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真的是因為被「白登之圍」嚇壞了才主動與匈奴「和親」嗎？ | 劉三解

談論西漢初年的漢匈戰爭，最常被拿來說的例子是兩個：「白登之圍」和「冒頓單于致信羞辱呂后」。

兩個情節曲折的故事，再配上漢朝長期施行的和親政策，送女人給蠻夷換取和平的屈辱，藉以撩撥男性觀眾們的神經，最後得出一個看似正確的結論，就是漢初曾經患上「恐匈症」，這個病，直到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才得以根治。

這樣的故事，如果再加上「弱宋」的歲幣和蒙古騎兵橫掃歐亞的威能，足夠成為某些一知半解者篤信的定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一

很多人寫漢匈關係，都會把「和親」視為「白登之圍」的直接後果，甚至連呂后時代冒頓單于寫信要呂后下嫁，呂后想發兵擊胡，都因為「白登之圍」而遭到群臣的反對，看起來，這次戰役，似乎成了漢王朝的百年傷痛，簡言之「嚇壞了」只能和親。

而這個「順暢」的邏輯其實是漢武帝的政治宣傳，《漢書·匈奴傳》：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漢武帝引用的典故是《春秋公羊傳·庄公四年》：

「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要知道，這已經是衛霍封狼居胥之後，匈奴單于屢次求「和親"被拒，朝堂上普遍提出要讓匈奴「臣屬」的時代，漢武帝再次提到「復仇」，作為強者還要強調自己曾是「受害者」的身份，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不過，在今人眼中，比如《漢武大帝》中刺激得嗷嗷叫的「和親之恥」，和白登之圍的關聯，根據就是《史記·匈奴傳》里寫的：

（白登之圍後）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看似因果緊密，但實際上後面還緊跟著另一句話：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

也就是說，在白登之圍後，一直到陳豨反叛，樊噲平叛，收復代郡、雁門、雲中之時，因為匈奴屢屢侵盜，漢高祖劉邦派遣劉敬奉宗室女公主和親。

要知道，漢高帝討伐韓王信在漢高帝七年秋，罷兵經東垣、邯鄲、洛陽歸長安，則在漢高帝七年二月（漢初以十月為歲首）。

而陳豨反叛，在漢高帝十年八月，戰爭一直延續到了漢高帝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換句話說，差了3年有餘。

「後」燕王盧綰反，又說明，和親之約一定在上述時間區間內，那麼，到底是哪個時候？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漢高祖到底是在平城被匈奴騎兵「嚇怕了」，還是被匈奴頻繁入塞擄掠「煩死了」。

很多人傾向於「嚇怕了」，那麼，劉邦應該越早向匈奴低頭越好啊，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二

漢朝的和親使者劉敬在漢高帝七年冬，被劉邦關進了廣武的監獄，在他的《列傳》里，又有這麼一句話：

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

這句頗具戰國縱橫家色彩的話，看起來好像劉邦在平城戰敗後，立刻直奔廣武，赦免了劉敬，並採納了他的策略。

但是，我們知道，在白登之圍後，劉邦的退兵路線是代郡—曲逆—東垣，然後又經邯鄲，過洛陽，至長安，正好趕上長樂宮落成。

而這句話里，也沒有任何任命劉敬為和親使者的信息，再往下看，才是戲肉：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劉敬從匈奴來……「臣原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終於有了一個劉敬完成使命回國的時間參考了，就是遷徙六國豪傑名家的時間，《漢書·高帝紀》記載是：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不過要注意，這個活兒有一個籌備、操作期，不是你提了就能辦，所以，《史記·高祖本紀》將這個事兒寫作「是歲」，也就是當年辦的，開始時間，又安排了一個頂頭的參考，就是：

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這個事兒，根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宣平侯國建立，在高帝九年四月。

也就是說，劉敬從匈奴回朝，至少應在高帝九年四月之前，此時的單于廷當雁門、雲中之北，也就是今天內蒙古的中部，走得再慢，仨月也夠一個來回了，也就是高帝九年正月，實實在在講，白登之圍在高帝七年冬，就算是正月，接近整2年的時間，漢高祖的反射弧實在有點長，對不對？

二

要說直接原因，更大的可能反倒是代王劉仲，也就是劉邦的親二哥，吳王劉濞的親爸爸，在高帝八年九月丙子（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面對匈奴入侵，棄國而逃，廢為合陽侯。

代地三郡由於百姓人心不附，懷念趙國的統治，漢王朝處於異姓王靠不住，同姓王守不住的窘境，可不只能是：

數苦北邊，上患之。

現實情況是， 代地三郡，在匈奴頻頻入塞的情況下，對於劉邦而言，完全屬於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長期駐軍則得不償失，若棄之不顧則北方防線存在巨大的缺口，無論是太原，還是常山、邯鄲，都會隨時處于軍事威脅之下，新生的漢帝國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精力來進行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所以，在親哥哥棄國而逃的情況下，劉邦甚至有將親生嫡女魯元公主嫁給冒頓單于的計劃，這種「和親」的「誠意」，讓後人不得不理解為他被冒頓單于在白登揍怕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因為戰敗而「震怖」，恐怕也不會等2年之後才提出和親之議。

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對於北方日益強大的陳豨勢力有所警覺，進行的「伐交」戰略，在一連串政治手段解決掉趙王張敖，穩固邯鄲基地的同時，以外交手段收買匈奴，使其短暫「中立」，才有了之後對陳豨勢力討伐的勝利。

要知道， 哪怕如此，對陳豨的平叛戰爭，也從高帝十年持續到了高帝十二年，蔓延至常山、代郡、雁門、雲中等四郡，甚至連漢高祖自己都慶幸陳豨沒有先拿下邯鄲，也就意味著，這場北方戰爭的勝利實在算不得輕而易舉。

這種情況，與我們讀史書時普遍感覺到的，好像項羽死後，劉邦的天下唾手而得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之所以有這種錯覺，很大程度上因為史書記載的詳略，缺少故事，但歷史真實的慘烈，卻並非如此。

而呂后時所面對的羞辱，《漢書·匈奴傳》里這麼記載：

考惠、高後時，冒頓浸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後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後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璧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後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而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這段故事裡的戲劇化描述，三解不多解釋，只看上面呂后的反應，「大怒」、「召丞相、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也就是說，呂后並不畏懼匈奴，而是想直接動手。

而季布的勸諫，著眼點是兩個，一個是劉邦被圍時，樊噲不能解圍，換言之，樊噲能力不足；另一個是，戰爭創傷還沒撫平，樊噲的提議會「搖動天下」，也就是說，傷及內部休養生息的穩定。

所以，重點並不是漢朝「打不贏」，而是「沒必要」，尤其是沒有必要因為「惡言」而開戰，其實就是《孫子兵法·火攻》中說的：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而冒頓單于本身的反應也說明了，他的書信只是試探，如果能夠逗引漢軍出兵，那麼，「搖動天下」的目的也就達成了，漢王朝很可能重新恢復分裂，這也是冒頓單于的「上兵伐謀」，當計策失敗，立刻低頭，獻馬，和親。

說到底，冒頓單于的「白登之圍」和「羞辱呂后」，都是基於漢初中央與諸侯王脆弱的政治平衡而施展的政治手腕，硬橋硬馬的「干」，他知道自己的帝國欠著火候。

四

事實上，在休養生息初見成效的漢初君臣眼中，匈奴從來都算不上漢王朝的大患，其軍事力量更是擺不上檯面。

見《漢書·晁錯傳》：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

這裡是漢文帝時晁錯的一道上書，裡面談到了匈奴和漢軍的長技，匈奴有三，漢軍有五，非常有意思的是，匈奴的長技並非我們理解的「平原無敵」的蒙古騎射，反而是：

能爬山越溪的良馬，也就是越野能力；

山川穀地往來馳射的騎術， 也就是山地作戰能力；

頂風冒雨抗凍挨餓的堅忍，也就是持續行軍能力。

反倒是平地衝鋒、弓弩對射、或是下馬格鬥這些真正的戰陣對抗，全都是漢軍勝出，最後說起數量，漢軍完全是以十當一。

說的直白點，此時的匈奴騎兵與後世能騎射騷擾，也能重騎兵沖鑿的蒙古騎兵根本不是一個物種，反而更像先秦時代的山戎、北宋西軍面對的橫山蕃部，翻山越嶺你不行，真刀真槍我不行。

之所以如此，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里已經寫得很清楚：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

匈奴的兵員實際上就是普通的牧民，依靠他們的生活技能來從軍作戰，而他們的武器則非常落後單調，長兵，也就是及遠的武器就是弓箭，短兵，也就是肉搏武器則是刀和鋋，即短矛。

從考古發掘來看，匈奴的弓多木質，上有華麗的裝飾構件。由於木頭容易腐朽，目前還沒有發現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殘留的弓飾件，具體形制無法得知。但根據弓腐朽後殘留的痕迹看，其最大長度可達1.3米，而箭頭材質則多種多樣，有鐵、銅和骨質，其中鐵質的箭鏃占多數。

在短兵上，除了繳獲或者仿製的漢式環首刀，匈奴人自己的「鄂爾多斯式」刀都非常短，一般長度都只有20—30厘米，早期的匈奴劍也不長，一般也只有20—30厘米，不過由於匈奴人和西域、中原都有長期接觸，後來也開始擁有近一米的長劍。匈奴人使用的肉搏武器還有短矛「鋋」，可擊刺也可投擲，類似中原戈的鶴嘴鋤，以及各類狼牙棒。

至於說甲胄，匈奴墓葬中既有中原式的鐵扎甲，也有斯基泰式的青銅鱗甲，更有意思的是，由於材料獲取的不易，匈奴人還有木甲裝備，比如匈奴統治下的北方的丁零人往往用木板保護手臂和腿部，甚至做成高高的風帆狀物來遮擋箭與寒風。

考古發現的「混搭」風武器裝備，恰恰說明了匈奴人根本沒有形成統一的裝備後勤體系，仍是牧民自備，這種自備裝備的制度，自然只會向貴族傾斜，類似於古羅馬人眼中的高盧人，小部分貴族穿著精良的鐵質鎧甲和鐵長劍，大部分部落民卻只是穿著一身布衣、皮袍就上陣了，面對裝備統一、防護嚴密的漢軍精銳，只能是一盤菜。

五

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了現在網上著名金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發明人陳湯的時代，也就是晁錯之後150年左右，《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記載陳湯的評價：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也就是說，在匈奴從漢地吸收了大量文明成果之後，其在軍事上也不過稍稍拉近了與漢軍之間的差距，由五個頂一個，進步到了三個頂一個……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漢武帝打出來的自信，恰恰相反，在漢武帝之前的晁錯口中早有評斷（《漢書·晁錯傳》）：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匈奴因為游牧生產、生活方式，免不了騷擾邊境，對於漢地的侵害，也不過主要是對邊郡的疾行搶掠，你調兵防備，人多了他就跑，人少了他就來，問題是兵多成本就高，撤了屯兵，他又來，不勝其擾，整體上，晁錯算的就是一筆經濟賬。

所以晁錯開出了藥方，就是移民實邊，或者說用厚利誘民實邊，最終兵民一體，抗拒游牧人的搶掠。

今人看史書就能發現，雖然漢文帝採納了晁錯的建議，匈奴入塞的記載一直到漢武帝時代仍是持續不斷，可見被動防禦下的漢朝邊境仍不安寧。

不過更有趣味的是，在漢武帝派遣衛霍遠征漠北之後，匈奴休養十年之後，照樣騷擾漢朝的邊郡，頻率和規模，也沒見比之前少，甚至還多一些。

事實上，當我們細讀史書，就會發現，在漢初的朝堂之上，對於匈奴的議論並不少，卻從沒有將匈奴視為能夠威脅漢朝存亡的政治問題，算的往往是經濟賬、面子賬，換句話說，它就是個小把戲，噁心，卻不可怕。

整體來說，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作戰方式，漢初的匈奴人對於漢軍只有劣勢，這群沒有馬鐙的游牧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一千多年後蒙古騎兵那種四成重騎兵的衝擊鑿穿作戰，也就意味著他們在面對漢軍時，永遠是瘸腿的騎兵，只能靠弓箭和混戰來糾纏，哪怕是依靠絕對優勢兵力獲得的「勝利」，也會承受巨大的損失，比如對李陵的包圍。

而這種勝利，多來幾次，匈奴人恐怕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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