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寧談寫作和這個時代：挺希望自己可以盡到自己的責任：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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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事情是我們要做的？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在否定的同時，我們希望建立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
去年底，周嘉寧在台灣新認識了一個台灣朋友，後者詫異於她有 Facebook 賬號，並且不是來台灣之後新註冊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是完全喪失自由的一代人，完全不理解自由的概念。但問題是，我們是從用了 Facebook ，到不能用的。所以，我們是完全知道從有到無的過程。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認識到——什麼叫喪失自由」，周嘉寧對《好奇心日報》說。
1982 年出生的周嘉寧是個作家、譯者。高中時，她因參加第一屆和第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被複旦大學提前錄取。 19 歲時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流浪歌手的情人》。 2007 年，她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畢業。 1 年後，她進入剛創立的文學 MOOK 《鯉》，擔任文字總監至今。
因為出身「新概念」，很多人都會把周嘉寧同期的韓寒，比她晚一屆的郭敬明和張悅然，與之對比，冠以標籤「80
後（新概念）作家」。但如今， 20 年過去了，韓寒和郭敬明早已和文學無關，混跡娛樂圈，只有周嘉寧和張悅然仍在堅持寫小說，慢慢進步。
周嘉寧上一部作品是 2015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密林中》。作家金宇澄曾評價道：「讀周嘉寧的小說，等於見證一種自我分析的過程，真誠，勇敢，從不獵奇或媚俗，是嚴謹的，形而上的。在缺失精神思考的當下，周嘉寧小說有直指內心的魅力。」作家閻連科則認為：「《密林中》與周嘉寧的個人經驗密切相關，既是年輕一代作家成長的自畫像，又超出文學範疇，描繪了歷史中一代人的精神癥候。『密林中』是一種隱喻，困難重重，障礙重重，然而文字在其中熠熠生輝。」
不過，雖然已經出版過 10 多本小說，也得到一些前輩的認可，但周嘉寧一直都覺得自己「寫得不好」，「需要去學東西」。至於具體哪裡寫得不好，她沒有正面回答。她認為自己的知識結構可能影響了寫作。周嘉寧覺得，自己因為缺乏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知識，只是文學方面很豐富，所以很難更深入地思考問題，隨之也更難介入中國如此複雜的社會現實。
這也是這幾年周嘉寧寫作方向發生的變化。此前，她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個自傳色彩很強的作家，「個人痕迹非常重」，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周嘉寧自己也承認， 30 歲之前，一直在自我探索。而 30 歲之後，對自己「稍微有一個比較模糊的了解」，開始「把注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現在，自己的寫作是有責任的，希望能夠帶著一部分願意被她帶著的人，通過她的寫作進入一個她所創造出來的世界。
「至少我現在正在寫的那些東西，都是想說一種時代性。其實個人的價值也好，困境也好，都是在一個大時代的席捲之下。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個時代的洪流。我其實就是想寫，在這個大時代下面，那一部分我覺得有價值的年輕人的生活，比較真實地去寫當代青年人碰到的問題和我對於解決辦法的一些小小設想，或者是我的一些疑問。如果說這些疑問可以激起比我更聰明的人的思考，或許他們可以給出很好的答案。」周嘉寧對《好奇心日報》說。
她今年將要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基本美》正是對這一寫作思路的新嘗試。周嘉寧稱，她想寫出他們這一代人的困境。這些小說將會聚焦從 2000 年到 2010 年間，中國年輕人生活的變化。對她這一代人來說，這是比較重要的 10 年。因為在她看來，這 10 年前後，無論是年輕人的生存空間、理想空間，還是大陸年輕人和香港、台灣年輕人之間的隔閡、聯繫等，都有非常大的區別。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開頭那一幕的出現，兩岸年輕人現在有著越來越多的隔閡、誤解和想像。「我覺得我們是很清晰地認識到（什麼叫喪失自由）的這麼一代人。但是問題是說，可能比如說再往後，年輕人確實就沒有這個習慣了。」周嘉寧說。
除了作家，周嘉寧的另一個身份是英語文學譯者。她曾翻譯過珍妮特·溫特森的《寫在身體上》、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玉米少女》、弗蘭納里·奧康納的《好人難尋》，等等。
對她來說，翻譯不僅可以讓她保持一種規律的生活。「我覺得翻譯一直在幫我，在我自己的體系裡面去撈起一些詞語，然後洗乾淨了，好好地用它們。因為中文真的很美，所以我有時候看到一些好的中文，被不恰當地使用，我心裏面就會點不舒服。你在翻譯的時候，對於詞語的珍視會變得特彆強烈，特別想要去珍惜每一個詞語，然後在它們該有的位置上面怎麼去用它們，都希望它是對的。」周嘉寧說。
同時，由於翻譯，她對不同語言之間「美」的不可傳遞性也有了更深的體悟。又因為喜歡日本文學，所以周嘉寧最近一直在學日語，希望能知道那些日本文學翻譯成中文後，損失的東西有些什麼。
今年 1 月，她的最新譯作《第一個壞人》也出版了。這是她翻譯米蘭達·裘麗的第二本書。周嘉寧很喜歡裘麗，甚至認為她沒有什麼缺陷。而裘麗的風格按照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的說法，叫 「裘麗風」（July-esque），自成一派，無法用現成辭彙定義和描述。
「她其實是一個特別具有當代精神的人。不管是她的藝術作品、小說、電影，跟當下世界城市人的精神面貌變化結合得非常緊密。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孤獨的問題；年輕人普遍覺得世界是一個下沉的過程；如何處理人跟人之間的距離……米蘭達·裘麗的小說嘗試著告知人們，大家普遍面對這些困境以後，要去如何解決這些困境？」周嘉寧說。
Q=Qdaily
Z=周嘉寧
現代社會，我不知道還存在不存在孤獨？
Q：《第一個壞人》的主題之一是孤獨。你的小說也在反覆探討這個話題。我比較好奇，你現在怎麼看孤獨這件事？怎麼和它相處？對你的寫作又有什麼影響？比如我看之前聊《沒有人比你更屬於這裡》時，你說：「誰都覺得自己最孤獨了。」
Z：我覺得現代人（都是這樣）。孤獨真的已經不是一個了不起的東西。大家談也談這麼多年了，然後孤獨也孤獨了這麼多年。但凡是一個，比如說二十幾歲往後的成年人，都已經把孤獨當做是一個隨身攜帶物品的東西。它已經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而且我覺得，現代社會對於「孤獨」這個詞的定義其實已經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孤獨已經變成了一個不那麼孤獨的東西。原先可以用來定義一個人孤獨那個狀態，現在可能已經不是孤獨了。我不知道還存在不存在孤獨？現代社會到底什麼樣的人是孤獨的？孤獨的時刻是什麼？我感覺現在有點想不起來自己覺得孤獨的時刻。比如說我如果每天在家工作的話，我只是一個人，這可能也不是孤獨了。
所以，其實從表象狀態來描述，獨自和孤獨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人已經變得非常擅於跟自己相處了。你現在可能談戀愛都不需要面對面，一定要跑到對方家裡面，（走）很遠的路，見面。類似這樣很多變化。 20 年前，還是群體概念很強的時候，但我覺得個體意識已經發展這麼久了，大家都已經孤獨了。這個東西已經到了聊無可聊，沒有什麼可說的地步。
Q：你覺得寫孤獨這一主題寫得比較好的小說家有哪些？為什麼？比如理查德·耶茨、米蘭達·裘麗和卡森·麥卡勒斯好像都屬於這一類。
Z：挺多的。其實米蘭達·裘麗還可以。她已經是「後孤獨時代」的一個人。理查德·耶茨他們這批人，還是在一個可以談論孤獨的時代。現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米蘭達·裘麗的孤獨是在人人都已經接受了孤獨的基礎上，再去談孤獨，而不是在一個我們對孤獨還處於一個掙扎著，要不要去跟它反抗，要不要去解決孤獨的問題，而是你已經知道孤獨是不可解決了。不可解決，你必須要跟它相處以後，你該怎麼再去談它。我覺得她是在一個這樣的階段，跟之前那些作家差太遠。
Q：你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Z：我覺得一定是因為技術發展導致人的社會結構都發生了變化，然後時間感的變化也很重要。時間感和距離感都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你從一個地方到達另外一個地方的移動速度是很快的。移動速度快，導致你接近得很快，離開得也很快。時間的質地也變得非常不一樣。人跟人的溝通方式肯定也是變了。這種變化就會導致各種情感上面的定義其實都在發生變化。
Q：對現代人來說，你覺得這也是一個沒法解決，只能接受的處境嗎？
Z：這沒辦法解決。這個東西不是你個人力量可以解決。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去討論，如果這個變化已經發生，我們現在比如有一些定義是不是應該要去改變？孤獨的定義是不是要變化一下？感情的定義是怎麼樣的？是不是也要變化一下？
我覺得她（指米蘭達·裘麗）是在討論這個變化的過程，對於孤獨是有一些拓寬的。包括這個書（指《第一個壞人》）裡面，她對於愛這個概念是有拓寬的。因為她所描述的感情，你會感覺很奇怪。我之前跟你說，它是一個未被定義的狀態。你很難用一個很具體的形容詞去描述它。因為那個概念還沒有完全出現。我們可能現在都還在用一個幾十年前那個「愛情」的詞的定義，在談論現代人的感情。到底是不是這樣？那當中可能有一些永恆的部分，但是除了永恆的部分之外，一定是有一些東西在流動、在消逝和再重新構建起來新的形式或者什麼。
我想寫大時代下，有價值的年輕人的生活
Q：最近，閻連科做了一個講座。他把卡佛、門羅等作家的作品稱作「苦咖啡文學」。因為「它們和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在這類文學作品中，閻連科認為，讀者只能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作家如果不給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麼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你怎麼看？有沒有一些想法？
Z：我很矛盾。我看他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心情。乍一看，覺得蠻對，又覺得哪裡不太對。我也說不好。我覺得他能說得這麼清晰，好像也有點奇怪。我真的發自內心覺得這是個複雜問題，而且我覺得不應該這麼武斷，好像它的歸類有點太一分為二。其實我最近常在想這個問題，也沒想出什麼結果。
我覺得是這樣，比如像米蘭達·裘麗，她說的是困境，不是不幸。困境是所有人都在經歷的一種相似的東西。比如說孤獨或者前面說到的人跟人之間的那種東西，一種全人類都在面臨的東西。但是，不幸是降臨在個體上面的。比如說我們如果把國家也作為一個人格的話，可能不幸是降臨在這個國家作為一個人格存在的個體上面的，但它不是一種困境。這個是不一樣的。（但）這個當中有沒有一個高下之分？我覺得需要（再想想）。
Q：那你覺得你的小說在表達同代人，也就是 80 後的生存困境嗎？如果有，這種生存困境具體來說，你覺得又是什麼？
Z：是。至少我現在正在寫的那些東西，都是想說一種時代性。其實個人的價值也好，困境也好，都是在一個大時代的席捲之下。沒有人可以逃脫這個時代的洪流。你一定是站在這個洪水當中，只是看你以什麼樣的姿態去站立，或者說是隨它走，還是你站在某個固定的位置。每個人都被這個東西影響著。
那我其實就是想寫，在這個大時代下面，那一部分我覺得有價值的年輕人的生活。很多人完全被卷著走了，沒有什麼意思，沒有必要再寫了。寫出來以後，也就是一個被席捲的狀態。
Q：什麼叫有價值？
Z：我描述不出來。描述出來的話，我幹嘛還要寫那些東西。不就是因為很多東西你沒有辦法用一兩句話概括嘛，不然你發個微博就得了。
Q：那你覺得像你們這代人，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比如相比 90 後。
Z：挺大的。我覺得我們是浪費時間的一代人，然後浪費得還挺開心的。而且我們二十幾歲的生存空間比你們寬容一點。因為社會規則沒有像現在這麼確定，當時不確定的部分更多。不確定的部分多的話，你如果正好有一個不確定的人格的話，你擺動的空間是很大的。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幾率也是很小的，會花更多的時間。
我的感受是，到你們這一代人，擺動的空間變得有點小，規則的建立變得牢固了起來。所以，你們可以比較快地在這當中找到一些固定的點，可以有效地發揮自己的精力。因為年輕的時候，精力發揮起來比較有用，以後就有點累了。比如說學習的效率會很高。記憶力好這一點特別重要。
Q：你下一本書會是什麼？能給我們講講具體內容嗎？我聽說，今年好像就要出版，已經寫完了嗎？
Z：寫完了，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叫《基本美》，裡面的時間段基本上是從 2000 年寫到 2010 年。因為這 10 年，對我來說，是我們這一代人比較重要的10年。為什麼？ 2010 年是上海世博會，然後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我覺得這前後，中國變化很大。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也好，理想的空間也好，在 2008 年、 2010 年的前後，有非常大的區別。
我最後的中篇，主人公是一個大陸的年輕男孩跟一個香港的年輕男孩之間的友情。 2010 年之前的時候，其實有很多香港年輕人到北京來，對大陸的興趣非常大，覺得真的是大陸，給他們提供很大空間。不僅是香港年輕人，包括我自己那時候也是來北京，然後也覺得是一片可以伸展的地方。不管是從面積上面，還有從當時整個社會氣息，都是對年輕人寬容的，甚至是你可以很放肆的，然後就是一個很寬鬆的環境。你覺得有很多希望，覺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但從 2010 年之後，你可以慢慢覺得有很多變化，當時沒有意識到，但我現在如果再回看當時那 10 年，看我周圍的朋友的變化，包括我看到的一些青年文化領袖也好，比如說音樂、電影、文學方面那些年輕青年意見領袖的變化。其實也可以看到社會的一些脈絡是如何變成如今的這種狀態？也不是說如今狀態有多麼不好，而是說之後理想中的一個社會構架到底是什麼樣的？
但可能我就是會有很多疑惑，因為我自己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畢竟我也不是專門做這方面的研究，但如果你身處一個這樣的社會，你看到新的年輕人冒出來，然後年輕的形態不一樣，然後你再對比之前，你所認識的 80 年代、 70 年代、 60 年代的人，你可以看到這當中有很多結構性的變化是不知不覺中產生。
所以，我那本書其實都是在寫對我來說這關鍵的 10 年，很多變化。網路是在這 10 年開始興起，韓寒也是這 10 年當中出現的。 2008 年的時候，我最早還是可以用 Facebook ，到 2012 年之後，就不行了。然後很多隔閡的產生是怎麼樣的？所以就會想要去聊這些事情，還蠻有意思的。
Q：作為一個譯者，你的翻譯觀或者翻譯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Z：我比較傾向於直譯。我自己看翻譯作品的時候，也比較傾向於直譯的譯者。因為我覺得語言和語言之間的傳達是一定有損失的。中文是一個象形文字的語言。英文有時候是一個節奏感傳達。比如我最近在看菲茨傑拉德的書，他特別明顯。他語言好，是我看看看著，就很想念。他音律上面的美感是用英文傳達出來的。美感是念出來的，是在一個英文詞所構成的起伏之下。但是，中文的美感有很多是看出來的。象形文字，你有很多字放在一起，看上去就有一個視覺上起伏。你不是說常常會看著中文，然後突然就念了起來。當然也會有。但即便是你念了起來，然後你跟英文是完全不一樣的語言。你念出來就像有兩種樂器在演奏一樣。
所以，翻譯的損失是一定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面，我覺得盡量貼近原意，不要讓它在它的意思上再有損失。如果在節奏上面已經有了損失，我就不願意讓它在作者意思——詞意或者句子結構（再有損失）。這些方面我就不想再去生造，或者說變成一個特別中文的表達。不然的話，我覺得兩方面都會損失有點太多了。
Q：除了譯者，其實你的主要身份是個作家。你覺得翻譯這件事給你的寫作或者生活都帶來了什麼改變？能具體講講嗎？我看資料說，翻譯這項工作會讓你過著更自律的生活。
Z：對。翻譯現在還是在起這個作用。因為自由職業很容易（沒有規律），翻譯會把你限制在你的書桌前面。其實規律這個東西建立起來很難，但是打破起來特別容易。翻譯會幫助你不停地修補。但這是生活上的幫助，我覺得這個其實還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還是，我覺得翻譯可以補充中文的語言，或者說，對我來說，還可以凈化中文的語言。因為你在翻譯的時候，你會非常小心地選擇用詞。其實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當中，有很多詞是被破壞掉的。比如說有一些本身並沒有褒義或者貶義的詞，但在被濫用了以後，就會被破壞掉。翻譯可以幫助你重新建構這些詞語本身的意義，然後也幫你更小心地去保護這些詞語。至少在你自己寫作的時候，你不要去濫用它們，然後你要把這些詞語放在它們應該處的那個位置上面去，好好地使用它們，保護它們。不要讓它們被網路上面太多的濫用污染掉。
不要總說自己老了
Q：今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賽第 20 年。你是最早的獲獎者之一，也是如今的評委。如果回看這 20 年「新概念」的歷史，你有什麼最大的感受嗎？你覺得它對你又有什麼影響？
Z：我覺得其實這兩年看作文的話，還蠻有趣的，但這種有趣是因為你可以看到現在中學生閱讀的變化，非常與時俱進。比如說有一段時間，交上來的文章裡面有很多很多穿越的。可能三四年前那段時間，大家都是在寫這些，太可怕了。為什麼中學生都在看這個？
但是，你發現會變得很快。我其實今年在看另外一個作文比賽，但也是中學生的。我就發現很多中學生在看太宰治。當然他們對於太宰治的很多解讀很幼稚。我有點驚訝。這種閱讀的傳播，包括中學生的閱讀選擇，是怎麼形成的？
還有我是在想，知識分子、老師們、出版界應該想想看，給中學生一個更好的閱讀推薦、指引。你現在回過頭去想想，有很多很好看的書，很值得看的書，你在中學時代未必能夠理解。因為我最近在重看很多名著，我就覺得我以前被老師逼著看，都是白看。你的理解是不對的。
但是，有很多書是適合在那個年紀看的。可能有一些美國作家的書，我覺得是適合在高中時候看的，但是那個時候你卻不看，然後你在看很多俄羅斯人的書，你未必能夠完全去解讀清楚。你又看得很痛苦，導致你對整個文學的理解都是枯燥的。那你應該從一個比較有趣的點進入，或者怎麼樣，比如說村上春樹，高中生看就挺好的，挺適合的。
Q：你除了中間有 3 年是待在北京，其餘時間都是待在上海。你覺得上海這座城市和你的文學之間有某種關係嗎？我看資料，你之前說，每個大城市都很無聊。
Z：人每個階段對周圍環境的看法，（都會受到自己）當時那個階段局限性（的影響）。我說每個大城市都很無聊，是基於這種局限性所產生的看法。
2016 年的時候，我去愛荷華寫作計劃的三個月，對我衝擊很大。因為那三個月的時候，我碰到 36 個不同國家地區的作家，母語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都沒有聽說過。你會突然間發現，國家和國家之間完全是不一樣的。中文寫作是非常獨特的一種存在。所謂的什麼民族性，反正一切的東西，都以這種衝擊的形式出現在你面前。
你最開始跟所有人流暢溝通。如今的時代性就在於，比如帕慕克也參加過那個寫作計劃，大家都知道，都看過。然後也都知道村上春樹，都看過。我們最開始有很多共同話題，可以談庫切，大家都喜歡。卡佛什麼的，大家都要罵他。村上春樹也有很多人罵他。但是，你在最初的共同溝通結束了之後，你會發現，你想更進一步探討自己的文學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溝通的。語言的障礙是用英文沒有辦法確切的傳遞，你的觀點什麼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之前說什麼大城市都是一樣，後來就覺得真的不是這樣。而且所謂的世界的概念，並不是說中國和外國，而是很多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完全不一樣的城市，包括完全不一樣的個體，所承載的是各種觀念。
Q：回看這一年，你還記得國內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或者比較關注的新聞事件嗎？為什麼？
Z：好多，我覺得近兩年發生的事情，就像洪水一樣。我覺得挺糟的，我想不太起來有什麼很好的事情。你要去複述一些不好的新聞，沒有什麼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記得。我覺得人遺忘起來，沒有這麼快。或者一件不好的事情被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覆蓋掉，那它還是有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比較糟的是，我要想一個特別振奮人心，或者說在這一兩年當中，特別鼓勵我的一個新聞，一下子想不太起來。這讓我覺得有點不開心。在這樣一個世界裡面，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因為大家已經可以很清晰地定義「糟糕」，但是對於「美好」的定義，變得沒有。「糟糕」是一個比較好定義的東西，你也比較容易描述，你也可以舉很多例子，但是我覺得，對於「好」的定義就變得非常弱。
Q：那作為一個作家，面對這一兩年出現的事情，你會覺得很沮喪和無力嗎？還是覺得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的？
Z：不是無力，我沒有覺得過無力。我反而覺得，有的時候會讓你更有力，但可能是一種很蠢的有力。我從來沒有覺得過無力或者消沉，或者由於外部環境變糟，而導致你個人力量的損毀，對我來說好像沒有，但會有一點恐懼。
而且我確實還挺希望，如果說大家那麼清楚什麼是糟糕，還挺希望至少我可以帶著一點願意信任我的讀者，可以往一個不糟糕的世界，走上這條路。至少在一個探險的過程當中，如果他們願意信任我的話，至少我是願意，我是想要去做這個事情。但我能不能做得成，這是（另）一個問題。
Q：你覺得最近幾年你身上發生的比較大的變化是什麼？就是之前提到的現在對自己的了解很清晰，要把注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嗎？
Z：對。我覺得還有一點，挺希望自己可以盡到自己的責任，至少努力嘗試一下。就像前面說的，我們已經說了太多什麼是不好，我自己也說「什麼是我不要的」、「什麼是我想躲避的」，這個我們已經說了挺多。我身邊的很多朋友們，那些年輕人們，作家也好，年輕知識分子也好，其實說了很多我們不要什麼。
但我可能想說一點，或者試著去做一點，什麼事情是我們要做的？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在否定的同時，我們希望建立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但我覺得這個很難。而且不是說自己一個人（能完成的）。可能周圍的人在說了很多不要，說了很多否定以後，可以一起去建立一些事。大家很茫然，但我覺得這時期會過去的，慢慢地會有一些人站出來，會有一個新的方向出現的，所以也不用太著急。
Q：一般來說，什麼會喚起你的好奇心？
Z：可多了呢。比如說我最近特別好奇一點，在學日語的過程當中想到的。我特別好奇我所喜歡的那些英語作家翻譯成日文以後是什麼樣的？這個是我特別急切想要趕緊能夠看懂的一個點。因為你自己是翻譯，知道有損失，那你知道英文翻成中文當中的損失是什麼。那麼英文翻成日文，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因為日文和中文又很相近。所以我最近是在好奇這個。
Q：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Z：不要總說自己老了。特別是一些真的還很年輕的人，我就特別煩聽到說自己老了，然後油膩中年人用來說自己。很多年輕人明明都還挺年輕的，就說自己是中年人，覺得很煩，導致我對中年這個詞都有點覺得應該重新正確使用一下，真的是被濫用。為什麼要毀了這個詞呢？
題圖《愛情我你他》劇照、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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