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域 | 中國歷史上自然區域、行政區劃與文化區域相互關係管窺

對於中國歷史上自然區域、行政區劃以及文化區域三者相互關係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見過有專門的討論。本文試圖從宏觀的角度對這一關係進行初步的探討，由於題目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證式的方法予以說明。

在這三種區域中，行政區劃是國家行政管理的產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確認，有最明確的邊界與確定的形狀；自然區域是地理學家對自然環境進行的科學性的區劃，不同的科學家與不同的地理觀點，形成互有差異的自然區劃方案。文化區域則是相對較不確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綜合來確定，具有感知的性質，主要是人文地理學者研究的對象。

自然區劃雖有不同的方案，但由於其所根據的是確定的自然環境，所以各方案之間相去不是很遠。行政區劃雖由現實的政治需要而確定，但要受制於歷史傳統與自然環境，從來都是在已有的體系上進行調整與改革，不可能憑空設想一個全新的體系。而歷史傳統中既包含歷史自然環境變遷的因素，也有歷史文化區域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文化區與自然區也有依存關係，尤其是小文化區與自然環境關係更為明顯。要之，行政區與自然區和文化區三方之間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一、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的基本關係

行政區劃是在自然地理環境的背景上所劃定的政治空間，因此在人為的政區與天然的地理環境之間就存在契合與否的問題。地理環境是由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和生活於其中的植物動物等因素組成的複雜的物質體系。中國歷史上長期是一個農業國家，對於地理環境的地域差異有很深刻的認識，深知行政區與自然區的一致對農業生產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盡量保持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的一致，以利農業經濟的發展，維護封建王朝的穩定。但是長治久安又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這個目標是擺在有利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上的。而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統治者不斷總結歷史經驗，認識到逐步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在這種政治思想的指導下，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的一致性越來越差，尤其是高層政區在古代中國社會的後期與自然環境之間已經存在相當大的背離現象。

按照最近的綜合自然地理區劃方案，中國可以分成三個大自然區，即東部季風區、西北乾旱區與青藏高寒區。這三大區又可進一步分成七個自然地區和三十三個自然區。東部季風區佔全國陸地總面積的45%，總人口的95%，過去、現在與將來都是中國最重要的農耕區。對於作為中國歷史疆域主體部分的東部季風區，古人早就認識到其內部地理環境的差異性。季風區內可以划出三條東西向的分界線，第一條是在東北自然地區和華北自然地區之間，正與戰國時期的燕國長城的東段重合。這條界線使得今遼寧省大部地區在自然區劃方面屬於華北而不屬於東北。而在《禹貢》所劃分的九州方案中，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同處於青州之中，說明古人對這一界線的認識與今人一致。

第二條界線是分開華北與華中兩個自然地區的秦嶺——淮河一線。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線。此線南北兩側，無論地層、地貌、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顯著不同。比如從氣候上來看，此線是最冷月太陽幅射熱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溫度為攝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與蒸發相等)的標誌線。這個標誌作用自古以來就被觀察到，桔過淮即為枳可以說是這一觀察的最形象的總結。由於上述原因，秦嶺——淮河一線歷來被視為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線，不但南船北馬、南米北麥由此線而判然，甚至分裂時期南北政權的對峙也常以此線為界。而且在元以前統一王朝之中，行政區域的劃分基本上不跨越這條界線。

第三條界線是華中地區與華南地區的分界，也是熱帶與亞熱帶的分界。這一界線在地理學家當中爭議最大，大致在北緯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間波動。極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歸線以南，其他方案則畫在南嶺與北回歸線之間。在北回歸線以南，夏天時太陽可以從北邊的窗戶射入屋內，古代稱之為北向戶或北戶。但對於北回歸線古人的認識還不是那麼具體，必須以山脈河流為標誌才能更直觀地感覺到，所以南嶺常被近似地當成熱帶與亞熱帶的分界線，嶺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嶺南與嶺北梅花開放先後的差異，標誌著嶺南地區近乎熱帶的風光。這條界線不如第二條界線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區劃界線也大致遵循此線，除了個別地點，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條界線所划出的四個自然地區以下，又可細分為十九個自然區。而在華北地區與華中地區內的自然區界線也極富標誌性。在華北，由於距海的遠近與濕潤程度密切相關，離海越遠，濕潤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區界線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與西河(即陝西與山西之間的黃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陝西處於不同的自然區之中。在華中，地勢的抬升與降水量密切相關，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別山、巫山、烏蒙山都成為重要的自然區分界線。歷代王朝的正式政區大部分分布在華北與華中地區，這些垂直的自然區的分界線也都成為政區之間的界線。

以下我們更具體地來分析一下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域關係的歷史變遷。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為了控制邊遠地區，曾對某些政區，實行過犬牙相錯的劃界的措施。這一措施的實質是使政區的邊界不和重要的山脈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區負險對抗中央政權。但從大的範圍看來，秦代郡級政區的幅員與自然地理區域存在相互對應的關係，或者是一郡自成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或者數郡組成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少數情況下一郡包含幾種不同的地貌類型。

北方的關中與山東地區開發充分，經濟發達，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員較小，往往是幾郡組成一個地理區域，如邯鄲、鉅鹿兩郡為黃河與太行山間之三角沖積平原；雁門、代郡、太原、河東與上黨五郡組成山西高原，是黃土高原的一部分。當然這五郡又各自為一個地理單元：雁門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縣、廣靈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黨郡是潞安盆地，河東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東盆地。其他自成一個地理單元的郡還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內史，正佔據當時最富庶的關中盆地，或稱渭河沖積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兩種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開發尚淺，地廣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過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區域，或包括幾個地理單元。如巴郡是川東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閩中郡是浙閩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與丘陵及鄱陽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劃分重視地理區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為核心而推廣於四周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證有相當地可耕地，使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一堅實的基礎。漢興以後，出於政治需要，已破壞了秦郡分劃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劃小，如內史一分為三，每郡都成支離破碎之區。其次是削王國之地以充實漢郡，使王國周圍漢郡領域不斷變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黃河兩岸，臨淮郡居淮水東西，與地理區域脫離了關係。當然南方的漢郡由於地域縮小，也有個別郡反面與地理區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陽湖盆地的範圍，但這樣的例子不多。因此漢晉南北朝時期，行政區劃已與自然地理區劃脫離關係，直到隋代重新統一全國以後才又有了變化。

隋煬帝在大業三年進行行政改革，將三百餘州調整為一百九十個郡，並使絕大部分郡界與山川形勢相符，這不但為以後唐代的十道分劃奠定基礎，而且也使唐以後的統縣政區又與秦郡一般，大致與自然地理區域相適應，但當然是在更小的地域範圍內。隋郡的幅員遠比漢郡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因此就每一個郡而言，多數只是一個地理單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組郡而言，卻往往與一個自然地理區域相合。因此秦隋劃郡原則的對比，前者重區域，後者重分界。

貞觀元年，唐太宗將天下諸州以山川形便分為十道，這十道嚴格地以名山大川及關隘要塞作為界限，並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組合方面相當完整的地理區域。這十道是：關內道，潼關以西，隴山以東；隴右道，隴山以西；河北道，黃河以北；河東道，黃河以東，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嶺)以南的漢中、川東山地、南陽盆地和江漢平原；劍南道，劍閣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嶺南道，南嶺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東西界外，各道之間都有明確的山川界線。

中國的地貌大勢是西高東低，主要河流山脈都呈東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劃分即以這些山川為骨幹，先沿黃河、秦嶺——淮河、長江及南嶺橫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隴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為標誌豎切五刀，就形成了十個地理區域，十分自然，也相當合理。十道的分劃對唐代三百餘州起了分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進行監察工作，年底回京彙報，這些使節之間的分區巡視肯定與十道有關係。所以開元年間將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後，就正式成為固定的監察區。時隔不久，安史之亂爆發，全國範圍內被劃為四十來個方鎮以對付叛亂，這些方鎮在唐後期成為實際上的高層政區，其幅員多與自然地理區域相對應。如原來的江南西道被調整為宣歙、江西、湖南三個觀察使轄區，江西觀察使與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區域，湖南觀察使則對應於湘、資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觀察使也與今天的福建省毫無二致，為浙閩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劃小而來，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區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個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溫、台、處十州及蘇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則是眾多河流谷地。在這十個半州中，溫州是飛雲江流域和甌江的下游，處州則由甌江支流小溪與大溪流域組成，台州包括整個靈江流域，明州覆蓋了甬江流域，湖州則與苕溪流域相對應。至於錢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條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經得到比較深入的開發，所以州的幅員已經夠小。除了東北一隅以外，十個州的地域和界線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間毫無變化，只有名稱的更改而已。諸州之間由於關山阻隔，形成一個一個的小封閉圈，成為長期保持穩定的地理基礎。可見政區的分劃若與自然地理區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長期的穩定。

唐代無論分道還是劃州，都力圖使之與自然地理區域相適應，目的不是別的，就是為了尋求同一政區之內的自然地理特徵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直到二十世紀的今天，綜合自然地理區劃的工作依然是直接為著農業生產服務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區域之間的差異，並使行政區劃與某一自然地理區域相對應，顯然有助於古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農業生產進行統一指導和規劃。同樣的氣候，均質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於進行同一類型的生產活動，簡化農業生產管理，便於進行水利建設。所以秦代與隋唐都有意使統縣政區的分劃與自然區劃相一致。

漢代由於主要矛盾在於政治方面，在於中央專制皇權與地方諸侯王分權的對立，所以西漢盡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東部地區諸侯王國林立的局面，既奪取王國支郡為漢郡，又以蠶食方式不斷擴大這些漢郡的領域，因此郡域與郡界不斷浮動，在這種情況下，而求其與自然地理區域相對應，豈不是等於緣木求魚。因此西漢末年的郡大多與自然環境關係不大。隋唐帝國刻意追求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的一致，說明其時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處理，社會主要矛盾已偏向經濟方面。但是隋唐的統縣政區並非沒有缺陷，出於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範圍劃得過小，在農業生產方面也產生不良影響，有些建設工程在此州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為水害。但是從總的方面看，可以說，自隋唐時候起，直至清末為止，統縣政區是與自然區劃大體一致的。但是高層政區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後，已經與自然地理區域發生偏離。

宋代是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朝代，中央政府顯然有意識地使作為高層政區的某些路的轄境，偏離山川形便的原則，以利於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該路並不和唐後期自成一地理區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東北隅饒、信二州(即昌江與信江流域)，並在西北邊越過幕阜山而領有興國軍(今湖北東南角)。這樣一來，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區域了。另外，名為淮南東路，卻地跨淮河南北；稱做河東路，卻領有黃河以西的州軍，同時又不領屬位於河東的河中府與解州。但是宋代的路畢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高層政區，所以這種偏離自然區劃的路還不普遍，如兩浙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較完整的地理單元。因此宋代是高層政區脫離自然地理區劃的過渡時期。

元代形勢大變。因為行省是集民、財、軍政大權於一體的高層政區，為了防止割據，省界的劃定以犬牙相錯為主導原則，行省的區劃根本不考慮自然環境因素，而是根據軍事行動和政治需要來確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動是由北到南進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採取南北拉長的方向。但中國的主要山川是東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黃河、秦嶺、淮河、長江、南嶺等天然界線，因而包容複雜的地貌類型。同時，溫度的變化與緯度的變化成函數關係，南北走向過長的行省也不得不縱貫不同的氣候帶。加之蒙元設置的行省幅員過大，在北方，由於降水量由濱海地帶到內陸呈逐步遞減狀態，這樣的行省就不免要橫跨濕潤與乾旱的不同氣候區。如元初的陝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蓋了整個陝甘黃土高原和內蒙高原西部，又越過秦嶺包容了漢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貴州高原北部。從綜合自然地理區劃來看，則是橫跨了西北乾旱區和東部季風區兩個自然大區。在季風區中又跨越了華北溫帶和華中亞熱帶兩個自然地區，並且在華中地區還跨越了北亞熱帶和中亞熱帶兩個自然區。

當然這是戰時體制的體現，當時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後，為了平時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調整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陝西四川行省一分為三，成為甘肅、陝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陝西行省跨越秦嶺的形勢已定，直至今日不變。又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組建一個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規模跨越淮河的淮南東路，那麼這是淮河南北地區第一次組合為一個幅員巨大的高層政區。這兩個行省的建立，意味著秦嶺——淮河這一中國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線在元代完全被棄置不顧，說明自然地理區域已經不成為劃分政區的重要基礎，被優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廣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與廣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與廣東，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現。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為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稱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縮小和調整。大部分省份都成為比較完整的地理區域。但秦嶺——淮河被跨越的狀況依舊，同時還出現新的不合理的區劃，即將太湖流域一分為二，分屬南京與浙江。清代十八省，進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來。南京被豎切一刀，分為江蘇與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勢，與自然區劃無關。

統觀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可以發現其與自然地理區劃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曲折變化的過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漢的脫節，隋唐的契合，宋的漸離，元的背離和明清的漸合。所謂自然地理環境，以中國的老話說，或可稱之為天時與地利。氣候的兩大因素是氣溫與降水，這可謂天時；地貌、土壤、植被則可比擬為地利。幾千年農耕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天時與地利。行政區劃是人為劃定的，也許可以說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區劃與自然環境相一致，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如何求得天時、地利與人和的配合，以創造農業發展的最佳背景。這就是秦代隋唐政區與自然地理區域契合的原因。但是當政治需要超過經濟動機的時候，政區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視了，造成元代行省與自然環境的背離。然而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能長期維持，所以明清以後又部分地使行政區劃和自然地理區域趨向一致。

二、文化區域與自然地理區域以及行政區劃的關係

如果從一般直觀的感覺看來，似乎在不少地區中，這三種區域是相當一致的，但仔細分析卻不然。文化區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區域，後者雖不如行政區劃那樣有法定的確切的邊界，但在經過學術論證以後，也有相對明確的範圍。但文化區域主要是由感知而來的認識，當選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為劃分文化區域的標準時，其範圍也會有不同的形態。在各文化因子中，語言(或方言)、風俗、宗教都是比較重要的標準，而其中語言的標準更顯突出。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分析幾個實例來說明文化區域與自然地理區域以及行政區劃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會看到既有三個區域相重的情況，也有兩個地域相重，而另一種區域與此二地域背離的情況，還有三種區域互相間都不重合的情況。

以湖南為例。歷史上湖南的的綜合文化地理區劃可以分成東部的湘、資二水流域與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兩區，兩者的分界以雪峰山為標誌。這是與自然地理界線相一致的。在唐後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當時指的僅是湘資流域。沅澧流域則尚未得到深入開發，以五溪蠻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的文化佔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時期，沅澧流域得到開發，成為荊湖北路的一部分。由於對沅澧流域的開發是從湖北方向而來，而且在行政區划上與湘資流域分處兩個高層政區，因此通兩宋與元代，沅澧流域與湘資流域分屬不同的文化區域。方言不同，風俗有別。元代湖廣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廣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對文化區域的整合作用不明顯，此時沅澧流域屬湖北道，仍與湘資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後，原荊湖南北路合成為湖廣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廣為湖南湖北兩省，這時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資、沅、澧四水流域，於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漸漸體現出來，經過三百年的整合，湘資流域與沅澧流域不再分屬兩個文化區，而屬於同一個文化區的兩個亞區。湖南的類型是文化區域既與行政區劃大體一致，也與自然地理區域一致。

山西則是另一種情況。從表面上看來，山西似乎是三種區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為行政區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區，周圍有明確的黃河與太行山為其自然邊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體的感覺，晉中文化與相鄰的河北地區的燕趙文化與陝西地區的關中文化似乎有明顯區別。但仔細加以研究，就會發現其實不然，就在山西這樣的地區，也存在文化區與行政區及自然區不一致的情況。如從漢語方言來說，晉語有入聲，在北方官話區里顯得十分特殊。但晉語並不復蓋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運城地區的方言就不存在入聲，不屬晉語區的範圍，而與關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與語言的認同，正是劃分文化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從歷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發現，在明代以前，並不存在全山西省範圍的一體化的山西文化，其中運城地區與陝西關中文化一體，上黨地區與河南省的河內地區文化接近，雁北地區則與邊塞文化相對一致。這種情況也許會令人感到驚奇。因為在山西這樣一個封閉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體性原本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福建與江西之間的武夷山是劃分自然區的標誌界線，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對封閉的地形，兩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邊與廣東不存在明顯自然界線。但從文化上看，閩西與贛南及粵東北卻成為一個獨特的客家文化區，既與自然區不符，也與行政區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區的存在，說明文化區域的的活力並不受法定的界線(行政區劃)與天然的界線(自然地理區域)所限制。當然，除了客家文化區外，福建其他地區的文化是存在某種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稱之為閩文化區，但在這一文化區域中又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性，至少可以分為四個亞文化區。而這些亞文化區與歷史上的統縣政區(即唐宋的州與明清的府)的範圍有密切的關係。另外，閩文化區雖然未覆蓋福建全省，但卻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廣東東南部的潮汕地區，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經看出來的。在王士性的《廣志繹》里就說到：(潮州)以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為是。當然，若僅以閩方言為準，則閩文化區還可以擴大到在地域上並不連屬的廣東雷州半島、海南島與台灣地區。

至於陝西省，則是行政區劃與自然區劃及文化區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嶺南北分屬不同的自然區域，這一點在今天任何自然區劃方案里都是一樣的，在古代也是這樣認識的。而從文化上看，關中文化與漢中文化也有明顯的不同。關中方言屬於中原官話，而漢中方言卻夾有中原官話與西南官話的成份。而且時至今日，漢中地區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話演唱的漢劇，而關中地區卻是秦腔占明顯優勢。陝西內部的文化地域差異不但體現在關中與漢中地區之間，而且還存在於陝北與關中之間。陝北地區通行的方言是晉語，與關中的中原官話有相當大的區別，而與山西大部分地區有共同語言。就自然環境而言，陝北的黃土高原地貌與關中的渭河沖積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陝西其實是三種不同的文化區的無機的結合，是自然區、政區、文化區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將秦嶺南北劃在同一行政區以來，經過七百年時間，在行政管理體制的作用下，關中與漢中地區的文化卻又有逐漸走向一體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最明顯表現在中原官話區的擴大。向北，關中方言侵蝕陝北的晉語，而使之由北而南晉語特徵逐漸削弱的現象，亦即入聲字逐漸弱化的趨向。在漢中，中原官話則從東西兩側南下，使得西南官話的範圍收縮到中部一帶。同時，在漢中，在關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過來，漢漢調在關中卻呈逐漸萎縮的弱勢。當然這種文化的整合過程至今尚未完成，因為要將原來自然背景與文化因素差異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區整合為一，是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的。

相對陝西地區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較顯著，儘管湖南的沅澧流域與湘資流域組成一個單一的高層政區僅有三百年時間，遠比陝西統合秦嶺南北的時間為短。即使加上與湖北共處一個布政使司的時間，也還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開的湖南東西兩部分只是第三級自然區的差異，而秦嶺所分隔的陝西南北兩部分卻是第二級的自然區域的差異。相比起來，當然前一差異要比後一差異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北來的移民到達荊南與江湘地區，使得沅澧下游與湘資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寖假至於今日，新湘語與西南官話的差異也比關中方言與漢中方言的差異小。

在自然區域、行政區劃與文化區域的關係中，尺度範圍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說的是省區內以及相當於省區的大尺度的範圍，已經體現行政區劃的作用。至於省以下的文化亞區，行政區劃的規範作用就更加明顯，因此文化亞區往往與歷史上的統縣政區的範圍相一致。不但如此，在這個尺度範圍里，文化區與自然區之間也存在明顯的依存關係。例如在浙江與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個個統縣政區(即州或府)，同時又是一個個小文化區。尤其在浙江，流域與府與吳語的次方言區基本重疊。在山西與湖南，也有同樣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產生決非偶然，是與經濟開發過程相聯繫的。一個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個縣先行開發，其他縣再由這一二個縣分置而來。因此一府之內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對於其他府則有相異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於是該府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對該府起著一種文化垂範的作用，從而使該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強。這從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該府的權威土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

三、簡短的結語

對於文化區域與行政區劃以及自然地理區域的關係，古人似乎就有明確的認識。東漢時期，巴郡太守但望給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將巴郡一分為二，其分割方案與依據是：江州(今重慶)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精敏輕疾。墊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態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兩郡：一治臨江(今忠縣)，一治安漢(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從自然地理背景看，兩漢的巴郡東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濱江山險。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東西兩部分自成地理單元。從人文地理基礎看，東西部有風俗的差異。東部其人半楚，精敏輕疾，西部卻姿態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東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為據，巴郡可以分為巴東與巴西兩郡。風俗的差異就是文化差異的表現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據之一。在這裡，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區域、文化區域與行政區劃相一致的典型。雖然當時朝廷未接受這一意見，但我們卻由此可以看出，關於上述三種區域的統一性問題，已經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區域是社會的力量，劃定行政區劃的是國家的行政權力，而自然地理區域的劃分則是受自然規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區域與行政區劃以及自然地理區域的關係事實上體現了社會、國家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由於中國疆域遼闊，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這三者有不同的關係，而且從歷史上看來，這一關係又是逐漸在變化的，例如由於政治需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生變化，行政區不斷發生變遷。在今天，如何調整行政區以促進現代化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時在學術上，這項研究也可視為是聯繫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分支的橋樑，尤其因為行政區劃是政治地理研究對象，文化區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內容，因此這一研究等於是將自然地理與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機關係進行深入探討。對於如何更深刻地認識人地關係，使地理學成為研究人地關係而不單純只是研究自然環境的科學，有重要的學術參考意義。而且研究三者的關係對於文化區的重新塑造，深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識，也有一定作用。

國外這方面的探索尚未見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國，其行政區劃大多與自然區劃沒有關係，許多州與縣的形狀只是簡單的幾何圖形，談不上三者之間的關係。歐洲各國雖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範圍，較少涉及行政區劃與文化區關係的問題。我國與歐美國家不同，在文化區，尤其是行政區的變遷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歷史資源，應當在學術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對地理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貢獻。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要探討行政區與自然區及文化區三者之間最一般的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弄清楚行政區劃對文化區的整合作用，自然區對文化區的制約作用以及如何調整改革行政區劃以適應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並與自然區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但茲事體大，以上所說只是一個提綱，詳細研究，還待將來。

原文刊載《歷史地理》（第19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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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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