,鑄幣業尚處於開創時期的規模、數量。從歷史記載看,當時政府已設立了有關鑄幣業的管理機構。太宗時,「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1](卷六○《食貨志·下》)景宗時,設「鑄錢院」[5](卷一八○《食貨志》)這些機構的存在證明當時遼朝已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貨幣制度,並正式鑄行用於流通的正用幣,但因為當時遼政權剛剛建立,經濟尚處於起步階段,城市和商業貿易的規模都不大,對貨幣的需求也有限,且民間仍沿襲實物交換的傳統,因此,鑄幣業僅限於補充、輔助地位,而境內主要流行唐宋錢,又有石敬瑭獻來的邊地積存舊錢,就足以應付商品交易所需了。故這一時期留存下來的遼錢數量極其稀少。 三、遼代中晚期貨幣經濟的確立和鑄行貨幣 遼聖宗時期,契丹社會進入了穩定發展的全盛時期。由於遼聖宗任用漢人韓德讓輔政,上下相穆,人心思治,在處理民族關係的問題上,繼續推行順應民心的「胡漢分治」和「因俗而治」的政策,進一步鞏固了統治。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措施,軍屯、移民、興修水利,使農業迅速超過畜牧業,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基礎,大大加速了契丹社會封建化的進程。加之1004年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進貢大量歲幣銀、絹,在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下,促使遼的手工業和商業空前發展,社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史載當時農業豐收,庫存積余,使得「斗米數錢」、「斗粟六錢」。 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商品交換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此,打破了過去一朝只鑄一種年號錢的慣例,這一時期,鑄幣的數量和種類都比前期有相當大的增加。 1、統和元寶:鑄於聖宗統和年間(983-1012),小平錢;傳世還有「開泰元寶」、「太平元寶」、「太平興寶」及「太平通寶」等,一般以為屬聖宗錢。 2、重熙通寶:鑄於興宗重熙年間(1032-1055)。 3、清寧通寶:鑄於道宗清寧年間(1055-1064)。 4、咸雍通寶:鑄於道宗咸雍年間(1065-1074)。 5、大康通寶、大康元寶:鑄於道宗大康年間(1075-1084)。 6、大安元寶:鑄於道宗大安年間(1085-1094),版別較多。 7、壽昌元寶:鑄於道宗壽昌年間(1095-1101)。 遼末天祚帝時,鑄有: 8、乾統元寶:鑄於乾統年間(1101-1110)有小平、折十型。 9、天慶元寶:鑄於天慶年間(1111-1120)有小平、折十型。 總的來看,中期以後,鑄幣規模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鑄頻繁,數量、品種和版別都明顯上升,遼錢已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遼自鑄幣不僅限於商品交易,而且在宮廷賞賜、吉慶祝賀、壓勝辟邪以及隨葬冥瘞中也都有使用,遼墓中還曾出土「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壽昌二年」等殉葬大錢。史載興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在長春州設「錢帛司」,負責管理貨幣流通。《續文獻通考》載:「時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也不止一處」[6]鑄幣業已形成一定規模,基本走上正軌。遼政府一面加大鑄幣量,一面嚴令禁止銅錢出境和毀幣鑄器,同時加大力度吸引鄰國宋錢,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寶錢制」貨幣體系,已基本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從錢幣製作工藝看,也較早期大有提高,版別複雜,書法藝術也達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統、天慶錢已達錢中上品。 遼代中晚期貨幣的出土在遼錢中占相當大的比例,尤以重熙以後最為多見。但相較於歷朝貨幣出土情況,遼錢的數量仍是極小的。即便是在經濟最發達時期,鑄幣量仍不能與歷史上各朝代相比。 四、建國以來大規模遼代錢幣出土文獻 1.1958年,遼中京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宋錢,僅2枚遼錢; 2.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銅錢140公斤,僅44枚遼錢; 3.1978年,赤峰牛營子出土銅錢60多公斤,只清寧、大安數枚遼錢; 4.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鄉大良溝村出土銅錢47公斤,8枚遼錢; 5.1981年,林西新城子鎮七合堂村出土銅錢777.5公斤,246枚遼錢; 6.1981年8月,巴林右旗羊場鄉上石匠山村出土銅錢180公斤,遼錢123枚; 7.1981年6月,巴林左旗豐水山鄉中號村出土銅錢637枚,僅1枚遼錢; 8.1982年8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蘇木輝騰高勒村出土銅錢12289枚,遼錢僅4枚; 9.1983年,渾源林場鄉破兌白村出土銅錢1875年,遼錢1枚; 10.1985年,呼盟扎蘭屯出土銅錢19公斤,遼錢1枚; 11.1986年,山東微山縣觀城鎮東田陣村出土銅錢104公斤,遼錢1枚; 12.1986年,北京昌平縣三泉寺古剎出土銅錢1公斤多,遼錢1枚; 13.1987年,赤峰敖漢長勝鄉烏蘭巴蘇木出土銅錢3.8公斤,遼錢9枚; 14.1987年,遼寧省康平縣西關屯鄉邊檯子村出土銅錢67公斤,遼錢4枚; 15.1987年,伊盟烏審旗陶蘇木桃兒廟嘎查出土銅錢430公斤,遼錢23枚; 16.1988年,興安盟科右前旗躍進馬場十三連出土銅錢1000餘枚,遼錢2枚; 17.1994年,巴林右旗巴彥琥碩鎮巴彥琥碩村出土銅錢2.69公斤,遼錢1枚。18、2004年,黑龍江五常縣出土錢幣數噸,遼錢估算約600枚。 從總體上來看,遼錢在出土貨幣總量中僅佔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錢或舊錢。《遼史·食貨志》(卷二九)記載:蘇轍使遼,所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用本朝銅錢」。這說明,即使在遼代中期經濟鼎盛時期,流通貨幣仍以外來錢為主,鑄幣業始終處於相對落後狀態,貨幣緊縮現象十分明顯。 遼代自身鑄幣業為終發展不起來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首先,客觀上遼代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商業活動頻繁外,廣大農牧區閉塞落後,尚處於自給自足或實物交換狀態,而城市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不大,其商業活動無法與中原大都市相比,工商業主要為滿足統治者的需要而服務,對貨幣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二是遼鑄幣業本身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動性大,噬武尚戰,性好掠奪,其錢幣來源十分廣泛。其中,從漢地輸入的漢唐五代舊錢及宋錢成為主要流通貨幣。遼建國後繼續推行這一政策,著力吸引宋錢,逼石敬瑭進獻邊地舊錢,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還曾從民間徵集錢幣,大安三年,海雲寺進獻濟民錢一千萬緡。[1](卷六○《食貨志·下》)澶淵之盟後,更是每年從宋朝得到大量歲幣銀,從1004年——宣和三年(1221)的117年間,總共獲歲幣銀3150萬兩,絹1907萬匹,其中很大一部分應以銅錢折算。三是遼境內鐵多銅少,原料缺乏,歷代統治者都實行銅禁,並嚴禁私鑄,致使銅鑄幣稀少。同時,遼境內盛產金銀,礦冶發達,再加澶淵之盟後宋每年進貢的大量歲幣銀,在發現的貴族大墓中往往以成套的金銀器隨葬,金銀也自然會大量流入市場,充作支付手段,《遼史·穆宗紀·下》(卷七)遼穆宗「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又「以銀百兩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縱飲三夕」。由於金銀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錢幣,這也是造成遼代鑄幣量少的一個原因。四是契丹傳統流行實物交換,在很多地區,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張一直用於充當支付手段。而早期鑄幣大多為了紀念,晚期也只是補充宋錢的不足。 此外,作為傳統的游牧國家,遼統治者從主觀上對鑄幣業就沒有足夠的重視,只是漢化過程中吸收漢文化的結果之一,也是貫徹「因俗而治」為妥善處理多民族關係而採取的一項措施。遼代民族關係比較複雜,燕雲地區以漢人為多,北方牧區,以契丹為主,奚、漢、渤海人聚居雜處,遼統治者「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其「因俗」也包括了繼承漢人錢幣制度,大量使用漢錢。這一措施,除了客觀上有利於自身經濟發展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遼代幣制的多民族性和主觀上遼統治者處理民族關係的遠見和大度。 縱觀遼代200多年的歷史,儘管鑄幣量極小,規模不大,但由於大量引進宋錢,嚴禁私鑄,終遼一代並未發生嚴重的錢荒。直至遼末,由於統治階級內部權利鬥爭加劇,生活奢侈腐化,再加上天災人禍,道宗末,出現「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的政局,[1](卷六○《食貨志·下》)「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錢,而上下窮困,庫無餘積……尋禁民錢不得出境。」[1](卷六○《食貨志·下》)因需大量錢貨用於賑濟災民,雖頻繁更鑄,發行數量居遼代諸帝之最,但大多流入私人封建主手裡,國庫平民日漸窮困,財政入不敷出,最終導致經濟崩潰,王朝覆滅。 五、遼錢--投資收藏兩相宜 綜上所述,遼大量使用宋錢,嚴禁私鑄,錢幣自成體系,且存世量較少,早期鑄幣更是少之又少,下八品也不多,歷代出土情況看也絕不會出現大量遼幣湧入市面。與今年漲幅較大的先秦和明清錢幣相比,現在遼錢價格還未啟動,相對適中,較為穩定,升勢明顯,是收藏投資兩相宜的難得品種,其將來回報一定豐厚。
【參考文獻】 [1]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2]吳宗信,王瑞.林西縣三道營子窖藏古錢[J].內蒙古文物考古,1982,(2):60-65.[3]武玉輝.新發現「天贊通寶」錢[J].中國錢幣,1991,(3):33-38.[4]王剛.遼代鐵錢鑄造年代管見[J].內蒙古金融研究.1996,(2):8-11.[5]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6]續文獻通考[M].台北:萬有文庫版,1944.字型檔未存字注釋:[7] 馬利清 200103《內蒙古大學學報》從鑄幣業的發展看遼代 @①原字革加末 @②原字革加曷 @③原字罰去下加廠內加剡 @④原字氵加昱 @⑤原字牛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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