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文化覺醒 附庸風雅新解

青年問禪師：「大師，我現在很富有，但是我卻一點也不快樂。您能指點我該怎麼做嗎？」禪師問到：「何謂富有？」青年回道：「銀行卡里8位數，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嗎？」禪師沒說話，只伸出了一隻手。青年恍然大悟：「禪師是讓我懂得感恩與回報。」「不，土豪，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這個青年會跟禪師做朋友嗎？

經濟學傾向於把人看成「理性經濟人」。理性經濟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小人喻於利」的「小人」，其行動的唯一驅動力量是個人的、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最大化。

其實，這只是經濟學為了推理便利而形成的理論預設。現實中的人，當然絕非如此，而是高度複雜的。人當然追求物質，因為生命要存在、延續，就離不開物質。但同時，人也會追求物質之外的東西，比如榮譽，以及生命的圓滿。

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上天賦予每個人的稟賦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就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對財富有特殊的稟賦，而成為企業家；有些人具有出色的合群能力，能獲得人們的信服，而成為政治家；還有些人，精神生活異常活躍，在知識、價值、信念的領域中卓有成效，於是成為思想者、學者、宗教家、藝術家等文化人。

財富、權力、價值都是個人生存所需要的，也是共同體維持秩序所需要的。因此，富豪、政治家、文化人都會贏得別人的尊敬。不過，這些權威的可持續性有所區別。

財富的興散最為迅速。財富的生產、聚集，既依賴於企業家能力，又高度依賴於外部環境，所以物質財富的不確定性最高，風險最大，最容易散失，你今天還有百億身家，一場金融動蕩，可能分文皆無。

相比於財富，權力的獲取更多地依賴德與能。因此，權力的可持續性更長一些。不過，權力對外部環境仍有較大依賴，也有一定不確定性，你今天還在台上風光無限，明天就可能被政敵趕走。我們這個時代，這種事情很多。

惟有文化，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最小，可持續性最強。「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跟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有靈性，人對信念、價值、知識等文化產品的需求出自人的本能，它幾乎可以不受外部環境影響。

有人未加深思，談論「思想自由」，其實，這是個沒有意義的辭彙。外人可以限制你的思想的表達，而不可能限制你的思想。即使在監獄裡，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思想。只不過，你沒有辦法表達，不能影響別人而已。

監獄裡無法生產物質財富，但歷史上確有在監獄裡生產偉大思想的傳奇。就像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人本質上是精神的存在，人的生活本質上是心靈的生活。生命的存續當然離不開物質，然而，心為身之主，人是通過心追求物的。人可以拚命追求外在之物，但最終，生命的意義是由心決定的。

因為文化很重要，就會發生「附庸風雅」的事情。詩經的主體是十五國之「風」，和《小雅》、《大雅》。風雅就是文化。什麼是附庸呢？周代行封建，周王冊封諸侯，諸侯朝見紂王。但有些諸侯國，規模太小，在天下結構中不重要，也就不必與周王直接發生關係，而成為較大諸侯國的附庸。魯、齊等國就有多個小附庸國。附庸就是資格不夠，而湊到人家面前。「附庸風雅」描述的是這樣的事實：土豪發財了，文化雖非他之所長，但他湊到文化堆里。

這樣看來，附庸風雅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它標誌著土豪的文化覺醒。這樣的覺醒其實是土豪生命的自然邏輯。土豪其實一直也是愛文化的，只是以前忙於賺錢，顧不上，又缺乏訓練。現在，他有錢了，也有閑了，由自己的心靈指引，自然而然地進入文化的世界。他知道別人可能在嘲笑他，但他義無反顧，因為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因此而正走向健全、圓滿。經過附庸風雅，土豪的心靈將會發生變化，整個社會也會因此受益。

怎麼變化？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貢有過討論。

《論語·學而篇》中一章，孔子與子貢討論了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窮人、如何做一個有文化的富人：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是商人，整天與財富打交道，所以才會與孔子探討人當如何對待貧窮、富裕。

在大多數人的心靈結構中，「利」居於最為顯著的位置。如是之人，面對富者，易於卑曲。「諂」，卑屈也。以常情論，人窮則志短。窮可以有兩種：絕對的窮，這樣的窮人，生活壓力較大，缺乏信心，面對他人，難免諂媚。這或許是為了獲得一些好處，但很多時候，諂媚只是心理自卑的自然反應。另一種窮是相對的窮，即便富人，面對比他更富裕的人，也難免諂媚。中產階級崇拜富豪、小富豪崇拜大富豪等等社會現象，就是「諂」。

反過來，富裕之人則容易驕橫，目空一切。驕，矜肆也。一個社會，如果人們以金錢為人生價值的主要衡量指標，那麼，有錢的人當然有資格傲視他人。我們這個時代，富者驕縱，隨處可見。

然而，富豪子貢卻認為，一個人，因為財富少而自卑，或者因為財富多而驕傲，都是不健全的。他提出，一個人若能做到貧窮而不卑曲，富有錢財卻無驕態，如何？子貢所想像的窮人、富人，具有了一定的道德自覺，因而能夠節制自己對於物質利益的激情。

孔子的回答是：還算可以。也就是說，孔子認為，這還不是最好的。從「無諂」、「無驕」中，可以看到節制的美德，他們不為物質之多寡所動。不過，這個窮人、富人終究沒有跳出物質的貧富之外看問題。

孔子認為，人還可以更進一步，達到一個更高境界：物質上雖在貧窮狀態，而仍然快樂；何以樂？因為志於道，有超越於物質之外的人生樂趣。所以，他心廣體胖，而不在意自己物質上的貧窮。

至於富人，孔子說，他們大可以進入這樣的狀態：物質上富裕，而依然好禮。孔子教育弟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以禮約束弟子，塑造優美、高貴的君子威儀。一個人，如果他最為關心的問題是自己生命之完善，也就不會把物質上的富裕本身作為人生成功的標誌。他追求更有價值的東西，禮，禮樂，也就是文化。他也並不鄙視財富，而是讓財富成為好禮的工具。而他的生命不斷提升，也就自然地無驕。

子貢所說和孔子所說乃是兩個境界，但兩者並不對立，而是遞進關係。其中的關鍵環節是生命的自覺，心的自覺。由此，他不僅附庸風雅，更進一步，以文化己，再進一步，投身於文化生產中，支持文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