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文化傳統與民主轉型

　　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轉型二者之間雖不存在由此及彼的關係，但也絕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係。尊重傳統文化，中國未必就不能民主，打倒傳統文化，中國未必就可以民主，反過來也是一樣。孔子的學說不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但也不至於敗壞中國的民主。所以，當我們在為中國的民主轉型探索道路、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完全可以就文化而論文化、就政治而論政治，而大可不必把板子打在傳統文化身上。

　　一

　　關於文化傳統與民主轉型的關係，一直存在著兩種幾乎完全相反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民主是普世價值，而既是普世價值，就可以超越文化特殊性的限制，經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民主可以普遍地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文化與宗教傳統以及基於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各種「特殊國情」。換言之，民主沒有國情例外，沒有文化例外，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是因為受制於文化傳統的拖累而不可以、或不應該搞民主的，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與宗教傳統是註定不相容於民主政治，因而不可能完成民主轉型的；

　　另一種意見認為，文化特殊性至關重要，不同的文化傳統影響了、甚至決定了人們不同的政治行為，文化的差異註定了政治制度的差異，因此，民主轉型的可能性、可行性、效率和質量與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而這也就意味著，在某些文化傳統的國家裡，民主轉型將因文化傳統的拖累而變得十分艱難，甚至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因為他們的文化與宗教在根本上並不適宜於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運作。

　　上述兩種相對比較簡單化的意見在中國都曾經很流行，至今也還流行著。我們甚至可以在同一個人的同一個講話、同一篇論文里發現這兩種意見，而論說者似乎對兩種意見均表贊成卻對其相互矛盾毫無所察。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堅定認為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國不能自棄於外，當今中國需要民主轉型，可以民主轉型，必須民主轉型；另一方面，又堅稱中國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權文化，是不可救藥的專制文化，與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言下之意：除非先來一場徹底清除文化傳統的文化革命，否則民主政治仍可望而不可及，或將南橘北枳，在中國水土不服。還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堅決主張民主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內涵既無東方西方之分，亦無姓社姓資之別，沒有族界，沒有國界，人類社會，一體適用；而另一方面，又頗為真誠地告誡我們，民主政治僅僅從屬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中國欲民主化，必先基督化，而欲基督化，必去儒家化，否則，即使全盤照搬了西方的民主政體，也只能學到民主的皮相而學不到民主的精髓——據說民主的精髓正是萬能的上帝和耶穌基督。

　　問題在於，如果中國不能在民主化之前率先完成一場徹底清除文化傳統的文化革命，也不能移植、普及基督教或天主教——哪怕只是普及某種「中國特色」的基督教（如洪秀全之流的「拜上帝教」），中國還能完成民主轉型嗎？民主還稱得上是普世價值嗎？由此可見，按照那些自相矛盾的武斷論說，不成問題的問題也終究還是問題。

　　二

　　將政治問題化約為文化問題，將當代的問題追溯到祖宗的問題，將政經體制之得失歸結為國民性、文化素質之優劣，這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想時髦。對文化傳統進行批判性反思當然是必要的，尤其是處在相對劣勢的非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文化，更有進行批判性文化反思的必要，但須切記，過猶不及。

　　近代以來，中國主流思想界籠罩在一片失敗主義情緒之中。急功近利、好走捷徑的人們囿於一時一事之失，一遇挫折便自認失敗：甲午戰敗，則謂洋務自強運動失敗；國會不能即請即開，則謂君主立憲失敗；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則謂共和革命失敗；軍閥割據、南北分裂，則謂憲政主義失敗；國共內戰、民國遷台，則謂中華民國失敗；如此等等。後來者吹求苛責先驅者，並誇大其詞將當前困境歸罪於前人的失敗，這已經成了中國政界、思想界、近現代史的既定敘事公式。但說是失敗，其實只是被宣告失敗而已。公允地說，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猝然之間與強勢的西方世界激烈碰撞，中國的表現雖不算好，但也不算是特別的糟糕。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直到民國去台，其間各段歷史均各有建樹，有的還成果頗豐、意義頗大。真正糟糕透頂且幾乎一無是處的，只有蔑視歷史文化、自封為萬年頂峰的共產黨中國之毛澤東時代。

　　然而，二十世紀中國主流思想界執著於追究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持續失敗的「根本原因」，他們偏執地認為：傳統文化就是造成中國貧窮落後、妨礙中國接納「德賽兩先生」的根本原因。有些人把中國文化罵作「茅坑」、「毒藥」、「殭屍」；有些人把仁義道德稱為「牢籠」、「桎梏」、「鎖鏈」；有人指責五千年國史一無是處、二字蔽之曰「吃人」；有人指控中國傳統的宗族關係、父子關係、夫妻關係是「罪惡淵藪」，而視父子反目、婦女私奔為所謂「倫理革命」；有些人主張「打倒孔家店」、燒盡經典、不讀古書、改用洋姓、廢除漢字、改學「愛斯不難讀」（世界語）。那場「新文化運動」在有些方面是張狂過頭了的，很有一點文化種族主義的味道——只不過它的「種族歧視」是逆向的自我歧視。從那時起，孔孟儒學、古代經典、朝代歷史、傳統制度、固有道德、社會習俗、「國民劣根性」……，這些東西被指控為應該對近代中國的可恥失敗及其一切悲慘後果負最終責任，孔子應該和慈禧太后一起對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負責，應該和袁世凱、張勳一起對中華民國的倒退和衰敗負責，還應該和林彪一起對中國共產黨烏煙瘴氣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負責。

　　「新文化運動」流風所及，是風行至今的「文化決定論」和「文化建構論」。所謂「文化決定論」，是將政經領域的成敗得失歸結為由文化的優劣品性所最終決定；所謂「文化建構論」，是認為文化可以按照某政黨、某階級、某政府的人為的「科學」設計而或破或立，或解構或重構。將「文化決定論」和「文化建構論」二者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套通過文化革命、文化建構而徹底解決一切舊的政經體制問題的系統化思路。但這兩種理論其實都是錯誤的理論。認為拜孔孟的不配民主和科學，拜上帝的才可以擁有民主和科學，此種文化決定論是可笑的；認為搞幾場政治運動就可以打倒孔子、「破四舊、立四新」、「與傳統徹底決裂」、「文化大革命」，就可以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或「馬列毛鄧三科」取代傳統文化的地位，進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所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此種文化建構論也是可笑的。

　　按照托克維爾、韋伯、哈耶克、亨廷頓、羅伯特?帕特南這些思想家的觀點，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許不及政治、經濟制度來得那麼及時、那麼強烈，卻更加長遠和深刻。但這並不等於單向的文化決定論可以成立。文化傳統日積月累、演化生成，一經形成，即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無論是衣食住行、禮節風俗，還是婚姻家庭、政風官習、社會慣例，均有其超越時代和超越人力的堅固性，既難破，亦難立。人們或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某種文風、某類文體、某些文本，但很難依據一己意志而有計劃有預謀地創造某種文化——即使他是一位文化巨人。東西德分離了半個世紀，政治上相互對立，但文化上並沒有形成多大的不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文化差異情形大致與東西德類似：一個中國人可能聽不懂法國笑話、吃不慣德國菜、看不慣非洲舞蹈、穿不了印度服裝、當不了阿拉伯女人的老公，但他能夠毫不費力地了解一個台灣人的喜怒哀樂，能夠八九不離十地適應並融入台灣人的日常生活。這說明，即使是自以為萬能的共產黨，費盡了人力物力財力，也從來沒有獲得過按照自己的意願而人為構建文化的能力。這並不是說文化傳統一旦形成就將恆久不變，文化傳統當然可以改變，且必定會改變，只是未必能夠按照某個人或某群人的意願和設計而發生人為的和劇烈的革命性改變。

　　三

　　認為中國或東方文化傳統與民主政治不能兩立的觀點大約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始自「五四」、文革為烈的激進反傳統主張；二是來源於清末民初的政治保守主義以及當代倡導「東方主義」、「亞洲價值觀」的反民主主張——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等人。這兩者本來是尖銳對立的，一個是以爭取民主（甚至是「高得無比的民主」）的名義而反對傳統，一個是以保衛傳統的名義而反對民主，但是，他們共享同一個虛假的理論前提，即：要民主，就不能要傳統文化，要傳統文化，就不適宜於搞民主。亞洲最反共的李光耀先生成了中共領袖眼裡最傑出的亞洲政治家，這就不奇怪了。

　　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常被一些人認為阻礙並「註定」了近代以來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持續失敗——這曾經是主流的觀點，以前它也曾經被認為約束了、甚至毀滅了華人社會的商業才幹和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但現在經常出現的則是完全相反的說法，這樣的觀點多數是政治宣傳或人云亦云，並沒有象樣的紮實的依據。不錯，傳統儒家社會都不是民主社會，但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傳統的天主教—基督教社會也都不是民主社會，而今天的中國社會和基督教社會一樣，已經不那麼「傳統」了。不錯，「三綱」、尊卑、等級、禮教、人治、德治等儒家價值與民主價值觀存在某些抵觸，但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文化對於民主政治只有毒素而沒有養份，就未免言過其實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僅產生了科學與民主，也產生過奴隸制、十字軍、宗教裁判所、殖民主義、種族屠殺等極其負面的產物。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任何一種世代累積、傳承悠久的文化必有其值得長期保守的正麵價值。

　　自日本、韓國、台灣成功實現民主轉型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阻礙民主轉型的論點遭到了廣泛質疑（韓國和台灣當然屬於儒家文化圈，但有些人認為日本不是——比如亨廷頓，不過，也有些人認為日本文化反而是比中國文化更純粹更正宗的漢唐文化傳承者，中國文化則是漢人文化和滿蒙文化的結合體，無論如何，說日本文化仍然處於儒家文化圈的邊緣，是大體不錯的）。日本、韓國、台灣社會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都遠比中國大陸保守，在相近的文化環境中，民主轉型進展得最慢、最不順利的地方，反而是發生過徹底反傳統的反孔反儒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大陸，這個事實也值得深思。

　　四

　　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遠非簡單、線性的關係，而存在著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在某些條件下，政治可以保護文化，可以改變文化，也可以破壞乃至毀滅文化。反過來，在另一些條件下，文化也可以保護政治、改變政治或者毀壞政治。好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文化與政治相容相諧、相得益彰，而壞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政治經常侵犯文化、文化經常擾亂政治。政治犯罪、文化受罰，或者，文化有病、政治吃藥，此類主張在有些時候當然也可能是頗有奇效的，但沒有意義或起反作用的時候居多，無論如何，這不是文化上或政治上恰當的主張。所以，我以為，通過反傳統批孔孟的方式，或者通過引進普及基督教的方式來促進中國的民主轉型，並不是很恰當的主張。

　　我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轉型相對立。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仁義道德，禮義廉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民為本，民貴君輕；文武之道，中庸之德；勝殘去殺，尊賢使能；克己復禮，修己安人；精忠報國，孝親尊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見得思義，見賢思齊；……這些儒家觀念和教條對於維護一個皇權專制社會的良知和道德底線十分重要，對於建立一個未來良好的民主社會也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轉型二者之間雖不存在由此及彼的關係，但也絕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係。尊重傳統文化，中國未必就不能民主，打倒傳統文化，中國未必就可以民主，反過來也是一樣。孔子的學說不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但也不至於敗壞中國的民主。所以，當我們在為中國的民主轉型探索道路、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完全可以就文化而論文化、就政治而論政治，而大可不必把板子打在傳統文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