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吳儀鳳：杜甫詠諸葛武侯詩探微

　　 　　一、前言

　　 杜甫詩集中有不少涉及諸葛武侯的詩作，這些作品包括十分膾炙人口的《蜀相》和《八陣圖》，此外又如：《古柏行》、《武侯廟》、《詠懷古迹》其五、《諸葛廟》、《夔州歌十絕》其九等也都屬於歌詠諸葛武侯之詩。為何在杜甫詩集中會出現這麼多歌詠諸葛武侯的詩作？這是否顯示杜甫對諸葛武侯具有一種特別的情感？究竟杜甫為什麼會對諸葛武侯有如此多的感懷？從這一系列歌詠諸葛武侯的作品中是否能看出杜甫個人的政治抱負及其思想？由於其中大多數詩作是在杜甫入夔州之後所寫，其創作年代接近，而杜甫夔州詩作又值其一生中詩藝純熟的階段（註：如饒宗頤《論杜甫夔州詩》和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均持有此一看法。）；基於上述諸多理由，都使人對杜甫詠諸葛武侯之詩有欲一探其妙的興趣，因此本文有意藉由主題研究的方式入手，探索杜甫詠諸葛武侯的這些詩歌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創作出來的，以及它們傳達出杜甫怎樣的心境。因此本文嘗試由此一角度，探索杜甫在詠諸葛武侯詩作中的個人心志。

　　 　　二、相關詩作的創作背景

　　 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杜甫被貶為華州（今陝西省華縣）司功參軍，第二年（公元759年）因關輔大飢， 生計艱難（註：參見楊倫《杜詩鏡銓》〈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一「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註：「時公以關輔大飢，棄官西去。」（239 頁）同詩仇兆鰲《杜詩詳註》引顧宸注亦言：「關輔大飢，生事艱難，故依人遠遊，非謂因房琯而致此遠遊，公必不以一謫怨及故人。」（第572頁， 下同）。），便棄官西去，度隴（今陝西隴山），至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西），怎奈秦州人事稠雜，風土不幽，塞田薄收，物產不饒（註：見《發秦州》：「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名，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杜詩鏡銓》，第287頁），實在令杜甫難以久留， 不得已只好又自秦州赴同谷縣（今甘肅省成縣西），原本對同谷縣寄予厚望的杜甫，到了同谷縣之後，姑不論旅途的奔波艱辛，單從他《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即可得知，他在同谷的生活實不如他原先所預想的美好，甚至饑寒交迫，困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註：如其二云：「長欃長欃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杜詩鏡銓》，第297頁）。）。在同谷住不到一個月， 就再度收拾行囊前往成都了。一路上帶著妻子兒女翻山越嶺，千辛萬苦，最後終於歷盡艱險來到了成都。這一次倒沒有讓杜甫失望，他很快地在浣花溪畔築了一間草堂，經過這麼多波折後，總算可以安定下來了。

　　 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

　　 剛到成都不久的杜甫便慕名前往成都西城郊外的諸葛武侯祠，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蜀相》一詩，傳達了他對諸葛武侯孺慕已久的心情。這是他歌詠諸葛武侯之作中的第一首。

　　 兩年後的四月（寶應元年，公元 762年），玄宗、肅宗相繼駕崩，李輔國專權，唐朝此時的政治可說是紊亂不堪，內憂外患不斷。內有各地節度使叛變（如七月徐知道反），外有異族（如党項、吐蕃）的侵凌。這個情況在代宗即位後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廣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吐蕃入寇盡取河隴；九月，遣使征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十月，吐蕃入京畿，帝如陝州（今河南省陝縣），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十二月，代宗還長安，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今四川省松潘縣、理番縣），高適不能救（註：參見李春坪《少陵新譜》、《杜甫年譜》及《杜詩詳註》〈登樓〉一詩所引顧注。）。在這期間，杜甫曾因送嚴武還朝及徐知道之亂，輾轉流離於梓州（今四川省三台縣）、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閬州（今四川閬中縣東二十里）。一直到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春天，嚴武任西川節度使，再度鎮蜀， 力邀杜甫入幕，以檢校工部員外郎的頭銜，參贊軍事，杜甫才再度回到成都來。此時，杜甫五十三歲，眼看著異族入侵，皇帝用人失當，朝政敗壞，這一切怎不教人心生憤慨呢！因此杜甫在該年春天剛回到成都之時，便作了《登樓》一詩，其中有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杜詩鏡銓》，第 520頁。本文引杜詩以此本為主，以下簡稱《鏡銓》）用三國故事來借古諷今，實即暗諷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等輩，猶如後主之信黃皓一般。此亦杜詩中之名篇也，雖非詠武侯之作，但也頗能由此看出三國史實在杜詩中被徵用時，其實多半含有杜甫借古諷今的寄寓。

　　 雖然杜甫與嚴武友誼深厚，但事實上杜甫在嚴武幕府中工作並不如意，人事上的紛擾，同僚的猜疑，及思鄉還京之願，這些都使得杜甫在出處進退間感到為難。終於他還是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正月辭去了幕府的工作，回到草堂。沒想到，同年四月，嚴武就死了。杜甫在成都頓失憑依，於是在五月便離蜀南下，自戎州（今四川省宜賓縣北）至渝州（今四川省巴縣）。六月，至忠州（今四川省忠縣）。秋，至雲安（今四川省雲陽縣），暫居於此。杜甫自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九月到大曆元年（公元766年）春末，居雲安半年之久， 這期間主要是養病，現在病已漸減，於是春末（註：參見《杜甫年譜》，第 189頁。原作「夏初」出夔，此據仇注改為「春晚」。）又從雲安遷往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秋，寓西閣。大曆二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在夔州待了兩年，至大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方去夔出峽。 （註：以上杜甫生平主要依據《鏡銓》後附錄之年譜，並參考李春坪編《少陵新譜》、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

　　 在夔州的這段時間，杜甫經常造訪夔州的先主廟及武侯廟，寫下了不少歌詠之作。其中如《詠懷古迹》其四、其五、《古柏行》、《八陣圖》均為公認的傑作。而《武侯廟》、《謁先主廟》、《諸葛廟》、《夔州歌十絕》其九也都是杜甫詩集中之佳作。由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杜甫寫蜀相主題的詩體相當多樣化，有七古（如《古柏行》）、五排（《謁先主廟》、《諸葛廟》）、五絕（《武侯廟》、《八陣圖》）、七律（《詠懷古迹》其四、其五）詩體變化很大。

　　 杜甫出蜀一路上是由西向東而行的，他從雲安沿長江順流而下來到夔州，首先可能見到的是在奉節縣西南七里的《八陣圖》，接著北上一里即是永安宮，劉備當年即殂於此宮中，宮殿此時已改為卧龍寺，杜甫來至此不免懷想當年先主臨終託命於諸葛之情景，乃有《詠懷古迹五首》之四。先主廟在卧龍寺東，武侯祠在白帝城西郊，這些名勝古迹，宮廟寺院，杜甫無不親身遊覽。尤其是武侯祠，杜甫自言「屢入武侯祠」（《諸葛廟》），可見他在夔州曾不只一、兩次造訪諸葛武侯廟。

　　 大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杜甫離開了夔州，

　　 三月抵達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秋天杜甫一家乘船離開江陵，南行到了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在此地杜甫又懷想起三國之時劉備與呂蒙在此均有一段故事，乃作了《公安縣懷古》一詩，其中有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可見此時杜甫對於先主與其臣下之相契之情仍深深眷慕在心。這年冬末，又前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陽縣）。大曆四年正月，又自岳州往潭州（今湖南省長沙縣）、衡州（今湖南省衡陽縣），此時杜甫已衰老多病，卻仍在外漂泊不定，生活的壓力只怕更加重了詩人的病情。大曆五年秋天，杜甫在舟中病逝。而杜甫在夔州的那兩年（自大曆元年夏至大曆三年春）是杜甫詠諸葛武侯詩創作最盛的時刻，時杜甫五十五、五十六歲，他閱盡了世間一切盛衰之變，心境上有不少轉變，因此這段夔州時期的詩歌可說是他死前兩、三年的心情寫照。以下即來看看杜甫在他的詩句中是如何描寫諸葛武侯的：

　　 　　三、杜甫對武侯的孺慕——「丞相祠堂何處尋」

　　 在杜甫尚未入蜀之前，也曾在詩中提到孔明，那是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所作的《遣興五首》其一，這一首詩表現出他當時的想法， 認為：「不能如孔明之救時，則當如龐公之高隱也。」（《鏡銓》批語，第234頁）詩云：「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鏡銓》，第233頁），自古賢人志士莫不抱志欲伸，然而遭遇不同，榮辱遂異。嵇康之死令人同情，孔明得遇劉備則令人稱羨。在此杜甫寄寓了自己當時不得志的心情。時為肅宗乾元二年，杜甫已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眼看著自己的未來一片茫然，不禁感慨萬千。

　　 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奏，在歷經長途跋涉後，

　　 杜甫來到成都，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蜀相》一詩，傳達他對諸葛武侯孺慕已久的心情。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是杜甫第一首通篇以歌詠諸葛武侯為主題之詩，題名為《蜀相》，又於起始即言「丞相」，可見杜甫對諸葛亮的崇慕。首句問：「丞相祠堂何處尋？」更可以看出杜甫對諸葛武侯之傾慕非出於一時，而是仰慕已久了。杜甫來到成都馬上打聽諸葛武侯祠，又專以《蜀相》為題來歌詠他，顯見諸葛亮在杜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官城即成都西城，此句點明武侯祠堂在成都西城郊外，有茂密柏林處。而這些柏樹還別具意義，因為它們是孔明親手所植（註：參見顧宸注引《儒林公議》之說（《杜詩詳註》，

　　 第737頁）本文稍後論及《古柏行》處有引。）。這使得杜甫對於廟前的這些柏樹也都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這在以下談《古柏行》之時會再述及。「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這一聯含有詩人內心很深的嘆息和遺憾，映階碧草春色和隔葉黃鸝好音，原本是美好的景緻，但加了「自」和「空」二字便呈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情調，一股無限寂寥之感，故仇注云：「空」字、「自」字，不勝寥落之感。（《杜詩詳註》，第737頁。以下簡稱《詳註》）金聖嘆亦言：碧草春色，黃鸝好音， 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極。（《杜詩解》，第96頁）祠堂雖在而丞相人已渺然，草自春色、鳥空好音，寫祠廟荒涼之景，而感物思人之意，已盡在言外。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此聯采劉備「三顧茅廬」的典故，杜甫用「天下計」三字說明劉備乃是為了天下蒼生，非為一己之私，故三次造訪孔明。諸葛亮前《出師表》云：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諸葛亮文集·卷一》，第5 頁）但孔明不只於為先主效忠，更在先主死後扶持後主，故詩中云：「兩朝開濟」者，即指先主時的開創大業和後主時的扶濟危時，不論是先主或是後主，諸葛亮都能秉其忠誠，竭力為國事驅馳。故楊倫注云：

　　 　　言以先主之彈丸而能立國，以後主之昏庸而能嗣位，皆武侯一片苦心也。然而人還是無法逃脫歷史命運的擺布，詩末「出師未捷身先身，長使英雄淚滿襟。」便說明了這種無奈。儘管諸葛亮英明幹練，然為國事奔忙終至不支，《三國志·諸葛亮傳》云：

　　 　　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人生自古誰無死？可是何以諸葛亮之死特別令人感傷呢？諸葛亮公忠體國，為國事操勞，最後因此病倒，還來不及看到自己的部署戰勝即已病終，這令人感到生命的無奈和不可掌握，無論多麼頑強的人最後還是敵不過生命本身的限制。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其功業未成，這樣死去不免遺憾萬千！而蜀國在孔明死後，無人繼承孔明之志，雖有姜維勉強守成，但後來宦人黃皓專政，不久魏將鄧艾、鍾會來擊，後主便投降了。蜀漢在先主和孔明辛苦經營下所建立起來的基業就這樣毀於一旦，怎不令人扼腕嘆息呢！當初孔明與劉備的隆中對策似乎還言猶在耳，聯吳抗魏，復興漢室，想不到孔明死後，後主竟連蜀國都喪失了，這與當年先主所期待之統一大業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詩句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只是對孔明個人一己的生死表示感慨，但其實孔明的死卻關聯著蜀漢的興亡，在慨嘆孔明功業未成的同時，也對歷史上蜀漢的興亡產生了無限的感慨！故俞犀月云：「真正痛快激昂，八句詩便抵一篇絕大文字。」（《鏡銓》，第317頁）讀來實令人有不勝欷歔之感！

　　 代宗大曆元年（公元766年）春末，杜甫自雲安出發到夔州，

　　 來到奉節縣西南七里的八陣圖遺迹所在，不免勾起弔古之情，寫下這首名篇《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載：「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劉逴也云：「孔明以蓋世奇才，製為江上陣圖，至今不磨。」（以上轉引自《詳註》，第1279頁）故知一開始兩句皆是在稱頌孔明，讚賞他以智慧確立了魏、蜀、吳鼎立，三分天下的局勢，三國諸臣無有出其右者。八陣圖的布局至今仍為人稱異，任憑時光推移，江水衝激，陣石數百年來一直屹立不動，彷彿在見證著諸葛武侯的傑出才智和蓋世豐功。然最後一句「遺恨失吞吳」則出現有幾種不同的解釋，究竟所恨為何呢？據仇兆鰲的歸納不外以下四說：一、以不能滅吳為恨，此舊說也。二、以先主之徵吳為恨，此東坡說也。三、不能制主上東行，而自以為恨，此《杜臆》、朱注說也。四、以不能用陣法，而致吞吳失師，此劉逴之說也。（《詳註》，第1279頁）在這四種說法中可以粗分為兩組，一為一組，二、三、四為一組，這兩組說法上是差異較大的，一是傳統的解法，只從詩句的字面上來解，以為不能滅吳為諸葛心中之恨。此說頗為可疑，因為諸葛武侯向來主張聯吳伐魏，正如《東坡志林》所言：

　　 嘗夢子美謂仆：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公報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吾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志，以此為恨耳。（《詳註》第1276頁）不論東坡之夢是真是假，諸葛亮向來主張聯合吳國的確是事實，因此較為合理的解釋當是諸葛亮以先主征吳為恨，而無論是二、三、四哪一種說法都是同意這一點的，只是有的注家說得很詳細，更鑿實罷了。整首詩的結構以浦起龍所言最佳，其云：「此石不為江水所轉，天若欲為千載留遺此恨跡耳。如此才是詠陣圖之時。」（《讀杜心解》，第 829頁）諸葛亮以其才能本可成就更大的功業，然而卻仍是功敗垂成，正是由於劉備急於為關羽報仇，發兵征吳，結果大敗於猇亭（今湖北宜都縣北），就在永安宮病故，蜀國從此削弱。劉備急於吞併東吳的失策，關連著之後諸葛亮的伐魏無功，蜀二世而亡，故杜甫在此深為諸葛武侯抱恨。同時又由八陣圖之石至今仍屹立不搖來看，似乎上天有意讓人們在讚歎孔明智慧高妙的同時，又增添了幾分遺恨！

　　 接著再來看另一首同樣是大曆元年時所寫作的詩歌，在這首詩歌中，杜甫又再次地將他對諸葛武侯的孺慕之懷錶露無遺。《夔州歌十絕句》其九：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杜甫在這首詩中說到自己對武侯祠堂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尤其是其中高聳入天的松柏。大曆元年蜀中崔旰亂事仍未平定，杜甫心裡始終牽掛著戰爭對人民所帶來的痛苦，而無法釋懷。這一年夏天又特別熱，而且久旱不雨，到六、七月時更為嚴重。在這樣一個干戈遍地、四處戰火的艱苦時候，在炎日如火的夏天，這裡（武侯祠堂）倒真是一個可以讓人暫時忘卻憂愁，避暑納涼的好地方。

　　 唐代自安祿山叛亂之後，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這些地方軍閥對中央時叛時反，而朝廷也拿出不有效的辦法來，在這樣四處混亂的局勢里，杜甫自然是憂心如焚了。因此他在這首詩一開頭言：「武侯祠堂不可忘」是有訓勉意味的，教大家要記取、懷想諸葛武侯，記取武侯的什麼呢？當然是武侯對蜀漢的一片赤誠，公忠體國，毫無私心。若是那些節度使都能這樣想，好好效忠朝廷的話，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亂事發生了。只可惜他們那裡想得到這麼多呢？忙著爭權奪利都來不及了，誰還會去記取諸葛亮？杜甫滿腹的憂愁，無可消除，只有來到武侯祠堂前，才彷佛找到了慰藉的知音一般，暫時在這裡得到了心靈的安頓。

　　 杜甫對諸葛武侯的重視還可以從下列這首詩中看出，《上卿翁請修武侯廟》：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可分。

　　 尚有西效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濆。大曆二年杜甫再次造訪武侯廟時，見其殘破，遺像缺落，當杜甫看見其所崇慕的武侯廟祠竟被人破壞成這付模樣時，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他不禁上書請求當局修復武侯廟。這是杜甫以具體行動表現出他對武侯的孺慕。

　　 　　四、杜甫對武侯的評價——「萬古雲霄一羽毛」

　　 《詠懷古迹五首》是杜甫於大曆元年在夔州時所寫的一組詩。杜甫藉著歌詠瘐信、宋玉、王昭君、劉備、諸葛亮等人所留下的古迹，來懷念古人，同時也抒寫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感。在進入第五首詠諸葛武侯詩之前，不能不先談談第四首詠先主之詩，因劉備與諸葛二人君臣相契，關係相當密切，而且二人在《詠懷古迹五首》一組詩中連袂出現，有必要一起來看。《詠懷古迹五首》其四云：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永安宮」，這是蜀國先主劉備病歿之處。當年劉備為了替關羽報仇，舉兵伐吳，結果敗於猇亭，由步道返回魚復，改魚復為永安。不久，先主即病逝於此。楊倫《鏡銓》上欄評：

　　 曰「幸」、曰「崩」，尊昭烈為正統也，是《春秋》書法。（652頁）杜甫對於蜀主的評價由此呈現出來。而一開始如此直接敘及蜀主之敗，更深含悲嘆在其中。

　　 如今永安宮早已不在，變成了卧龍寺，先主廟則在卧龍寺東。在這空山中面對著這曾經是蜀國宮殿的古寺，使杜甫不禁想像當年蜀主在永安宮時的景象，身為一國之君，必然有壯盛的儀仗，宏偉的宮殿。只是如今眼前實際上所看見的卻是空山、野寺，不免予人強烈的古今滄桑之感。

　　 頸聯「古廟杉松巢水鶴」是寫廟的古老荒涼，古老的杉松已經成為水鶴巢居之所，其廟之破舊可知。然而伏臘佳節，猶有村翁往來致祭。末聯「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則寫出了先主與孔明這種君臣一體的相契關係。《三國志·諸葛亮傳》云：

　　 （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這段話令後世不少人感動過，後世也以「魚水君臣」來比喻這種君臣相契的關係。先主自稱為魚，稱孔明為水，其謙下由此見矣。水無魚不妨，魚無水則不得活，可見劉備自謙其需要孔明，更甚於孔明之於自己。

　　 杜甫在此提醒村民們來廟裡祭祀時，莫忘了武侯廟與先主廟二者鄰近，請大家勿厚此薄彼，當將二人視為一體一起祭祀。蓋因二人生前即已一體，死後祭祀也當如此對待。浦起龍云：

　　 　　結以武侯伴說，波瀾近便，魚水「君臣」，歿猶「鄰近」，由廢斥漂零之人對之，有深感焉。（《讀杜心解》，659頁）這正揭示了杜甫蘊藏在詩中的「詠懷」之意。「君臣一體」、「君臣相契」這是杜甫最嚮往的一件事吧？

　　 接下來再看以詠諸葛武侯為主的《詠懷古迹五首》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首聯即點出諸葛亮在杜甫心中地位之崇高，杜甫對於諸葛亮的讚揚顯然和他對於自己的期許是相應的，杜甫曾言其志向抱負：「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又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北征》）雖然杜甫與諸葛亮在性格和能力上並不一樣，但他們對於國事的關心卻是一致的，而諸葛亮與劉備的相合相契也一直是杜甫所渴望追求的理想，杜甫一直想做的事應該就是像諸葛亮這樣輔佐國君，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這是他人生事業的目標。

　　 「遺像」也是杜甫所詠的古迹之一，以下「三分割據紆籌策」即點到劉備三顧茅廬後孔明與他所論之「隆中對策」，在其悉心地分析了天下大勢後，為先主奠定了鼎立天下的基礎。「萬古雲霄一羽毛」則是極力讚揚孔明之才古今天下少有，如鸞鳳高翔，獨步雲霄，無人可與之為匹。「伯仲之間見伊呂」用伊尹、呂尚與武侯相比，伊尹輔佐成湯，呂尚輔佐周文王、武王，建立王業，杜甫將武侯與之相比，可見其對武侯評價之高。「指揮若定失蕭曹」接下來更與蕭何、曹參相比，言武侯謀略還足使蕭、曹二人失色，即以為武侯之智在蕭、曹之上，而在伊、呂之間。蕭何、曹參二人是輔佐漢高祖開國的謀臣，功勞很大，不過他們二人在司馬遷的評價中也還不是最高的，如《史記·曹相國世家》末太史公曰：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准陰侯俱。由此知司馬遷以為曹參之功實自韓信而來，非其自創。

　　 《史記·蕭相國世家》末太史公曰：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官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由此看來，蕭何亦是守成多而開創少。故杜甫言諸葛武侯在蕭、何二人之上，非虛言也。

　　 末聯「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嘆諸葛之功業未終，壯志未酬身先死，感嘆之意與上述諸詩同。仇注引俞浙云：

　　 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如漢祚將移，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于軍務，此天也，而非人也。（《詳註》1506頁）人的才能無論多高，畢竟仍受到天的限制，在面對個人一己的生死時如此，在超乎個人之外的國家政治更是如此，時、勢、命、運仍是人所無法逃離的，所謂「盡人事，知天命」，凡事儘力，如因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而失敗，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蜀國雖然短暫，但其中人才備出，如劉備之知人善任、孔明之公忠體國皆使其名不朽，而世世為後人所尊慕景仰，雖復漢大業未成，但贏得後世百姓之思慕嚮往，則在其統一大業之外，反成就了另一項功業。

　　 　　五、杜甫詠武侯的心志——「日暮聊為梁父吟」

　　 大曆元年杜甫在造訪夔州的武侯廟後寫下了這一首五言絕句《武侯廟》：

　　 遺廟丹青古，空山草木長。

　　 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一開始「遺廟丹青古」一句說明了這間廟的歷史悠久，上面並有畫像，此即《詠懷古迹五首》其五所言之「宗臣遺像」。其次，「空山草木長」則進一步點明武侯廟所在乃是空山之上，人煙不多之處。最後兩句「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與前面所引諸葛亮《前出師表》的一番話合看，便能深深感受到諸葛為報答先主那種精神。浦起龍言：

　　 許先帝以馳驅，欲報之於陛下，此生不復敢再逸其身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少陵此詩，能達得武侯心事出也。（《讀杜心解》，828頁）顯然杜甫是深深能了解武侯之人，故能為武侯說出其心事，什麼心事呢？此即「士為知己者死」的那份精神。諸葛孔明在未遇劉備之前躬耕於南陽草廬之中，如果未遇到劉備的話，其一生也就這樣平凡度過，但因遇到劉備這樣的明主，使孔明願為他鞠躬盡瘁，一方面是君臣間的相契，另一方面也是造福社稷黎民，而這似乎也正是杜甫所企求的目標。正因杜甫自覺性格上與孔明接近，因此他對孔明的心情是不同於一般人的，而他對孔明的理解也是帶有自己主觀意識在其中的。因此浦起龍稱讚朱鶴齡於「猶聞」二字所下的疏解：

　　 其疏「猶聞」二字云：「空山精爽，如或聞之。」卻有味。（《讀杜心解》，828頁）可見這一切實出於杜甫個人對於歷史的懷想和體會，他在這空山之中想像孔明與先主的相遇，及至孔明上《出師表》於後主時那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情。若非杜甫自己心中深有所感又哪裡能寫得出武侯這番心情呢？

　　 在成都時所作《蜀相》詩中曾言及武侯祠前的柏樹，所謂「錦官城外柏森森」，正可見武侯祠前柏林之濃盛茂密，仇兆鰲《詳註》引顧宸注云：

　　 《儒林公議》曰：成都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刻存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皇宋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余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枯乾存者若老龍之形，正所謂柏森森也。（《詳註》，737頁）武侯祠前的柏樹竟然曆數百年還依然健在，其不免發人思古幽情矣。加上聽說這些柏樹乃孔明親手所植更令人不勝時空交錯之感。不過杜甫當時尚未萌發詠古柏之構想，等到五、六年後來到夔州，同樣地，在武侯祠堂前有一群高聳參天的古柏（註：依《夔州歌十絕句》其九：「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可知夔州武侯廟前也有古柏。），這使杜甫聯想起昔日在成都時，也曾見過類似的景色，觸景生情，不免想起自己由成都到夔州的這段人生歷程，有感而發，遂以詠古柏為題，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兩千尺。

　　 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

　　 崔嵬枝幹郊原古，竊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

　　 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這首詩所歌詠的古柏，正是孔明廟前的古柏，因此表面上看是歌詠古柏，實際上則是歌詠武侯。又在句句說武侯的同時，寄託了杜甫自己的感慨在其中。

　　 《古柏行》一詩大致上可分為三段，第一段所詠乃夔州武侯祠堂前的古柏，而以君臣際會為結。第二段則回憶成都武侯廟之古柏以為襯，以神力造化功結之。第三段則從詠柏而寄慨，終以材大難為用結之。

　　 第一段一開始即明言所詠之柏乃「孔明廟前」之古柏，以下即描述古柏高大雄偉的景緻。接下來又將眼前古柏之景下其人文背景做一連結，言及「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正是因為劉備與孔明這一段君臣相契的佳話一直為人傳頌不已，連帶地這些柏樹也都令人珍惜愛護。那是因為它們已經注入了先主和諸葛武侯的精神在其中，所以已不是一般的樹木了。詩人透過這種將人文精神融入自然之景的方式，使得自然之景不純粹只是客觀獨立的自然物，而變成是有情意、有生命力的自然情景。

　　 以下筆鋒一轉，把對柏樹高大氣象的形容連結到地理上，使得其氣象雄偉到有如橫貫東西四方一般，再由「雪山」一地聯想及第二段的成都之柏。

　　 第二段一開始「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便是回憶起昔日在成都武侯廟之景，那裡的先主廟與武侯祠是在一起的（註：依諸家註解可知：成都之武侯祠堂是附於先主廟側的，夔州則武侯廟與先主廟各別在一處。）。以下一段有說是詠夔州柏的，如朱鶴齡注云：

　　 言成都廟柏在郊原平地，故可久存，若此之盤跨高山而烈風莫撼者，誠得於神明造化之力耳。（《杜工部詩集》，1091頁）一般詠物詩的做法是在最後一定會將所詠之物與人事二者間做一連結，在這首詩的第三段也是如此。一開始先從柏樹的實用功能說起，如此上等的木材是建構大廈的棟樑，但它重如丘山，連萬牛也拉不動而回顧不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則是說古柏樸實無華，沒有露出外表的文采就已使世人激賞了，它也不怕被人砍伐，因為無人有此能力致送廊廟。這除了形容柏樹外，也可以是比喻人的器識深遠、不露鋒芒及自負。結尾四句自矜抱負，為道大莫容者的寫照。言古柏味道雖苦，亦難免為螻蟻所侵蝕，幸其枝葉芳香，故終究為鸞鳳所棲息。為此特寄語志士仁人切莫嘆息悲怨，因為自古以來，凡屬大材者，均難為人所用（註：此段參考《唐詩新賞·杜甫》其中〈古柏行〉之賞析。）。在此杜甫頗寄寓了自己的心聲。如王嗣奭《杜臆》便說：

　　 公平生極贊孔明，蓋有竊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盡其用，公嘗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終而結以「材大難為用」，此作詩本意，而發興於柏耳。不然，廟前之柏，豈梁棟之需哉？（《杜臆》，243頁）如果不是杜甫自己深有所感又怎會在詠古柏的詩中寫出這樣激昂的慨嘆呢？材大之人還須有時勢、機緣等因素的配合，即如孔明雖幸運遇到劉備，但征吳失敗、先主駕崩、孔明自己「出師未捷身先死」，以致於後來後主之降魏，這些歷史仍非孔明個人所能改變。只是和孔明相形之下，杜甫更是英雄無用武之處，孔明至少還能為劉備所用，杜甫雖「長懷報明主」（《搖落》）之心，卻苦時無識人之明主，最後不免要發出「古來材大難為用」這樣的牢騷了。

　　 究竟杜甫為何會發出「古來材大難為用」這樣的感慨呢？這或許可從杜甫對先主的歌詠中看出，以下即來看杜甫於大曆元年謁先主廟時所寫下的這首《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

　　 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

　　 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

　　 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

　　 虛檐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系馬頻。

　　 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

　　 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

　　 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這首詩一開始即將先主與武侯之君臣魚水與三分天下大事一語道盡。以下敘先主臨終託孤於孔明，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浦起龍云：「其以君臣契合立論者，總由世亂身窮，慨得時遇主之難。而先主能委心一德，是可興感也。」（《讀杜心解》，755頁）

　　 第一段首敘先主創業始末。霸氣二句言蜀漢天命去而不得興，錦江二句則傷蜀漢不久即合於晉。

　　 第二段敘廟中景事。言廟在空山之中，倚山傍水，與《詠懷古迹五首》其四所云「空山」、「野寺」相同。儘管時光荏苒，匆匆數百年飛逝，鄉里村民世代交替，其對於先主之祭祠未嘗稍歇，仍數百年如一日。此又與「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一聯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段乃杜甫謁廟有感。楊倫注云：

　　 絕域歸舟下，純是借古傷今語：言今風塵未靖，孰與關、張並其忠勇，而其功可與耿、鄧相親者乎？必有真主應天之才，方成君臣契合之盛；以吾年齒雖衰，未嘗無心用世，無如飄零不偶，老狎漁翁，惟憂國念深，不禁淚灑衣巾耳。（《鏡銓》，598—599頁）又仇注引《杜臆》亦云：

　　 後八句一是言有君則有臣，一是嘆有臣而無君，此思古傷今之語。此詩中八句，乃敘題，前後各十二句，全以議論成章，他人無此深厚力量。（《詳註》，1355頁）（註：《杜詩詳註》引《杜臆》之語，查中華書局本《杜臆》未見此語，故無法直接引用。）二人均言此乃杜甫借古傷今之語。蓋杜甫見國事危殆，苦無明主、賢臣挽回大局，己又不遇知音，只好兀自感嘆憂傷。所謂「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恰與「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相互呼應：《謁先主廟》一詩在詠先主的同時，寄寓個人當世的感慨，感嘆時局不穩卻無明主，其憂國憂民之心亦流露其間；《蜀相》一詩則既悲諸葛「出師未捷身先死」，同時又悲蜀漢立國大業之未成。相形之下，《謁先主廟》這首詩中表達了更多杜甫個人當時所感。

　　 杜甫於唐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曾寫下《登樓》一詩，

　　 其中亦引用了三國時的典故，不妨拿來與此篇《謁先主廟》互相參看。

　　 《登樓》一詩之寫作在《謁先主廟》之前兩年，時杜甫剛重返成都，時間上雖然早了兩年，但杜甫那種感慨時無明主的心情並沒有在這一、兩年中有所改變。《登樓》詩云：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一開始點明杜甫自己登上高樓心中悲傷，登臨時不禁為時事感慨，「玉壘浮雲變古今」說明了杜甫傷心之故乃因國家多難，吐蕃來侵，時郭子儀初復京師，而吐蕃又新陷三州，然而朝廷政策卻依然不改，怎不教人憂心？「可憐後主還祠廟」的典故，據吳曾《漫錄》載云：

　　 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蔣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所謂「後主還祠廟」者。書所見以志慨也。（《詳註》，1131頁）知成都先主廟東側原有後主祠，後來蔣堂認為後主不足以為其立祠，遂去之。故杜甫此詩言「可憐後主還祠廟」，但關連著整首詩來看時，即可明白這裡絕非單純只在言後主之事。朱瀚曾解釋此首詩的寫法，其云：

　　 俯視江流，仰觀山色，矯首而西，切登樓情事。又矯首以望荒祠，因念及卧龍一段忠勤，有功於後主，傷今無是人，以致三朝鼎沸，寇盜頻仍，遂傍徨徙倚，至於日暮，猶為《梁父吟》，而不忍下樓，其自負亦可見矣。（《詳註》，1132頁）說得很中肯，頗能切中詩旨。《鏡銓》引舊注云：

　　 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蒙塵之禍，故以後主之用黃皓諷之。（《鏡銓》，520頁）與當時時事配合來看，再加上「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一句，明顯可以看出杜甫此詩借古諷今之意。一方面借詞託諷，比喻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等輩，猶如後主之信黃皓。另一方面，杜甫自己傷心感嘆之餘，只有「日暮聊為《梁甫吟》」。此外，在《初冬》一詩中也云：「日有習氣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鏡銓》， 547頁）《梁甫吟》又作《梁父吟》，典出《蜀志》，據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好為《梁父吟》（註：見《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五·諸葛亮傳第五》，第911頁。）。

　　 故杜甫在此竊有自比於諸葛之意，期待得遇如劉備之明主，以盡其心力，遂其經世濟民之願。楊倫注云：

　　 傷時無諸葛之才，以致三朝鼎沸，寇盜頻仍，是以吟想徘徊，至於日暮而不能自已耳。並自傷不用意亦在其中，其興寄微婉若此。（《鏡銓》，頁520）由此可知：杜甫在詠三國人物時，往往寄託了個人深刻的心志在其中。由此的確可以呈現出杜甫的性格。而這種「悲士不遇」的鬱悶，似乎也正成就了其詩「沉鬱」的風格。

　　 從杜甫在夔州大量寫作詠諸葛武侯的作品看來，其造訪武侯祠的次數定是相當頻繁了。在以下這首《諸葛廟》中，即可見杜甫自敘其來往武侯祠之頻繁。

　　 久游巴子國，屢入武侯祠。

　　 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

　　 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欻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

　　 這首詩創作的時間，一說是大曆二年（黃鶴注），一說大曆元年（《杜甫年譜》）。詩中點明自己來到夔州後已來武侯祠造訪多次，由「屢入武侯祠」可以得知：杜甫對武侯是多麼拳拳服膺，景慕之深由此可見。「屢入」究竟是幾次呢？如果排除《謁先主廟》不算，假設杜甫每去一次武侯廟即作詩一首，算來在夔州兩年他已去了至少六次。相對於其他的祠廟，這個次數是相當高了。「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是形容入廟之景。「君臣當共濟」以下四句是追溯武侯事，「蟲蛇」二句承中段來，言當時勛業如此，而遺廟凄涼，但見畫壁空穿，蛛絲綴入耳。（《詳註》，1675頁）末「欻憶吟梁父，躬耕也未遲。」二句，蓋借孔明以自況。楊倫《鏡銓》云：

　　 二句正傷己之垂暮無成也，與前詩（《謁先主廟》）「遲暮堪帷幄」，皆以武侯自況。（《鏡銓》，599頁）杜甫雖已至遲暮之年，但對現實的關懷仍然十分強烈，他並不期待創造個人的名利財富，而始終希望能輔佐賢君，使黎民百姓皆得安居樂業，期待創造一個太平盛世。因為自他經歷安史之亂後，國家似乎就一直不曾有過真正的和平，人民也無法在安寧的日子中度過，詩人之心十分細膩，胸懷又十分廣闊，就其所見、所聞皆令其憂心忡忡，他感覺到這個時代需要有一個像諸葛孔明那樣的人來輔佐君王，而「吟梁父」和「躬耕」正表示杜甫的期待，同時也顯示他在此時仍企圖實現其理想，他相信只要有開始就永遠不嫌遲！他無論在多麼艱困的環境中，最後總是能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想法去迎接未來不可知的命運，這也正是杜甫積極開朗性格的一面，這種性格也使得他的詩雖多敘離亂、困苦之情，卻不致於予人灰暗、陰霾的色彩。最後總是能自我寬尉，振作起來。正如浦起龍所云：

　　 結語……蓋自嗟身老，以武侯作一影子也。言如上所云功業如此，雖嘗屏跡躬耕乎，也不嫌建立之遲耳。今我何如！（《讀杜心解》，756頁）杜甫於先主、武侯之所惓惓不忘者，「蓋君臣相遇，自古為難」（《鏡銓》，599頁）， 故其詩中一再出現如「君臣當共濟」這類的詩句，如《詠懷古迹五首》其四言：「君臣一體祭祠同」，強調劉備與諸葛亮二人之相契一體，生前如此，死後亦然，不因時空阻隔而有所改變。又如《公安縣懷古》：「灑落君臣契」，以「灑落」二字，將魚水君臣之狀形容得恰如其分。「魚水君臣」這恐怕不僅是杜甫個人的嚮往，可能也是古來多少知識分子共同的理想吧？

　　 算一算，杜甫從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的《蜀相》一詩開始，

　　 到大曆二年（公元767年），這八年的時間內杜甫對於三國歷史、 對於諸葛武侯、對於先主都有無限的追思與傾慕，其中大多數詩作又集中在大曆元年，這多少反映了杜甫這段時期的心境。試看同是大曆元年時杜甫的另外一篇作品：

　　 《江上》

　　 江上日多病，蕭蕭荊楚秋。

　　 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杜甫自始至終都對國計民生之事抱持著高度的關懷，即使此時已年老體衰，猶有報主之心，一心想為國家、人民效勞，再看看社會的動亂不安，更讓杜甫難以入眠，無法返鄉，過著客途異鄉的生活，終是令人辛酸之事。

　　 大曆二年，杜甫又寫下一首足以表其心志的詩：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

　　 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貂余季子裘。

　　 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據仇兆鰲《詳註》引鶴注云：「是年九月，吐蕃寇邠州、靈州，京師戒嚴，故云『煙塵多戰鼓』。」（1726頁）國家正值多事之秋，杜甫有心報國，卻苦無機會，其心中之苦悶殆可想見矣。仇注即言：

　　 巫山秋暮，而一望煙塵，則欲留不可。江水自流，而沮於風浪，則欲去不能。今但親翰墨而攬寒裘，亦何救於國事乎？雖有報主宿心，徒托諸秋山卧病而已。報明主，此公一生大志。復高秋，見在夔已歷兩秋矣。（《詳註》，1726頁）在夔州終是客異居異鄉，無法久留，但北方有吐蕃入侵，戰亂未平，杜甫雖急欲歸鄉卻又不能，加上他「每飯不忘君」這種憂國憂民的性格，教他怎能不為眼前的戰事愁煩？其實他之所以關切國事，正是基於古代知識分子那種經世濟民的強烈使命感，可是沒有遇到「明主」，不被重用，這滿腔的熱忱無處可施，最後只有化為詩句，聊以自遣罷了。杜甫心中的抱負與理想不能實現，其無奈與苦悶可想而知。也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杜甫對於諸葛武侯有一種獨特的情感。

　　 大曆三年（公元768年）秋天杜甫一家乘船離江陵南行到了公安，

　　 同年吐蕃入寇。這首詩並非以歌詠武侯為主題者，但其中涉及三國之事，故亦不妨參看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

　　 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

　　 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杜甫來到公安，這裡曾經是吳國大將呂蒙受封之地，也是當年劉備被推為左將軍時所居之處。仇注云：

　　 先主得公安，使關羽守之。及羽討樊城，呂蒙乘虛襲之，孫劉之戰爭，始自公安。漢業之不振，亦撓於公安。公至其地，故弔古而有慨。（《詳註》，1930頁）在此野曠天寒之時，杜甫來至江邊，這裡當年曾是不少豪傑之士叱吒風雲之地，不免引人發出思古幽情。《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云：

　　 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樊。但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也因此「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帥軍伐吳，結果失敗，崩於永安宮。在緬懷史事的同時，不知不覺時間便已溜過，再回到現實中來，眼前依舊是風平浪靜的景色。關羽大將之威名遠播，而先主待之如兄弟，為替關羽報仇，想不到付出的代價竟如此之大，追念之際，不禁心中生出多少感嘆！然「弔古詩須有真性情，始能發真議論，生真感慨……如無作者的真性情在，則古人自古人，與作者有何干涉？」（註：參見張夢機先生《讀杜新箋——律髓批杜詮評》一書，第178、179頁。）楊倫替杜甫說出了他的心情：

　　 公老而不遇，又時少良將，此其所以望古而興懷也。（《鏡銓》，944頁）在國家如此危難的時刻，似關羽之良將何在？而待關羽如兄弟之先主又何在？劉備與關羽間那樣真摯誠懇的君臣友誼今日豈能復見？隨著年事漸長，杜甫此時的心情似又與廣德二年、大曆元年時不同，此刻雖然仍深有所慨，但只是「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以如此平靜的心情去面對，不像前幾年那樣尚有激昂之語。或許是年近遲暮，愈來愈清楚人世間的遇合皆有一定，毋須強求吧！

　　 　　六、結語——「一生襟抱向誰開」

　　 在杜詩中另有一類與諸葛武侯相關之詩作，是藉著引諸葛武侯事來勉勵他人或稱頌他人者。如《別張十三建封》中云：「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鏡銓》，997 頁）張建封系一年輕後輩，杜甫在此勉勵他，濟世當及時，時張建封有欲隱退之心，杜甫試圖點醒他：當此之時國家、人民正需要你，何必去追求那渺不可知的神仙世界？此為杜甫藉諸葛以勉勵他人之例。

　　 被杜甫以孔明之譽稱之者不多，僅見房琯及嚴武二人，蓋杜甫於武侯評價甚高，能被杜甫以武侯比喻稱之者，其在杜甫心目中之地位亦可見一斑。

　　 房琯於廣德元年八月卒於廣州，杜甫因曾為房琯上疏而遭貶斥，二人在政治上遂有某種相契關係，房琯之死，杜甫顯得極為悲痛，在《別房太尉墓》一詩中言及：「近淚無干土，低空有斷雲。 」可見其傷痛之深。 杜甫於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作《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其一即云：「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鏡銓》，573 頁）比房琯為孔明，言其言行皆可垂後，此讚譽不可謂不高矣。

　　 另一個與杜甫交情深厚者當推嚴武，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四月嚴武卒，杜甫同樣十分傷痛，於大曆元年（公元766年）， 寫下《八哀詩》，其中一首即《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詩中有云：「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鏡銓》，679

　　 頁）以諸葛亮來比喻嚴武鎮蜀之功業，及人民對他的愛戴，評價可謂至矣。 在此之前，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嚴武受命鎮蜀，杜甫原本計劃南下荊楚，

　　 但因聽說嚴武將至，故又留下，等待嚴武到來。因此寫下《奉待嚴大夫》一詩：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

　　 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

　　 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杜甫與嚴武之遇合在這首詩中顯然可見，只可惜嚴武死得太早，而當杜甫在嚴武幕府中時又有不得施展其長才的苦悶。杜甫雖有心效法諸葛武侯，可是在嚴武死後，其「一生襟抱」又能「向誰開」呢？這或許也是詩人之所以不得不感慨發言為詩的原因吧？

　　 綜合上所述，從杜甫詠諸葛武侯之詩作中，確實可以令讀者探尋到不少杜甫個人的心志，從杜甫屢用三國典故，屢稱先主、武侯之相契，更可以使人感受到杜甫心中真正的嚮往。論杜詩可從「知人論世」入手，如果能對杜甫之生平有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的話，相信將更有助於理解這一系列詩作。

　　 【參考文獻】

1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印行1986年版。

　　 2　蜀漢·諸葛亮著·《諸葛亮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影印標點本

　　 3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三國志注》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初版

　　 4　明·王嗣奭撰·《杜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6年台二版

　　 5　清·朱鶴齡注·《杜工部詩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康熙九年刊本

　　 6　清·金聖嘆著、鍾來因整理·《杜詩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版

　　 7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台北：里仁書局翻印標點本1980 年7月

　　 8　清·浦起龍注·《讀杜心解》（點校本）台北：古新書局1976年印行

　　 9　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台北：華正出版社翻印標點本1981年初版

　　 10　清·施鴻保著、張慧劍校·《讀杜詩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

　　 11　李春坪編·《少陵新譜》台北：古亭書屋1969年6月影印初版

　　 12　馮至編選·《杜甫詩選》台北：海燕出版社發行1966年

　　 13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杜甫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再版

　　 14　陳世驤撰·《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杜甫八陣圖）》，收入呂正惠編《唐詩論文選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85年4月初版

　　 15　饒宗頤撰·《論杜甫夔州詩》收入王天昌編《書和人》第一輯，第497頁至504頁台北：國語日報社1969年5月出版社

　　 16　方瑜撰·《浣花溪畔草堂閑——論杜甫草堂時期的詩》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初版

　　 17　方瑜撰·《杜甫夔州詩析論》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85年5月出版

　　 18　張夢機撰·《讀杜新箋——律髓批杜詮評》台北：漢光出版社1986年出版

　　 19　高明等編·《唐詩新賞·杜甫》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再版

　　 20　陶道恕主編·《杜甫詩歌賞析集》四川：巴蜀書社1993年第1版

　　 21　〔日〕青山定雄編·《中國歷代地名要覽》台北：洪氏出版社1984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