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之下的遺忘悖論（郭鳳嶺作）

很喜歡小說最後一句話：「好像穿透了一堵厚牆，她漸漸舒緩了過來，快樂呻吟起來。」這一呻吟，就把性與音樂，與身體，與民族情感、歷史記憶同構起來。全書的主題在一次男人對女人身體的進入中實現了最後的升華。找來那首《女書》，聽。這句話更有了意境。的確，小說最後的一次進入，把我們引入一種記憶與遺忘混淆不清的境地：那堵厚牆隔著兩邊，一邊是記憶，一邊是遺忘，女人漸漸舒緩起來，以至快樂呻吟起來，彷彿真的可以借著這次進入，把歷史與未來統統拋去……就當沒有父親，沒有日本，沒有南京大屠殺，沒有家仇國恨，沒有這身體，沒有臟與乾淨的標準，沒有記憶與遺忘的本身。 記起了阿倫·雷乃與杜拉斯的《廣島之戀》。有句台詞說：「太可怕了，我開始不能很清楚地記起你了，我開始忘記你了。」似乎忘記就是一種背叛，對歷史的遺忘自然是對民族、國家的背叛。然而，有什麼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戰爭的摧殘？刻骨銘心的愛情？在整個歷史的長河中，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又算得了什麼呢？那麼，到底該不該遺忘？誰也不敢就此下一個定論。至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一定的人生階段中，我們很難做出一個抉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於是，岳飛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而如果最終入土中原的不是元，而是金呢？就像假如日本戰勝了中國？……歷史是無法假設的，但對歷史作出假設也是一種勇氣。陳希我是有這個勇氣的，雖然他的書一再被禁。在《大勢》中，我們更要緊的不是去探討作者的立場，而是對作者提出的問題加以思考。對，不妨假設！假設日本戰勝了中國，小說中的悲劇還會發生嗎？沒有答案！我們要的也不是答案，而僅僅是假設，是問題本身，是問題所引發的思考的樂趣。比如我們假設日本戰勝了中國，還會不會有陳希我的這個小說？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思考，甚至可以上升到形而上。 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自序》引羅素先生言說：「對倫理的問題無法做科學的辯護。」又說：「思維可以給人帶來很大的樂趣，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剝奪這種樂趣。這個看法也在倫理的論域之內。所以，我舉不出科學上的理由來說明自己是對的。假如有人說不思維才快樂，我只有搖頭，卻無話可說。」陳希我的《大勢》所討論的仍是倫理問題，即使上升到「家國同構」，也還是倫理問題。頂多是歷史問題。而無論是倫理問題還是歷史問題，我們都不能像對待科幻小說那樣搬出一系列物理學知識加以支持或反對，因為它們沒有一定的標準。現行所謂的標準，無論是道德、人性、民族情感、愛國主義，甚至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難免打上個人與階級的烙印，具有個人的、階級的、歷史的局限性。你可以說這本書的某些情節使你很不舒服，也可以說你很不喜歡作者這麼去寫，但你不能說它/他對與不對。這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可能性，一種思維的樂趣。我一直認為，小說家的職責就是對可能性的書寫。而世界作為一種可能性——正如人性——有美好，自然也有醜惡。神父責斥薩德不該寫那些淫穢的、醜惡的文字，問他怎麼就不能描寫一下世界與人性的美好，薩德回應說：「那是你的事！」文學不是宗教，小說需要使人思考。作為一個小說家，如果他的文字不能引發思考，或者他沒有勇氣通過對可能性的書寫來引發至少一種思考，那麼他就是可悲的——儘管他有可能不是失敗的。而陳希我是有這個勇氣的，他的小說是引人思考的，並且，也是成功的。 記憶與忘卻，人類在這兩難的境地中艱難地追尋著自己的生存空間，卻始終做不出一個抉擇。記憶是美好的，它意味著進入到過去，過去的過去，直至混沌狀態：如女人波濤洶湧的私處，隱藏著最原始的瘋狂與罪惡。所以記憶也是一種傷痛。正如忘卻是一種幸福，卻也昭示著背叛。我們需要感官的記起，同時，也需要理性的遺忘。拒絕遺忘使我們回到過去，再次體驗瘋狂，或舔噬創傷；忘卻瘋狂與傷痛則使我們放眼未來，迎接理性之光。究竟何去何從？小說給不了我們答案。正如小說的結尾是模糊而不確定的：佐佐木進入王女媧之後，王女媧那「快樂的呻吟」昭示的是永久的遺忘，還是暫時的背叛？他們最終會在一起嗎？沒有人知道。 《大勢》是建立在矛盾基礎之上的，包括記憶與忘卻、弱與強、愛與控制、家與國、私慾與民族大義、滯後與發展、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矛盾，還有一個在歷史的、巨大的悲劇背景下個人的辛酸而渺小的命運之間的矛盾。我們無法給這樣一部小說貼上一個簡單而明確的標籤，甚至任何對這部小說主題的界定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總是樂於給出意義，對一切事件，變態似的加以界定，而且越是無法釐清，就越要貼上標籤，正如男人越是不行、越是弱反而越渴求「勢」、越想強姦或者駕馭別人，一個國家越是軟弱、被欺壓反而越是搞強權政治。）這本書雖然寫到政治，但我認為它與政治無關。政治只是其中的一個元素，無關主題。所以，說這本書是愛國主義小說，跟說它是反動小說一樣，都是對這本書的強姦。同樣，這也不是一部關於歷史的小說。它只能是：一部關於可能性的小說。一種假設。 讀者不需要從外部重建這個小說的故事，而只需要和角色一起從內心經歷它，經歷一種可能性，且感覺、體察這種可能性之下人類所面臨的抉擇。存在主義認為，世界無法用理性去把握，它本是一團「虛無」，是不確定的。就像對於歷史，對於一個民族的記憶，對於家國讎恨，對於一個父親對女兒「非常態」的愛，對於遺忘的悖論，我們又能確切地把握多少呢？陳希我的小說是否要將我們引向這種「虛無」？——這個問題本身也是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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