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馬克思主義

一、梁啟超的學術（思想）生平

眾所周知，梁啟超的思想以「流質易變」著稱，他在《飲冰室自由書·善變之豪傑》一文中寫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至，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吾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考察梁啟超的學術思想生平，一定要注意「變」和「宗」這兩個關鍵字，看他怎麼「變」，又怎樣「不離其宗」。

1，從八股文到詞章訓詁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死於1929年（民國十八年），享年五十六歲。

梁啟超天資聰穎，家學淵博，也是一個早慧的神童型人物。五歲時開始從祖父和母親那裡接受啟蒙教育，《三十自述》說：

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

六歲時開始從父親學習中國略史，並且學完了五經，受教於啟蒙老師張乙星。這一年梁啟超對於自己因為說謊受到母親責打的事情印象頗深，影響想來也是很大的。他在《我之為童子時》一文中詳細記述了這一段事情。

八歲時開始學習寫作八股文，九歲就能作千字文了。十歲時赴廣州應童子試。途中吟詩曰：「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滿座動容，得神童之名。

十二歲時到廣州應學院試，補博士弟子員。此時基本上一心鑽在八股文中，「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三十自述》，下同）十三歲時就廣州呂拔湖先生就學，「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

十五歲時於廣州五所高等學府之一的學海堂讀書並肄業，「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此梁啟超學術取向之第一變，由八股文轉向訓詁詞章，此變當屬優秀學者之常態。

十七歲時參加鄉試，中舉人，同主考官的堂妹李蕙仙訂婚。這一年仍然就學於學海堂，於季課大考中，四季皆第一。

2，康梁

十八歲是梁啟超的學術和思想取向的第二次較大的轉變。先是於春季入京會試，下第歸途中經過上海，購得《瀛環志略》，才知道世界五大洲各國的存在。但更為關鍵的是，八月份時經陳千秋引見，初識康有為。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這是梁啟超思想的第二次轉變，其機緣在於得遇明師，從此捨去舊學，退出學海堂，成為康門弟子。

一八九一年，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創建萬木草堂，從事講學、著述活動。梁啟超受教於斯，校勘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參與分撰《孔子改制考》等，這一時期的教育奠定了梁啟超一生的學術和事業的基礎。

一八九二年再次入京會試，再次落第。夏季在故鄉居住了一年多，購閱了大量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方書籍，頗受新學影響。一八九四年入京，六月，中日甲午戰爭發生，梁啟超感慨時局，更加努力地學習算學、地理、歷史等學科。一八九五年同康有為一起入京會試，參與「公車上書」。七月創立強學會，提倡新學，開通風氣。

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期開民智，雪國恥。梁啟超任主筆，撰《變法通議》主張變科舉興學校；撰《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主張中學西學並重。這一年開始「康梁」並稱。九月，從馬建忠學習拉丁文。一八九七年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倡導民權、平等、大同之說。其得意門生有蔡鍔、林圭等人。

一八九八年參與戊戌變法，八月六日忽聞政變消息，當晚避往日本公使館，第二天逃往日本。十一月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同孫中山就聯合反清問題進行會談。

3，脫離康有為

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旨在增進國民德育及國家思想方面的教育。正月刊出《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儒教不必保，也不可保。此後對儒教有激烈的批評。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康梁在思想上決裂的標誌。

春夏間，因憤滿於清政府仍無變法的誠意和決心，極力倡導民主、革命、排滿、自立。其見解與革命派相契合。

這一年著述頗豐，涉及政論、學術、傳記、地理、文藝、史學等。在橫濱集股創辦譯書局。

4，保皇立憲

一九〇三年，應美洲保皇會邀請，赴美洲遊歷考察，歸來後言論大變，徹底放棄「革命排滿」的政治思想。將遊歷所得及情形，輯為《新大陸遊記》。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六年，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同革命派展開論戰。一九〇四年一月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號召劃清保皇與革命的界限。梁啟超這段時期著有《中國近世秘史》、《德育鑒》、《明儒學案》以及一些論戰文章和政論文。一九〇六年七月，清政府通過了實際由梁啟超起草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十三日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八月，國文學會成立，梁啟超任社長。

一九〇六年以後，梁啟超積極推進憲政，並組織政黨。光緒帝崩後專以讀書、著述為業。

一九一一年八月（公曆10月）武昌起義爆發，十月南北和議，著有《新中國建設問題》提出「虛君共和」的主張。

5，反帝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十月，梁啟超歸國。一三年加入共和黨，後並為進步黨。袁氏當國時期，梁頻繁請辭。一五年上袁氏書，勸其「以法自繩」。八月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攻擊帝制。並同蔡鍔聯合討袁。此後一直以反對專製為業。

6，晚年

一九一八年，摒棄百事，專心致力於通史的寫作。

一九一九年用一年的時間遊歷歐洲。歸國後完全改變了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的舊日方針和態度，放棄政治活動，致力於教育事業。此後以講學和著述為業。一九二三年任清華大學教授；一九二五年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一九二九年，梁啟超垂危之際，囑咐家人將屍體交醫學界解剖，務求病源之所在。

1月29日於協和醫院逝世，遺留藏書十萬卷，遺著一千四百萬字。其重要著作有：《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廣歷史研究法》，《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國學小史稿》，《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古書真偽及年代》，《孔子學案》，《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共三集），《朱舜水年譜》，《辛稼軒年譜》，《桃花扇傳奇考證》，《飲冰室文集》，《遁鼻集》，《墨子微》，《陶淵明》等。

7，流質易變

回到前文提到的「流質易變」的問題，郭湛波評曰：「康氏執我見，常謂：『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趨時變，常覺所學於時代為落伍，而懍後生之可畏，故隨時轉移，巧於通變。」從思想史的高度來說，處於宗法社會末期的中國社會正在崩潰的邊緣，其本身固有的思想資源已經趨於封閉，或者可以說，消耗殆盡。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入侵震撼了中國人，強勢的西學思潮隨之湧進中國社會，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地排斥、打壓和融合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短時間內，從意識形態到主流思潮發生了疾風暴雨似的變異。梁啟超的「善變」基於那個時代，正反映了中國近代思想史「善變」的特徵。

如何理解梁氏之所「宗」？不妨先來看一看最具梁啟超特色的「新民說」，還是引用郭湛波的總結：

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

其所宗者，正在於謀求中國之進步，隨著時勢的變化，以及「吾腦吾識之發達」，梁氏所見到的進步之關鍵處於根基處也就不同，其思想固然也就隨之而轉移。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康有為是政治家，而梁啟超更近於學者。

梁氏始倡新學，所謂新學者，無非科學而已。隨著梁氏的人生經歷的豐富，心智的提高，一戰後遊歷歐洲時看到的滿目蒼荑的破敗之像，遽然反思：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歐遊心影錄》）

郭湛波批評他：「菲薄科學，擁護宗教，蔑視所謂『物質文明』，這就是中國自然自足農業社會思想與西洋資本主義社會思想之衝突。」

這話未免過了，既對中國思想不夠了解，又對西洋思想缺乏認識，更加沒能理解梁啟超晚年的思想轉變。

二、梁啟超與馬克思主義

1， 最早在著述中提及馬克思的中國人

1902年9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上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對馬克思作了簡要介紹。「麥咯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咯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個人主義。麥咯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服。」

一九〇三年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拉斯》一文中提到：「麥咯士，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述甚多。」

一九〇四年，《中國之社會主義》文中說：「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麥咯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之者也。」

2， 梁啟超與革命派的爭論

1905—1907年，革命派與立憲派各據《新民叢報》、《民報》就「種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等問題展開激烈論戰。

「種族革命」是革命、立憲兩派論戰的焦點之一，論戰的主角汪精衛、梁啟超關於種族革命辯論的要點大體是：1.就民族復仇而言，種族革命是否具有正當性；2.種族革命是否會導致國家分裂與列強幹涉；3.滿族是否已經同化於漢族；4.中國是否已亡國於滿人；5.就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關係而言，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孰輕孰重，種族革命是否為政治革命的必要手段。

梁啟超認為，救國為中國之急務，救國必須以「政治革命」為惟一手段，所謂「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而「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與立憲——無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無一毫之因果關係，反而可能為列強提供干涉、瓜分中國的可趁之機。梁啟超並且認為種族不同必非不能立憲的原因，不能立憲也必非種族不同的結果。而且「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而有構成一混同民族之資格」，「滿洲於我確不能謂為純粹的異民族」，「間有一二未同化者，而必終歸於同化」。因此，在梁啟超看來，所謂種族革命乃屬無的放矢，實無必要。（梁啟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針對梁啟超的觀點，汪精衛反駁道：「蓋本報之論種族革命有二原因，一為社會上之原因，即復仇是已，一為政治上之原因，即民族與政治互相關係是已。」（汪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既肯定民族復仇的正義性，更強調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關係。他認為，種族現象與政治現象密接而不可分離，「民族不同同為國民者，國家之利害與各民族之利害相反，故各顧本族而不顧國家，至其解決之方法，（一）則互不相下而至於分裂，（二）則一民族專攬權力而以壓制他族為治。夫如是之國家而欲其政治現象得以改良發達能乎？不能。故吾敢斷然曰：種族問題未解決則政治問題必無由解決也。」「故欲為政治革命者須同時為種族革命，蓋因異族壓制而主張民族主義，因實行民族主義而為種族革命，此一定之原因結果之關係也。而種界不革命則政界亦終於不變。」而「今日中國之種族現象乃滿族壓制漢族，而此兩族利害相反，不能並存，故政治現象亦無改良之望，不解決種族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中國不為種族革命則不能立憲」。（汪精衛：《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

如果說種族革命之爭的重心在於種族革命對於政治革命是否必要，則雙方爭論的另一個焦點便是政治革命本身，即關於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的優劣是非問題。爭論起於梁啟超自新大陸歸來後由傾向革命到否定革命、由贊成共和到非議共和的態度轉變。先是梁啟超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據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ConradBornhak)學說反對共和，繼而汪精衛在《民族的國民》中駁其「學不知家數，而但震於一二人之私說，自驚自怪，徒自苦耳」，提出種族革命實行共和之論。梁啟超接著在《開明專制論》中對孫中山、陳天華和汪精衛的觀點進行駁斥，主張行開明專制以為君主立憲之預備。隨後，汪精衛又撰《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一方面駁斥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一方面為革命共和與孫中山的「約法論」辯護。而梁啟超則以《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進行還擊。雙方你來我往，就進行暴力革命、實行共和還是通過開明專制進而立憲孰是孰非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辯論。

「社會革命」問題的關鍵處在於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權」是同盟會的主張，寫進了綱領。梁啟超說土地國有制是「國本」，而誰改變土地制度，「平均地權」，就是「皇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土地是生產要素。要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解決土地問題。「地權失平」就會導致「人權失平」。只有平均地權，才能擺脫地主壓迫，促進社會發展。

（以上論辯內容得自百度貼吧，前兩個問題的資料來自《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孫宏雲《汪精衛、梁啟超「革命」論戰的政治學背景》一文。資料或有錯漏不周之處，未能一一查證。）

無論這次論戰的結果如何，革命的觀念空前流行起來。

3，「社會主義」論戰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歷史的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各種各樣的論戰中頻頻現身，而且，似乎總是站在論戰的失敗的一方。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的論戰對手是勢力強大的革命派，在二十年代更加不幸地面對更加激進的，也更加強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此處所謂的強大是就時位的失得而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武裝奪取政權，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除了領導者的英明睿智之外，恐怕也有順天應人的因素。）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國內報刊雜誌上宣傳和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日益增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書的中譯本相繼出版，列寧著作的中譯本也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

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論爭緣起於羅素來華講學。羅素於1920年10月來華，先後在江蘇、北京、湖南等地講演。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社會改造原理》、《政治思想》、《到自由之路》、《哲學問題》等也都被譯成中文發表。張東蓀跟著羅素到各地演講之後，立即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其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引起了當時共產主義者的注意。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在11月連續發表《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和《再評東蓀君的又一教訓》等文章，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號發表了陳獨秀編輯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從此，張、梁據《改造》雜誌，共產主義者據《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展開激烈的論戰。

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國的出路何在？能不能搞社會主義？1921年梁啟超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與張東蓀相呼應，反對中國搞社會主義。其理由一是中國生產力低下：

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去？若必勉強將國內現有區區百數十家之工業、礦業所收容工人多則千數少則數十者，施行共管制度，無論各該業現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感言也。籍曰誠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過數萬人。其於全國數萬萬人失業救濟之問題，絲毫無所補益，而固有之生產力，或因此大蒙打擊，決非計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後，容或有採擇之餘地，今日提倡，決非時也。

其二是中國缺乏搞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

今通行「勞動階級」一語，本含廣狹二義。廣義的解釋，自然凡農民及散工悉含在內。狹義的解釋，則專指在新式企業組織之下傭工為活的人。而社會運動之主體，必恃此狹義的勞動階級。中國則此狹義的勞動者未能成為階級，故謂之無階級也。

共產主義者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經濟學對張、梁二人進行徹底的批駁。具體的做法是將其觀點歸結為資本主義，然後便可盡情批判。此處不詳說了。

梁啟超的必然失敗在於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但並不是其思想錯誤或是反動，而只是不得其時而已。今天回顧梁啟超共產主義者的批評無疑是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提醒我們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上更加審慎。

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發表了一篇總結性質的文章《國產之保護及獎勵》，如今讀來，未嘗無理。

三、從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流變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儒學自脫離子學時代之後，依次經歷了三種形態：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和宋學。今文經學旨在從經文中尋找政治原則和依據，空言大義，曲解經文；古文經學從政治領域退出來，專註於注蟲魚的功夫，流於繁瑣；宋學近於玄學，空談義理，而且在宋學內部也隱含著今古文之爭，程朱理學由格物而致知，更像小學功夫；陸王心學講發明本心，自明而誠，其後學流於不讀書之弊端。清代又將這三種形態輪了一遍，傳統的經學思想資源已經殆盡，難以推陳出新。在西學來勢洶洶的衝擊下，傳統經學又經歷了一次迴光返照，從康有為托古改制的公羊學路線開始，假聖人之名行維新之實。章太炎從詞章訓詁始，已而由儒入佛，主張建立人間佛教，已而又由佛返儒。最終以新儒家將宋學同西學相結合，貫通中西，開出了一條生命哲學的新路，但也僅僅止於生命哲學。

佛學也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舞台上風騷一時，但因其空無的本體最終還是歸向人生領域，此處暫且不提。

總之，當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無以為繼之時，適逢西學帶著西方列強的軍艦火炮洶洶而來。但是西學自身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對立和矛盾，進入中國之後，同傳統思想資源相結合，情況更加複雜。（不僅僅是思想的交融，還有國難當頭的危機意識）在西學廣泛湧進的時代，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大學派跟著進來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但是由於其強大的解釋能力，在中國茁壯成長。

在近現代中國思想界（尤其是政治思想）不得不說的有三股勢力，一是保守主義，或曰新傳統主義；一曰自由主義；一曰馬克思主義。三者在一定時期內維持著張力。一時馬克思主義同自由主義聯手對抗保守主義（如新文化運動），一時保守主義同自由主義聯手對抗馬克思主義（如國共對峙）。最終，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品質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共產黨的成立使其具有了非常現實的革命性和實踐性。而且當時中國貧窮積弱，深受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馬克思主義無異於一劑良藥。最終，保守主義退卻至人生領域，自由主義膚淺且無根基，於夾縫中生存；馬克思主義以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的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勢。

參考書目：

1，《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六卷，宋一秀等編；北京出版社，1989，11

2，梁啟超《飲冰室主人自說》，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3

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3

4，陳少明等《近代中國思想史略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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