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
安徽文化概說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況,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況、安徽建省經過、安徽建省後的建置。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重點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點。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況,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況、安徽建省經過、安徽建省後的建置。
安徽省位於我國東南部,華東的西北部,跨長江淮河中下游,東與江蘇、浙江相連,西與湖北、河南相接,南與江西為鄰,北與山東相依。全省東西寬約為450公里,南北長約570公里,總面積13.96萬平方公里,2006年來,全省戶籍人口6593萬餘人。
安徽清初屬於江南省,康熙6年(公元1667年),清王朝分江南省為江蘇、安徽兩省而正式建省,因當時安慶已成省內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內商業、經濟中心,故取當時安慶、徽州兩府首字而為省名。安徽簡稱皖,是因境內皖山而得名。皖山,古稱灊山,今稱天柱山,在潛山、岳西境內。相傳周武王大封諸侯時在今潛山地區封了一個伯國,稱皖國,山因名皖山。又因安徽建省時的省會所在地安慶屬古皖國,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簡稱。
一、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況
秦統一中國後,推行郡、縣制,今安徽境內設縣有25個,先後屬九江郡(治壽春邑)、碭郡(治碭)、陳郡(治陳)、會稽郡(治吳)。秦末至楚漢相爭期間,又增置鄣郡(治故鄣)、衡山郡(治邾)、廬江郡(治番陽)。
漢初,今安徽境內仍為楚、淮南等異姓王封地。
東漢實行州、郡、縣三級管理體制,今安徽境內先後設69個縣(侯國),涉及9個郡(王國),分屬揚、豫、徐3個州,3個州分轄地區類西漢。
三國時期,今安徽境內分別為魏國、吳國所設揚州及魏國徐、豫4個州分領。
西晉仍實行州、郡、縣三級管理體制,安徽境內仍分屬揚、豫、徐3個州。
東晉時期,由於戰亂頻仍,安徽之地又是東晉和北方少數民族國家拉鋸戰之地,因此這一時期的區劃和統屬關係較為混亂。南北朝時期,安徽江淮一帶常成為南北拉鋸戰戰場,江淮地區多為南朝所有,淮北地區常為北朝所據。這一時期,南北政權濫置的一級區劃在安徽境內最多時幾達40個州,郡達百數,縣達數百。
隋統一後實行州、縣兩級管理體制。大業初,改州為郡,實行郡、縣二級管理體制,並恢復西漢的州刺史分巡制度。安徽境內設50個縣,涉及3個州刺史分巡的15個郡。
唐前期,廢郡改州,實行州、縣二級管理體制。中唐時期,道正式成為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實行道、州、縣三級管理體制。
北宋時期實行路、府、縣三級管理體制,將全國分為十五路,今安徽境內先後分屬京東西路(涉及單、徐2個州)、淮南東路(涉及亳、宿、泗、揚、滁5個州)、淮南西路(涉及壽春府及廬、和、舒、濠4個州,六安、無為2個軍,計7個二級行政區劃)、江南東路(涉及宣、徽、池、太平4個州及廣德軍,計5個二級區劃)。
南宋時期,今安徽境內先後由淮南東、淮南西、江南西3個路分領。金國在今安徽境內設南京路(初為汴京行省)和山東西路。
元置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實行行省、路(府、州)、散州(州、軍)、州(縣)四級管理體制。省本是中央機構的名稱,如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等。南北朝以後開始出現行台省。元之前的行台省一般都是應軍事需要臨時設置,未成定製。元開始將行省的制度推行於全國,成為全國最高一級地方政區。行省的正式名稱是行中書省,與中書省(都省)為表裡。元統治者在首都地區設中書省(又稱腹里),將西藏之外的其它地區分為10個行中書省。今安徽境內分屬3個行省,即中書省(腹里)、河南行省(前身為江淮行省)、江浙行省。
明朝也實行三級管理體制,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習慣上仍稱為省),全國設置13個承宣布政使司,兩京(北京和南京)地區直屬中央六部,稱北直隸和南直隸,今安徽地域屬南直隸西部地區。
清初承襲明制,改南直隸為江南省,今安徽地域屬江南省西部地區,設56個散州和縣,涉及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7個府及徐州、廣德、和州、滁州4個直隸州,計11個二級行政區劃。
二、安徽建省經過
安徽建省實際是一個歷史過程。安徽建省的先決條件是行政區域歸於一統,這是安徽建省的基礎。
今安徽境內各級行政區劃統一在一個大行政區範圍內,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攻下集慶路改稱應天府(今南京市)之時。同年七月,朱元璋稱吳國公,創江南行省,後漸將今皖北地區納入江南行省。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8月,撤江南行省,建南京,所屬府、州、縣直隸中書省,作為京畿直轄區,後改稱南直隸,又稱直隸南京,包括今江蘇、安徽兩省及上海市地域,還涉及今河南、江西、山東、湖北、浙江5個省部分縣,今安徽為其西部地區。此後300多年裡,今安徽地區所屬府、州、縣一直統一在一個一級政區範圍內。
清初建置承襲明制,順治二年(1645),改南京為江南省。
康熙六年七月十二日(1667年8月30日),康熙批准了由吏部匯奏並經御前會議討論通過的全國性地方行政區劃和官制政革意見,其中,江南省正式分為江蘇、安徽兩省,改左布政使為安徽布政使,使安徽省三司健全,因此,康熙六年(1667)一般認為是安徽建省標誌。
安徽建省大致經歷了元末明初的行政區域統一;世祖順治十八年(1661年)左、右布政使劃片分治;聖祖康熙四年(1665年)調整左、右布政使轄區,使蘇、皖兩省分省分治奠定基礎,確定疆界;康熙六年七月甲寅,正式批准建省;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正式將省會定於安慶。因此,一般把公元1667年8月30日作為安徽省誕生紀念日。
三、安徽建省後的建置
安徽建省迄今300餘年,經歷了清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歷史時期,但隨著中央對地方控制加強和經濟形勢的發展,各級行政區劃及管理體制變化很大。
清朝中後期實行道、府(直隸州、廳)、縣(散州、廳)三級管理體制。安徽共設54個州縣(4個散州、50個縣),除碭山、蕭縣原屬江蘇省直隸徐州(後升為府)外,其餘分屬鳳潁六泗道的有鳳陽、潁州兩府及六安、泗州兩直隸州;屬安廬滁和道的有安慶、廬州2個府及滁州、和州2個直隸州;屬徽寧池太廣道的有徽州、寧國、池州、太平4個府及廣德直隸州,計涉及2個省9個府5個直隸州。
中華民國初期,廢府、州、道,民國北京政府初期實行省、縣二級管理,今安徽境內碭山、蕭縣屬江蘇省,其餘60個縣還含民國南京政府期間分別劃入江西、湖北省的婺源、英山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劃入江蘇省的盱眙縣及由泗縣分設的泗洪縣。
民國南京政府初期實行省、縣二級管理體制。1932年4月,實行首縣制,全省分10個行政區。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因日軍佔領長江流域重要城鎮,南北受阻,臨時設置皖北、皖南行署區,行使省的權力,但規格比省小,後期又復置皖南行署,均為臨時省級設置,省仍領導行署區,下領專區管縣。
解放戰爭後期,安徽境內的淮河南北、江淮地區先後解放,初建皖西、江淮、豫皖蘇邊區3個行政公署,下設專區,再下為縣、市。1949年4月,撤銷上述3個行政公署,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5月,隨著江南地區全部解放並普遍建政,成立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兩個行署行使省的權力,但比省的規格要小。行署下轄直轄市、專區,再下為縣及專轄市。
1952年4月,撤銷皖南、皖北2個人民行政公署,合併成立安徽省。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會駐合肥。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我國古已有之的一個概念。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與「化」的複合。「文」的本義是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化」的本義為化生、變化、造化。「文化」一詞連用出現則最早見於漢代劉向的《說苑?指武》中,「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在這裡,文化的含義是講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化涵義有明顯的區別。
第一個把文化作為一種概念提出來並給它下定義的是當代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泰勒(1832-1917),他認為文化是由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習慣所構成的綜合體。
最普遍的文化定義就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廣義文化的概念,如《辭海》中對「文化」的解釋就是「文化,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則指精神文化,包括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體,就擁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來說,地域文化,也就是一定地域內歷史形成並被人們所感知和認同的各種文化現象。地域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的區域分布,與歷史上的自然區域、行政區劃有著密切的關係。
地域文化具有歷史性、地域性和獨特性的特點。
地域文化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主要包括:地域內文化的生成、演化和發展的進程及其規律,文化的內在結構、形態特徵及其相互關係,地域內文化的分布狀態與空間組合特徵,地域之間文化的交融、滲透與整合,文化與地域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生態剖面,地域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意義和作用等。
三、安徽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安徽文化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近來的考古發掘表明,安徽是一塊早期人類文明的誕生地,在中華文明起源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8年,在繁昌人字洞發現了距今20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的最早人類活動遺址,這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期的人類活動遺址之一,它的發現和研究為我國早期人類的起源和進化提供了重要資料。這說明在數百萬年以前,安徽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
大批出土的新石期時代的文物遺迹,不僅表明當時的漁獵業、飼養業和農業都比較發達,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琢磨,陶器上的紋飾,也表現出較高的工藝美術水平,其中,特別是在蚌埠雙墩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是迄今為止史前時期最為複雜和完整的刻畫符號,可能是漢字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是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期,長期的戰爭給江淮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也使得鄰近地區的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對安徽地區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產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管子思想和老莊的道家學派,標誌著安徽文化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並奠定了這一區域文化發展的基礎。
西漢時期,安徽文化在繼承道家思想和楚辭傳統的基礎上,獲得較大發展,出現了發揮道家思想、同時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之長的《淮南子》一書,將道家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中國哲學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東漢時期,產生了中國早期唯物主義的光輝著作,那就是安徽人桓譚寫的《新論》,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除了學術思想之外,這一時期,安徽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典型的是東漢末年以廬江地區為背景的《孔雀東南飛》長詩,代表著安徽這一時期文學藝術的水平。
東漢末年,社會發生巨大變動,先秦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繼承和發展,並呈自由解放的趨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領導的建安文學集團,並造就了「慷慨以任氣」的建安文學風骨。這一時期,安徽地區進入了藝術上的春天,各種藝術都生機勃勃,出現了一些傑出的藝術家,特別是安徽的繪畫藝術在魏晉時期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期,如曹髦、戴逵父子等的畫作享有盛譽。
隋唐時期,由於安徽地區在先前經歷的長期戰爭,加之遠離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與其他地區文化相比,這一時期的安徽文化發展是有限的,除張籍、李紳、杜荀鶴等為數不多的詩人在文學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之外,在學術思想、科學技術以及繪畫藝術諸方面則沒有引人注目的建樹。
由於南宋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也隨之南下,特別是皖南地區,遠離戰亂,這對安徽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南宋期間,安徽一地不僅人才輩出,而且在哲學、文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如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安理學,由圖經發展而來的方誌之學空前發展,文學領域成就卓著,出現了張孝祥、胡仔等較有影響的人物。皖南地區尤其是皖南徽州成為安徽文化最發達地區,成為此後幾百年我國學術文化的重鎮。
安徽文化的再次興盛是在明末清初,這一時期形成了安徽兩大文化的重心,即以桐城為中心的桐城文派、學派為主體的皖中之學或稱之為江北之學,另一就是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南之學,由於其主要成就在經學方面,故又稱之為皖派經學。
明中期以後,安徽經濟發展很快,尤其是皖南的手工業、商業突飛猛進,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安徽人的文化創造性空前活躍,在科學技術以及繪畫、戲劇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安徽文化在這一時期取得了一系列總結性和開創性的成果,將安徽文化推向了歷史最高峰。
清朝後期,中國即將步入近代社會,文化的發展也處於新舊交替時期,這一時期的安徽文化,一方面傳統的學脈仍在延續,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因子開始生成,具有鮮明的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徵。在鴉片戰爭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安徽文化出現了從相對封閉的古典形態到接受現代文明的艱難轉變。安徽境域內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學人志士,呈現出群星璀燦的局面,既有洋務運動的先鋒李鴻章,又有新文化運動的首倡者胡適與陳獨秀,他們在繼承安徽文化傳統的同時,也為安徽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華,安徽文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重點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點。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安徽的三大文化圈
安徽文化在其長期的發展中,由於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三個各具特點的區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們共同構成了安徽文化。
(一)淮河文化圈
1、淮河文化圈基本概況
淮河文化圈一般指由淮河沿岸及淮北地區構成的區域文化帶。淮河文化圈的形成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條件,有其深厚的底蘊和豐富的內涵。
2、淮河文化圈基本特點
由於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各種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淮河文化作為融合中原文化、吳楚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區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過渡性的特點。
(二)皖江文化圈
1、皖江文化圈基本概況
皖江文化圈一般是指從遠古到現在皖江地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其範圍大體接近於現在的皖江經濟區域,即安慶、蕪湖、馬鞍山、銅陵、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績溪縣)和滁州市東部。
2、皖江文化圈基本特點
(1)古皖文化源遠流長(2)皖江文化內容豐富,底蘊深厚,異彩紛呈 (3)皖江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點 (4)開放創新意識濃
(三)徽州文化圈
1、徽州文化概念
徽州文化是指原徽州府屬下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和婺源(今屬江西省)等六縣所出現的既有獨特性又有典型性的各種文化現象。徽州文化是安徽地域文化中最成熟、最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地域文化。
2、徽州文化主要特點
(1)徽州文化內涵豐富,具有豐富性、輝煌性、典型性
(2)徽州文化是一種典型的儒學文化
二、安徽文化的基本特點
安徽文化在其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點。
(一)安徽文化具有延續性
(二)安徽文化具有兼容性
(三)安徽文化發展具有多樣性
(四)安徽文化發展具有不平衡性
(五)安徽文化具有開拓創新性
三、安徽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面對新的時代和新的形勢,如何使曾有過輝煌和榮耀的安徽文化適應新的形勢發展需要,為安徽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文化支撐?如何使安徽文化在得到很好傳承基礎上成功實現現代化轉型,續寫輝煌?我們覺得傳承和發展安徽文化,可考慮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去努力。
1、進一步挖掘安徽傳統文化資源;
2、弘揚和發展安徽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克服消極不利因素;
3、借鑒吸收外來文化發展新文化;
4、努力構建安徽文化的時代精神;
5、充分發揮文化對經濟的激活功能,利用文化發展區域經濟;
6、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現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強省轉變。「安徽地域文化」(二)(2011-11-11 08:40:37)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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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學術、科技、教育文化
安徽的學術文化
一般了解:老子及其思想、莊子及其思想、宋明理學、戴震及其皖派經學。
掌握:朱熹與新安理學、新文化運動。
一、老子及其思想
老子是我國春秋時期偉大的哲學家,是安徽歷史上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建立了以「道」為核心的哲學體系,成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
老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所著的《老子》一書中。《老子》,即著名的《道德經》,共五千多字,故也稱五千言,被後來的道教奉為經典,老子本人亦被尊為教祖。老子吸取了《易》和春秋時期關於「道」的思想,把作為規律、「法則」意義上的「道」發展成為萬物本原之道。作為老子哲學體系核心的「道」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道是真實存在的,道是物,卻是渾然一體之物。「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儘管它的存在是恍惚的,但卻是真實可信的。
第二,道是萬物的根本。在老子看來,整個世界萬事萬物都是從「道」派生出來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所言「道生一」,既有指萬物形成之前的狀態,也表示道成為萬物得以統一的原則,有了這樣的狀態和原則,分化為天、地,並通過陰陽變化產生和氣,陰、陽、和三氣化合再產生出萬物來。
第三,道是萬物運動的規律。萬物的生長衰亡,皆由道支配,儘管道作為規律並非有意識、有目的的主宰,但萬物的存在和發展又莫不遵循一定的規律和法則,這就是「道恆無為而無不為」。
二、莊子及其思想
莊子是繼老子之後的思想家,他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揮,成為先秦道家學術的集大成者,並使道教文化真正得以流行併產生巨大影響,後人往往以老莊並稱。
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據《史記》記載,莊子乃宋國蒙(今安徽蒙城)人,在今安徽省蒙城縣呂望集建有庄公廟,蒙城境內還有莊周鄉。現存的《莊子》一書,內容複雜,一般認為是後人經過整理而成的,分為內篇、外篇和雜篇,包括了莊周本人以及後學的作品,是莊子學派的著作。《莊子》一書顯示的莊子思想,從自然到人生,從萬物的物質基礎到宇宙的形而上的根源,涵蓋著廣闊的理論領域,跨越了漫長的思維歷程。莊子的思想發源於對人的精神自由(「逍遙」)的追求,並向兩個方向延伸,一是對於永恆的宇宙根源的熱烈探索,另一個就是對社會現實的冷峻審視。自然、人生、社會構成了莊子思想中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莊子的人生哲學:莊子的人生哲學是對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實踐方法的思考,它立足個人生存的困境並試圖超脫出來,這是莊子思想的核心部分。
莊子認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受到外界物質條件的束縛,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自身肉體的限制,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有待」和「有己」。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條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沒有,在無窮的天地之間自由地行動,即「無待」,同樣,也要擺脫自己的肉體和精神的限制和束縛,以達到「無己」。
莊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無待、無累、無患的絕對的精神自由,其最基本的人生實踐就是個人的修養。莊子認為恬淡無欲的精神修養,是形成安寧、恬靜的精神境界的基礎,一個恬淡去欲的人,在社會生活中必能與世無爭,超脫形體和功利的束縛。「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在莊子哲學裡,要真正實現對於人生困境的超脫,從而達到人生哲學裡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除了無欲、去智之外,最艱深的精神修養方法就是體「道」。莊子所推崇的人生境界,也是與道一體的境界,根本方法是「坐忘」,就是徹底忘記一切,不僅要忘掉外界的物質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體、感官,使自己與整個自然溶為一體,無思無慮,無生無死,精神上得到徹底的自由,做到物我兩忘,達到「逍遙」境界。與莊子的人生理想相對應,其人生實踐一方面表現為自我的精神修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他對於世俗生活的態度——超世、遁世和順世。
三、宋明理學
「理學」並非特指某個哲學流派,而是通稱橫貫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哲學思潮,一般以理學、宋學、道學和新儒學指代,比較通行的是道學和理學。其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
1.北宋時期:理學的開創及奠基階段,代表人物有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二程)、張載等,以張載的氣本體論及二程的理本體論為代表思想。
2.南宋及元代:理學的發展及確立期,代表人物有朱熹、陸九淵、呂祖謙、許衡等,以朱熹的「理」及陸九淵的心學體系為代表思想。
3. 明初及中葉:理學的分化期,代表人物有陳獻章、王守仁、王廷相等,以陽明心學為代表思想。
4.明清之際:代表人物有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贄、戴震等,以王夫之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及戴震等人的知行心性義理等思想為代表。
宋明理學的三大學派:
一是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理本論,認為客觀的理是世界的本原;
二是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心本論,主張心即理,世界的本原存在於「我」的心中;
三是以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氣本論,將客觀存在的物質性的「氣」作為宇宙的本體,理只是其固有屬性。
從宋明理學的精神實質來看,它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吸收了玄學、佛學和道教的因素,無論是本體論、認識論還是倫理學,都超過了前代,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哲學和新儒學,也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最後完成。由於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祖籍安徽,他的理學思想在安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且形成了一個頗具安徽特色的哲學流派——新安理學,所以通常將朱熹看作理學的集大成者。
程顥、程頤的天理論
程顥(1032-1085),字伯淳,後人稱明道先生;程頤(1033-1107),字正叔,程顥之弟,後人稱伊川先生。二程祖籍安徽,後遷中山博野,長期在洛陽講學,他們的學派當時稱為「洛學」。
二程認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稱為「道」或「天理」。程顥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題。所謂「天」,指最高的實體,程顥認為,這個「理」是永恆的,是客觀存在的。「天理」在自然界中表現為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在人類社會中則反映為社會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和規範即倫理綱常,這是萬事萬物所根據的法則。程顥說:「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人倫者,天理也。」人倫即人際關係,人們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要處理和解決好複雜的社會關係,必然需要有調節行為的準則和規範。二程認為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是君臣父子等五倫,而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則是仁義禮智信,它們構成和維護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秩序,故稱之為「理」。二程宣稱,為了更好地認識「天理」,應該克服「人慾」,保持以「天理」為內容的本性,即「存天理,去人慾」,這是一種禁欲主義的道德觀,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德命題。由於二程的極力推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在儒家經典中取得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基本確立了宋明理學的方向、規模和架構。
朱熹與新安理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後改為仲晦,號晦庵,別號考亭、紫陽。朱熹雖主要生活在閩地,但對故鄉新安眷戀至深,他在作書序、跋和論著中,多署名「新安朱熹」,因新安有紫陽山,亦常號「朱紫陽」,以寓不忘桑梓之意。作為二程的嫡傳弟子,朱熹繼承了他們的主要思想,同時吸收了周敦頤關於太極的學說和張載關於氣的理論,朱熹將這三者糅合在一起,並綜合北宋理學諸家學說,建立起龐大的哲學體系,將傳統儒學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成為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學體系被後世稱為「朱子學」。
朱熹門生弟子眾多,遍及閩中等南方地區,他們同尊朱熹並形成眾多的流派,其中徽州婺源乃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門弟子以朱熹嫡傳自譽,在發明、詮釋朱子學方面獨樹一幟,被稱為新安理學。新安理學形成於南宋,在元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於明初達到鼎盛。到清朝中葉,因皖派經學的興起,新安理學才結束了長達600餘年的繁盛,但其一以貫之的學說宗旨、一脈相承的理學家群和鮮明的學派特徵,對12世紀以後的中國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發展演變,以及徽州及周邊地區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以「理」為最高哲學範疇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說和知行並進說等各方面內容。
南宋既是理學的集大成時期,也是新安理學崛起的時代。除了朱熹以外,新安還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理學家,如: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吳儆(字益恭,休寧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等等。他們大多是朱熹的學生和學術酬唱之友,在學派上以朱熹為中心,學術上以朱子之學為宗旨,因而形成了以朱熹為核心的學派。
朱熹之後的朱子之學,被朝廷立為「顯學」,成為士人思想和科舉考試的指南,朝廷規定,「設科取士,非朱子之說不用」,宋理宗發布詔書,確立了理學作為官方哲學,這就出現了天下士人群起讀朱熹之書的「盛況」,並且帶來了新安理學的繁榮。
四、戴震及其皖派經學
明末清初,隨著新安理學內容人才的凋零和學術界風氣由「宋學」向「漢學」的轉移,理學的發展已到了窮途末路,儘管新安理學家仍有不少人以弘揚朱子之學為己任,但無法改變新安理學走向終結的命運。清朝乾隆年間,戴震及其皖派經學的開創,徹底否定了在徽州歷經宋元明三朝的朱子學,以戴震為領袖的皖派經學,既興起於新安理學之鄉,又宣告了綿延600餘年的新安理學的終結。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曾中鄉舉,但未考中進士。乾隆時修《四庫全書》,特召為纂修官,校訂天算地理書籍,後被賜為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對天文算學地理等自然科學都有研究,針對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著作很多,後人編為《戴氏遺書》,其中主要的哲學著作是《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等。
戴震提出了人性的社會道德屬性,並認為欲、情、知三者皆性的思想,即人性包含了欲、情、知三個內容,三者都是血氣心知之自然。他說:「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是皆成性然也。」將欲、情、知看作人性的基本內容,這是戴震在人性論方面的一大貢獻。以這一理論為基礎,戴震提出了具有新的內涵的「人性善」說。
在道德論和理欲觀方面,戴震否定了朱子之學中「存天理,滅人慾」的理欲相斥觀。他認為,「欲,其物;理,其則也」,應該根據人之情慾而求理。人人得到各如其分的慾望的滿足,就是「天理」。戴震的理欲觀揭露了理學禁欲主義的虛偽本質,對當時的廣大人民尤其是市民階層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注,喊出了他們的呼聲,具有濃重的啟蒙主義的傾向。他把慾望看作推動人們行為的原初動力,認為「理」就在人們的「為」之中,理欲不可分、理存於欲,這實際上是肯定了人性自然和人情自然的存在。
除了對朱子之學進行抨擊之外,戴震還強調治學方法的的差異,提倡從音韻訓詁、字義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闡明經典大義,這與新安理學家空談義理的學風大相徑庭。戴震對理學的批判,並非僅是一種否定方式或對對立面觀點的批判和抨擊,而是一種「釜底抽薪」式的對其理論前提的批判,並把對於程朱理學的批判和當時的政治批判結合起來,因而具有強烈的時代感。這種批判精神也給後世以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批判傳統的發展。
五、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指20世紀初(1915-1923年),一批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針對內憂外患的時局發起的以反對封建文化為主要內容,旨在打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口號
「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口號。「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指在一定階級範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包括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兩部分內容。它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家天下」的封建專制制度相對立,將鬥爭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的理論支柱——儒家思想。「賽先生」即科學(Science),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其用意在於宣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和愚昧,並通過科學和科學精神喚起民眾思考的能力和改造社會的意識。民主和科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為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指明了方向。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新文化運動的內容集中表現為提倡新文化,顛覆舊文化。具體內容則可概括為四個方面: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其中,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愚昧正是新文化運動口號的再一次強調。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主要表現為追求指男女平等和個性解放。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即反對摹仿古人、言之無物,主張「我手寫我心」,張揚文學的自由精神。「四個提倡、四個反對」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新」意所在。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
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武器,大張旗鼓地宣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吳虞、錢玄同等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就是這一運動的領袖人物和代表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是我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它啟發著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民主與科學思想,探索救國救民之道,並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條件。同時,新文化運動也存有局限性,表現為:忽視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沒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務;對古典文學也存在著矯枉過正的偏頗傾向。
陳獨秀、胡適與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由一批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一場旨在啟迪民眾心智的思潮和運動。在這一推陳出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安徽籍名人陳獨秀和胡適的表現尤其引人注目,兩人可謂是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雙子星座。
陳獨秀(1879-1942),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新文化運動正是以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為發軔。
陳獨秀將民族復興、國家強盛的希望寄託於「意志頑狠,善於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人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的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因此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陳獨秀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領袖人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他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袖之一。
1917年,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並在同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原載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號)。這是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公開發難的第一個信號。
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不僅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還主張推到陳腐、雕琢、迂晦的舊文學,建設新鮮、平易明了的新文學,把新文學建設的目標概括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從而使文學革命的旗幟更加鮮明。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明確表示對陳獨秀等人「高談社會主義」的不滿態度,主張採用溫和的改良方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同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5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以此為標誌,以胡適、周作人、傅斯年等為代表的大批學者繼續堅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走向自由主義,被稱為問題派;而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激進人士則轉化為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派,在當時被稱為主義派。
今天,在我們看來,問題派與主義派之爭實質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應屬思想意識領域的分歧。而後來陳獨秀與胡適所走上的暴力革命之路和溫和改良之路也只是兩人世界觀、價值觀不同所導致的結果。兩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都對20世紀初的落後中國的何去何從進行了深刻的思索和判斷,都展現了那一時代優秀知識分子挽大廈於將傾的弘毅精神與愛國情懷。
安徽的科技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包括農田水利與農學成就、天文學與數學成就、礦冶制瓷與紡織技術成就、醫學與物理學成就。
安徽地區科技發展大致有兩個特點:其一,安徽的農田水利、礦冶、物理學中的光學和聲學,從古至今一直在全國範圍內處於舉足輕重地位;其二,每一歷史時期安徽都有在全國影響較大的學科:漢魏時期的天文學和醫學,唐宋時期的文房四寶,宋元明清時期的造紙、印刷、解剖學和農學,明清時期的數學、天文學與天文儀器製造、醫學、畜牧獸醫、生物學和徽州民建等。
一、農田水利及天文學與數學成就
農田水利
芍陂:春秋戰國時期,安徽的農業發展水平由一項水利灌溉工程得到見證,這就是芍陂(bei)的開鑿與修建。芍陂,現名安豐塘,位於今安徽省壽縣境內。芍陂的設計非常合理,設計者利用大別山余脈延伸到淮南地區所形成的西、南、東三面高而北面低的地形特點,選擇北部天然低洼湖沼地作為陂塘地址,把淮南丘陵流來的水彙集起來,並在其周圍低處築堤。這不僅大大節省了工程量,而且蓄水量大。據《水經·淝水注》載,當時陂塘「周一百二十許里」。陂塘的西、北、東三面,開閘門五處,各通渠道,供灌溉、泄洪之用。兩千多年來,芍陂雖曾歷經滄桑,幾經興衰,但至今仍在造福社會。同時,後來到過芍陂的文人墨客,興嘆吟詠,留下了不少詩篇、碑刻等,與陂塘本身一起成為留給後人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
圩田:圩田的出現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安徽農田水利建設的突出成就,而到了唐宋時期,安徽的圩田有了重大發展並迅速走向高峰期。唐宋兩代特別是宋代,安徽興建的圩田不僅數量多、規模大,而且形成了相當豐富的興建圩田的理論,對擴大耕地面積、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
安徽圩田不僅數量多,規模大,而且結構合理,修築技術已相當完善。一般圩田均高築圩埂,堅實牢固,堤上栽植桑柳,圩內大道相貫,河渠交錯,車舟往來便利,同時兼顧排水和灌溉。尤其在宋代安徽境內,由於圩田多,往往圩圩相接,形成了遼闊的圩區,水系相通,連成一片。圩田的發展,帶來了生產的大發展。由於圩田兼能防旱排澇,可以旱澇保收,加以引進早熟的占城稻種,使圩區稻米產量顯著增加,「田地之入,倍於他郡,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給」,以至宋京十大糧倉皆受江淮所運。因此圩田的修築被後人評為「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
天文學和數學
天文學:東漢,安徽再現了兩個堪與大天文學家張衡比肩的人物——桓譚和王蕃。桓譚以其反對迷信的唯物主義思想著稱,在天文學上,他支持張衡倡導的「渾天學說」,是一位著名的渾天學家。王蕃也是我國天文學史上著名的渾天學家之一,但他對這一理論又有所增益、補充。他撰寫的《渾天象說》,對前人關於渾天學說的觀點進行了一次綜合,比較完整地說明了渾天說的理論,增加了對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運行的論說。
數學: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商業數學的發展,尤其是徽商對數學的重視,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徽商編了不少應用商業數學書籍,如《銅陵演算法》、《算林拔萃》、《庸章演算法》、《演算法纂要》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程大位的《演算法統宗》。
程大位,明休寧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即留心數學,經商往來於鄂贛之間,遍訪各地算學名師。年老回家鄉休寧率口,潛心研究,撰述《演算法統宗》17卷,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刊行。該書是以算盤為計算工具的數學書。程大位在書中將珠算的加、減、乘、除、開方運算的口訣系統化、完整化,使珠算成為一種完全成熟的計算方法。《演算法統宗》的問世,推動珠算大普及,使珠算在民間幾乎完全代替了籌算。其後一些重要的數學著作,如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李之藻合編的《同文算指》,及清初方中通所編《數度洐》,都或參考或輯錄《演算法統宗》的內容。《演算法統宗》在明代還傳入專朝鮮、日本,帶動中國珠算走向世界。
梅文鼎:在中國科學史上,安徽宣城的梅氏家庭可謂赫赫有名,該家族共有四代人曾致力於天文歷算的研究,出了五位知名的天算學家,梅文鼎就是這個天算世家的最傑出人物。江永曾稱其為清代「歷算第一名家」,梁啟超說他是清代天文算學的「開山之祖」。
梅文鼎一生活了89歲,著書88種之多,其中絕大多數是天文、曆法和數學著作。梅文鼎的歷算成就,在當時就著名於國內,包括大學士李光地在內的許多文人、學者,都向梅文鼎學習、請教歷算知識。當時康熙帝正留心天算人才,康熙四十四年,梅文鼎以73歲高壽得到南巡中的康熙帝的召見,與之討論歷算達三日之久,臨別又賜「績學參微」四字,後又召梅文鼎之孫梅珏成入京為御前天算家。
梅文鼎數學著作據記載有26種,從種數來說不如其天文、曆法著作多,但其卷數和篇幅卻大有超過,其內容遍及遍及初等數學的各個門類——算術、代數、幾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梅文鼎努力研究中國古算,使幾成「絕學」的古代數學精華重現於世;同時,他在學習西方先進的數學知識時,十分注意消化吸收,努力從中算中找出依據,用中算有關知識來加以論證和說明,並吸收西方數學中的邏輯推理方法用於數學研究,力求中西會通,使外來數學中國化。梅文鼎將他的26種數學著作總其名為《中西算學通》,充分表達了他會通中國數學的思想。
對於數學本身的認識上,梅文鼎的思想有兩點值得今人注意:一是他認為數學來源於實踐,即其所謂「數學者征之於實」;二是把數學分為形與數兩大門類。無疑這些數學思想是唯物主義的,是進步的、正確的,和後來恩格斯的觀點——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數量關係的科學——相暗合。今天,梅文鼎及其數學著作,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重視,並引起包括日本、法國等國家學者的濃厚研究興趣。
二、礦冶制瓷與紡織技術成就
礦冶
我國古代礦冶業中,以青銅冶煉的歷史最為悠久。青銅冶煉和青銅器的製作和使用,是我國古代生產力發展到新階段的重要標誌,它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渡過了漫長的石器時代,進入了青銅朝代,在歷史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建國以來,安徽淮河南北的許多地區以及江南的銅陵、貴池、宣城、繁昌、南陵、青陽、郎溪、屯溪等地,出土了大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其中包括不少工藝精湛、圖形優美、紋飾富麗的珍品,在燦爛輝煌的商周青銅文化中,閃射出奪目的光彩。
漢代是皖南銅礦開採、冶鑄的一個高峰期。安徽的皖南地區銅礦蘊藏量豐富,先秦時就已開始采煉,產銅區主要集中在今南陵、繁昌、銅陵、涇縣、貴池、當塗諸縣,銅礦規模之大、數量之多,為國內罕見。這些銅產地在漢代多屬丹陽郡,所產銅以「丹陽銅」聞名全國。漢政府將全國唯一的管理冶銅的官方機構「銅官」設在丹陽郡。
漢代廬江郡的皖縣(今潛山)是全國鐵器生產基地之一。武帝在全國設置了40多處管理鐵業的「鐵官」機構,其中之一就設在皖縣。
自東晉開始,梅根冶(在今貴池)已是江南兩大冶鑄中心之一。它依靠大規模開採的銅官山(在今銅陵市)供應其豐富的銅原料,冶鑄各種銅器,最重要的產品是銅錢,所以,時人稱它「錢溪」。梅根冶兼冶鐵,其產品多為民間的生活用具與生產工具,大的如鼎鍋,小的如鐮刀、鋤頭。它還為政府生產兵器。
明清時期是我國煤炭開發利用明顯發展的階段,安徽此時煤炭開採更加普遍,除蕭縣白土鎮繼續採煤外,淮南洛河山、宿州符離集一帶、含山縣牛頭山、池州饅頭山等地均有煤炭開採。
蕪湖鍊鋼業在明代初年迅速恢復和發展,異軍突起,從明中葉到清中葉,前後興盛200餘年,直到鴉片戰爭洋鋼進口,蕪鋼才逐步退出歷史舞台。
制瓷
安徽制瓷業於五代至北宋時步入鼎盛時期,表現為生產規模大、地理分布廣的特點。最為著名的是蕭縣白土窯。白土鎮瓷器生產規模較大,窯戶很多,白、黃器各有總首。白土窯以燒制白瓷為主,有刻花和剔花,質量僅次於定州窯的產品;早期的黃瓷形質及製作工藝與壽州窯基本相同。宣州窯情況,《元豐九域志》宣城縣下有鎮名「符里窯」,史載,符里窯於宋熙寧十年上交商稅1408貫612文、鹽稅802貫527文,相當於江淮間小縣上交之數,人稠業盛,其瓷器燒制場所似比白土鎮規模還大。北宋晚期,安徽黑釉瓷器的生產迅速發展起來,皖西霍山地區下符橋窯、太湖劉羊窯及皖中地區廬江的果樹窯專制黑釉器,專家考定為典型的北宋中晚期窯。在皖南地區績溪縣的霞間窯、瑤頭窯及窯嶺堆積中也發現了大量的黑釉瓷器。這些窯址的產品質量精湛,瓷釉瑩潤明亮,清澈淡雅,造型別緻,紋飾優美,並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反映安徽古代陶瓷匠人精美嫻熟的工藝技巧。
紡織
明代皖南已成為重要紡織基地之一。永樂年間,在歙縣設立了織造局,萬曆末年又在徽州、寧國、廣德和常州、揚州等地,增造萬匹絹帛綢緞,以供歲需。蕪湖漿染業與松江棉紡織業、蘇杭絲織業、鉛山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耶並稱為全國「五大手工業區域」。
三、醫學與物理學成就
醫學
安徽醫學的歷史是很悠久的。東漢時,安徽有名可考的醫家有丹陽人沈建,汝南人費長房,沛國譙人華佗及其弟子李當之、吳普、樊阿等。成就最大者,當推華佗。
華佗,名旉,字元化,東漢末年沛國譙人(今安徽亳州)。其行醫足跡遍及今江蘇、山東、安徽、河南一帶,深受人民愛戴。他所治疾病,以今天醫學知識看來,涉及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和眼科等。
華佗在醫學上最突出的成就,還是他精湛的外科手術和麻沸散的發明,後者比西歐發明的麻醉劑「哥羅方」要早1000多年,是世界外科麻醉史上的創舉,以後傳到日本、朝鮮、摩洛哥等國,在醫學上作出了具有世界意義的貢獻。華佗還提倡體育鍛煉的方法防治疾病,吸取先秦以來導引術的精華,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動作姿態,創「五禽之戲」,是我國醫療體育史上的創舉。
明清兩代是安徽古代醫學史上的鼎盛時期,醫學人才濟濟,醫著宏富,醫學理論和臨床各科都有諸多發明,為豐富和發展祖國醫學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新安醫學在全國獨樹一幟,令人矚目。在醫學理論上和實踐中,新安醫家們已形成系統的醫藥學知識,實踐中重視調養脾胃、肝腎與氣血,用藥平正中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流派。
物理學
至明清兩代,隨著安徽科技的空前繁榮,物理學領域隨之出現著名學者及重要成就,較突出的是朱載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方以智撰述《物理小識》。
朱載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朱載堉,祖籍安徽鳳陽,為明皇室子孫,其父朱厚烷是明仁宗朱高熾第五代孫。他自幼愛好音律、數學,專心攻讀,一生著書立說,主要著作有《樂律全書》、《律呂正論》、《律呂質疑解惑》、《嘉量算經》等,這些著作涉及物理學、數學、天文學、以及音律、舞蹈等領域。
在物理學方面,朱載堉的最大貢獻是他大膽而徹底地揚棄了千餘年來的舊律制,創造了現今世界各國都在應用的十二平均律,這是我國聲學史的一項傑出貢獻。總其要,朱載堉實質上是在八度音之間分成12個音程相等的半音,順序組成12個等程律,又叫十二平均律,如此,可以用任何一律作為主音組成各調的音階,而且它們全音的音程都是一樣的。這在樂律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十二平均律的發明比法國音樂理論家梅爾塞恩於1636年發表的十二平均律要早52年。
方以智《物理小識》:方以智,桐城浮山人,生於明朝末年,明亡後,對清廷採取不合作態度,一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一度易服為僧,晚年定居江西青原山,從事著述和講學。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識》、《東西均》、《葯地炮庄》、《醫學會通》、《切韻源流》、《諸子燔痏》、《浮山文集》前後編等。
方以智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識》中。這是一部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學知識,有光學、電學、磁學、聲學、力學諸多方面。它不僅總結了我國古代許多科學成就,批判地吸收了當時西歐傳入的科學知識,而且對其中不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尤其是在光學方面的成就更是突出。
安徽教育文化
一般了解:皖地的教育活動,包括兩漢皖地尊儒興學活動、魏晉安徽私學的興起、宋元明清安徽書院的興起和發展、近代安徽教育的變革。
掌握:皖籍教育家嵇康的教育思想、朱熹的教育思想、戴震的教育思想、胡適的教育活動及思想。
重點掌握:皖籍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
安徽教育歷史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宋以前,安徽出現兩次教育發達的高峰,即兩漢時期官學興起和魏晉時期的私學的興辦;宋代,為適應理學教育,書院興起並形成書院教育制度,安徽產生全國最早的書院,至明清更是盛極一時,安徽成為書院教育最發達的省區;近代,安徽建立起各類新學堂,採用新式教育方法施教,在宣傳科學文化知識、啟迪民主自由、開通民智方面,近代安徽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為安徽各項近代事業的展開和安徽革命進步運動的開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安徽教育發展過程中,湧現出一批皖籍教育思想家:老子、莊子、管子都有傑出的教育思想;魏晉嵇康在玄學發達的背景下也提出了教育新見;宋以後至近代,皖籍教育家更是出類拔萃,群星燦爛,相映生輝,前有戴震、程瑤田,近有陳獨秀、胡適、陶行知,堪稱中國教育思想史上的大家。
一、兩漢皖地尊儒興學活動
漢武帝時期,儒學思想被推為國學,定為一尊,成為新時期指導全國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根本方針。由此,皖地尊儒興學活動亦隨之興起。
首先,一些重視學校教育的官員、經師在皖地出現。西漢有何武重教揚州,東漢有李忠興學丹陽。他們或重視教育,興辦郡國學校,為地方培養治理人才;或重視社會教化,教民破除陋風劣谷,推廣生產技術知識等等。這些在「獨尊儒術」政策思想指導下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的活動,為安徽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官學興盛的背景下,漢代安徽地區的文化教育成果,以淮北最為顯著。在《漢書·儒林傳》中,有皖籍學者16人,其中淮北沛郡就有12人,江淮之間的九江郡3人,皖南的丹陽郡僅一人。值得一提的是,皖人文翁(廬江郡人),在蜀郡做太守期間,由於辦學成績突出,受到漢武帝嘉獎,其郡辦官學的經驗被令在全國推廣,並由此,漢政府開始在全國各郡、各王國設立官辦學校。
與官學相併行,漢代安徽民間私人教育亦得到開展,安徽淮北地區就出了兩個著名的私人教育家,桓榮和張酺。沛郡人桓榮,以歐陽學派的《尚書》經傳家,王莽代漢時他辭官來到九江郡,以教授為業,門徒常有數百人,至東漢初年他應召入仕,期間共歷30餘年,教授了數以千計的學生。他的兒子桓郁、孫子桓焉曾以教授為業,不但在安徽地區,還在長安及河南的潁川講學,各有門徒數百人。張酺是汝南郡細陽(在今太和)人,亦以《尚書》經傳家,早年曾投桓榮門下求學,後來自己設帳講學,門下常有學生數百人,因而聲名遠播,最後也被東漢政府徵召為官。
二、魏晉安徽私學的興起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私學第二次大發展的時期,私人教育一度出現相對繁榮的局面,產生許多民間教育家。東晉廬江潛人杜夷與南朝宋廬江灊人何尚之、南齊沛郡相人劉王王獻就是其中著名的幾位。
杜夷,西晉名儒、經師、學官。少性恬泊,操尚貞素,家境貧窘,曾寓居汝、潁之間,潛心攻讀習研,十載足不出戶。年四十餘,始還居鄉里,設學聚徒,生徒千人。杜夷一生,雖備受皇家尊崇與禮遇,朝廷屢欲拔擢,然夷始終安貧樂道、絕意仕途,只有很短時間任國子祭酒,之外20餘年均在鄉梓教授私學,獻身私學教育事業,對皖地乃至全國私學教育的發展,以及社會教化、人才培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何尚之,南朝宋官員、教育家。官曆丹陽郡尹、吏部尚書、國子祭酒等。何尚之任丹陽尹時,曾於南郭外立宅舍,置玄學,聚生徒,講授和研究玄學。何尚之對玄學的研究和宣傳並立館講學,有助於打破儒家經學一統學校的地位,對後世教育產生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劉王獻,,南朝宋、齊名儒、教育家。其家貧,少篤學,博通《五經》。劉王獻早年即設學鄉里,聚徒教授,終生從事私學教育工作,循循善誘,教導有方。他曾與名儒吳苞同於褚彥回宅講授,諸生朝聽王獻,講《禮》,晚聽苞講《論語》、《孝經》,培育了不少人才。
三、宋元明清安徽書院的興起和發展
書院,是我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它既是獨立於官學制度之外,的學校制度,又是與教育密切結合的學術研究機構。它發軔於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時大盛,迄明、清發達完備,為我國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書院制度對於傳遞我國古代文化,傳播學術思想,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學術人才,豐富教育理論與經驗。
安徽在全國是書院產生最早,也是最發達的一個省區。據近人吳景賢《安徽書院志》記載,從宋至清安徽共有265所書院;民國《安徽通志稿·教育考·書院》記載有254所。實際上,從現今掌握的材料來看,安徽書院總數要大大超過這兩個數字。
宋代安徽書院約有34所,在全國所佔位次,僅低於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居第四位。綜觀兩宋時安徽書院的創建,其中官辦的書院僅有4所(阜陽西湖書院,歙縣紫陽書院,當塗天門、丹陽書院),且有3所由皇帝賜額題名;其餘絕大多數與全國一樣,為私人創建,而且不少先是私人讀書治學之地,而後才發展為書院。
元代安徽新建35所,保留、修復或重建前代書院9所,共計44所。絕大多數書院由名儒名師主持和主講,如胡炳文主講明經書院,鄭玉、鮑元康主講師山書院,曹涇主講西疇、初山書院,汪一龍主講晦庵書院,胡一桂主講湖山書院,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南宋具有民族氣節的名儒學者,入元不仕,退而講學的,這是當時安徽書院發達的重要原因。
明代安徽書院至少在138所以上,此時,書院的分布仍以皖南為主,但呈向皖中、皖東、皖西發展的態勢,後三個地區的書院達40餘所,約佔安徽書院總數的三分之一。相對於官學,明代私辦或由私人主講的書院,不僅保持了自由講學習業的特點,而且還發展為講會制度,自由講學更盛,推動了書院教育質量的提高。當時安徽影響較大的講會有:歙縣紫陽講會、涇縣水西講會、寧國同善會、太平九龍會、廣告復初會、貴池光岳會、休寧還古講會等。
清代安徽書院總數在203所,其中有時間可考的新建書院116所,修復重建46所,另有41所建置不詳。此時,政府官員開始掌管書院諸如擇山長、選教育、收學生到課業、課考、廩養、俸祿,以及參加科考、取任等方面事務,官辦書院成為清朝安徽書院的最重要特色,書院實際蛻變為官學的附庸,成為科舉的預備場所。
四、近代安徽教育的變革
清末,廢科舉,行新學,安徽的文化教育位於全國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慶就曾辦有尚文小學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學堂——安徽省求是學堂,創辦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頒布學堂章程還早4年。1901年,清政府重申將各省書院改為學堂,之後安徽各地先後建起了一大批中小學堂,據統計,1902-1907年,全省共設21所中學堂,其中省屬3所,分別是皖江中學、第一中學和安徽公學。與此同時,各種專門學堂也應運而興。除省立師範外,又增設了徽州紫陽師範學堂、鳳陽師範學堂等14所中等師範學堂。此外還設立了中等工業學堂、壽州初等工業學堂、太和中等蠶桑學堂和阜陽蠶桑學所實業學堂。
除上述學校外,外國教會所辦的學校在近代安徽教育中也佔有一定比例,其中知名者如蕪湖廣益中學(後更名為聖雅各中學)、萃文中學、培德女學堂,安慶二郎聖保羅中學,合肥三育學堂,懷遠淮西學堂等。這些學校,除傳授宗教知識外,也設有語文、史地、自然等課程。其設立的本意是進行宗教宣傳,企圖「用十字架征服中國」,但客觀上卻對傳播西方文化知識、發展教育事業起了一定的作用。
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開始向外派遣留學生,以造就洋務人才。1872年中國第一次向美國派遣留學生30名,其中有安徽婺源人詹天佑。1874年所派第三批留美學生中有兩名安徽人,即休寧的吳敬榮、黟縣的程大業。1875年第四批留美學生中有安徽懷遠的黃祖蓮。這是安徽最早的留學生。
民國元年(1912),中華民國成立,教育部頒布新的教育宗旨,並制定了新的學制,對清末教育進行改革,學堂改稱學校,承認男女受教育權利平等,廢止讀經和獎勵出身制度。從民國16年到26年的10年間,安徽各類教育事業得到恢復與發展,各種規章制度也逐步建立。民國17年以後,先後建立了安徽大學、安徽學院和安徽工業專科學校。抗日戰爭爆發後,安徽大部分地區先後淪陷,除皖南山區少數學校尚能繼續維持外,,其餘學校大多關閉,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破壞。省立安徽大學停辦。至全國解放前夕,安徽教育事業不僅明顯落後於華東各省,而且落後於全國教育的平均發展水平。
五、皖籍教育思想家
嵇康的教育思想
作為魏晉時期的名士和著名的玄學家,嵇康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學人生觀,並有「內和外見」的音樂見解,其中包涵了豐富而傑出的教育思想。
「名教」,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論支柱,具體表現為儒家所極力倡行的仁義禮樂、名分等級之教,嵇康認為,這種教育是箝制人的思想,戕害人的個性,違反人的自然發展規律的一種「天性喪真」的教育。嵇康從其政治立場和思想觀點出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對儒家「名教」思想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嵇康對於名教的批判,雖然其中有些偏激、片面之語,有全盤否定古代文化之嫌;但是,自漢武帝確立「獨尊儒術」文教政策以後的400年間,教育思想和教育內容受到全面批判與否定還是第一次,這表明嵇康反對「名教」的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要求思想解放的大無畏的勇氣。
朱熹的教育思想:
南宋時期最著名的教育家。朱熹畢生致力於興學校,明教化,傳經著述,教授生徒,先後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創建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並建構起恢宏的理學教育思想體系。其教育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在教育目的上,朱熹繼承發展了先秦的教育目的論,提出「明人倫」、「為聖賢」的教育目標。
教育過程上,朱熹提出「五學之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
教學原則和方法上,朱熹強調「教有成法」、「學有成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這些教育思想,是朱熹全面繼承發展儒家教學思想,並在自己長期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富有價值的教學經驗,使我國古代的教學理論得到豐富和發展。
朱熹關於教育、學習過程理論,關於為學、修業、進德之道,關於教學與讀書之法,從學到思到行都提出了很多精闢見解,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應當說諸多是符合教育、教學規律的。尤其是他重視教育,悉心教導,獻身教業的精神,以及循循善誘,諄諄誨人,羝掖後生的師德與教學態度,為後世人師樹立了典範。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大大豐富發展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寶庫,於今天亦有借鑒意義。
戴震的教育思想
戴震在教育內容上,提出以經學為主,同時注重實用科學。戴震本人在天文、數學、地理、水利、機械製造等自然科學方面都有很深研究,並有很多編纂和著作,所以他十分注重對學生進行實用科學的教育,並試圖構想建立一個包括經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語言學、哲學等龐大的學科體系。這一教育思想意在反對宋明理學,同時也矯正了漢唐以來儒學教育之偏失,並已具有近代教育因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
陶行知是我國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驅。因為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由「知行」改名「行知」,以彰其志,他的一生都在以積極的行動和實踐追求著其「教育救國」的理想,「愛國主義」和「平民教育」一以貫之地貫穿於他所有的教育活動和教育理念中,曾被毛澤東稱讚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總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歸納為四個方面:「生活教育」理論,普及教育的思想,兒童教育的思想及師範教育的思想。影響最著的是其「生活教育」理論。
「生活教育」的理論直接來源於陶行知積極而豐富的教育實踐活動中,也是對其師杜威先生反傳統教育思想中積極因素的吸收和改造。「生活教育」理論的基本觀點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講的是教育同生活的關係問題。陶行知說「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其所包涵的特質有:第一是生活的,第二是行動的,第三是大眾的,第四是前進的,第五是世界的,第六是有歷史聯繫。同時還要滿足五個條件:第一教育必須是戰鬥的,是民族人類解放的武器;第二教育必須是生活的;第三教育必須是科學的;第四教育必須是大眾的;第五教育計劃的。
「社會即學校」與「生活即教育」是密切聯繫的。社會即學校,則「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因為在這樣辦法下,否認校內校外,都可以做師生的」。這種「生活教育」讓學生親近人民大眾,接觸自然和社會,改變了傳統市場、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狀態。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教學論,也可以說是教育方法論。陶行知認為,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事臬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主張以實際生活為中心,從教育與生活的關係,強調教與學都要與生活實踐相結合,達到「學用一致」。
「安徽地域文化」(三)(2011-11-12 08:39:49)轉載▼
標籤: 曹操 安徽 《儒林外史》 《全唐詩》 桐城派 文學 藝術 胡適 朱熹 國考 雜談 | 分類: 電大、奧鵬 |
安徽的文學、藝術
安徽的文學
一般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安徽文學概況、唐五代時期安徽文學概況、兩宋時期安徽文學概況、元明清時期安徽文學概況、現代安徽文學概況。
掌握:「三曹」的詩文創作、梅堯臣的文學成就、胡適與他的《嘗試集》、「現代通俗小說大師」——張恨水。
重點掌握:清代桐城文派的輝煌與成就、吳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安徽文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安徽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也從此時拉開了序幕。曹操父子與嵇康是這一時期安徽文壇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文學史上貢獻卓越,影響深遠。
(一)「三曹」的詩文創作
中國文學史上的「三曹」指漢魏時期的曹操、曹丕與曹植父子。他們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作家,均為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
1、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漢魏間政治家、軍事家、詩人。他的詩歌今存約20篇,全部是樂府詩體,他尤擅寫四言詩。這一詩體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詩經》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佳作。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帶有明顯政治家的氣魄。如《步出夏門行》中《觀滄海》一詩:「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氣勢磅礴,格調雄放,寥寥數筆,不加潤飾,即能狀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了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
《步出夏門行》中還有一名篇《龜雖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世說新語》曾載:東晉時代的大將軍王敦,每酒後輒詠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打唾壺為節,壺口盡缺。可見曹操詩對後世的影響。
曹操的另一首《短歌行》也十分有名,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開篇,中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又化用《詩經》自然妥貼,後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收束,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成其大業的心情。
曹操還有一些詩歌把漢末動亂的現實和人民的苦難深刻地反映出來,因而被稱為「漢末實錄」。例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等。他的詩作樸實無華,不尚藻飾,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這一時期詩歌慷慨悲涼的特色,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最為典型。
2、曹丕
曹丕(187~226),魏文帝,也是位著名的文學家。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長子。他少有逸才,廣泛閱讀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他的詩歌今存約40首,絕大多數是樂府。如《芙蓉池作》、《於玄武陂作》、《夏日詩》、《黎陽作》《燕歌行》、《雜詩》等。曹丕的詩歌多模仿民歌來敘事抒情,善於取材閭間小事。他的詩歌筆致細膩,語言流暢,偏重抒情,格調清新。特別是一些以遊子、思婦為題材的作品,一般都寫得凄婉動人,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搖踵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詩,敘述了一位女子對丈夫的思念。筆致委婉,語言清麗,感情纏綿,寫景與抒情巧妙交融。
曹丕的文章以書札見長,如《與吳質書》、《與繁欽書》、《答曹洪書》等,清麗卓約,富於情韻意趣,排偶氣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較濃重,體現了文章由質趨華的傾向。如《與吳質書》在追念舊遊、感傷逝者中,描繪出友人的情懷與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愴真摯,語言流暢婉轉,是一篇情文並茂的傑作。
曹丕還著有《典論》一書。但全書已佚,唯《自敘》和《典論·論文》完整保存下來。其中《典論·論文》是中國第一篇文學批評的專門論文,涉及了文學批評中幾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開先河的作用。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首先高度界定了文學的價值:「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接著總結了建安七子創作上的得失,提出了文學的觀念、準則和尺度,開創了文氣論,即「文以氣為主」的論斷,還解釋了文學批評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這篇論文足以奠定曹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傑出地位。
3、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世稱陳思王。天資聰穎,才華過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謝靈運語)。現存詩80多首,辭賦、散文等40餘篇。曹植以他的《七步詩》為我們所熟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的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登基)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作品主要有三類,一類感時傷亂,如《送應氏》二首寫洛陽荒蕪殘破景象,《泰山樑甫吟》寫邊海人民極端貧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對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類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洋溢著樂觀、浪漫的情調。如《白馬篇》借英姿颯爽、急赴國難的遊俠兒的形象,表達了自己「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豪邁感情。再者就是表現貴公子的優遊生活,如《鬥雞》、《公宴》等。後期主要抒寫自己遭遣被棄的悲憤。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現存詩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詩。他善於運用傳統的比興手法,往往在詩歌開篇就能傳達出某種濃郁的情緒,給人以強烈的印象。
曹植文賦的代表作《洛神賦》是黃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過洛水時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傳說,有感而作。全篇筆觸細膩,文辭艷麗,惟妙惟肖地刻畫了神女美好、靈動而又虛無縹緲的形象,淋漓盡致地抒發了人神相遇的玄妙卻可望而不可及的悵惘。
(二)嵇康的詩歌與散文
嵇康(223~263),字叔夜,沛國 (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晉正始時期的文學家和音樂家,於文學、玄學、音樂等無不博通。曾任中散大夫,史稱「嵇中散」。嵇康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他的詩今存50餘首,以四言體為多。有《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代秋胡歌》、《幽憤詩》、《述志詩》、《思親詩》、《琴歌》、《遊仙詩》等。
嵇康的文章也非常出色。他的散文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長於析理,注重理性的感悟和闡發;二是具有鮮明的自我意識,敢於真實地抒寫個體情性,勇於表現肯定自我的要求和願望。他的《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明膽論》、《釋私論》、《養生論》、《宅無吉凶攝生論難》、《管蔡論》等都長於析辯,而他的《家誡》、《與呂長悌絕交書》、《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則完全是其個性的體現,其中《與山巨源絕交書》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之一。全文文筆自由奔放,率性暢達。他的詩歌文章,既繼承了建安文學的通脫之風,同時又具有正始文人任性而為,與自然親和的特點。
二、唐五代時期的安徽文學
(一)詩歌創作
唐代是詩歌的時代,此時安徽詩壇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現了池州詩人群和宣州詩人群。這兩個詩人群體及其創作的詩歌非常具有安徽地域文化特色,另外,安徽的巢湖地區還誕生了中唐著名詩人張籍。李白、白居易、杜牧等著名詩人在安徽的遊歷與生活也促進了安徽詩歌的繁榮。
1、池州詩人群
安史之亂後,中原經濟文化受到嚴重破壞,而江南一帶則相對安定,文化也趨於繁榮,在皖南的池州地區湧現出眾多詩人,代表人物有杜荀鶴、費冠卿、張喬、殷文圭等。
杜荀鶴(846~904),唐代著名詩人,字彥之,號九華山人,池州石台人,是晚唐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其詩語言通俗、風格清新,自成一家,後人稱「杜荀鶴體」。著有《唐風集》10卷,現存詩300餘首。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軍閥混戰下的社會矛盾和人民悲慘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婦》、《自江西歸九華有感》、《題所居村舍》、《亂後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等,都相當具有現實主義的寫實精神和社會意義。
杜荀鶴長期生活在池州,置身於九華山懷抱,對家鄉風物十分熱愛,因此吟詠九華山的詩篇甚多,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這類詩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隱居》、《醉書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懷九華舊居》、《閑居書事》等多篇。詩人用大量的作品展現九華山的風光,例如「家山白雲里,卧在最高峰。」(《寄舍弟》),「琴臨秋水彈明月,酒就東山酌白雲。」 (《山中寄詩友》),「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到前溪也不知。」(《溪興》)。這些詩歌都堪稱質樸明暢、清新秀逸的佳作。
費冠卿,字子軍,池州人。生卒年不詳,屢試不第,久留京師,與當時名詩人姚合交遊,後長年隱居九華山。曾被下詔拜為右拾遺,卻謝絕不赴。《全唐詩》錄其詩1卷。
費冠卿品性高潔,擅長詩文,隱居九華山期間,寫了不少詠吟九華山詩篇。
張喬,池州人,懿宗咸通年進士,生卒年不詳,時與許棠、鄭谷、張賓等東南才子稱「咸通十哲」。因避黃巢之亂,歸隱九華山。詩清雅巧思,風格頗似賈島。
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陽人,生卒年不詳。初居九華,刻苦於學,與同鄉詩人杜荀鶴、顧雲等交遊唱和,殷文圭作詩很多,《全唐詩》僅錄其詩1卷。
2、宣州詩人群
宣州的詩人代表人物有劉太真、許棠、汪遵等。
劉太真,宣州人,生卒年不祥,玄宗天寶末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劉太真著有詩文集30卷,他在德宗貞元年間就以詩名震京師,與名詩人顧況是朋友。《全唐詩》僅存詩3首,其中《宣州東峰亭各賦一物得古壁苔》,就是寫他故鄉宣州東峰亭的。
許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生卒年不詳。早年四處漫遊,唐懿宗年間白髮及第,曾為江寧丞。後辭官,潦倒以終。在當時詩壇享有盛譽,因作洞庭詩著名,時號許洞庭。又與詩人鄭谷和池州詩人張喬等合稱「咸通十哲」。《全唐詩》存其詩2卷,計150餘首,全為五、七言律詩。
汪遵,宣州涇縣人,生卒年不詳,初為小吏,家貧,晝夜苦讀。《全唐詩》存其詩1卷。
此外宣州詩人還有羅立言、劉太沖等。
3、著名詩人張籍
張籍(約767~830),字文昌。中唐著名詩人。祖籍蘇州,先世遷居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張籍家貧苦學,進士及第後歷任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等,世稱「張水部」、「張司業」。他與孟郊、白居易、韓愈等詩人交誼深厚,其樂府詩與王建齊名,並稱「張王樂府」。《全唐詩》存其詩5卷,中華書局曾編《張籍詩集》8卷,共計480多首。
張籍是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推動者。其樂府詩多數是反映當時社會現實之作,表現對人民的同情。張籍樂府詩藝術成就很高,他善用素描手法,細緻真實地刻畫各種人物形象。語言通俗平易而又凝練雅緻,常以口語入詩,很有民歌的風味。總體上說他的詩歌題材廣泛,風格清雅通俗,對晚唐詩壇影響很大。
4、唐代安徽詩壇中的外地名詩人
在唐代安徽詩壇中,還有不少外地著名詩人,例如李白、白居易、韋應物、李紳、劉禹錫等。他們在安徽的遊歷和生活,為唐時安徽文壇增添了異彩。他們用大量詩歌作品向世人展現了安徽的地域文化和秀美山川。
其中與安徽聯繫最深、最有盛名的當屬大詩人李白。在《李太白全集》的900多首詩歌中,創作於安徽和歌詠安徽風土人情、地域風光的就有近300首,約佔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他的足跡幾乎遍布了安徽各地,而且處處留下詩篇。他的不少傑作都誕生在安徽。例如在宣城寫下千古名詩如《獨坐敬亭山》、《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及《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其中的名句像「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等至今仍膾炙人口。
以宣城為中心,李白還遊歷了南陵、涇縣諸地,寫了《南陵別兒童入京》、《與南陵常贊府游五松山》、《涇川送族弟錞》、《與謝良輔游涇川陵岩寺》、《贈汪倫》等詩。
在安徽貴池秋浦縣,李白居住了數年之久,寫下了大量作品,其中有著名組詩《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的第十四、十五首知名度最高: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至於安徽最負盛名的九華山和黃山,李白更是縱情潑墨:昔在九江上,遙望九華峰,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絕頂,俯窺天目松。(《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
安徽的有些地方,李白一生曾來過數次。像馬鞍山的采石磯(牛渚磯)。詩人早年曾作《橫江詞》六首,集中地展現了這裡的風光,在他中年後,歷經歲月蹉跎,又來到此處,在江上寫下了著名的《夜泊牛渚懷古》一詩,發出「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之感慨。李白晚年生活困窘,後來他的族叔李陽冰接他到當塗定居,李白也終老於此。
除了李白外,唐代還有多位名詩人在安徽進行過文學創作,例如韋應物,曾任滁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滁州西澗》、《游西山》等;白居易,曾在宣州寫下《窗中列遠岫》、《送侯權秀才序》等作品;劉禹錫,曾任和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陋室銘》、《和州刺史廳壁記》等。此外,李紳、杜牧、許渾、羅隱等詩人也都曾在安徽為官,其間也創作了不少詩歌作品。
(二)散文、小說的成就
唐代安徽作家的散文和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散文的「吳富體」,以及著名傳奇小說集《劇談錄》的誕生。
1、散文家吳少微和「吳富體」
吳少微(約663~ 750),唐代散文家、詩人,字仲材,號遂谷,新安(今安徽黃山)人。《新唐書·藝文志》著有《吳少微集》10卷,已佚。《全唐文》存其文6篇,《全唐詩》存詩6首。唐中宗時他與富嘉謨同朝為官且交誼深厚,兩人文風相近,力矯徐庾餘風,名重一時,號「吳富體」(也作「富吳體」)。 「吳富體」的特點是:以經典為本,典雅雄厚,氣勢豪邁。「吳富體」作為唐代古文運動中最早出現的新的散文文體,對古文運動做出了突出貢獻。近人岑仲勉認為,吳、富二人之文,「誠繼陳拾遺而起之一派,韓、柳不得專美於後也」(《金石論叢》)。2、康駢和他的《劇談錄》
康??,一作康駢,字駕言,池州人。他是晚唐文壇的重量級人物,寫有唐代著名傳奇小說集《劇談錄》,共2卷,42則。
《劇談錄》是作者康??自述「新見異聞」,大多講神鬼靈應,也有一些武俠故事和當時奇事。這些生動的文言短篇小說,上承魏晉時期的志人志怪,下對宋代的《太平廣記》甚至清代的《聊齋志異》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連現代武俠大師金庸也曾經專門解讀過《劇談錄》中的作品。該書除了對後世的神魔小說和武俠小說產生重大影響外,還提供了對唐代世情生活的珍貴研究史料, 三、兩宋時期安徽文學概況
(一)詩詞創作
1、姚鉉和他的《唐文粹》
姚鉉(968~1020),北宋廬州(今安徽合肥)人,字寶之。歷京西、河東、兩浙轉運使,終舒州(今安徽潛山)團練副使。姚鉉文學修養深厚,文章敏麗。尚韓、柳古文,與柳開等共同開宋初詩文革新運動的先聲,著有詩文集20卷,可惜大多散佚。《全宋詩》中僅錄其詩6首。他在文學上最突出的貢獻是編寫了著名的《唐文粹》。
《唐文粹》是一部唐代文學總集,唐代詩文精華,大多薈萃其中,故為人所推重。該書在宋代就廣為流傳,成為文人士子誦習的範本。姚鉉選錄作品的風格和編寫體例對後世選家也有一定影響。《唐文粹》是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唐文選本,入選作品多是各家代表之作,不少作品因此書才得以保存,這也是安徽文人姚鉉的功績。2、梅堯臣的文學成就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北宋著名文學家,宣城人,世稱宛陵先生(宣城古名宛陵)。他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的重要作家,與歐陽修、蘇舜欽齊名,並稱「梅歐」或「蘇梅」。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梅堯臣的著作,今存《宛陵先生集》60卷。
梅堯臣早年詩作受西昆體影響,後詩風轉變,提出與西昆派針鋒相對的主張:在詩歌創作思想上他充分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力主儒家詩論的「美刺興寄」。「美刺」即歌頌與諷刺,「興寄」就是比興寄託,要「因事有所激」,感於現實,托物言志,摒棄浮艷空洞的詩風。因此他寫了大量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深刻揭示社會生活,表達對人民苦難的同情。例如他的《田家語》:「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 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這首詩用農民的口氣,申訴了農民遭受的苦難。再如《陶者》一詩:「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住大廈。」對比強烈,鮮明地道出尖銳的社會矛盾。這類作品還有《汝墳貧女》、《田家四時》、《傷桑》、《新繭》、《村豪》、《織婦》等。
梅堯臣在詩歌藝術上,注重詩歌的形象性與意境含蓄等特點,提倡「平淡」的藝術境界,提出了「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一著名的藝術要求,如《魯山山行》中寫: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總體來說,梅堯臣詩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風格平淡樸素,而又能含蓄深刻。其詩歌主張和創作實踐也影響了宋詩的發展方向。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稱其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3、著名愛國詞人張孝祥和他的詞
張孝祥(約1132~1169),南宋著名詞人。張籍後裔,字安國,號於湖居士,歷陽烏江人(今安徽和縣)人,後居蕪湖。紹興年間狀元,歷官秘書郎、中書舍人等。他的詩詞書法俱佳,尤以詞著稱,為南宋豪放派代表詞人,有《於湖居士文集》、《於湖詞》傳世。
張孝祥詞在思想上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內容多要求國家統一,反對苟且偷安,在藝術上也取得了較高成就。例如其著名長調《水調歌頭·聞採石戰勝》:
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何人為寫悲壯,吹角古城樓?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剩喜然犀處,駭浪與天浮。憶當年,周與謝,富春秋。小喬初嫁,香囊未解,勛業故優遊。赤壁磯頭落照,淝水橋邊衰草,渺渺喚人愁。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該詞既歌頌了抗金將領的功業,又寫到了對中原失地的懷念,可謂喜中含愁,慷慨而又悲壯。全詞筆墨酣暢,豪健奔放,表現出詞人深厚的愛國之情。
再如他的《浣溪沙·荊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寫「萬里中原烽火北」,表達了對故土中原的懷念,又《六州歌頭(長淮望斷)》中寫「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對南宋王朝實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張孝祥還有些寫景抒情的詞作,同樣具有豪邁磊落的風格。例如他的《念奴嬌·過洞庭》一詞。上闋描寫洞庭湖美麗景色,下闋抒發「肝肺皆冰雪」的高潔胸懷,全詞境界清疏空闊,情調慷慨坦蕩,是一首情景相融的佳作。
除豪放之作外,張孝祥也有些清麗飄逸的小令。不過其詞的主旋律還是激揚豪邁的愛國情懷。他的詞因為是憑激情進行創作,「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所以情感連貫,熱情澎湃,語言流暢自然,又能融前人詩句而不見雕琢痕迹。總之張孝祥詞繼承和發揚了蘇軾的豪放一派,又下啟辛棄疾愛國詞派的先河,對宋詞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詩話創作
「詩話」是古代評論詩歌、詩人、詩派,記錄詩人言論、事迹的著作。該文體始於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盛行於宋代。兩宋安徽作家的詩話創作也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前後出現了《詩總》、《苕溪漁隱叢話》、《紫微詩話》、《童蒙詩訓》和《竹坡詩話》等較有影響的詩話作品。其中最著名的當推《苕溪漁隱叢話》。
《苕溪漁隱叢話》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著名的詩話集。作者胡仔,字元任,安徽績溪人(約1110~1170),晚年隱居浙江湖州苕溪,遂自號苕溪漁隱。
此書是胡仔窮一生之力的傑作,分前後兩集,共100卷,50餘萬字。涉及上百位古代詩人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技巧、格律、掌故等。胡仔在自序中認為「開元之李杜,元佑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因此他論詩格外推崇李白、杜甫、蘇軾和黃庭堅。在重視前人創作成果的同時,他還強調詩歌必須不斷創新,提出了很多精闢的見解,對後人學詩很有裨益。
《苕溪漁隱叢話》的編纂體例是以人為綱,連類而及,即寫到某位大家,跟他有聯繫的詩人也連帶介紹,均以年代為序,將作家、作品與生平事迹有機結合。有不少散佚的材料,靠此書才得以保存下來,因此意義非常重大。
(三)外地文學名家在安徽的創作
與唐代一樣,兩宋時期也有不少文學名家來到安徽為官和生活,他們在當地的創作也為安徽文壇增色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文學家歐陽修。他多次來到安徽,在安徽的滁州和阜陽生活多年,留下了許多著名作品。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歐陽修被降職外放到滁州任太守。期間修建了著名的豐樂亭和醉翁亭,創作了《豐樂亭記》和《醉翁亭記》,後者更是廣為傳誦。全文生動地描寫了安徽滁州的優美景色,使得在中國古典文壇上,滁州與歐陽修的名字永遠連在了一起。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從滁州調知揚州,一年後又調知潁州(今安徽阜陽)。他有很多詩詞作品也與此地有關,例如他著名的組詞《採桑子》十三首描寫的多是潁州西湖的秀美風光。歐陽修與安徽感情很深,在他晚年還請求退居潁州,有詩道:「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最後葬於潁州。
四、元明清時期安徽文學概況
(一)元代安徽文學
1、詩詞創作
元代安徽文壇與當時的中國文壇一樣,突出的是戲劇,詩文成就不高。不過也有幾位較知名的詩人,如宋末元初的詩人方回、貢奎與貢師泰父子詩人等。
方回(1227~1305),元代文學家,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為人諂媚多變,人品較差,仕元後,得任建德路總管,不久罷官。今存《桐江集》4卷,《桐江續集》36卷,詩話《瀛奎律髓》49卷等。
方回有不少反映現實生活的詩作。詩宗江西詩派,學習黃庭堅、陳師道,而失之粗勁,缺少靈動活潑。不過他還是被後世認為是江西詩派中最後一位重要詩人,其詩可以看作是對盛行了二百餘年的江西詩派的藝術總結。
貢奎(1269~1329),字仲章,安徽宣城人,著有《雲林集》。他的一些寫景抒情詩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貢師泰(1298~1362),字泰甫,貢奎之子。他為官清正,又以文學聞名當時,為元朝「名高一代,文明千古」的人物。著有《詩經補註》、《玩齋集》、《東軒集》等。和其父一樣,他在寫景抒情的小詩上較有成就。
此時安徽的詞壇也是作者眾而成就微,詞家有陳櫟、束從周、舒頔、舒遜、羅志仁、趙汸、曹伯啟等人。其中較知名的是安徽績溪人舒頔。舒頔(1304 ~1377),字道原,有《貞素齋集》、《北庄遺稿》等。其詞較多反映了元末動蕩時代中的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2、孟漢卿和他的雜劇《魔合羅》
孟漢卿,元代戲曲作家,安徽亳州人,所著雜劇僅《魔合羅》一種。《太和正音譜》將之列入傑作之中,認為「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賈仲明亦贊其曰:「己齋老叟播聲名,表字相同亦漢卿。」將他與關漢卿相提並論。
《魔合羅》又名《張鼎智勘魔合羅》,是一部優秀的公案劇。「魔合羅」為梵語的音譯,是一種泥塑娃娃,民間用來乞巧。劇本寫李德昌經商歸家,中途病倒在古廟中,便求賣魔合羅的小販高山給妻子劉玉娘送信。李德昌的弟弟李文道聞訊,到廟內毒死了哥哥,反誣玉娘謀殺親夫,逼嫂為妻。玉娘不從,事涉官府,竟被昏庸的知縣判為死罪。六案都孔目張鼎要求複審,並利用重要線索魔合羅剝繭抽絲,終使案情真相大白。
作品情節緊張曲折,戲劇性強,體現了作者高超的構思能力和嫻熟的戲劇技巧。「魔合羅」為貫穿全劇的線索和推動劇情的關鍵。劇本成功地塑造了張鼎這一正直幹練的人物形象。另外送信老人高山善良、詼諧的性格,描寫得也很成功。《魔合羅》的曲詞本色,藝術性較高,在音律上也有所創新。
(二)明代安徽文學
1、詩文創作
(1)程嘉燧、吳應箕的文學成就
程嘉燧(1565~1644),明代著名詩人、畫家。字孟陽,號松園、偈庵,休寧(一說歙縣)人,寓居嘉定(今上海市),為「嘉定四先生」之一。詩在當時與陳子龍齊名。程嘉燧論詩主張先立人格,然後有詩格,其詩情感真摯,清麗委婉。他的文章也很出色,所著有《偈庵集》、《松園浪淘集》、《破山興福寺志》等。
吳應箕 (1594~1645),字次尾,號樓山,安徽貴池人。明代文學家。吳應箕出身貧寒,嗜詩賦,喜遊歷,所到之處,均留詩文。他還是復社的組織領導者之一。明亡後,他在家鄉進行反清起義,兵敗被俘後慷慨就義。他一生著述甚多,在文學、政治、經濟、哲學、軍事、藝術等方面均有研究,有《熹朝忠節傳》、《兩朝剝復錄》、《讀書止觀錄》、《樓山堂集》等。 吳應箕在詩文方面造詣最深。他強調詩歌應具有現實精神,憫時傷事。在風格上他比較欣賞質樸平淡的民歌風格,提出真詩在民間的觀點。吳應箕的詩歌也實踐了他的詩論主張,大多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民間的疾苦,像《耕田苦》、《大旱歌》、《食土行》等,而且詩如其人,質樸激昂,具有較強的人民性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他還有一些小詩寫得是自然無雕琢,像《題鎮國寺壁》中寫「杉山山寺萬山開,夢裡曾經幾度來。」相當清雅。
吳應箕的賦也與其詩歌一樣,多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例如他的《憫亂賦》寫清兵入侵,《吊忠賦》寫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閹黨的鬥爭等。還有些狀物抒情的賦,像《雪竹賦》歌頌雪竹的美與高潔,由竹格寫到人格,辭意挺拔,不同凡響。他編撰的史論、策論性文章,如力主明王朝改革政治的《擬進策》等,當時士大夫也爭而頌習。 總之,貴池吳應箕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和高尚的人格當之無愧成為這一時期安徽文壇的代表人物之一。(2)桐城名家方以智與錢澄之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浮山愚者等,與冒襄、侯方域、陳貞慧合稱明季四公子,是明末清初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計有一百餘種。其中最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識》,還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醫學會通》等。
方以智早年就以文章名震天下。他曾和錢澄之等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庄(子)、司(馬遷)為文章嫡傳,反映了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 此外,他的詩詞也非常出色。詩風質樸曉暢,而又頗有韻律。例如《三疊泉》、《獨往》、《示兒》等作品。而且他的作品中也時常流露出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小令《憶秦娥》等。
錢澄之(1612~1693),初名秉鐙,字飲光,一字幼光,晚號田間老人、西頑道人。明末愛國志士、文學家。錢澄之早年就和方以智同為安徽復社領袖,後參與反清起義失敗,輾轉入桂,為桂王朱由榔的庶吉士。棄官歸里後,結廬先人墓旁,閉門著書。錢澄之學識淵博,對數學、地理、訓詁、義理都有研究。著有《庄屈合詁》、《田間易學》、《田間文集》、《藏山閣詩存》等。
他的文章文筆雄健質樸、不事雕琢,又專治古文,文章精潔、典雅,對後來「桐城派」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他的詩內容豐富,風格多樣。其樂府詩多反映當時百姓的悲慘生活。例如《水夫謠》詩中寫道:「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上水下水不計數,但見船來點夫去。十家門派一夫行,生死向前無怨聲……」其他如《催糧行》、《獲稻行》、《捉船行》等,均表達出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批判性。
錢澄之歸隱後的一些五言古詩,多衝淡閑逸,風格頗似陶淵明,如《田園雜詩》十七首等。他還有些寫景抒情的詩歌,也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2、戲劇創作
朱權(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安徽鳳陽人,別號臞仙﹑涵虛子等,世稱寧獻王,明初戲曲家。他一生創作了多部雜劇,《太和正音譜》是他的主要成就。這部著作是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尤其是音韻格律方面的寶貴財富。
朱有燉(1379~1439),明初雜劇作家,號誠齋,又號錦窠老人等。安徽鳳陽人,明成祖朱棣長子,世稱周憲王。他在詩文和戲曲上均造詣非凡,除著有多部詩文集外,還有散曲《誠齋樂府》2卷,雜劇31種。他的戲曲作品,文詞本色,音律和諧,注意調劑冷熱場與歌舞的穿插。同時他還對雜劇形式進行了改革,如突破一人主唱的限制,不純唱北曲等,對雜劇與南戲的融合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朱氏叔侄之後,安徽較有成就的戲劇作家有:
鄭之珍(1518~1595),明代戲劇作家,字汝席,號高石山人,安徽祁門人。著有傳奇《目連救母》,又名《勸善記》。該傳奇是在目連傳說的變文、雜劇基礎上改編而成。劇中寫傅羅卜(法號目連),為救母去西天取經,學得佛法後深入地獄,歷經磨難救出母親的故事。主旨在宣揚封建孝道與佛法。劇中揉進了很多民間傳說和愛情故事,穿插了魔術和雜耍等表演形式,情節曲折,想像力極為豐富。這是現存目連戲的最早版本。
汪道昆(1525~1593),明代著名文學家,字伯玉,號南溟、太函。安徽歙縣人。擅長古文詩詞,工戲曲。詩文理論宗前後七子,世稱「後五子」之一,官至兵部侍郎,與王世貞並稱「南北兩司馬」。
汪道昆在雜劇創作上享有盛名,今存《高唐夢》、《五湖游》、《遠山戲》、《洛水悲》四種,都是一折短劇,合稱《大雅堂樂府》。內容都借傳說來寫歷史人物的愛情故事:《高唐夢》敘楚襄王夢中會見巫山神女;《五湖游》述范蠡同西施歸隱太湖之事;《遠山戲》取漢京兆尹張敞為妻畫眉故事;《洛水悲》寫甄后之魂化為洛水之神,與曹植的奇遇。
汪道昆的雜劇,體現出明代士大夫階層戲劇創作中遣興娛情的一種傾向,所以題材狹窄,多寫文人風流雅事。藝術方面,他將傳統詩文含蓄蘊籍的表現手法引入雜劇創作,使得《大雅堂樂府》文詞清麗委婉,成為明代雜劇代表作品之一。
梅鼎祚(1549 ~1615),字禹金,號勝樂道人,安徽宣城人,16歲時即以詩文名揚江南。他著作宏富,詩文有《梅禹金集》20卷、《鹿裘石室集》65卷;小說有《才鬼記》16卷,《青泥蓮花記》13卷;劇本有雜劇《崑崙奴》,傳奇《玉合記》、《長命縷》;還輯有《歷代文紀》、《唐樂苑》等。
阮大鋮(約1587~1646),明末著名詩人、戲曲家,安徽懷寧人,字集之,號石巢等。其人品行惡劣,在青史上素有罵名,但在文學上卻很有成就。詩文有《詠懷堂全集》,傳奇多部,今存《春燈謎》、《燕子箋》、《雙金榜》、《牟尼合》四種,合稱《石巢四種》。其中又以前二種名氣最大。阮大鋮的戲劇作品,曲工詞麗、情節熱鬧,尤擅用誤會與巧合法製造喜劇效果,在中國古典喜劇的創作上堪稱楷模。
(3)文言小說創作
明代安徽較為突出的文言小說作家有陶輔、梅鼎祚和曹臣。他們的作品已經能夠體現明代文言小說的總體特徵和藝術水平。
陶輔 (1441~1523後),字廷弼,號夕川老人,安徽鳳陽人,明代中期著名的學者和小說家,著有雜錄《桑榆漫志》及小說《花影集》。
《花影集》是一部愛情題材的小說集。其中多數作品都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手法來表現愛情婚姻,能反映出作家的思想傾向,人物形象個性鮮明。《心堅金石傳》是小說集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說的是元代書生李彥直與張麗蓉相愛,卻被參政阿魯泰拆散,將張麗蓉強行以舟送京師。痴情李彥直徒步隨船行三千里,足膚俱裂而死。張麗蓉聞訊後也自縊舟中。二人遺體被焚化後,心中均出現了狀如金玉的對方人形。小說用浪漫和想像的手法對李、張二人堅貞不渝的愛情進行了動人的歌頌,很有思想性。
明代寫青樓故事的軼事小說,以梅鼎祚的《青泥蓮花記》最有名。《青泥蓮花記》共十三卷,匯錄了歷代妓女的事迹,表現她們對自由、愛情的追求和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書中所選人物既有真實的歷史人物如梁紅玉、孫鳳奴等巾幗英雄,也有前代傳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如李娃、霍小玉等,還有崔微、段東美等當時名妓。作家將她們喻為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希望通過此書「以娼論古」,達到宣揚民主思想和善良人性及批判現實的目的。全書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曹臣的瑣言小說《舌華錄》也較有知名度。曹臣,字藎之,明代小說家,歙縣人。其代表作《舌華錄》廣泛記載了上自遠古、下至明代後期內的世人問答雋語,分18門類進行編輯。風格類似《世說新語》。全書妙語紛呈,言約旨遠,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三)清代安徽文學
1、桐城文派的輝煌與成就
桐城文派又稱桐城派或桐城古文派,因其創始及代表人物均系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創始於康、乾之際,於嘉、道年間達到了鼎盛時期。其參與作家之眾、流傳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久,皆為中國文學史上罕見。時有「天下高文歸一縣,遂令天下號宗師」之盛譽。
(1)桐城文派的發展歷史
桐城文派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徵,可以認作桐城文派的前驅。其中戴名世更被看作是桐城派的奠基人。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褐夫,號南山、憂庵。清初著名文史學家。因家居桐城南山,後世遂稱「南山先生」。其代表作是《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南山集》中輯錄戴名世散文百餘篇,全部是唐宋體古文,由方苞作序。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全國,打開了桐城古文的知名度,但因書中寫有明末抗清的史實,又釀成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獄案。桐城派文論體系的真正形成,始於方苞,經劉大櫆、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方、劉、姚被尊為「桐城派三祖」。
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清代散文家,桐城文派的創始人。方苞繼承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儒家思想;「法」是指表達中心思想的形式技巧。他認為「義」、「法」之間為一經一緯,相輔相成,即內容與形式必須統一。方苞還提倡文章語言必須「雅潔」,認為學習古文應以《左傳》、《史記》為範本,從唐宋八大家散文入手。不過他也反對僅從形式上擬古的傾向。他的這些主張是對唐宋以來古文運動創作經驗的總結,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方苞「義法」論的創立,為桐城派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弟子劉大櫆接著成為桐城派承前啟後的中堅人物。
劉大櫆 (1698~1779),清代散文家,字才甫、耕南,號海峰。劉大櫆一生主要致力於教學,著作頗豐,有《海峰先生詩文集》、《論文偶記》、《歷朝詩約選》等。劉大櫆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論,偏重於古文的藝術探討,提出 「神氣」、「音節」、「字句」為文章要素的理論:「神氣」是指語言的氣勢精神,是散文的審美本質,是作者個性在藝術上的體現。他認為文章的「神氣」可從文章的字句、音節入手進行體察,感受作者情感的起伏頓挫,這是對我國文章韻律學說理論的一種總結和應用。
劉大櫆門下的弟子中又以姚鼐最為傑出。姚鼐(1731~1815),清代散文家,書法家,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弟子也稱他為惜抱先生。官至刑部郎中,後辭官回鄉,致力於教育和精研學問,曾選輯《古文辭類篆》一書,作為弟子學習古文的範本。作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師,姚鼐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的主張,即文章的主題、論證和文辭相統一,使桐城派文論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理論性。他還提出了陰陽剛柔說,認為文章的剛柔變化,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這在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研究中無疑是一個創舉。
姚鼐之後,桐城派先後有「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和姚瑩。他們又廣為授徒,其弟子有桐城戴存庄、蘇停元、方宗誠、陳澹然,合肥徐子岑等。後曾國藩創「湘鄉派」,實為桐城派變體。「曾門四大弟子」為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他們將桐城派的影響進一步拓展。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其後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桐城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以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省外桐城派著名文人還有嚴復、林紓等,追隨者更是數以千計,直至「五四」運動後桐城文派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2)桐城文派的文學成就桐城派散文作品浩繁,清代以來,編輯出版的桐城派主要作家文集有戴名世的《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32卷,劉大櫆的《劉海峰詩文集》22卷,姚鼐的《惜抱軒全集》85卷,方東樹的《儀衛軒文集》12卷,方宗誠的《方柏堂文集》92卷,姚瑩的《中復堂全集》98卷等,舉不勝舉。
桐城派得以綿延久遠,成為一代文章正宗,與其散文創作密不可分。桐城派散文在思想上宣傳儒家思想;在內容題材上廣泛反映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辭上以文從字順,清真雅正為特色。其論說之文,辭句精鍊,邏輯性強,間有卓識;遊記之文,多有傳神之筆,使得山水草木生機盎然,又能寄情於景,抒發感嘆;寫人狀物之文,刻畫生動,情見於辭;記事之文,敘述扼要,流暢明晰。總之,桐城派散文大都平易近人,清新可讀,形成了整體的流派特色。在藝術風格方面又具有各人的個性特徵。像方苞為文穩重博厚,質樸自然,其代表作《左忠毅公逸事》、《獄中雜記》等,剪裁精當,刻畫傳神,後世一直列為古典文學教材;劉大櫆其文氣肆才雄,恢宏壯闊,所作《答吳殿麟書》,氣充勢足,揮灑自如,充分體現其「神氣」說;姚鼐散文藝術成就較高的是寫景文,如所作《登泰山記》,描摹生動,色彩鮮明。姚鼐後的一些作家,作品更是汗牛充棟,風采各異。
桐城文派無疑是安徽文化的一項寶貴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2、吳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1)吳敬梓的生平與思想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號粒民,清代小說家,安徽全椒人。他出身於仕宦名門,曾隨父親到各地做官,有機會獲得包括官場內幕的大量見識。吳敬梓22歲時,父親去世,他又不善治財,生性豪邁,遇貧即施,很快淪入貧困。吳敬梓早年熱衷科舉,曾中秀才,後因科場不得意和飽嘗世態炎涼,使他無意功名,又對官場的虛偽深感厭惡。安徽巡撫推薦他應博學鴻詞考試,他竟以病辭。雍正年間移家金陵,為文壇盟主,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稱「文木老人」,又稱「秦淮寓客」。晚年落拓揚州,後卒於客中。
吳敬梓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史學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詩文集》12卷,還有他耗費半生精力創作的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2)《儒林外史》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
《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傑出的現實主義章回體長篇諷刺小說。全書56章,由多個生動的故事聯起來,又多以真人真事為原型。全書的中心思想,就是抨擊科舉制度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它以封建讀書人的生活為著眼點,從揭露科舉制度以及在這個制度奴役下的士人醜惡的靈魂入手,諷刺了官吏的昏聵無能,地主豪紳的貪吝刻薄,名士的附庸風雅和虛偽卑劣,乃至原本淳樸的勞動人民被扭曲的道德靈魂。同時,作者還讚揚了那些擁有高尚情操的知識分子,並在他們身上寄託了自己的社會理想。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機鋒所向,尤在士林。」作家在揭露與諷刺的同時,還帶有憫世的悲情心態,使得作品的思想情感又深了一層。
《儒林外史》最突出的藝術成就是它的諷刺藝術。魯迅先生認為「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作家在立足真實社會生活的基礎上,運用誇張、自相矛盾等諷刺手法,藉助準確、精練、通俗、冷幽默式的語言塑造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如超級吝嗇鬼嚴監生,撞號板的周進,善良迂腐的馬二先生,中舉發瘋的范進,靈魂蛻變的匡超人等等。除了諷刺外,《儒林外史》的結構也為後人稱道。正如魯迅言「雖雲長篇,頗同短制」。全書沒有一線到底的人物和情節,而是在同一主題即揭露科舉制度對儒林的毒害影響來貫串全書,從而安排各類人物和故事,達到廣泛反映儒林的目的。有時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與其來俱起,事與其去俱迄」。這種獨特結構方式也反映出作者巧妙的藝術構思,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頗具特色。 總之,《儒林外史》傑出的思想與藝術成就,對後世影響深遠。清末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等顯然是受了它的影響。今天,《儒林外史》已被譯成多國文字,成為一部世界性的文學名著。
3、施閏章與凌廷堪的詩詞成就
清代安徽寫詩的文人眾多,但總體成就不高,不過清初的施閏章較為知名。
施閏章 (1618~1683),字尚白、屺雲,號愚山、蠖齋等,安徽宣城人。著有《學餘堂文集》28卷,《詩集》50卷,《遺集》6卷等。施閏章有不少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如《臨江憫旱》、《新谷篇》、《銅井行》、《壯丁篇》等,深刻地反映了戰亂與百姓的苦難生活,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施閏章的詩歌自然清新,繼承了古代詩人現實主義傳統,對當時和後世的詩壇都具有一定影響。
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次仲,安徽歙縣人,清代著名學者。長於經史研究,工詩詞及駢散文,在古代禮制和樂律方面成就突出,中舉後任寧國府學教授,晚年講學於安徽敬亭、紫陽書院,著有《燕樂考原》、《校禮堂文集》等。
《燕樂考原》為清代學術名著。在這部書中,凌廷堪揭示了燕樂由琵琶弦定律的奧秘,找到了理論上的調音與琵琶弦上的對應位置。該發現揭開了詞律研究的千古疑竇,拉開了詞體起源與音樂關係研究的序幕,在詞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4、戲劇作家與作品
方成培,清代著名戲曲家,字仰松,號岫雲詞逸,歙縣人,生卒年不詳,主要生活在雍正年間。方成培擅詞曲戲劇,著有《聽奕軒小稿》、《香研居詞麈》、傳奇《雷鋒塔》和《雙泉記》等。《雷鋒塔》是他的代表作品。該傳奇在民間白蛇傳說和前人戲劇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和再創作,使得故事情節更加完善,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完美,法海成為破壞他人幸福的惡勢力代表。作品的思想性也有進一步提高,在中國古典戲劇中地位較高。
五、現代安徽文學概況
(一)多彩多姿的現代詩壇
安徽現代詩壇適應了詩歌的歷史變革進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詩人數量眾多,作品異彩紛呈,而且詩歌思潮和創作流派層出不窮。安徽現代詩壇上較為活躍且具影響得詩人,有胡適、田間、汪靜之、宗白華等。
1、胡適與他的《嘗試集》
胡適,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將「形式上的革命」作為文學變革的起點,認為文言作為文學的工具已喪失了活力,從而明確地提出了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主張。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新詩集,也是作者文學主張的自我實踐。
《嘗試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第一類是反對封建專制,歌頌民主自由。如《孔丘》、《威權》等。《嘗試集》中第二類作品,多是一些個人的小感觸,小志趣,反映了現代知識分子某些生活側面和思想感情。
在詩歌藝術發展上,《嘗試集》也是一個進步,主要表現在:一是突破舊詩藩籬,大膽創新詩體。二是吸取中外詩歌藝術長處,探索新詩創作方法。它一方面吸取借鑒了中國古典音韻理論和外國詩歌形式中有用的東西,一方面又是對舊詩聲韻格律體系的大膽否定。例如,在《老鴉》、《應該》、《一顆星兒》、《上山》等詩中,以白話語言本身的自然節奏和音調輕重為基礎,有意用雙聲、疊韻宇詞對詩句的音步聲調進行適當調整,使之語氣自然而又和諧動聽。
2、 「時代的鼓手」——田間
田間(1916—1985),原名童天鑒,安徽無為人。1935年,田間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未明集》。1936年,他又出版了《中國牧歌》和《中國農村的故事》兩本詩集。這三本詩集得出版使田間受到了評論界和讀者的注目。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田間迅速追蹤著抗戰的烽煙,寫下了《中國的春天在號召全人類》、《自由,向我們來了》、《給戰鬥者》等著名詩篇。田間的些詩作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直接為歷經千辛萬苦的抗戰軍民輸送精神炮彈的鼓動詩;另一類是對奪取勝利的英雄將士和在鬥爭中覺醒得普通民眾著力讚美的謳歌詩。
田間的鼓動詩集中最充分體現詩人「擂鼓」氣概的是那些短小精悍得「街頭詩」。他的街頭詩得共同特徵是詩行簡潔、通俗明白而又帶有警策哲理,能夠迅速揭示事物得本質,並能高強度撞擊人的心靈。如,《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刺殺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詩人有意設置一種辯論式假設,然後由此迅即推出一種毋庸置疑、令人震悚得必然結果,因而具有令人信服的鼓舞力量。
田間的讚美謳歌詩大多是敘事詩。在這類詩歌中,田間努力追求大眾化、民族化,從而帶來了其詩從思想內容到語言、章法句式、形象結構等一系列變化。《戎冠秀》是歌頌被譽為「子弟兵母親」得晉察冀邊區著名勞模戎冠秀英雄事迹得敘事長詩。詩作選取戎冠秀苦難經歷和英雄事迹中的33個片斷,展示了這位身居舊中國底層的農村婦女,在接受教育後成長為新時代得主人和英雄母親的曲折生活經歷及精神歷程,讀後令人感受到抗戰勝利的必然性和戰爭教育人民的偉大意義。
田間的詩歌創作歷程,記錄著幾十年間中國歷史的許多重大轉折,忠實地再現了中華民族命運的艱難變遷,人們也能時時觸摸到詩人那顆與民族得靈魂熱烈擁抱的誠摯心靈。田間的詩歌以其鮮明得獨特性,為中國新詩得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不愧為時代的鼓手
(二)蓬勃發展的散文創作
安徽現代散文創作在蓬勃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鮮明的特點。首先,散文創作隊伍比較龐大。現代文學史上的安徽作家,幾乎都創作過一定數量的散文作品。其次,散文體裁多種多樣。舉凡雜感、短評、小品、隨筆、速寫、報告、遊記、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在安徽現代作家的散文創作中都有恰如其分的運用。陳獨秀、吳組緗、周而復分別是安徽現代議論、抒情、敘事散文的代表。
1、陳獨秀與「隨感錄」
陳獨秀是五四時期風行一時的「隨感錄」的開創者,為雜文藝術的成長建立了重大的功績。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隨感錄」這個欄目中,他也是撰寫作品最多的作者。陳獨秀的這類文字側重於政治和社會問題,從「法律與言論自由」,談到「革命與制度」,從「軍人與官僚」,談到「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抨擊時弊,探索光明,在當時的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起到了思想啟蒙的重要作用。
2、吳組緗的抒情散文
吳組緗(1908——1994),安徽涇縣茂林人,有《吳組緗小說散文選》名世。吳組緗的散文有著近乎小說的筆法,在敘述中增添了濃郁的生活情趣,具有更豐富的藝術魅力。他很少直接傾瀉自己的感情,而是在精心勾勒的場景中,冷靜和細膩地描繪出生動的人物來。
《泰山風光》是吳組緗寫的最成功的散文,它委婉曲折地描繪出了舊中國種種光怪陸離的現狀,像道士和和尚的斂財手段、祖傳乞丐的生財法門,都寫得曲盡世態,物無遁形。吳組緗始終側重於細膩地描繪人物的動作和神態,通過對他們一舉手、一投足的細緻勾勒能夠做到燭隱洞幽,深刻準確地把握住他們的內心世界,把他們刻畫的惟妙惟肖,躍然紙上。
3、周而復的報告文學
周而復(1914——2004),安徽旌德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戰文藝蓬勃發展,報告文學成了時代的寵兒。周而復的創作最初以小說為主,在時代的感召下,他開始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創作,寫了不少有影響的作品。《諾爾曼·白求恩片斷》和《東北橫截面》是周而復最成功、最有影響的兩部作品。
(三)成就卓著的小說創作
在中國現代小說發生、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安徽作家的小說創作成就卓著。安徽作家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運用各異的小說創作理論,多方位、多視角地展現了現代中國紛紜變化的社會生活,以卓越的創作成就豐富了中國現代小說畫廊。安徽現代小說的代表作家有台靜農、蔣光慈、張恨水等,他們的創作基本上較全面地反映出安徽現代小說的歷史面貌。
1、「地之子」——台靜農
台靜農(1902—1990),安徽霍邱人,未名社重要小說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地之子》(1928年)、《建塔者》(1930年)等,在台灣有《台靜農短篇小說集》、《龍坡雜文》等出版。他最有特色,且最具成就的,是那些始刊於《莽原》半月刊、隨之結集為《地之子》的小說。
台靜農筆下的安徽農村,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統治下,閉塞、灰冷、殘敗,有如傳說中的陰曹,到處是邪氣撲撲、鬼影幢幢。封建倫理和習俗是套在農民頸項上的枷鎖,是造成他們悲劇命運的重要原因。台靜農的小說格調濃郁陰冷,手法質樸圓熟,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
2、「中國普羅文學的開創者」——蔣光慈
蔣光慈(1901—1931),安徽金寨縣人。1921年到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中國班學習,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開始文學創作。1924年回國,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赴上海組織太陽社,編刊物,倡導普羅文學。
蔣光慈認為普羅文學「新」在:一是題材新,寫革命;二是主人公新,寫工農兵,寫英雄,寫新人;三是給人以新的啟示,主題新,思想新,有理想。基於此,蔣光慈的小說創作有著鮮明的特色,即從激烈的革命鬥爭中擷取題材、塑造人物。小說《短褲黨》,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寫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得武裝鬥爭。
蔣光慈的小說創作極具時代色彩,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深遠的影響。雖然他的小說有拓荒者特有的幼稚和弱點,但是他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創建和探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
3、「現代通俗小說大師」——張恨水
張恨水(1895-1967),原名張心遠,祖籍安徽潛山,出生於江西廣信府(今上饒)。張恨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現代通俗小說大師,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
1926年開筆的《金粉世家》,最初連載於《世界日報》,共112回,100萬字左右,書中寫了金銓一家的盛衰興亡史,並以金燕西、冷清秋夫婦由戀愛、結婚到反目、離散的故事為主要線索,寫出了這一豪門貴族荒淫無恥的種種罪惡,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官場生活和社會風貌。《金粉世家》人物繁多、場面浩大、故事曲折,但全篇布局嚴謹,脈絡分明,人物也刻畫得很有個性,是作者代表作之一。
我們不能把張恨水同鴛鴦蝴蝶派等舊小說作者等量齊觀。這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作品的思想內容。抗戰期間,張恨水積極宣傳抗戰,寫出許多直接反映抗戰鬥爭的小說,如《熱血之花》、《虎賁萬歲》等。他在抗戰勝利後寫的《巴山夜雨》、《紙醉金迷》、《五子登科》,也都是這樣的作品。由此可見,張恨水是一位有著愛國思想和社會良心的作家。其次是藝術表現,雖然《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小說都免不了有流連青樓、情場角逐之類的描寫,但都沒有迎合低級趣味,也沒有大事渲染,只是將其看作當時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予以客觀、冷靜的反映。此外,張恨水自覺地改造章回小說,從主題、題材、藝術形象到藝術技巧、語言風格等各個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從而在近代小說與現代小說、雅文學與俗文學之間架設了橋樑。
安徽的藝術
一般了解:安徽的戲曲藝術概況、舞蹈藝術概況、繪畫藝術概況和建築藝術概況。
掌握:安徽文房四寶特點。
重點掌握:貴池儺戲、徽劇、黃梅戲的產生和發展情況,徽派建築藝術的主要特點。
一、戲曲藝術
1、安徽目連戲
目連戲是我國古老的民間劇種,它主要搬演佛門弟子目連僧入冥間救母的故事。安徽目連戲又叫「大戲」,主要流行於當時的徽州、池州、寧國、太平四府地域。安徽目連戲具有較為固定、戲文典雅的劇目,正統而豐富的唱腔,神奇而誇張的臉譜,行當俱全,還有講求排場的一套演出規矩,唱腔為聯曲體制。安徽目連戲一開始受到弋陽腔、青陽腔的影響,主要是用高腔形式在演唱,後來又兼唱部分崑曲、亂彈、徽戲,流傳的時間很長,影響很大,在戲曲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目連戲由於宣揚佛教行善勸世,大多是崇信佛教的信徒行善還願時演出,故俗稱「還願戲」。現在安徽、浙江、江西、江蘇、福建等地鄉間也還有目連戲的演出,安徽目連戲流傳時間長、輻射面積廣、影響大,又因山區較偏僻閉塞,宗族關係複雜,至今仍保存著較為原生態的目連戲面貌。
2、貴池儺戲
貴池儺戲是安徽古老稀有劇種之一,它是以宗族為演出單位,以請神敬祖、驅邪納福為目的,以佩戴面具為表演特徵的古老戲曲藝術形式。貴池儺戲一般只在每年農曆正月初七至十五祭祀時擇日演唱,演員和觀眾都是本宗族成員。貴池儺戲演出為三段體,即儺儀、儺舞——正戲——儺舞、吉祥詞。也就是在正戲的前後,必須有「請神」和「送神」儀式,如「迎神下架」、「送神上架」、「請陽神」、「朝廟」等。貴池儺戲演齣劇目有兩類:一類是以舞蹈為主,以「悅神」為目的的儺舞與吉祥詞。儺舞由《舞傘》、《打赤鳥》、《魁星點斗》、《舞古老錢》、《舞回回》、《舞滾燈》、《舞判》、《舞芭蕉扇》等十餘種。吉祥詞由《新年齋》、《問土地》、《問社公》和《散花》等。另一類是有唱、有白、有故事情節的正戲(又稱「本戲」),劇目有《劉文龍趕考》、《孟姜女》、《張文顯》、《搖錢記》、《陳州放糧》、《花關索》和《薛仁貴徵東》等。另有《包文拯犁田》、《黃太尉》、《斬涇》、《姜子牙釣魚》等劇目已失傳。
由於貴池儺戲是在宗族內部代代沿襲,互不交流,加之活動範圍和演出時間都很有限,不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發生變化,所以還保留著儺戲形成初期的原始面貌,被譽為「戲曲活化石」。它對研究中國古代戲曲、民俗文化、社會風尚、宗教演變都有一定的價值。
3、徽劇
徽劇是我國古老的地方劇種之一,約在明代中葉以後形成於安徽徽州、太平、青陽、石台一帶。徽劇興起之後,逐漸向外流傳。清乾隆年間,徽劇名藝人高朗亭、郝天壽等,把徽劇帶到揚州演出。乾隆五十五年,高朗亭又帶到了北京,引起「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進京。從此,徽劇廣泛流傳,影響了全國。徽劇的傳統劇目很多,富有徽劇特色的劇目有《水淹七軍》、《義虎報》、《齊王點馬》、《巧姻緣》、《借靴》、《龍鳳扇》、《三擋》、《醉打三門》等。徽劇的唱腔多姿多彩,既有高雅的高腔、崑腔,優美的昆弋腔,活潑的吹腔,瀟洒的四平,又有悲愴、激越的拔子,節奏明快的西皮、二黃,富有鄉土氣息的花腔小調。徽劇的武功表演,分為平台和高台兩種。平台武功如「獨腳單提」、「叉腿單提」、「跑馬殼子」、「飛叉」、「刀門」等,都是驚險的表演。高台武功演員要從七張桌子相疊的高處翻下,另外還有許多絕技如頂碗、矮子步、辮子功等。徽劇在表演上還追求身段、亮相的雕塑美,像《三擋》中秦瓊的走霸,「金雞獨立」、「童子拜觀音」、「犀牛望月」等身段都十分精美。
4、黃梅戲
黃梅戲因發源於湖北黃梅縣而名,又稱「黃梅調」,古稱「採茶戲」。採茶戲,約形成於清康熙中葉,由黃梅人逃水荒帶至皖西南,傳入安慶一帶,首先進入農村燈會,由一丑一旦演唱一些時興小曲。採茶戲受到青陽腔高腔滾調的影響,變高腔的專用曲調為通用曲調,再將曲牌體的長短句唱詞改為通俗的說唱體,即以七言、十言演唱,通稱「二高腔」。「二高腔」受說唱體偶句唱詞的影響,唱腔藝術發展較快,加上改用安慶官話,更帶來了黃梅調聲調的巨變。後又吸收江南民歌小調,賦予唱腔獨特韻味,具有深厚、廣泛的群眾基礎。黃梅戲傳統劇目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之說。「大本」即正本戲,「小出」謂花腔小戲。花腔戲,大都為農村生活小戲,角色多為一丑一旦,或加一小生。代表劇目有《打豬草》、《鬧花燈》等。
新中國成立後,黃梅戲有了更大的發展,逐漸在全國廣為流傳,甚至飲譽海外,成為我國享有盛名的戲曲大劇種之一。提到黃梅戲藝術,就不能不提起為黃梅戲藝術做出巨大貢獻的一批老藝術家,如嚴鳳英、王少舫、潘璟琍等。其中,尤其以嚴鳳英最為突出,至今,人們只要提起黃梅戲,就會提起《天仙配》,只要提起《天仙配》,就會提起七仙女的扮演者嚴鳳英。試想,在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會唱嚴鳳英那段「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呢!黃梅戲人才不斷湧現,黃新德、馬蘭、吳瓊、韓再芬、蔣建國、吳亞玲、周源源、陳小芳、李文、黃宗毅、周莉、楊俊、張輝、陳小成、胡玉潔、余順、周珊、錢濤等一大批演員現在已經成了舞台上的中堅力量。
5、泗州戲
泗州戲是開放在泗洪大地上的一朵絢麗多彩的藝術之花,它土生土長,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據泗州戲老藝人回憶,泗州戲是由當地姓丘、葛、張的三位藝人,吸收民間太平調等創新而成,故泗州戲演員舊時都稱「丘門腿」,意謂丘姓門下學藝的,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泗州戲劇目豐富,如傳統劇目《大出觀》、《三踡寒橋》、《樊梨花點兵》、《走娘家》、《拾棉花》、《喝面葉》等長期盛演不衰。
泗州戲的音樂唱腔非常別緻,地方特色非常鮮明。男腔粗獷、爽朗、高亢、嘹亮,女腔婉轉悠揚、豐富多彩、餘味無窮,有拉魂的魅力,故而被稱之為「拉魂腔」。泗州戲的唱腔曲調源於當地的民歌小調及農民生活、勞動的音調。如趕牛耕地、婦女哭腔等,並吸收了花鼓、琴書等民間藝術形式的音調加以改造發展。泗州戲的花腔調門很多,同一種調門,演員可以自由發揮,各人唱法互不相同,同一演員唱同一段唱詞時都難以規範和定型,「怡心調」是泗州戲的最大特點。
二、舞蹈藝術
安徽民間舞蹈根據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徵,形成不同風格,即所謂「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風格特色大致可分為五個不同色彩區:淮北及淮河兩岸的舞蹈風格粗獷熾熱,注重技巧。代表性舞蹈有《花鼓燈》、《火老虎》、《大鼓鑔》等;皖西山區舞蹈風格明快,節奏跳躍,載歌載舞,代表性舞蹈有《鴿鶇理窩》、《十把小扇》、《十二月梳》等;安慶及長江兩岸舞蹈風格秀麗文靜,代表性舞蹈有《十二條手巾》、《十二月花神》、《拋球舞》等;江南地區舞蹈風格古老剛健、節奏深沉緩慢,代表性舞蹈有《儺舞》、《游太陽》、《得勝鼓》等;皖東南地區舞蹈風格柔美,表現情感細膩,代表性舞蹈有《雙條鼓》、《秧歌燈》、《打對子》等。據統計,安徽省民族民間舞蹈共有六百五十餘個,獨具特色的約有一百餘個。代表性的安徽民間舞蹈有花鼓燈、龍舞、獅子舞、儺舞、巫舞等。
1、花鼓燈
花鼓燈流行於潁上縣、鳳台縣、懷遠縣、淮南市、蚌埠市為中心的淮河流域。花鼓燈的角色分兩大類:男角稱「鼓架子」,女角稱「蘭花」。花鼓燈包含有舞、歌、鑼鼓演奏和有簡單情節的小戲曲四大部分,每個部分都可以單獨表演。
舞蹈是花鼓燈的主要構成部分,舞蹈中包括「大場」、「小場」、「盤鼓」。大場,又稱大花場,是集體表演的情緒舞。大場表演是由傘把子帶領,變換各種圖形,表達出熱烈歡快的情緒,每變換一種或幾種圖形,便由慢到快,直到奔跑,所以叫跑大場。小場,又稱小花場,是鼓架子和蘭花雙人或三人即興表演的抒情舞。
花鼓燈藝術具有自娛性和表演性相結合的特點,既是供他人欣賞、娛樂的藝術品種,也是表演者個人抒發感情、自我娛樂的手段。在燈場上往往是表演者如痴如狂,圍觀者如醉如迷,可以說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群眾參與的積極性。
2、龍舞
龍舞遍及全省,形式之多,居民間舞蹈之冠,春節、春會、喜慶吉日都要舞龍以助興。龍舞多在體內點燃燭火,在燈會上夜晚演出,所以常稱為龍燈。龍舞的品種就製作材料劃分,有紙龍、布龍、草龍、板龍、燈龍。就形式上分,有各節不相連的斷龍,有多人共舞的長龍,也有單人表演的手龍。休寧縣有一種板龍,習慣上是「一丁一龍」,即村子裡每個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為一丁,每一丁自製一節龍身,表演時龍頭在前,經過各家門口,各家的「丁」就將自備的龍身接上去,於是越接越長,直至最後一丁接完,再接上龍尾,遍村游舞。不看舞的技巧和花樣,只看它的氣勢。績溪縣有一種手龍,由一人兩手持之表演,有時三、四人,人持一龍,另有人手持繡球,共同表演。手龍小巧靈活,表演者可以運用翻、騰、撲、跳等武術技巧,同時兩手把龍繞在身上,盤旋飛舞,龍雖小則活力強。
3、獅子舞
獅子舞遍及全省城鄉,名目繁多,形式各異。概括起來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把獅子視為神物,以舞獅來祓除不祥;一類是把獅子作為吉祥物,舞獅子一方面供人欣賞取樂,一方面給人帶來吉祥和幸福;還有一類是專為娛樂,人們遇有大喜大慶的喜事和重大節日,跳起獅子舞以示快樂和歡慶。
獅子舞的形式多種多樣,它所表現的獅子的性格也是千差萬別。《獅子燈》表現獅子的勇猛、狂燥,使人望而生畏;《青獅玩燭》表現獅子溫馴可愛,情趣橫溢;《九獅一吼》表現獅子的群際關係;《手獅》是一人舞一獅,四隻獅子形成一組,技巧難度高,結構嚴謹。
4、鳳陽花鼓
花鼓是我國一種民間歌舞,南宋時期就有記載,是由農民在田間插秧時擊鼓演唱發展而來,表演形式是一男一女,男敲小鏜鑼,女打小花鼓,邊歌邊舞,有時增加樂器伴奏。鳳陽花鼓又稱「花鼓小鑼」、「雙條鼓」等。花鼓小巧玲瓏,鼓面直徑三寸左右;鼓條為兩根一尺五左右的細竹棍。表演者單手執鼓,另一隻手執兩根鼓條敲擊鼓面,「雙條鼓」由此得名。「左手鑼,右手鼓,手拿鑼鼓來唱歌,別的歌兒我也不會唱,單會唱一支鳳陽歌」,唱的就是這種情形。鳳陽花鼓流行於明清時期,最初表現形式為姑嫂二人,一人擊鼓,一人擊鑼,口唱小調,鼓鑼間敲。根據清代的記載,鳳陽花鼓「音節凄婉,令人神醉」。
鳳陽花鼓這種流浪賣藝的民間歌舞表演,現在被作為一種傳統的民間藝術保留下來。鳳陽花鼓的打法、舞步、花勢、演唱等在保持濃郁的地方特色的同時,揉進了現代歌舞的技巧,形式活潑多樣,氣氛熱烈歡快,成為勞動人民民間喜慶豐收、歡度節日的一種民間歌舞表演形式。
三、繪畫藝術概況
1、國畫
新安畫派:元代,程政以新安大好山水入畫,開新安畫派先聲。明嘉靖年間,丁瓚繪畫以米友仁、倪瓚為宗,畫風清淡簡練,為新安畫派形成奠定了基礎。稍後的程嘉燧、李永昌,繪畫也崇尚倪瓚,枯筆皴擦,簡而深厚,開始形成新安畫派風格。清初,漸江、查士標、孫逸、汪之瑞「海陽四家」,多以峻岭奇松、懸崖峭石、疏流寒柯入畫,富有山林野逸、軒爽清秀的韻味,突出了新安畫派的特異風格。他們主張師法自然,寄情筆墨,大膽創新,給明末清初畫壇帶來新的生機。明萬曆至清乾隆間,新安畫派畫家有七十餘人,除上述代表外,主要還有程邃、程正揆、戴本孝、吳山濤、汪家珍等。清中葉以後,汪朴、何文煜、程鳴、黃鎮、江蓉、吳之轔、雪庄、蓮溪、虛谷等,在師承新安畫派傳統技藝的基礎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創新。
姑熟畫派,又稱「蕪湖畫派」。明末清初蕪湖畫家蕭雲從繼承和發揚元代黃、王、倪、吳「雅潔淡逸」的風貌,強調水墨在繪畫上的表現作用,在運筆、用墨、設色等方面集眾家之長。他擅長山水畫,也工人物畫,人物畫《離騷圖》發展了李公麟的白描人物技法。蕭雲從繪畫影響很大,從學者多,在蕪湖一帶形成「姑熟畫派」。姑熟畫派中,蕭一芸「參以唐、沈技法,用筆清逸」,算是能推陳出新、自成面貌的畫家。另外還有陳延、韓鑄、孫據德、方兆曾、釋海濤、潘士球、王履瑞在當時也很有影響。清代畫家中學蕭雲從的很多,其中當塗人黃鉞所作青綠山水和水墨山水各有特色,是「姑熟派」的傳人。
宣城畫派,指以梅清為首的梅氏諸畫家。在繪畫藝術上,梅清自謂多學元代,得力於倪瓚、沈周筆意,「不薄今人愛古人」,但他「師古」而不「泥古」,而是融入「我法」,認為「古人在我」,注重筆墨韻味和「文人畫」的傳統,反對死臨硬摹、食古不化。梅清擅長山水、松石,尤其好畫黃山,他自稱「游黃山後,凡有筆墨,大半皆黃山矣。」黃山的奇峰異石,飛瀑流泉,雲海變化,松樹的千姿百態,無不收入筆底。他筆下的黃山多以氣勢取勝,行筆流動豪放,運墨酣暢淋漓,取景奇險,用線盤曲,富有運動之態,如《西海門圖》、《天都峰圖》、《蓮花峰圖》以及現收藏於天津博物館的《西海千峰圖》等,山巒風雲變幻,松多奇蒼,給人蒼茫、凝重的感覺。梅氏畫家中,較為著名的還有梅清的從子梅磊、梅磊之子梅南,從孫梅翀、侄孫梅庚、梅種、梅蔚等,其中尤以梅庚名氣最大。梅庚的小幅山水,多數是疏點林木,純用濃墨鉤斫山石,略加淡墨皴染。雖不施點苔,亦妙趣橫生。梅家之外,半山和尚也是宣城畫派的重要角色,畫風靜而內沉。半山和梅清詩畫互酬,共同形成宣城畫派風格。
龍城畫派:在「揚州八怪」崛起的乾嘉年間,蕭縣出現了一批「重傳統、重筆墨、重生活」的鄉土書畫家。其時,高手林立,群星燦爛,形成以龍城為活動中心的書畫研討體系,人們譽之為「龍城畫派」。此畫派問鼎徐淮,聲聞遐邇。代表人物有工於畫竹的王為翰,善寫山水的劉本銘,精於花鳥繪畫的張太平和能書善畫的吳作章、吳柳庵。清末,龍城畫派更加壯大。路蔭南所作平遠山水,以書法入畫。薛鐸擅畫人物和風雨柳。侯子安以重彩入於水墨,多寫淮北風光。歐陽小南擅小寫意花卉,筆墨秀中藏拙。寶池和尚善畫水墨牡丹、枇杷、蘭草等,用筆簡古,質樸典雅。
2、版畫
中國版畫歷史悠久,早在漢代就有畫像石,磚刻。雖是一種建築物上具有裝飾性的藝術品,由於它以刀代筆,刻紙拓印,因此近似版畫,皖北地區的漢墓中就發現了這種古刻畫像。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刻本書出現,木刻版畫產生。明朝是中國版畫的黃金時期,福建的建陽版畫、江蘇的金陵版畫、安徽的新安版畫並列為版畫三大流派。
新安版畫又名徽州版畫,肇端於墨模鏤刻。明代徽州版畫以歙縣虯村黃姓為中心,從明萬曆到清初,黃姓有三百多人以刻書為業,其中三分之一從事版畫鐫刻。明末流寓南京的胡正言印製的《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為徽派版畫的最高成就。
徽派版畫以白描手法造型,精雕細縷,富麗精工,典雅靜穆,抒情氣息濃厚。常多詩文、書畫、印章相結合,技法上捨棄大面積的黑白對比,以線條的精細、典直、起落、繁簡、疏密,來表現事物的遠近、體積、空間和質量的關係。並運用虛實相生、動靜對照、繁簡互襯的手法來刻畫人物。徽派版畫是畫家、刻工、印刷通力合作的產物。徽派版畫的刻工,本身往往便是畫家。明代徽籍著名畫家丁雲鵬、吳廷羽、鄭重、黃應澄等,都曾親手為版刻繪畫。畫家們熟悉刻刀馳騁所得來的韻味,刻工們領會彩筆縱橫所確定的意境,根據不同的內容、風格、畫面來確定刀法的運用。
3、雕塑
雕塑是造型藝術的一種,是雕、刻、塑三種製作方法的總稱,是一種可觸感的藝術。雕塑的形式,一般分浮雕和圓雕兩類,品種有玉雕、石雕、磚雕、牙雕、骨雕、竹刻、泥塑、陶瓷塑、麵塑等。
徽州三雕,指磚雕、石雕、木雕,其中尤以磚雕歷史悠久,別具特色。磚雕主要用於門樓、門罩、飛檐和柱礎等上面。明代磚雕以浮雕為主,間以淺刻和陰刻線,風格古樸。到清代,磚雕藝術日臻成熟,多綜合使用圓雕、透雕、浮雕技巧,所表現的畫面也日趨繁複,立體感很強,層次豐富,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徽州明清磚雕的題材有花鳥、人物、戲曲、生活場影和吉祥題材等。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郭子儀上壽」、「百子圖」等,都是明清徽州磚雕的代表作品,顯示出很高的雕刻技藝。徽州石雕質地細緻堅硬,蒼勁的石牌坊、風采動人的石獅子、古樸典雅的抱鼓石、瓏剔透的石雕窗、富於詩情畫意的石欄杆、造型萬變的石鼓等,隨處可見。徽州石雕強調裝飾性,欄板雕刻中留下《雙龍》、《八駿》、《石鹿》等上乘之作。徽州石雕經過多年發展,逐步形成一種以淺浮雕、線雕為主的獨特風格。徽州木雕主要用於建築和傢具兩大方面,由圓雕、浮雕、透雕所構成。徽州木雕受版畫影響,初期只是在版刻基礎上逐步加深雕刻度和層次感,到明代初具規模。作品表現為奔放沉雄,粗獷憨拙的風格。清嘉慶以後,木雕藝術格調趨於細膩繁瑣。內容上注重情節性,構圖與透視重視變化,圓雕形式日臻豐富,章法布局吸取中國繪畫的一些藝術手法,產生不少傑作。徽州木雕具有時代特徵、地方特色和裝飾美三方面特點。
四、建築藝術
1、歙縣城古建築
徽派建築的代表首推歙縣城的古建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歙縣,由府城、縣城兩部分組合而成。歙縣府城始築於隋末(約617年),唐中和二年(882)擴建成現規模,宋元兩代經過大修。現存城牆殘壁約1500米,東、南兩譙樓,西門月城等。
南譙樓始建於隋末,為吳王汪華的王府外子城的正門門樓,北宋末年整修。該樓雖經歷代維修,但都按原樣整修,因此,保留有隋唐作法和遺風:門樓明顯地有漢闕的形態,屋頂坡度平緩,不起翹,檐柱生起(「生起」是中國古建築術語,指自中心起到兩側,柱逐漸升高,使屋檐成為優美曲線)。唐以前城台均為土夯築,常以斜倚牆壁的「永定柱」加固。當今宋以前門樓實物已無存,其他木構建築也僅余唐五台山佛光寺和南禪寺兩例,南譙樓因此有很高的建築史學價值。
東譙樓,又名陽和門,始建於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現存式樣為清朝同治末年大修時留下的,文物價值遠低於南譙樓,但它位於南譙樓附近,將其與南譙樓對比,「隋唐風格」與「明清風格」便凸顯出來。東譙樓飛檐翹角,屋頂坡度很急。
歙縣城中斗山街、大北街、中山巷,基本保存著明清風貌。斗山街,因依斗山而得名。街巷南北延伸,全長五百米。兩側多為清代徽商、仕官的宅第,如楊家大廳、許家廳、汪中怡宅、潘婉香宅等。斗山街臨街面都是山牆,馬頭牆高低錯落,石板路,精刻的門罩,保留著徽派街巷深沉幽雅的風貌。
2、黟縣明清古民居
西遞村位於黟縣東隅東源鄉。該村建於北宋皇佑年間(1049-1054),鼎盛於清代中葉。因村中溪水向西流,原名西溪、西川。後村中設驛站「遞鋪」,易名西遞。村中尚存胡文光剌史坊和清代民居一百二十二幢。坐落於村口的胡文光剌史坊,建於明萬曆六年(1578),三間四柱五樓仿木結構,通體用質地堅膩的石料「黟縣青」,雕飾精美古樸,以高浮雕配以漏窗,層次豐富。民居均為磚木石結構樓房,馬頭牆、小青瓦,門樓磚雕多為八仙、財神、壽星、松鶴、花鳥等,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屋前或屋後多有小庭院,鵝卵石鋪地,築以魚池、花台和假山,形態各異的漏窗豐富了景觀。其中走馬樓建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實際上是一種樓閣式長廊,用於登臨觀賞。為當時宰相曹振鏞到西遞會親而趕建;大夫第,建於清康熙三十年(1691),正廳為四合院二樓結構,廳左側利用隙地建有臨街彩樓,飛檐翹角,窗扉欄杆玲瓏剔透;履福堂,建於清康熙年間(1662-1722),它陳設典雅,四壁楹聯、畫軸,充滿書卷氣;桃李園,建於清咸豐年間(1851-1861),三間二進二樓,為秀才胡允明教書授業的私塾;敬愛堂,始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19),清代重建,是保存完整的大型古祠;西園,清道光年間(1821-1850)知府胡文照宅園,精巧幽深,為徽派庭院經典。西遞村從多角度展示了清代民間建築藝術特徵,被譽為「清代中葉民居博物館」。
宏村位於黟縣城北際聯鄉。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建村,鼎盛於明清。村內尚存明代建築一幢,清代建築一百三十二幢。其中承志堂,建於清咸豐年間(1851-1861),是清末大鹽商汪定貴府第。它圍繞九個天井,布置了廳堂、書房、廂房、迴廊等。承志堂的藝術價值首推它的木雕:細膩流暢的雕工,顯示了清末木雕工藝水平;濃郁的生活氣息,又是以龍鳳為主題的宮廷雕刻所缺少的。代表作品有「宴官圖」、「漁樵耕讀」、「百子鬧元宵」、「三國演義戲文」等。此外,南湖書院、桃園居觀景樓、樹人堂、德義堂、碧園等民居庭院,也各具特色。宏村稱絕之處,還在於獨具匠心的牛形村落的規劃。全村以月沼為中心,正街貫穿,南附南湖,一條近一米寬的清澈水渠流經各戶,使得「浣汲未妨溪路邊,家家門前有清泉」,形成完善的人工水系。水係為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調節了氣溫,也極大地美化了環境。從作為村落景觀核心要素的月沼、南湖,到村民家中開掘的魚池、庭院,都得益於這一水系。
3、九華山佛教建築群
九華山位於皖南的青陽縣境內,唐開元(713-741)末年,新羅國王近屬金喬覺來華,卓錫九華,圓寂後被奉為地藏菩薩膜拜,開闢了九華山以地藏為主的道場聖地。九華山現存五十六座明清禪寺,大多集聚在九華街及附近,成為九華山間佛國城。
化城寺位於九華街,始建於晉隆安五年(401),天竺僧懷度於此築室為庵,始創九華佛寺。唐至德年間(756-757),釋地藏金喬覺曾居此苦修,唐建中(780-783)初正式闢為地藏道場,朝廷賜「化城寺」匾額。寺多次毀於兵燹,又經御賜修繕。現存四進大殿中,除後進藏經樓為明萬曆年間(l573-1619)遺構,山門、大雄寶殿皆清末依原樣重建,大體保留了明代建築風貌。
肉身寶殿,簡稱肉身殿,書寫為「月身寶殿」,佛教寺院,坐落在九華山神光嶺。這座「殿中有塔,塔中有缸,缸中有肉身」的殿宇,一千多年來雖有興廢,但迄今仍氣魄非凡,矗立於山巒之上。寶殿由81級石階直通,方形平面,軸線對稱,邊長約17米,四周環以迴廊石柱,殿高約20米,重檐歇山頂,覆蓋鐵瓦。殿內雕樑畫棟,漢白玉鋪地,漢白玉佛台。正八邊形平面的七級木質浮圖居中,兩側有十王塑像侍立。塔基須彌座亦為漢白玉質,底層供奉有地藏王大佛像,塔身每層各設8個神龕,塔頂飾華蓋。殿後有半月形瑤台,立鐵鼎,香煙繚繞,稱「布金之地」。
百歲宮,坐落在九華山東峰摩空嶺之巔。寺院依山就勢,錯落有致。它由大雄寶殿和樓殿組成,上下關聯,左右貫通,為一整體。大殿為三開間,寬17.4米,進深16.7米,高16.7米;殿內設大佛龕,供奉裝金的無瑕和尚肉身。梁棟雕飾精美,正頂為方形藻井,古色古香。樓殿就地形而建,上下3-5層,設三進天井。
九華山佛寺,外觀大都取民居形式,百歲宮可算此類佛寺的代表。除了外觀可感受到的樸素美,因地制宜,植根於地域文化,和當地風土人情水乳交融,這些特點,在百歲宮中也得以印證:它高踞危岩絕壁之上,在雲霧飄渺中若隱若現;它橫看成嶺側成峰,彷彿從山上長出,與自然渾成,整個寺院就山勢一氣呵成。
4、明中都皇故城
明中都有宮城、皇城、外城三道,平面均略呈方形。內為宮城,周長3702米,磚築,設有四門;中為皇城,周長7670米,磚石修壘,亦設四門;外城周長約30公里,大部分為土埂,無濠,原設十二門,罷建中都後革去三門。規劃以宮城為中心,南北中軸線縱貫全城。正殿居中軸線中心,沿中軸線兩側,對稱布置著中書省、大都督府、太廟、社稷壇、文華殿、武英殿等官署與禮制建築;城南雲濟街上,東西對稱分列著國子監、功臣廟、鐘樓等,今僅存鼓樓台基為舊物。鼓樓台基長61.5米,寬34.3米,高17.5米,台基三道門出口處,均砌白玉石洞券,其型制新穎,規模及工藝均居明清鐘鼓樓之冠。現鼓樓基座以上建築,為近期重建。明中都罷建以來,屢遭兵燹、毀壞,今僅存午門、西華門、大殿等殘跡,以及一段一公里長的城牆。
明中都建設,顯示出中國城市規劃思想,歷經千載摸索已是相當成熟。在明中都,我們強烈感受到了中國城市規劃中皇城居中,南北中軸線縱深序列布局、禮制格局等思想。明代,中國古建築木作、瓦石作、雕作等技藝,也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午門須彌座及宮闕遺存的漢白玉浮雕,雕鐫著龍、鳳、花卉、珍禽、異獸,無不技法圓熟、形神兼備;後宮遺址上還殘存著大殿的蟠龍石礎,栩栩如生;廢墟上還可見到五彩琉璃瓦礫。明中都另一重要建築史學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宋元傳統,為其後的明代北京城改建擴建提供了藍本。
5、古軍事建築
安徽古建築中,還擁有一批有著特殊用途的古建築,那就是古軍事建築。這是因為淮河、長江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安徽歷史上常處在對峙政權的交界線。頻繁的戰事,使得城牆、樓台、地道等防禦類型建築擺到突出位置。壽縣古城牆,建於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是國內現存唯一的宋城;毫州古運兵道,傳為曹操隱兵道;合肥教弩台,始於曹魏築台練強弩,以御孫吳水軍,是罕見的軍事用途高台建築實物。
五、安徽文房四寶
筆、墨、紙、硯是我國獨特的傳統書寫繪畫工具,被稱之為「文房四寶」。它在傳播中華民族文明,發揚祖國文化傳統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文房四寶」作為專有名詞流傳,就是來源於徽州城(今歙縣徽城鎮)築建的「四寶堂」。安徽是文房四寶的故鄉,是文房四寶珍品集中生產的省份。它製作工藝精湛,品種豐富多采,風格獨特别致,早已聞名遐邇,譽滿中外。
1、宣筆
在林林總總的筆類製品中,毛筆可算是中國獨有的品類了。傳統的毛筆不但是古人必備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達中華書法、繪畫的特殊韻味上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
唐代時,安徽宣州涇縣便成為全國的制筆中心,所制之筆,因產於宣州,故名為宣筆,隨後被列為貢品和御用筆。宣筆在選材和製作上都極為講究。唐宋以來傳世之筆,原料達幾十種之多,但大都以兔毫為主,摻以上好的鹿毫、羊毫。其中紫毫是兔毫中上乘者,彈性極佳,世人珍之。宣筆不僅選料精審,且工藝要求嚴格。制筆過程從原料到成筆,要經過選料、修筆、裝套、刻字等道工序,層層把關,一絲不苟。故而宣筆具有毛質精純耐用,運筆剛柔適意,筆穎尖圓得體,裝璜典雅古樸這四大特點。
2、徽墨
墨的發明,是中國古代人民對文化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東方歷代大量珍貴的著名書畫作品,不僅因此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且皎如日星,光耀千古。由於墨的特殊性能,可以淡裝濃抹,剛柔相濟,得心應手,因之成為歷代藝術家們發抒聰明才智的主要工具之一,也是世界美術史上樹立中國畫特殊風格的重要因素。
徽墨生產始於唐代末朝。那時由於戰亂,著名墨工奚超、奚廷珪一家由河北易水來到皖南山區。他們以皖南古松為原料,又改進了搗松、和膠等技術,製成了「豐肌膩理、光澤如漆,經久不退,香味濃郁」的佳墨。南唐後主李煜,聞之十分賞識,不但委任廷珪為墨務官,還賜其全家「國姓」,從此李墨風靡天下,李延珪成了古今制墨家的宗師。到了明清時期,徽墨的製作進入盛世階段。墨的圖案繪刻和漆匣的裝潢製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其中龍香劑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恆星圖墨,魚戲蓮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均為絕世之作,使徽墨形成了「落紙如漆,色澤黑潤,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濃郁,奉肌膩理」的特點。這時期的徽墨按原料不同還可分為松煙、油煙、漆煙和超漆煙等品種,其中最名貴的是超漆煙等高級油煙墨,這類墨散發出紫玉光澤,用於書法色澤黝而能潤;用於繪畫濃而不滯,淡而不灰,層次分明,故受到歷代書畫家的推崇。
3、宣紙
宣紙是寫字繪畫的一種專用紙,因產於宣州府(今安徽涇縣),故稱宣紙。據文獻記載,宣紙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最早的宣紙用料以青檀樹皮纖維為主要原料。宋、元以後又用桑、麻、竹、楮等十餘種原料為宣紙的用料。其特點是質地細薄、綿韌、潔白、緊密,不蛀不腐,搓折無損,潤墨性強,尤以耐老化、拉力強及不變色而被稱為「紙中之王」、「千年壽紙」,是古今中外書畫藝術的珍貴載體。宣紙在書畫中能夠表現出筆墨的濃淡潤濕,變化無窮,能使畫面別開生趣。
4、歙硯
歙硯出產於安徽省的歙縣,又稱「龍尾硯」,是中國「四大名硯」之一,享有「龍尾歙硯為天下冠」的美譽。歙硯質地精良,色澤優美,石質細膩,濕潤瑩潔,紋理縝密,撫之如柔膚,扣之似金石。具有「出墨快,不傷筆毫,墨水不幹」的特點。歙石從紋色上區分有如下幾大類:羅紋、眉子、金星和銀星。
在雕刻裝飾上,歙硯也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歙硯在雕刻上,具有徽派石雕風格,其圖案,多取黃山勝境,新安風光,小橋流水或神話傳說,名人逸事等。花紋渾厚樸實,美觀大方,線條挺秀,刀法剛健,花式多變,尤其以實用樸素著稱於世。「安徽地域文化」(四)(2011-11-13 08:44:26)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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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宗教、民俗文化
安徽的宗教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的道教文化,原始道教的產生、道教的流傳與興盛;安徽的佛教文化,佛教基本常識、安徽佛教發展史。
掌握:道教與齊雲山、佛教與九華山。
一、安徽道教文化
(一)原始道教的產生
道教哲學的源頭之一是道家哲學,道家哲學可以被看作是道教的主要支撐點之一。由於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道教在利用道家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把他奉為本教教主和尊神,《老子》則被奉為道教的祖經。早期道教的主要創教活動之一是神化老子,改造道家,於是,《老子》和《莊子》就成為道教產生的重要源頭。
道教正式創立於東漢末年,其標誌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現。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和宦官專權,土地兼并嚴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這種混亂動蕩的局面,為道教的正式創立提供了土壤。河北鉅鹿人張角的太平道是民間巫術和黃老崇拜相結合的產物,張角利用太平道發動了黃巾起義,黃巾起義也反過來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宗教運動,迅速推動了太平道的廣泛傳播。
五斗米道是另一個影響較大的原始道教,創始人是沛國豐縣(今江蘇省)的張陵。後人尊他為張道陵、張天師、祖天師。當時規定凡入道及請求治病者,須交納五斗米作為「信米」,故稱為「五斗米教」。張陵創立的五斗米教尊老子為教主,奉老子《五千文》為基本經典。
(二)道教的流傳與興盛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葛洪等人先後對道教的整頓和改造,道教逐漸由分散的原始狀態進入了相當統一的成熟階段,由民間宗教逐漸取向貴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統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逐步成為官方宗教,並為隋唐道教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唐朝近三百年的統治中,道教不斷得到統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也處於儒教和佛教之上,原因主要是因為道教尊奉的先祖老子姓李,與唐朝皇室同姓,唐高祖、唐太宗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也為了神化自己的統治,遂攀上太上老君為先祖,奉為祖神、族神,促進了道教的興盛。
到了宋代,道教不僅有了更大的發展,而且也產生了重大的轉折。北宋的道教基本沿襲了隋唐以來的舊傳統,南宋以後,以煉養為主的全真道和南宗等新教派相繼產生,使道教的發展出現了豐富多彩的局面,並對以後的道教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清兩代統治階級對道教的限制較嚴,而道教本身在創新方面也建樹不多,故道教逐步走向衰落。縱觀明代道教的特點,一是走向世俗化、民間化,大部分人不進道觀、不依靠道士,只是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以自己的道德修養信奉道教;二是一些知識分子在道教研究的過程中大都偏重丹法及個人修鍊;三是符籙派道士更加深入民間,以驅邪捉鬼等為主業;四是道教的民間影響力進一步擴大,湧現了諸如八仙故事的流傳,以及著名道士張三丰的傳說。
到了清代,由於清皇室尊崇藏傳藏教,對道教採取嚴厲限制的方針,使得道教的活動主要在民間展開,儘管作為長生之術,道教仍不時引起一些皇帝的興趣,但總的說來,清代道教比明代衰落更甚,這就直接導致了清代的道教勢力單薄,組織鬆弛,系統的教義紛紛流於歧途和淺陋。
(三)道教與安徽齊雲山
道教的思想基礎之一是原始宗教,道教的宮觀是道士和信徒隱居修鍊、舉行宗教儀式活動的場所,一般多建於名山大川,其建築的規劃設計體現出天人感應、朝天敬道和道法自然的道教思想。基於對山嶽的崇拜及對神靈的信仰,道教名山建築以朝天敬神為目的,道教提倡進入名山洞府,以修真求仙。
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四大道教名山為:湖北武當山、江西龍虎山、四川青城山、安徽齊雲山。其中,安徽的齊雲山主要供奉北極真武玄天上帝,其建築設計非常符合朝天敬神、宛若仙境的思想。
齊雲山又名白岳,在安徽省休寧縣城45公里處,以36奇峰、72怪岩、24溪澗、16洞而聞名,道教活動頗為興盛。齊雲山作為道教聖地,始於唐代。南宋寶慶年間(公元 1225 — 1227 年),道士余道元自黟北(黃山)游至齊雲山天門岩,得潛師天穀子印記「宜我室此」,遂拜請於居士金安禮、金士龍,建佑聖真武祠於齊雲岩。相傳真武帝神像為百鳥銜泥塑立,顯應於昭。此後雲遊道士紛至沓來,道教宮觀日益增多,齊雲山遂成道教名山。崇拜道教的居士信徒,紛紛獻地輸財,築祠建觀,香火日盛,道士漸增,從而創立了齊雲山的道教基業。
明朝,道教活動日趨興盛,道士頻繁往來於武當山,間或去武夷等山訪師求學,以致齊雲山宮殿建築、道規道制,亦多仿效武當。武當亦名太和,齊雲亦名中和,齊雲山道教漸具規模,並成為武當山全真派的一個門派,故古人稱之為「江南小武當」。明代中後期,齊雲山道教進入鼎盛時期,龍虎山正一派的第四十八代天師張真人在齊雲山為嘉靖皇帝求子應驗,皇帝龍心大悅,下旨醮建了「玄天太素宮」,齊雲山從此更加聲明遠播。明嘉靖帝等多次派使臣來山朝拜,並且親自為宮觀撰寫碑銘、匾額,一時成為道教正一派的活動中心,來自皖、浙、贛等地的香客達三千之眾。古今往來,齊雲山以它的香火鼎盛,奇觀聖景與神秘玄奧,吸引了眾多虔誠的教徒以及文人雅士。朱熹、王陽明、徐霞客、海瑞、戚繼光、唐伯虎、袁宏道、郁達夫等都曾造訪。他們登臨齊雲山,寄情於峰岩幽洞,或賦詩題詞,或樹碑為記,紛紛盛讚名山,一時傳為佳話,就連乾隆巡遊江南時也不甘寂寞,留下了「天下無雙勝境,江南第一名山」的贊語,為齊雲山留下了珍貴而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
二、安徽的佛教文化
(一)佛教基本常識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傳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創立,廣泛流傳於亞洲地區。佛教的教義可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前者探求生命宇宙的真相,是建立在佛教修行即禪悟基礎上的成果;後者講求善惡、因果和修行。具體而言,佛教的基本教義包括緣起、四諦、八正道、因果業報、涅槃等諸多內容。
四諦,又作四聖諦。諦即真理。四諦包括苦、集、滅、道四個方面。
「苦諦」是佛教的出發點。佛教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充滿了苦痛。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這七種痛苦充斥了人的一生,並且只要身處輪迴之中,這些痛苦就無法避免。
「集諦」是對眾生痛苦根源的解釋。至於產生痛苦的根源,佛教認為正是眾生貪、瞋、痴、疑等慾望招來了生死煩惱的苦果。從根本上來說,眾生對於佛法真理的不察、對於宇宙真相的無知導致了種種不幸。
「滅諦」,指痛苦的寂滅。達到涅槃的境界,稱為滅。消除痛苦的關鍵在於消除慾望。因此佛家多宣揚無欲無求和四大皆空。
「道諦」給出了如何達到寂滅的途徑和方法。佛教主張依照佛法修行就可以脫離生死苦海,最終走向無欲、不苦、超脫的境界。
佛教自古印度產生並傳入中國以後,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信仰,其間經過歷代帝王卿相、高僧名士、鴻儒賢達的提倡和宣揚,其忍辱負重、自我犧牲、眾生平等的思想,終於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並內化為一種精神力量。
(二)安徽佛教發展史
安徽是佛教最早傳入的省份之一,也是佛教發祥地之一。安徽佛教淵源流長,是中國南方佛教的發祥地,在歷朝歷代,佛教與安徽都有著不解之緣。
1、早期佛教的傳入(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1)楚王劉英
劉英,漢光武帝劉秀的兒子,漢明帝劉庄的同父異母兄弟。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被封為楚王(當時的楚國統領了現在安徽的全境)。在王公貴族中,唯獨楚王最先事佛。他的府內居住著由僧人、居士組成的僧團。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僧團。公元70年(明帝永平十三年),劉英被告犯有「逆謀」之罪而被革爵「徙丹陽涇縣」(今宣州地區)。隨著劉英的南遷,其所信奉的佛教也在安徽南部開始傳播。
(2)嚴佛調
嚴佛調,安徽淮北臨淮(今安徽宿縣西北)人。嚴佛調不僅是第一位出家的僧人,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佛教學者,主要從事佛典的翻譯和著述。在長期學佛、譯經的過程中,嚴佛調提高了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和體會,多有心得,遂親自撰述,成書《沙彌十慧章句》一卷,開漢人佛學者著書立說的的先河。
2、佛教的進一步發展(魏晉至隋唐時期)
(1)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安徽境內的影響日益增大。全椒縣石溪寺、太平府廣濟寺、古化城寺,這些是見於記載的安徽最早建立的佛寺。到了兩晉時期,安徽境內寺廟進一步增多,如涇縣大安寺、宿松縣西林寺、壽縣石澗寺、潛山縣百丈寺等。
佛教在北朝的北周武帝時期因與儒教、道教的衝突而遭受到沉重打擊。大規模的廢佛、滅佛運動使佛教一時間銷聲匿跡。多數高僧或就地隱匿,或逃往南朝統治地區。其中,禪宗三祖僧璨、二祖慧可相繼進入安徽,他們主要活動在今天的安慶地區,曾隱於岳西縣司空山、潛山縣天柱山,並授法於四祖道信。隨後禪宗在安徽逐漸傳播,拓展至全省。今天的天柱山三祖寺就是禪宗先祖們傳法、論道的重要道場。
(2)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佛教在安徽進入了鼎盛期。僧侶們在黃山、九華山、天柱山等名山中廣建廟宇,較為有名的有潛山天柱寺、九華山化城寺、敬亭山廣教寺等。
3、佛教的平穩發展時期(宋元明清)
北宋時期,許多戰爭中被毀的寺廟得到修復,也修建了不少新廟宇。雖然這時佛教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其在安徽的發展態勢依然良好。南宋時期,淮河成為宋金、宋元的戰場,江北佛教再次受到戰火的洗禮,而江南佛教在南宋統治下得以倖免。
元代統治者對宗教兼收並蓄,佛教得以按部就班的發展。
明代佛教獲得了大發展,在安徽境內表現為寺廟的興建。太祖朱元璋早年曾流落鳳陽皇覺寺,因此,太祖即位後對該寺著重修復,並改名龍興寺。其他如阜陽資福寺、蒙城慈氏寺、滁州開化寺等寺廟也得到了重建或擴建。另有一些新建廟宇如安慶迎江寺、潛山天柱山佛光寺等。有明一代,遍布安徽的寺廟星羅棋布,僅九華山就有大小寺廟數以千計。
明末清初,一些前朝士大夫隱遁山林,削髮為僧。代表人物有:浮山(今樅陽縣內)物理學家、詩人方以智,歙縣新安畫派奠基人漸江。這些名人的遁入空門表明佛教發展到明清時期,僧侶已經成為人們與世隔絕、無欲無求的一種身份象徵,是知識分子不問政治、厭棄俗世的一種處世態度。
清代,佛教平穩發展,小型寺廟的大量修建是這一時期的一大特色。這種小廟星羅棋布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前。其間由於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隨西方文化一道滲入中國,佛教的社會影響力一度減弱,但佛教的基本教義已經深入到中國民眾內心深處。特別是在較為貧困的農村,佛教更是有其存在的市場。
(三)安徽佛教名山九華山
九華山是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它位於安徽省池州市青陽縣境內,與天柱山、黃山遙遙相望。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其中安徽佛教發展的重要標誌就是九華山佛教的興起,而九華山佛教地位的突顯與當時的一位名叫金喬覺的僧侶有重要關係。
金喬覺,古新羅國(今朝鮮半島東南部)國王金氏近族,早年曾經來大唐留學,漢學造詣頗深。在唐學習期間金喬覺對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回國後便削髮為僧。唐開元七年(719年),24歲的金喬覺再次來到中土大唐,幾經輾轉,最後選擇在九華山安頓下來,他棲居岩洞,以白土(觀音土)摻糧煮飯而食,進行了長達75年的苦修和苦行。當地人們被金喬覺的行為所感動,為其建造了寺宇,即九華山目前最古老的化城寺。無數的善男信女來到該寺朝拜,九華山的佛教由此興盛起來。唐貞元十年(794年),金喬覺圓寂,終年99歲。其肉身三年不腐。弟子們「知其聖人降世也」,便建肉身塔以供奉,尊他為地藏王菩薩,因其姓金,又稱作「金地藏」。九華山由此聲名遠播,成為與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賢、普陀山觀音並稱的地藏菩薩的道場。金喬覺在九華山苦修75年,沒有創立宗派,也沒有著述留於後人,但是因他而出名的九華山卻一直香火不斷,至今依舊寺廟林立,遊人不斷。究其原因,正是他的思想和信仰深入人心,他的「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思想,在廣大佛教徒中廣為流傳,其堅韌、隱忍的性格、普渡眾生的信念受到了民眾的推崇。
安徽的民俗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民俗文化的區域劃分。
掌握:各地歲時節慶、慶生祝壽、婚嫁、喪葬等習俗。
重點掌握:安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點。
一、安徽民俗的區劃和特點
(一)安徽民俗文化的區域劃分
民俗是一個民族或社會群體在長期的共同生產與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並世代相傳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現象。每種民俗都是在某個特定的地理環境中產生、形成、演化和傳播的。安徽以淮河為界,淮河以北地區屬於華北民俗地理區,淮河以南地區屬於華中民俗地理區,而皖南山區則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民俗亞文化地區。
淮河以北的皖北地區民俗文化源遠流長,華夏古文化特色非常突出。這裡不僅是道家文化的主要發祥地,而且人民歷來就有習武的傳統習俗,喜歡拳術、刀槍、棍棒、舉砘子石鎖等武技與武術項目。這種崇武風氣長期沿襲下來。皖北地區以旱地作物為主,地處平原,交通方便,村落間距較大,飲食文化主要以麵食為主,輔之雜娘,釀酒歷史悠久。
淮河以南的江淮丘陵地區和長江沿岸地區屬於華中民俗文化地區,海拔較低,冬溫夏熱,四季分明,降水豐沛,大部分地區可種植雙季及多種經濟作物,傳統農業生產十分發達。因而人口多,密度大。民俗文化受田「水」的影響非常突出。
皖南山區是安徽開發較遲的一個地區,但在明清之際卻形成了十分發達、聞名世界的徽商文化。因此,徽州地區的民風民俗極有特色。如徽州民居風格、徽州飲食、風水觀念、宗教信仰與節日習俗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安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點
1、漢民族的民俗文化是主體,但也有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支系存在
安徽民俗文化從總體上來看,屬於比較典型的華夏文化,漢民族的民俗文化佔據著主體地位,各種民俗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這種主體地位的屬性主要是由兩種因素確定的。
第一,安徽地處中國的中部地區,緊鄰中原大地,歷史上屬於開發較早的地區。按照文化區的理論,越是處於文化區的中心地帶,其文化的典型性特徵越突出,越是處於文化區的外圍地區,其文化越具有邊緣性或邊際性。漢族具有統一的文化,即使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具有統一性和相似性。安徽由於地處中部,緊鄰中原,其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漢民俗文化特徵。
第二,安徽的人口結構以漢族為主體。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漢族人口佔全省人口的99.47%。由於人口結構的原因,也決定了安徽的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主體文化屬性。
但是,安徽仍然不是單一的民族結構,而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省份。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已達到36個,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近30萬人。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內,便形成了具有少數民族特點的一些民俗文化。回族是安徽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安徽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的97%,並且相對集中居住在淮河流域,形成了三個回族鄉,100個民族村,1200個民族自然村,27個城鎮民族居委會。此外,壯族、滿族、畲族人口也都達到千人以上。這些相對集中的少數民族,在自己的居住區內,保持桌自己民族的文化,並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文化。
2、在漢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既有共同性又有差異性,形成了普適性與差異性的統一
由於安徽人口結構中絕大部分是由漢族人口構成的,因此,安徽境內的民俗文化總體上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但這種一致性與共同性是就其民俗文化的主體成分和基本屬性而言,它並不排斥各個地區在具體的民俗文化內容上具有某種差異。例如,在歲時節慶中,春節是普遍的節目,不僅安徽全境,就是全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乃至海外華人都在過春節,但是,春節怎麼過,其具體禮俗卻千差萬別,各有不同。
3、繼承性與變革性的統一
民俗是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但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任何一種民俗的形成都有特定的歷史、地理、文化乃至技術的基礎,在大致相同的基礎上,往往形成大致相同的民風民俗,只要這些基礎不變,這些民風民俗也相對穩定,不易變革,但如果這些民風民俗形成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條件發生變化,民風民俗也會慢慢地改變。
二、歲時節慶
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祭灶、除夕。
三、人生禮儀
人生禮儀是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生禮儀是按人的年齡增長過程展開的,內容極為豐富。最重要的內容有誕生、成年、婚嫁、喪葬四大禮儀習俗。「安徽地域文化」(五)(2011-11-14 08:44:15)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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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和安徽山水旅遊文化
獨特的徽商文化
一般了解:徽商興起的自然條件與歷史背景。
掌握: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鹽業、典當業、茶葉業、木材業的基本情況。
重點掌握:徽商的主要特點和徽商精神。
一、徽商興起的自然條件與歷史背景
(一)徽商興起的自然條件
徽州自古以來,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謀生的基本原因。古代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岭之中,這裡沒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 ,糧食產量普遍較底。山多田少,土地瘠薄,農業收入不足以自給,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叢山,經商謀利。
徽州雖然「糧不足」,可是物產豐富。異常豐富的土特產品向徽州人展現了一條現實的出路——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販運土特產品起步的。豐富的物產加上便捷的水陸,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經商的積極性。
(二)徽商興起的歷史背景
明朝中葉以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江南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賦役折銀制度的推行,為徽州人經商提供了極好的社會條件。社會分工的擴大促進了商品的廣泛流通和各級市場的繁榮,從而為商人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江南城市的繁榮和市鎮的興起為毗鄰的徽州人經商提供了便利。
明代鹽法變革給徽商的發展壯大帶來了契機。折色開中後,徽州人成批地來到兩淮、兩浙,從事鹽業的經營,並逐漸取代山西、陝西商人而佔據了鹽業經營中的優勢地位。明萬曆四十五年,明政府又率先在兩淮鹽場推行「綱運制」,徽商就以同鄉和同族結成綱幫運銷食鹽,從而獲得了壟斷兩淮鹽業的世襲特權。
二、徽商經營的行業
1、鹽業
鹽業是徽商經營的最主要行業。從成化、弘治之際到萬曆中葉,是徽州鹽商發展的時期。這時徽州的黃氏、汪氏、吳氏等家族中都有許多人以業鹽兩淮而致富。
清代的徽州鹽商更是發展到鼎盛,湖北的漢口號稱「江廣總岸」,是湖廣地區行鹽的總樞紐,而漢口恰恰是徽州鹽商稱雄的地方。江西銷鹽數額僅次於湖廣,而江西也是徽州鹽商勢力很強的地方。可以說凡是淮鹽行銷的地方,幾無不有徽州鹽商的足跡。兩淮總商的一大半都是由徽人充任的。
2、典當業
徽州六縣之中,以休寧人經營典業者最多。徽人開設的當鋪遍及全國各地,蘇浙一帶經濟發達地區的典當業幾為徽人所壟斷。徽州典商的興盛還表現為徽典財力的雄厚和規模的龐大,有些徽州典商因其雄厚之財力,一人開設典鋪多達數十百處,使用許多人員為其經營管理。
徽州典商大多採取減息讓利、博取信譽的措施,以爭取顧客,對於無力償債的人,徽商甚至焚券棄債藉以「市義」。經營典業必須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否則難免受騙上當,以致虧本折利,無法經營。徽州典商世專其業,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成為這一行業中的佼佼者。
3、茶葉業
徽州所產的茶葉數量多,質量好,花色齊全,名茶眾多。這就為徽州茶商提供了充足的貨源,加強了他們在競爭中的實力。
徽州茶葉的銷售市場也極為廣闊。首先是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自南北朝以來,我國飲茶之風漸盛。自唐宋以來,徽茶已是馳名海內的商品而被行銷於全國各地。入清以後,徽州茶商更有長足的發展,全國各地都可見到他們的活動。
乾隆時期,北京已有歙人經營的茶行7家,茶商字型大小166家,小茶店數千家。杭州、蘇州、上海可以說是徽茶的三大轉運站,徽州茶商在這些城市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蘇州的六大著名茶店,全是歙人開設的。漢口的著名大茶莊如「永長春」、「朱謙益」、「四達瑞」、「瑞生泰」、「胡祥茂」、「春茂永」等都是徽人經營的。
五口通商以後,華茶外銷量大增,使徽州茶商一度保持著繼續發展的勢頭。光緒時,歙縣知縣何潤生在其《茶務條陳》中稱,徽州六縣所產之茶「內銷者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銷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光緒中葉以後,由於洋商的壓價收貨、清政府的苛捐雜稅以及印度、日本等國茶葉競爭力的加強,中國茶葉的出口貿易越來越不景氣,徽州茶商也隨之而一蹶不振了。
4、木材業
婺源木商不但人數多,而且財力雄,是徽州木商的一支勁旅。徽州木商的崛起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是木材市場的擴大,為徽州木商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其二是徽商本身具備經營木材貿易的有利條件。
明中葉以後,隨著商品紹濟的發展,城市日趨繁榮。城市的繁榮是與城市建築業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這些建築,無一不是大量木材構建起來的。另外造船業的發展需要大批木材。木材市場的擴大為木商的活躍提供了條件。
徽州商人具有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精神和經營木材業的豐富經驗。徽州地處崇山峻岭之中,嚴酷的環境造就了徽人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徽駱駝」精神。許多徽人世世代代都從事木材的採伐和運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都為他們經營木材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南京的上新河是江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也是徽商經營木材業的中心。蕪湖也是一個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而蕪湖的木材貿易大多操於徽人之手。浙江的杭州也是一個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徽州木商在杭州的勢力極大,這裡的徽州木行,最盛時多達百餘家,來此販木的行商大多數也是徽人。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等地所用的木材主要都是由徽州商人提供的。
三、徽商的主要特點
(一)賈而好儒
生活在「程朱闕里」的徽州人,大多在童年即承師受業、讀書問學,所以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幾乎都曾接受過長短不等的正規的傳統文化教育,這為他們商業的成功提供了堅實的文化素養,使他們在選擇經營地點,確立經營方向,尤其是權衡經營利弊,形成商業信譽等方面,表現出較高的智慧和成熟。
(二)敬業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註,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三)錢勢之交
商人服務於政治,政治同樣也垂青於商人,徽商成功的秘訣所在,關鍵還在於其深諳「錢勢之交」的奧妙。
(四)講究商德
徽商是一支講究商業道德的商幫。由於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徽商在經營中大多能自覺地以儒家道德來規範自己的經營行為,形成了「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仁心為質」的商業道德規範,被譽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商」的典型代表。
四、徽商精神
(一)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
(二)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三)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
(四)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
(五)不辭勞苦、雖富猶朴的勤儉精神。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安徽的山水旅遊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的名山秀水:天柱山、琅琊山、采石磯、敬亭山、小孤山;巢湖、太平湖、萬佛湖。
掌握:安徽歷史文化名城安慶、壽縣、亳州、歙縣、績溪的概貌。
重點掌握:安徽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黃山、屯溪老街、三河古鎮。
一、名山旅遊文化
黃山
1、黃山的自然風光
黃山自然景色秀麗絕倫,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四絕著稱於世,後又加上冬雪並稱五絕,令海內外遊人嘆為觀止,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稱。
2、淵源流長的宗教文化
黃山與道教和佛教均有密切關係。道教中有關軒轅黃帝和容成子、浮丘公來黃山煉丹、得道升天的故事,流傳千年。黃山之名及眾多峰名也與道教有關,如軒轅、浮丘、煉丹、仙人、望仙諸峰。道教在黃山建立較早的道觀有浮丘觀、九龍觀等。佛教早在南朝劉宋間就傳入黃山,歷代先後修建寺廟近百座。其中,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和擲缽禪院,號稱黃山「四大叢林」。
3、人文藝術
黃山偉大的自然美,使無數文學家和藝術家為之陶醉,留下了千萬的藝術作品。散文中,徐霞客的《游黃山日記》,袁牧的《游黃山記》,葉聖陶的《黃山三天》,豐子愷的《上天都》等是體現黃山絕美風姿的佳作。在繪畫方面有專門體現黃山奇美的黃山畫派。寺廟亭台這些建築藝術也為黃山增色,在黃山景區,寺院亭閣,碑碣石刻就有200多處,也是黃山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二、安徽的秀水文化
巢湖——巢湖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位於安徽省中部,是安徽境內最大的湖泊。面積約820平方公里,號稱八百里巢湖,宛如「一面寶鏡」鑲嵌在江淮大地。
1、巢湖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
巢湖之美,在於她的湖光山色,在於她深厚的文化以及眾多的風景名勝。湖中有姑山、姥山兩大島嶼,被譽為「兩顆寶石」。中廟傍湖凌空而建,號稱「湖天第一勝景」。湖四周有半湯、香泉、湯池三大溫泉,有太湖山、雞籠山、冶父山、天井山四個國家森林公園,還有仙人、紫薇、王喬、華陽、伯山五大溶洞,各具特色。天然組合的美景,點綴著巢湖沿岸,共同組成了一幅絕妙的立體山水畫。
2、巢湖的傳說
相傳很久以前,巢湖還是個盆地。一天夜裡,一個老婦焦姥夢見龍王對她說:「如果哪天城東的石魚目赤,城將陷為大湖。」果然不久的一天,焦姥見東門石魚目赤,於是她和她的女兒玉姑急忙奔走呼號,讓百姓避難。忽然一聲巨響,洪水橫流,巢州下陷為湖。焦姥母女來不及躲避,被湖水淹沒。後來母女二人化作了湖中的兩座山。後人為紀念她們,就將這兩座山取名為姥山和姑山。
三、安徽的國家級和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安徽歷史悠久,文化精深,其中安慶、壽縣、亳州、歙縣、績溪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安徽還有九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蒙城、渦陽、桐城、和縣、貴池、黟縣、鳳陽、潛山、宣州。
安慶——安慶市位於安徽省西南部,長江下游北岸,是長江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之美稱。總面積1.53萬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821平方公里,轄7縣3區。安徽省名中的「安」便取自安慶。
(一)安慶的歷史文化
安慶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這裡有薛家崗和張四墩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東周時期安慶是古皖國所在地,安徽省簡稱「皖」就由此而來。南宋時始名「安慶」 含「平安吉慶」之意,別名「宜城」。
從清乾隆到民國年間,安慶一直是安徽省省會和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安慶素有「文化之邦」、「戲劇之鄉」、「禪宗聖地」的美譽。是歷史上 「大喬小喬」、「不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故事的發生地,是統治中國文壇近三百年的「桐城派」的故里,是京劇鼻祖程長庚為代表的徽班成長的搖籃,是黃梅戲形成和發展的地方。
(二)安慶的自然人文景觀
安慶山川秀美,物產豐饒。這裡有一柱擎天、雄奇靈秀的天柱山;有佛教聖地司空山;有「海門天柱」的小孤山;有「南國小長城」白崖寨;有「海上蓬萊」浮山,還有大龍山、鷂落坪、妙道山、薛家崗、花亭湖等數十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安慶江邊的迎江寺振風塔,塔影橫江。城內的「世太史第」、「探花第」、「太平天國英王府」等古建築,保持了典型的明清建築風貌;還有黃梅戲藝術中心、鄧石如碑館、黃梅閣、徽派盆景園、黃鎮紀念館等人文建築,無不體現出安慶的文化氣息。
(三)安慶的特產
安慶的特產很多,像岳西翠蘭、胡玉美蠶豆醬、懷寧貢糕、桐城豐糕、江毛水餃等都在全國享有知名度,還有望江挑花、潛山舒席、宿松蠟染等傳統工藝品也令人愛不釋手。
四、屯溪老街與三河古鎮
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黃山市的中心地段,距今已有數百年歷史。它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三代徽派建築風格的步行商業街。整個老街古色古香,被譽為「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街道狹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紅色麻石板。街道兩旁的店鋪鱗次櫛比,錯落有序,全為磚木結構,粉牆黛瓦。徽派木雕、金字招牌、朱閣重檐,古樸典雅,技藝精湛。屋與屋之間是高高的馬頭牆,構成了徽派建築的群體美。整條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是我國古代街衢的典型走向。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閃現著耀眼的光彩。
三河古鎮——具有2500多年歷史的合肥古鎮三河,因豐樂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條河流貫其間而得名。三河鎮具有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水鄉風光。三河鎮原是巢湖中的高地,古名鵲渚、鵲尾、鵲岸等。唐宋以後,這裡成為魚米之鄉。三河鎮於是就形成一個以米市為主的繁華商埠。明清時三河成為巢湖西岸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有「買不盡的三河」之說。
三河鎮的古街也十分有特色。古街從古碼頭起,沿小南河向南綿亘約3公里。路面全是青石板鋪成,古樸雅緻,經歷千百年風吹雨打,石面光滑潤澤。老街兩旁連片的古民居飛檐翹角、雕樑畫棟,是皖中少見的明清建築群。白色的馬頭牆,小青瓦敷蓋的雙坡屋頂。樑柱上的雕花彩繪,再加黑漆鎏金的店招匾額,懸掛於門楣上的八角玲瓏的掛燈,門前石礅旁的青苔,無不透溢著濃郁的古風神韻。
歷史上三河古鎮不光是商家雲集之地,還是著名的古戰場。鎮上現存的文物古迹除古街外,還有太平軍城牆遺址、城隍廟、古碑、三縣橋等。
三河美食也十分出名,屬徽派菜系,像「三河酥鴨」、「三河米餃」、「三河馬蹄酥」、「三河茶干」、「三河米酒」等無不顯示出水鄉特有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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