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與中國傳統商業倫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令世人振奮的經濟奇蹟。對此，中國企業家功不可沒。商業行為的背後，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是那個廣博而精深的思想寶庫。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商業哲學和倫理，助推了當前的經濟騰飛。儒商——這一雅緻的稱謂已被世人所廣泛接受。
回顧中國企業的成長之路，歷史上儒商誠實守信、急公好義的形象，涵養著當代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統，中國的企業界和商界開始自覺塑造儒商形象，著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討中國儒家思想與當代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將儒家文化與企業文化進一步融合凝聚，已成為當代中國學界和商界挑在肩頭的重任。
為引領儒學與社會經濟的結合，彰顯儒學的經世關懷，日前，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和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聯合主辦了首屆中華儒商論壇。儒家的經濟傳統、儒學的現代轉化困境，以及基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核心價值觀發展起來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如何為中華民族開拓一條通往世界倫理的康庄大道等問題，成了與會嘉賓討論的熱點。
儒商在古代典籍中的出處似乎無據可查，但人們普遍認為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中華儒商的始祖。
子貢開創「義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商業與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處似乎無據可查，但人們普遍認為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中華儒商的始祖。
在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張雄看來，如果作為專有名詞的「儒商」確實在古代文獻中出現得很晚，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很早便流傳於民間的概念，作為百姓對於那些不單純以逐利為目的的商人的讚許。這一類商人的共同特點在於以儒家的價值觀念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
孔子說，「義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學原哲學系教授、博鰲儒商論壇主席黎紅雷認為，這句話道出了儒家義利觀的本質——義是拿來生利的，而利則是用來安撫百姓的，實為儒家經營哲學的精髓。
儒商的出現並非簡單的商業現象，而是一個文化現象、哲學現象。中國的商業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於受到了儒家文化重義輕利，以及中國封建時代重農抑商觀念的影響而發展緩慢。
但是，從「重義輕利」到「義利整合」，從「重農抑商」到「農商兼舉」，中國的商業文化始終沿著一條自己的道路不斷創新、發展。直到資本主義的出現，攔腰阻斷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那條商業文化發展道路。而以「唯利是圖、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本質的資本主義精神，與中國文化道路南轅北轍，卻把中國商業發展模式的生存空間擠壓殆盡。中國歷史上從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遺憾的是，那只是個體的故事，而非一個被普遍認同的概念、形態，缺乏理念與理論的支持。
「儒商」是「儒」與「商」的結合體。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認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懷。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商是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對文化與社會的關切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我們很難想像少了子貢的《論語》和沒有徽商的徽州儒學。
「所謂『當代儒商』就是踐行儒家商道的當代企業家」，黎紅雷認為，儒商不是外界套給企業家的光環，而是企業家自覺的選擇；儒商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行為方式；儒商不是一種榮譽，而是一種責任；儒商不是一種境界，而是一種擔當，表現為企業家對於企業、社會、員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擔當。
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原台灣大學校長孫震教授將世界經濟發展史劃分為兩個階段:從公元元年到18世紀是漫長的「傳統停滯時代」；18世紀下半葉至今，人類歷史邁進了「現代成長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成長於傳統停滯時代。這個歷史階段當中，全民的福祉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所以，中國文化只求和諧與安定，並不鼓勵社會成員整天鑽研財富的積累。
如何實現社會和諧與安定呢? 每個社會成員必須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履行各自的社會義務，盡個人的本分。理論上，人與人之間相處所維持的關係為「倫理」，倫理的實踐是「道德」，道德表現在行為之上就是「品德」，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後安天下百姓，從獻身社會的自我實現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單單依靠個人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與約束，孔子時代謂之「禮」。
儒家重義務、重責任，而不重權利；重仁義，而不重財富，卻不排斥財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所以，儒家思想的現代成長並不排斥對於財富的追求，兩者是可以達成一致的，「儒商」為媒——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多年來世界主要國家長期採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從創造價值走向追求利潤。一夜之間，似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證券化了。全世界的資金從生產性投資，轉向了金融性投資。然後，財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這些財富生產的「副產品」，自是亞當·斯密始料未及的。回歸以儒家倫理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節制物慾，將倫理放在利益前面，責任放在權利前面，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孫震十分認同郭台銘先生出席互聯網大會時的一段言論，「救經濟不能靠西藥，而要用中藥，因為西藥只是治標，中藥才能治本」，要採取長期的療法，種下成功的種子，然後L型的經濟發展曲線才能轉向U型，發揚儒商倫理才是世界經濟的治本之道。
司馬遷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宋代宰相趙普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但宋明以來，人們往往把關注點放在了儒家倫理之上，卻忽視了儒家對於管理的重視，忽視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紀90年代初，黎紅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學做了一個題為 《當代中國企業家的國學教育》的報告，麻省理工學院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教授當場表示質疑，「中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絕大多數並沒有接受過現代管理學教育，他們靠什麼治理企業呢?」當時，黎紅雷給出的答案是——「文化資本」。
黎紅雷提出，當前的儒商研究應當遵守三個「結合」:第一，學者的「儒商」要與企業家的「儒商」相結合。學者的儒商研究不應停留在書卷之上，必須與企業家具體的經營行為結合起來；第二，榮譽的「儒商」要與實踐的「儒商」結合起來，「儒商」不能成為一個看得見、摸不著的光暈，其背後要有企業家的商業實踐作為支撐；第三，倫理的「儒商」要與管理的「儒商」相結合。商業倫理不應只是體現在條款上面，切實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則主張從五個維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誠，儒商應以誠信為本。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儒商的「富有」，不僅僅是財富的累積，更應該是道德的富有，心靈的充實。「日新」則要求企業力主創新，企業家在文化上日益精進。五，和合精神，即在商業萬象的差異中，尋找中和與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與天道、人道的和諧。正如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所述:儒家所體現的是人的全面發展，儒家所關注的是個體身心的整合、人與社會的健康互動，人與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諧，以及人與天道能否相輔相成。而儒商正是實踐儒家人文精神的企業家。
事實上，早年中國的企業家多為下海的幹部、下崗的工人，大多數確沒受過系統的現代管理教育。然而在傳統上，中國家庭重視對於子女為人處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傳承了諸多可以讓人「少吃虧」的小傳統。小傳統背後是大傳統，老人言背後是聖人言:
孔子講「信則人任焉」；王陽明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張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孟子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不言說著中國人的本分與擔當。有了本分與擔當，做人也好，做事也罷，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樣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家自覺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營哲學、管理模式，黎紅雷稱之為「儒家商道智慧」，內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師孔子、承擔儒家歷史使命、踐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經營哲學、弘揚儒家價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會責任。
今天，中國企業家已經創造性地把仁、義、禮、智、信，細化為一條條具體、可行的標準，並每日踐行。浙江中興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秉承「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業」的理念，編撰中興哲學手冊。以德立生、厚德載物、以德服人、誠信為立生之本……50條「家訓」幫助員工體會生活的美好。每早7點50分，4000多名員工以班為單位，晨讀三至五條「家訓」。日積月累，就這樣把哲學融入生活。
儒商「為王先驅」乃應然而當然
在上海市儒學研究會會長朱傑人看來，儒商，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現象，更是一個文化、哲學現象。2010年10月，李澤厚提出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他說:「我認為後現代到德里達已經到頭了，應該是中國哲學登場的時候了」，西方哲學——那種狹義形而上學的哲學已經走到了頭，而與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卻表現出後哲學強勁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海德格爾之後，該是中國哲學登場出手的時候了」。對於李澤厚的上述觀點，朱傑人十分認同: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崛起已經勢不可當，但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卻似乎還處於沉寂之中。作為一個傑出的哲人，李澤厚可謂先知先覺者，他已經預知到中國哲學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同樣，我們不能忽視商業文化、企業管理文化及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整體覺悟與素養的領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澤厚先生也大喝一聲，『該中國儒商登場了!』」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最早也最自覺地運用儒家理論與價值觀管理、運營商業並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論的成功範例出現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澀澤榮一，他的著作《倫理與算盤》 (中文譯本名為 《人生實論:倫理中的處世之道》) 成了近代日本的商業聖經。日本是東方諸國中最早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全盤西化，商業文化完全依照現代資本主義的形式，這些因素創造了曾經的日本經濟奇蹟，卻也很快成就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因為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表現出了與日本這個具有濃厚儒家文化印記的國家和社會的衝突。澀澤榮一看出了其中的玄機，希望用儒家的學說對沖資本主義。但是，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業文化中並不佔統治地位，其主流依然是資本主義的固有形態。究其原因，日本文化中的保守主義和功利主義決定了其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即便如此，朱傑人認為，「關於對儒商在現代社會的認識、實踐與研究，日本比我們早、比我們深」，所以近現代以來，日本一直握有儒商研究的話語權。
李澤厚在大喝中國哲學登場時，表面上看他關注的是中國哲人的覺醒，實際上他關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自信的問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分享自己的哲學、商業哲學。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許無力解決人類儘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但這正是中國儒商今天應該登場的原因。
如李澤厚所言，「中國哲學是與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學在中國，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國哲學。同理，中國的儒商文化是與西方的商業文化相平行的一種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又可以補西方資本主義商業文化之缺，但是它並不違背商業的普遍原則，所以它又是商業文化在中國。
人們在研究、總結髮生在上個世紀的亞洲經濟奇蹟，所謂「亞洲四小龍」的時候，無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麼中國的經濟奇蹟與儒家文化有沒有關聯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國的企業家中不乏自覺地以儒家文化為基準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管理自己的企業運作者，有些乾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傑人卻為學術界、理論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們的企業家們只能在繁雜的商業打拚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這是中國學術與理論的悲哀，現在應該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時候了。」
中國經濟的崛起，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決條件，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李澤厚說:「我先冒喊一聲。願有志者、後來者聞雞起舞，競創新思，卓爾成家，走進世界。」他說的是哲學，那麼，商業呢? 商業哲學呢? 企業文化呢? 經濟理論呢? 管理哲學呢? 不是應該落在中國哲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者們、中國企業家們的身上了嗎? 朱傑人以為，中華儒商「為王先驅」，乃應然而當然也。
歷史已經從一個辯證的否定走向了一個新的肯定
從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學，張雄認為，歷史已經從一個辯證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個新的肯定，這代表了我們中國偉大的實踐逐漸走向成熟，代表中華民族的文化反思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是一個重要的自我意識的反思階段。中華民族是怎麼看待傳統的? 尤其是怎麼看待現代性的發育? 它意味著傳統跟現代性發育之間的一種張力、轉換和對接，說明我們在不斷地走向成熟。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開啟了走向現代化、現代性發育的重要歷史征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必須反思單一地追求物質資源、不斷地開發、再開發的發展模式和發展哲學，人跟自然關係的緊張勢必破壞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中國發展之路該走向何方? 張雄認為，必須把精神資源、文化資源、思想資源和理論資源配置進去，「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僅僅是物質流的問題，更是精神、文化產品的輸出。
西方近代以來的發展理念被亞當·斯密闡釋為:所有的社會必須發展為市場，所有的人都必須成為經濟人，所有的價值都必須沉澱到商品價值上。據此產生的發展模式，我們稱之為「經濟理性的發展模式」。而其追求資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會把人類帶入「強者必霸」的怪圈。
中國的制度創新將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哪些寶貴的財富?中國拿什麼文化精神來整合這個受了傷的地球的發展理念? 張雄認為，儒家思想的深刻價值和意義就是這些問題的答案。無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言，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
專題（2017.1.20）| 儒商與中國傳統商業倫理
本報記者 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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