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文明的衝突

事實上，在芒羅拋出《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文前，在美國頗有聲望的政治學家、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塞繆爾·亨廷頓於1991年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把中國的崛起和當時德、日的崛起類比，認為中國是對美國全球安全利益的潛在威脅。兩年後，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衝突論」，把「中國威脅論」提升到一個理論的高度。1993年夏，亨廷頓在美國著名的《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爭論。不久，他又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後續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麼？》。1996年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又對他的理論進行了更深入、更系統的闡述。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他認為，目前世界上有7種或8種文明，即中華文明(起初亨廷頓稱之為「儒教文明」，但在成書時，他認為稱「中華文明」更準確。)、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頓看來，中華文明(實際上指中國)和伊斯蘭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異性，而未來世界的衝突將是由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間的衝突以及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間衝突引起的。亨廷頓在論述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時說(以下引文均自《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3月版。)：歷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並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出於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制；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只需要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當代的中華文明正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於中國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條件下將要成為或者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香港、台灣)；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越來越傾向於北京的國家(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非華人社會(南北朝鮮、越南)。在亨廷頓看來，冷戰結束後，中國確立了兩個目標：成為中華文化的倡導者，即吸引其他所有華人社會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恢復它在19世紀喪失的作為東亞霸權國家的歷史地位。中國正在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國描述它在世界事務中的立場的方式；其次，海外華人在經濟上介入中國的程度；第三，其他3個主要的華人實體香港、台灣、新加坡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外交聯繫的不斷發展，以及華人有著重要政治影響的東南亞國家更加傾向於中國。他說，中國政府把大陸中國看作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所有其他華人社會都應傾向於它。自從放棄通過當地的共產黨來促進它的海外利益後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尋求「自己作為世界華人的代表地位」。對中國政府來說，所有的炎黃子孫，即便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是中華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應服從中國政府的權威。散居在各地的華人，也越來越明確地使用「文化中國」這一概念來表明他們的共識。20世紀曾是西方眾矢之的的中國認同，現在正根據中國文化這一持續要素來被重新闡述。歷史上，這種認同與華人國家同中國國家的中央權威的關係之變化是一致的，這種文化認同感既有助於幾個華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擴展，又為這種關係的擴展所加強；這些華人國家反過來又成為促進大陸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經濟迅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其結果又為中華文化認同的增強提供了物質和心理的動力。因此，「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的現實，並開始變為一個政治的現實。……東亞的經濟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以華人為主導。中國經濟迅速增長10年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介入曾由於天安門事件而減少，這為海外華人創造了一個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國大量投資的機會和動力。經濟力量的增長和共同的中國文化的結合導致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與華人的「祖國」中國關係越來越密切。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中國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並自認其傳統遠較西方的優越。在與西方的關係中，隨著其力量和自我伸張性增強，與西方在價值觀念和利益方面的衝突日益增多和加劇。亞洲的經濟發展和亞洲社會日益增長的自信，至少從3個方面擾亂了國際政治。首先，經濟發展使得亞洲國家能夠增強其軍事能力，給這些國家未來的關係帶來了不穩定性，使冷戰中被抑制的問題和矛盾顯現出來，從而增加在這一地區出現衝突和不穩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經濟發展加深了亞洲社會和西方之間，主要是與美國之間的衝突的強度，並增強了亞洲社會在鬥爭中取勝的能力；第三，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經濟增長會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以及恢復其在東亞傳統霸權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國家要麼「搭車」和適應這一發展，要麼「用均勢來平衡」和試圖遏制中國的影響。(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具對抗性。……據說，在中國領導人和學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廣泛的看法：美國正企圖「在領土上分裂中國，在政治上顛覆中國，在戰略上遏制中國，在經濟上挫敗中國。」所有這些指控都是有證據的。(美國確實在這麼做。)在中國，對美國持對抗觀點的最重要的集團是軍人。很明顯，他們經常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對美國採取強硬立場。……1993年秋天，一份中國政府的絕密文件概括了軍方對抗美國的理由：「由於存在中國和美國長期以來因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的不同而導致的衝突，根本改善中美關係是不可能的。」……至90年代中期，中國的官員和各機構都照例把美國描述為敵對勢力。亨廷頓認為，中美的日益對抗，部分是受兩國國內政治的驅使。如同與日本的關係一樣，美國國內的觀點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認為，應當與中國發展建設性的接觸，擴大經濟往來，將中國納入所謂的國際社會；另外一些人則強調中國對美國利益的潛在威脅，認為同中國的和解產生了負面後果，主張採取強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國公眾將中國列為僅次於伊朗的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在中國方面，政府方面需要樹立一個新的敵人，以提高它對國內民族主義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權合法化。國際環境的變化使亞洲文明和美國文明之間根本的文化差異顯現出來。在最廣泛的層面上，盛行於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衝突，「保全面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個人。此外，亞洲人傾向於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其社會的演進，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位。這些態度與美國人信念的首要內容形成了對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以及美國人傾向於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贊成制衡，鼓勵競爭，崇尚人權，傾向於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儘可能擴大眼前的利益。衝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這些差異給美國與亞洲主要國家的關係帶來了特殊的後果。……美國和亞洲的衝突源於文化差異，衝突的結果則反映了美國和亞洲權力關係的變化。美國在這些爭執中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發展趨勢是於亞洲有利的，同時力量的變化又進一步加劇了衝突。美國希望亞洲國家政府承認它是「國際社會」的領袖，並默許在其社會中採取西方的原則和價值觀。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國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所言：「亞洲國家日益認識到其取得的成就並為之驕傲，」它們希望被平等對待，傾向於把美國看作「一個國際保姆，如果還算不上惡霸的話。」然而，美國文化的內在律令迫使它在國際事務中至少扮演一個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個惡霸的話。結果是美國與亞洲的期望變得越來越不一致。亨廷頓強調，美國一貫追求與亞洲國家實行預期互惠的方針，它在作出讓步時，期望這些讓步能夠導致亞洲國家作出類似讓步，並經常以有必要同亞洲國家保持「建設性接觸」或「對話」為由為此方針辯護。但是亞洲國家往往將這種讓步視為美國軟弱的跡象，因此可能進一步拒絕美國的要求。這一模式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尤為明顯。由於美國人喜歡將「友好」關係等同於「好關係」，因而在與亞洲社會的競爭中處於相當的劣勢，因為後者把「好」關係等同於能為它們帶來勝利的關係。對於亞洲人來說，美國的讓步不應給予回報，而應當加以利用。冷戰的結果、亞洲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國權力的相對下降，使美國和亞洲社會之間的文化衝突凸現出來，並使後者有能力抵制美國的壓力。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範圍很廣泛，包括經濟、人權、西藏、台灣、南中國海和武器擴散問題。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美中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兩個社會的文化差異，但也涉及到權力的根本問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歷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後的年代裡，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後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兩千年來，中國曾一直是東亞的傑出大國。現在，中國人越來越明確地表示他們想恢復這個歷史地位，結束屈辱與屈從於西方和日本的漫長世紀，這個世紀是以1842年英國強加給中國的南京條約為開端的。……亨廷頓說，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開始將其不斷增長的經濟資源轉化為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如果它的經濟發展持續下去，這種轉化將會具有很大的規模。中國正在成為東亞的支配國家。東亞的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面向中國，得到了大陸和其他3個華語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持，以及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國對南中國海提出越來越強烈的主權要求。中國還結束了對美國在東亞駐軍的低調支持，開始積極地加以反對。同樣，雖然冷戰期間中國曾暗地裡主張日本加強軍事力量，但冷戰後卻對日本的軍事建設表示了日益嚴重的關切。在按照傳統的區域霸權方式行事時，中國在盡量減少其獲得地區軍事優勢的障礙。分析家們將中國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國作為支配國家在19世紀末歐洲的崛起作了比較。新的大國的崛起通常會造成極度的不穩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將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絀。……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期能夠保持統一(似乎是可能的)，那麼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歷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越來越強的自我伸張作出反應。廣義地講，對於新的大國的崛起，各國可做出一種方法或者兩種方法相結合的反應。它們要以獨自或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通過平衡、遏制中國，以及在必要的情況下通過戰爭打敗它來保證自身的安全。另一種反應是，各國可以嘗試搭乘這個新崛起的大國的車，適應它，在與它的關係中處於次要的或從屬的地位，以期它們的核心利益得到保護。或者，各國可以嘗試某種制衡和搭車相結合的方法，但是，這將導致它與新興大國對抗和無以自保的雙重危險。根據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用均勢來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選擇，而且事實上也比搭車被更頻繁地採用。……既然中國已將美國確定為主要敵人，美國的主要傾向將是作為一個主要平衡者來防止中國的霸權。扮演這樣的角色可能與美國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在歐洲或亞洲佔主導地位的傳統關切是一致的。這個目標在歐洲已不再適用，但是它可能仍適用於亞洲。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歷史上，中國人並未明確地區分國內和國外事務。他們「頭腦中的世界秩序不過是中國國內秩序的必須結果，因此是中國文明認同的一種延續」……「中國傳統的世界觀是儒家嚴謹而清晰地表達的等級社會觀的反映。外國的君主和蕃邦應當向中央帝國朝貢：『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因此，中國人從來沒有「多極，甚至也沒有多邊的安全觀念」。在國家關係中，亞洲一般「接受等級制」。……強調權威、秩序、等級制和集體高於個人的中國儒教傳統，對民主化形成了障礙。……中國的崛起將可能帶來中國的霸權，中國的霸權將減少東亞的不穩定性和衝突。它也會削弱美國和西方在那裡的影響，迫使美國接受它在歷史上曾經試圖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個關鍵地區由另一個大國所主宰。然而，是誰，在何種程度上對亞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部分地取決於中國將發生的事情。以19世紀40—50年代西方入侵為開端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國正在恢復其地區霸主的地位，東方正進入自己的時代。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家的全球戰爭很可能不會發生，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危險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亨廷頓在學術界可謂大名鼎鼎，他是美國當代政治發展理論權威，自20世紀50年代起即在哈佛大學任教，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除學術活動外，也積极參与各種有關軍事、外交、政治方面的政府顧問工作，也曾是卡特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計劃顧問。亨氏著述甚豐，主要有：《政治權力：美國與蘇聯》(1964年)、《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難以把握：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1976年)、《美國政治：不協調的允諾》(1981年)、《第三波：20世紀末的民主化進程》(1991年)。其思想和論點影響巨大，不僅在學術界是翹楚，而且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影響。「文明衝突論」提出後，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快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美國《外交》雜誌的編輯認為，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是繼1947年喬治·凱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後最富有爭議的國際關係理論。(二戰後初期，作為美國外交官的喬治·凱南撰文指出，美國對蘇聯必須有「一種長期的」，「靈活而警惕地運用對抗力量加以遏制」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實質是要求使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手段，來遏制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影響，加強美國對西歐及其他國家的控制。他的這一政策主張為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政府在制定美國外交方針時所採納。)事實上，「文明衝突論」已經影響到西方大國對華政策的制定。「文明衝突論」幾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經。自然，對「文明衝突」理論的評價褒貶不一，見仁見智。該書的出版者認為，過去幾年的事件證實了亨廷頓的判斷，「文明的衝突」是對現實和未來全球政治發展動力的深刻而有力的分析。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頓是西方最優秀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為理解21世紀全球政治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戰結束以來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布熱津斯基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理性的傑作，思想開闊、想像豐富、發人深省，它將使我們對國際事務的理解發生革命性的變革。」同時，國際上也有一些知名的學者和政治家對亨廷頓的理論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如福勒認為：「因權力、財富、影響分配不公以及大國不尊重小國引起的世界性衝突大大超過基督教、儒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文明衝突。文化是表達衝突的載體，而非原因。」「文明衝突論」面世後，「發言」的中國學者大多是持批判的態度，這與亨廷頓把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對立起來，認為中華文明是對世界秩序的威脅，並預言中國的崛起將導致全球文明衝突有直接關係。如湯一介先生在《評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哲學研究》，1994年第3期)指出，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思想有兩種不同的形態，一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文化，另一個是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文化確實存在著某種「專制」和「暴力」的性質，但即使這樣它也並非有著強烈的擴張性，而且任何學說一旦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都可能發生與其學說本身相悖的作用。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它是主張「和為貴」的，因此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就現時各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看，大概沒有把儒家文化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的可能，儒家文化只能作為一種理論、思想起作用。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理論、思想，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諧」的觀念。如果我們為21世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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