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來歷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來歷

——從孔子人生軌跡審視儒學（之三）

孔子不愧是語言大師，將簡單的「君臣父子」四個字重複疊摞，竟產生了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僅道出了皇權至上的儒學精髓，勾划出寶塔形等級社會的框架，以最高統治者為金頂的社會結構，也生靈活現地躍然於世。這不僅成為儒學的綱領，更成為中國社會不可更移的、千古不變的教條。自古至今，只要出生在中國，就得一無例外地戴上這一精神枷鎖。入之愈深，見之愈奇，從背景處著手，將奇景異色展現於世，則更容易認清實質及其影響。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歲的時候，亦即他正辦私學的時候，魯國發生了一場血腥政變，史書稱之為「鬥雞之變」。即魯國權臣季平子與郈昭伯因雞鵮仗發展到兩家人當街相罵。表面看，兩家人都缺乏涵養，為雞毛瑣事負氣鬥狠太不值得；其實，根子扎在朝堂上的爭權奪利。根深蒂固的利益矛盾,終因八佾之舞而徹底爆發。當魯昭公為其父襄公舉行祭祀大典時，三十六人的舞蹈隊僅留下兩人，其他人都被季平子抽調到家中跳舞去了。這是十分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孔子氣咻咻地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見《論語·八佾》）。八佾之舞成為季平子與魯昭公權利之爭的導火線，在與郈昭伯、臧孫氏密謀之後，魯昭公發兵圍攻季平子。但叔孫氏、孟孫氏出於唇亡齒寒的考慮，發兵援助季平子，更加之奴隸兵前線反戈，魯昭公失敗後逃往齊國。

在這場強枝凌乾的政變中，主張「克己復禮」、維護君權及等級制度的孔子，並不尊奉自己的學說，而是在暴風驟雨中，以自身利益決定取捨，迅速放棄主張討伐季平子的最初主張，對學生孟孫氏（即孟懿子）違背魯昭公命令，反戈相向不致一詞；魯昭公逃往齊國後，他也不曾以身追隨。兩年後孔子倒是去了齊國，但不是奉君，而是給齊國嬖臣高昭子做了家臣，並通過高昭子見到齊國之君齊景公，這是他第一次向高位求官。

在儒家門徒們看來，孔子通過高昭子這類小人見到齊景公很不光彩，所以認為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的這一筆是對傳主的誣衊。在此同時，卻又承認齊景公問政於孔子。但是，沒有小人高昭子，孔子又何以能見到齊國的當今？顯然，孔子為做官不惜鑽營，徒子徒孫們既要在孔子旗幟下乘涼，就需得美化老師，那只有一途可選，不顧事實地取其所需而掩蓋穢形。

一次齊景公曾問政孔子，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既是孔子學說的綱領，也是推銷自己的廣告詞。為獲得權勢者青睞，需投其所好，得說到對方心窩上。顯然他一箭中的，齊景公一聽,興高采烈地稱讚道：「太好了！假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糧食，我怎能吃得到呢！」是啊，只有舉國將最高權勢者供奉起來，並任由其隨心所欲，他才能高枕無憂，吃得好也睡得香！

君臣父子不可更移的關係，包含了四層內容：第一、皇權至上。皇權是高於一切的最高權力，皇帝的意志就是舉國的行動綱領，不容置疑。第二、同國家一樣，一個家庭中，父親處於中心位置，其掌控權力不容瀆褻，它是皇權主義的外延，更是皇權主義的基礎。後世對這兩條做了通俗的詮釋，即「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主。」到了現代，又演繹成「某某某揮手我前進」和「三忠於」、「四無限」。第三、權力真理論。在此理論框架下，一家人得服從家長，民眾得服從組織，下級得服從上級，舉國得服從皇帝。皇帝永遠都偉大、光榮而正確，即令錯殺了某人，還得稱「皇上聖明，臣罪當誅。」在這裡並沒有是非概念，所有的只是權力標準。第四、皇權佔有制。皇帝既然是社會的主宰，他人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切社會財富自然歸皇帝所有，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自古以來私有財產並不完全受法律保護，以皇帝、國家、集體、上級名義侵佔他人財產的屢見不鮮。民眾將自己的勞動所得也常歸功於英雄偉人的恩施，直至今天，還有端碗吃飯前，先得「感謝X主席」，樓門上也要鑲了「X恩樓」，以志「吃水不忘掘井人。」請讀者思索一下，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什麼比皇權思想的影響更大呢？沒有，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綱領，他籠罩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在民眾思想中更根深蒂固、難以動搖，我國的民主化進程只所以難以邁步，皇權思想是最為重大的障礙。

正當齊景公擬將尼谿之田封贈孔子時，齊相晏嬰說：「儒者奸滑，言無定論；驕傲張狂，難處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敢使此成為風俗；四處遊說乞求做官，不可能為國家考慮；自周室衰微以來，繁複的禮樂形式已缺失多年。今天孔子倡導繁文褥節，幾代人用畢生精力都難學成。您想以此改變齊國的風俗習慣，就沒有考慮到普通民眾接受的艱難。」

晏嬰列舉儒學的五條罪狀，除第二條值得後世重新審訂外，其餘四條都沒有說錯；特別是第三、五兩條，更和普通民眾切身利益直接對立。晏嬰畢竟是名垂後世的政治家，他雖處身於統治階級的營壘之中，然而為了社會和諧與穩定，也要兼顧點「細民」以即普通民眾的利益。由於晏嬰的干預，更由於「齊大夫欲害孔子」，而齊景公也下了逐客令，孔子只好捲鋪蓋走人（以上均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走得非常狼狽，用孟子話說：「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見《孟子·萬章下》）。即正在淘米的時候，得知齊大夫欲加害於他，匆忙中提著濕漉漉的米逃跑。在齊國求官不果，孔子只好帶著學生又返回魯國。

這就是構建皇權至上和等級社會綱領性理論的背景，後世儒家在此基礎上加進了夫妻，並提高到「三綱」的高度。儒學理論中，最惡莫過於「三綱」，並由「三綱」衍生出忠、孝、節三重道德。忠、孝、節都不是以己推人的主人道德，是附屬的奴化道德，直接服務於統治階級，扼殺的是被統治者的天性。在這一荒謬理論的指導下，造成幾千年權勢者驕奢淫逸、作福作威，世代民眾低聲下氣、逆來順受；造成無數軍閥為攀登皇位而進行爭權奪利的混戰；民眾在忍無可忍時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等。

後人不究其歷史根源，反而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極目四顧，在現代發達的歐美各國，這種所謂的規律還存在嗎？為統治者的昏聵暴虐和慘無人道進行辯護,為爭權奪利的內戰進行開脫,即令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是糊塗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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