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求生的中國中產階級：自私苟且，價值觀崩潰

美國《經濟學人》雜誌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2.25億人踏入中產階級，讓中國執政者擔心》。

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中國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和中國社會制度的不「和諧」處，文章說：「中產階級對現狀是不甚滿意的，他們擔心養老；他們擔心因病返貧；他們擔心房產權得不到保證……」

雖然本文帶著的一貫西方偏見讓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發生後，網上總會出現對中產階層的嘲諷與批判聲。人們期待的是事故能夠成為中產階層呼籲改革的契機，他們能夠將公權力危機轉化為對權力的約束與制衡、政治問責與公民權利，然而，幾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囂始，以爛尾新聞終。

暫且撇開這個不談，我們所感興趣的是，中產階層是誰？人們關於中產階層的「改革想像」從何而來？為何中國中產階層總是無法兌現人們寄予厚望的「改革想像」？

目前學界並沒有關於中產階層的準確定義，但從幾個不同的說法里，我們也不難歸納出中產階層的基本特徵：簡言之，中產階層是一個地域在一定時期內收入水平處於中等區間範圍內的所有人員的集體，這個收入以瑞士信貸的說法是，擁有的財富（非年收入）在17.63萬-176.3萬元間。

在此基礎上，中產階層一般還具備這樣一些共同特徵：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從事腦力勞動、收入相對穩定，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產階層也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於經濟物質基礎之上的消費文化現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調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了3850萬人，而美國僅增加了1290萬人，中國的中產階級增長率為美國的3倍。

中國真的進入中產社會了嗎？

我們參考瑞信研究院的報告，以美國作為基準國家，按當地擁有5萬—50萬美元的財富標準(按2015年年中的價格計算)來界定中產階層成年人。那麼，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雖然僅佔全國成年人口的11%，但按絕對值計算卻是全球最多，達1.09億人，中國取代美國的（9200萬人）成為全球第二富有的國家，此外日本家庭由於受匯率持續大幅貶值的影響，財富已下跌15%。

要成為中產階級群體的一員，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萬元、20萬元還是30萬元？按照《福布斯》雜誌的定義，中國中產家庭，年收入應該在1萬-6萬美元之間。

權威諮詢公司麥肯錫的說法，則是9000美元至3.4萬美元之間。而國家統計局2005年則將年收入6-50萬元之間的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人群，即中產階級。

中國中產階級及以上成年人所佔比重僅為11.3%，遠低於美國50%和日本的68.6%水平，甚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5.9%），這說明目前中國有近9成人口生活在中產階級水平以下，還未形成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與「改革想像」？

但經濟與物質方面的訴求，並不能完全概括中產階層。雖然馬克思、韋伯、吐爾乾等在論述階級/階層時看法不一，但有一點是相似的，任何階層除了經濟屬性外，還有政治屬性。

中產階層也不例外。

在美國學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來，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在於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民主的一些先決性社會條件：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書中，他提出如下論據：

第一、中產階層不僅學歷較高，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而且由於其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通過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較強，因此，他們不僅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認識，對民主主義持有較強的親和性，而且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較高。

第二、中產階層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係，即產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推動著中產階層的成長。

第三、在經濟不斷增長的過程中，中產階層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並對擴大政治自由與權利，進一步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並最終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產階層的思想和行動相對理性穩健，在轉型成功後又成為支撐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說，即便中產階層里的每個人各不相同，但他們卻擁有相對一致和穩定的共同價值觀，比如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政治參與的追求，對底層的關懷、同情與敬畏，對社會責任的自覺和承擔。追溯中產階層發展史，中產階層在歐美髮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程中，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以這麼說，中產階層既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器——比如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也是社會的穩定器——他們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漸進的變革方式，而不是採取狂飆突進、民粹狂熱的革命手段。

中國中產階層的「崩潰」和「犬儒」

不過，太多例子證明，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並不明顯，他們經濟上獨立政治上不獨立，在很多時候，只是純粹的經濟動物和生活動物。

譬如，奶粉出現問題了，他們不是爭取食品安全的權利，而是走向代購之路；疫苗出現問題了，他們不是要求追責到底，而是想法設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對權力腐敗與潛規則，他們不是爭取規則的透明、權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潛規則中獲得優勢……

他們沒有對正義的終極追求，只要災難不是降臨在自己頭上就好。

可以說，中產階層呈現出保守、自私與犬儒，是一種普遍現象。

無奈還是悲哀？

為何如此？一方面，中國中產階層的經濟地位並非牢不可破，相反，中產階層面臨的是隨時下墜的風險。

一場股災、一座房子、一場大病就可以消滅一個中產，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況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知識不斷貶值的大語境下，他們隨時有失業的風險，但社會能夠提供的保障幾近沒有。

中產階層不得不疲於奔命，他們為生存而緊張、惶恐、惴惴不安，他們為保住飯碗謹小慎微、唯唯諾諾。

更嚴重的是價值觀的崩潰。

與物質上的窘迫相比，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崩潰，才是他們焦慮的真正原因。他們曾無比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奮鬥能帶來成功；他們強調法制化，需要權益與尊嚴得到保障；他們認可全球化，認可自由主義，因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讓他們的價值獲得最大體現；他們強調個人價值，強調生活質量，強調教育質量與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勢，正在逐一否定他們的價值觀。

深圳著名作家鍾二毛表示，「中國的中產階級硬體達到了歐美中產的標準，但不能說中產，我把他們叫『小中產』。」為此，鍾二毛寫了一部小說，題目就是《小中產》，講述中產只是「黃粱一夢」。「中國中產階級沒有安全感與幸福感，這源於社會的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政策的不連貫性。比如說政策上，股市今年上半年的熔斷機制，有錢都變成沒錢。還有最近的延長退休，關於養老的一些擔憂。」鍾二毛說。

災難降臨，欲苟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產階層，只想著小富即安地過好自己的生活。

就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說的，「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

金錢、消費與物質，使他們的注意力從公共事務上轉移。

中國的中產階層狂熱地熱愛星巴克、蘋果產品、日本櫻花與馬桶、登山與跑步，這種「文化區隔」不僅給了他們自由（財務自由）與體面的幻覺，也讓他們與底層分隔開來，這提醒著他們：即便處境不好，但我們的小日子還是不錯的，不要有那麼多怨言啦！

然而，在沒有約束的權力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不是所有的災難，都為中產階層留下一條逃亡的安全通道。

國產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著反正可以買進口奶粉，孰料連進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發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現在香港不歡迎了……

而更遺憾的是，有些災難似乎更青睞中產階層。

你辛辛苦苦攢錢買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瞬間讓這一切毀於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殫精竭慮地投入，貸款買了昂貴的學區房，但你不敢想像，學校與「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不過是去機場接親戚，沒想到胃內容物吸入呼吸道而窒息……

很多人選擇了移民

十年前，富豪階層的投資移民是移民的主力，而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成為了移民大軍的中堅力量。一個社會最可怕的不是金字塔尖那些擁有巨大財富的人想要移民，而是中產階級想要離開，他們帶走的不但是金錢，更是一個社會改良的希望，世道變壞，就是從中產階級移民潮開始的。

但絕大多數不能移民的中產階層呢？

楊絳先生去世在網路上引起了知識精英關於「知識分子是否有權利保持沉默」的討論，其實深刻地折射了說與不說之間的困境：勇敢說「不」有用嗎？當說「不」意味著下墜的風險、恐嚇與報復，你是否能夠堅守？如果沉默是每個人的選擇，那麼我們能指望誰來打破這萬馬齊喑？

我不知道。隨著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可以想像，許許多多新的中產階層在不久的未來將會誕生。

然而，我只看到身處夾縫中進退失據的中產階層，戚戚然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如涸轍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