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從吾——康有為：虛偽醜陋的聖人

　　李從吾——康有為：虛偽醜陋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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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那些慷慨悲歌、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知道、佈道者，在道義的制高點上，讓人無限敬慕。只是，現實中他們並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理論，仔細解剖觀察他們，聖人、偉人的軀體上，到處都有你我凡人一樣的毛病、破綻。

康有為（1858～1927年）是一個多世紀前的響徹中國的風雲人物，這位維新派領袖少年時自命名「聖人為」，晚年提倡孔教而被社會公認為「南海康聖人」。作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的改革家、戊戌變法的主角，很多人恐怕想不到，這位聖人口出宏論、言行不一。

他每天說要戒殺生，卻日日吃肉；他常常談一夫一妻，自己娶了六個老婆，五六十歲時還納十八九姑娘為妾；他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對家裡女人都做不到；他更主張全人類平等，家裡卻讓包括印度人在內的男僕女僕侍候著。

在其高調的道德呼籲，拯救國家濟世救民的光鮮磊落「救世主」形象下，卻是言行不一從眾庸俗的小人之象，甚至不乏醜陋不堪的一面。人們以為康聖人「日日以救世為新，刻刻以救世為事」，戊戌變法失敗後被通緝，後來辛亥革命後又成為落伍時代的邊緣人物，該是窮困潦倒失意至極；事實上，這位康聖人一直過著妻妾成群豪奢浮華的個人生活。

「婦女解放先驅」妻妾成群

大凡有些文人心態的人，往往在老年時候，將青春姣好的女子作為精神鴉片，「一樹梨花壓海棠」，在年輕肉體上尋找靈感或者青春激情，提振自己衰朽身體下的精神。康有為是妻妾成群的老男人，只是他顯得更加無恥。

1898年，戊戌維新慘遭失敗，「六君子」被屠殺，40歲的康有為沒有像譚嗣同一樣「殺身成仁」，開始逃跑，在受到清政府滅族緝殺通令下，開啟了在歐美日本等國外流亡的生涯。只是，康有為的政治流亡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悲涼，不僅經濟上得到愛國華僑的慷慨資助，更是先後收納了兩位十八九歲的年輕女人。

1907年，康有為到五十歲知天命的年紀。自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國外，落魄失意的他在歐洲北美度過了近十年。這一年，在當地華僑熱誠邀請下，他來到美國進行巡迴演講。聽眾中有一位聰穎美麗的17歲華僑姑娘何旃理，被康有為的傳奇和宏論所迷惑，而後表達對大師的崇拜愛慕。

芳齡女子正是崇拜英雄的時期，已經是爺爺輩的康有為康有為毫無愧色，這位小女孩的衝動激情也許正中下懷，遂開始了不倫的婚姻，陪伴著康有為在海外繼續流亡。可惜，衝動的何旃理紅顏薄命，24歲患病身亡。

　無恥的是，擁有了年輕的何旃理之後，不饜足的康有為再覓新歡。1912年，在徒弟梁啟超邀請他去日本後，康有為又將十六歲日本女傭市岡鶴子變成了自己太太。不過，這位新太太沒有多久就不得已回國了，有一種說法是，鶴子與康有為的兒子發生了戀情並生下了孩子。

　老朽的康有為的漁色行動遠沒有結束。當他60多歲垂暮之年，泛舟西湖之時，看上了一位19歲的姑娘張光，他本是西湖上的貧寒的船娘，在大款康有為的金錢攻勢下成了老頭子的新歡。康有為不以為恥，還在上海大張旗鼓地舉辦婚禮，迎娶孫女輩的的張光。9年後，康有為猝死後，張光成為未亡人，孤獨凄切地度過了餘生。

一生共娶了六位太太，這在晚晴民國時代並非罕見的奇事。然而，無恥的是，康有為在理論上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奠基者，提倡一夫一妻的現代家庭制度，可謂近代提倡婦女解放第一人。在其著作《大同書》中，康有為從「天賦人權」的平等觀念談婦女解放問題，認為「明天賦人權之義，男女平等皆獨立」、「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始」，並對女性的未來生活予以美好的設計。康有為反對」一夫可取數婦，一婦不能配數夫「，認為如此」公理不合，無益人道「。

康有為讚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可是，現實中的康聖人卻是南轅北轍，一生風流，處處留情，妻妾成群。

老文人與年輕女子的結合，在古代中國被視為是一種雅趣。在所謂的「忘年戀」中，女性的青春本身在「愛情槓桿」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而槓桿另一頭上則是權力、聲名下不受控制的慾望。康有為雖然極力宣揚的女子獨立，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平等理論，自己卻根本不願意實踐，而是恰恰違背其男女平等的觀念，在納妾的無恥舊俗傳統中放縱自己的慾望。

鼓蕩女權卻妻妾成群，康有為理論與行為的悖反，是將年輕美麗女人作為男人精神鴉片的文化傳統的必然結果。這種變態傳統到了21世紀，潛化成一種男性心理，因此出現了老年知識精英與年輕女性的「黃昏戀」，而「給我的老靈魂，一個重回青春的歡喜」的詩意愛情宣言，與康有為的老年心態是相通的。

高調言論下的功利虛榮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了。

皇帝沒有了，辮子被割掉了，康有為的明君變法強國夢想徹底破滅。六年後，不甘心的他是1917年張勳復辟中的主角，曾經時勢造就的英雄，在新時勢中淪為丑角。讓人關注的細節是，作為參與張勳復辟的主要任務，他的決心卻來自於「仙判大吉，故放膽為之」；當復辟鬧劇失敗，康有為又讓人去集雲軒「問吾何時出為宜」。

康有為號稱孔子信徒，卻連違背「敬鬼神而遠之」的孔子精神，無論政治大事還是個人安危都熱衷占卜。康有為還迷信風水，為自己在青島象耳山覓建了風水寶地，「吾生數十年，所得只有此一地。」但是，如此的龍穴，卻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炸墳，帶著白髮的顱骨遊街。

所謂的康聖人就是如此人格分裂、言行不一。他以聖人自居，有一種「唯我獨尊」的怪誕狂放之氣，在戊戌變法的中，他更是以 「帝師」形象出現；這種氣質的另一面就是急功近利、輕狂妄進、重名輕實，沒有主導變法的實際政治能力，無法在具體的政治漩渦中力挽狂瀾。

因此，康有為既是執著追求弘崇高濟世理想的「聖人」、君子，是理想主義士人、狂生；又是根本無法一一落實甚至成為反面的庸人、小人，憂心戚戚為人不齒。在光明宏大的目標和具體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裂痕和鴻溝。

在張勳復辟事件中，康有為與愛徒梁啟超分別是擁護和反對兩派，康有為不反省自己，還咒罵學說為「梁賊啟超」，作詩把梁啟超比作向后羿學箭卻害死師傅的逢蒙。而康有為聲稱的卻是師生之間自由，各有自立自主之權。實際上，他卻是處處以家長專制的師道尊嚴，惟師命之是從，不給學生言論自由，更不允許弟子與自己政治立場不同去高革命。

當梁啟超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精神，對康有為尊孔保教提出批評，這讓康有為極惱羞成怒。梁啟超感嘆說：「大抵與師論事，無論何人決不能自申其說」，根本不給學生髮表自己言論學說的機會。

康有為標榜「古今言論以理為衡，不以聖賢為主」，然而，他卻認為孔子的微言大義是絕對真理，孔子是個「大醫王」，「聖權無限」，把孔子的言論捧為的絕對真理，」範圍萬世「，「無方不備」，把孔子推為教主，自己成為孔教會會長，在尊孔迷信中喪失了理性，甚至提出人的膝蓋就是給孔子下跪，「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康有為提出「天地生人，本來平等」的平等思想，還說僕婢的做法有違於人道就像違反「幾何公理」一樣。在康有為晚年，他妻妾子女成群，伺候他們的包括10餘個女僕、30餘個男僕，甚至還僱傭了印度阿三看門，沒有一日不役使僕婢。

康有為其他弟子也發現了其言行不一的「虛偽」特點，其弟子陸乃翔曾作《南海先生傳》，出了說他講男女平等卻妻妾成群之外，還說他「極好西學西器，而禮俗、器物、語言、議文，皆堅守中國；極美民主政體，而專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專事中國；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康有為在修身、齊家方面的的道德欠缺，與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目標格格不入。不過，這也不儘是虛偽。美國著名學者蕭公權的分析說:「康氏本人未嘗沒有覺察到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釋，蓋理論乃是將來的縮影，而實際必須符合目前的境遇。」這可見康有為根本是一理論家，理論上極超越時代，而實際操作上卻是另一回事。

康聖人的問題正是那些弘道主義知識分子的普遍毛病，因為他們設置了超越現實的高遠目標，而個人才情修養難以達到。所以，康有為做不了改革變法的政治家，只適合做「體制外」批評的異見知識分子。

豪奢晚年：貪污華僑捐款

1913年，康有為結束了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十六年海外流亡回國。此後，政治上失落邊緣的康有為，開始了「鐘鳴鼎食」的晚年豪奢生活。

吳昌碩曾為其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其間，康有為並沒有多大痛苦，因為從小他就有山水旅遊癖，反而是如此類似孔子式的現代版周遊列國，耗費甚巨。康有為靠的是海外華僑的愛國募捐贊助，特別是在海外成了號稱百萬人的保皇會後，公私不分，其中不少錢作為遊歷各國「考察政治」之用，他甚至以此款購買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據為己有。

回國後，康有為四處築屋，在築於上海、青島、杭州的花園別墅頤養天年。在上海先是住租住亭台樓閣、佔地頗廣的「大觀園」式的辛家花園；後來建造了佔地近10畝的中西合璧花園住宅 「游存廬」；在青島，康有為購買了德國佔領青島時總督府的靠海花園官邸，面積一千多平方米，改名為天遊園；在杭州西湖邊，建成30畝的一天園。

康有為既然妻妾成群，自然經濟壓力不小。一家十幾口人，老爺、太太、公子、小姐，需要幾十個僕人專門伺候。康有為還模仿春秋戰國時期孟嘗君的古風「養士」，門生故舊和食客數十人。徐勤和梁啟超在《致憲政黨同志書》中曾說康有為：「居恆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

據研究，康公館總開支每月二千多銀元，一年要消費兩萬多銀元；而在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月收入是8元，北大教授的月收入為二三百元。

如此浩大的開支，錢從哪裡來？

康有為首先賣文售字。作為晚清書法家，他主動刊登潤格廣告，「中堂七尺者三十圓(銀圓)，每減一尺減二圓，每加一尺加二圓；小橫額三尺內二十圓。磨墨費加一(圓)。」對於求字者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陌生百姓，有求必應；中堂、楹聯、條幅、碑文，無所不寫。

此外，康有為與當時的大軍閥吳佩孚、張宗昌等大軍閥大官僚，他們還偶爾對康有為「饋贈」金銀。

康有為豪奢生活讓人質疑的是，他貪污了不少華僑捐獻給保皇會的財產。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在海外以營救光緒皇帝為名在東南亞和北美募捐了大筆錢財，有說法稱不亞於同樣在海外募捐的孫中山。但是，與孫中山組織發動多次武裝暴動相比，康有為除了遊歷歐美之外，毫無實際作為。康有為晚年出售的文物古董，而這些不少都是利用保皇會的給他的公款買的。

1925年，孫中山去世，沒給後代留下分文迥異。兩年後，在國民黨北伐勝利前夕，康有為猝死在青島的「天遊園」。去世後，他留給後人的僅上海、青島、杭州的別墅花園就有數處。

作為中國現代化轉型史上的標誌性人物，康有為只是旗手，並非舵手。在1898年中國難得的戰略轉型機遇中，正是康有為這樣的虛驕的弘道主義者，讓歷史的機遇疏忽而失，不僅沒有拯救滑入深淵的清朝，更斷送了以最小成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戰略機遇，中國滑向了義和團盲動以及以後半個世紀的革命巨幅震蕩。

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等人的才氣和熱情固然震人心魄，但是，不過是振臂一呼的理想主義士人，並非有著實際政治經驗的政治家，他們的虛燥之氣無法因勢利導團結各種有利力量，推動變法破冰，而是小挫之時便尋求瘋狂冒險。包括譚嗣同等人，其道德犧牲讓人心痛唏噓，戊戌變法這來之不易中國自強機會的喪失，讓人反省的不僅是慈禧「反動派」邪惡，也有維新派的高調與稚嫩。

中國一向不缺不甘寂寞好為人師的弘道聖徒，單從政治上看，他們以弘道自居，佔據道德制高點，卻只是二三流的政治家；在學術上，因為心在政治，也難以做到真正的一流學者。康有為正是這樣的虛驕聖人。其學生曾將自負於宏大的目標和責任的老師定義為思想及型的「先時之人物」，即乃是造時視的英雄，而非實踐家型、實時造英雄的「應時之人物」。這種理論高調卻難以落實的政治動物，在此後的革命、運動中不絕如縷。然而，政治民生是否實在的進步，需要的更多不是動輒國家、民族命運甚至人類未來的思想家，而是言行謹慎、甘於寂寞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