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禮制的主要特性及其當代價值

中華禮制注重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是一種文化軟實力，起到了鑄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進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重要作用。有人認為，道德失范是自古而來的專制體制「本性」所致，中華禮制難辭其咎，必須脫胎換骨；也有人認為，禮儀缺失與道德失范是遭遇西方文化滲透的結果。這兩種傾向都反映出對中華禮制特性與價值認識不清，對民族文化傳承自信心不足。傳統的中華禮制有無價值？能否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需要我們從學理層面仔細分析中華禮制的主要特性，才能作出肯定回答。中華禮制的歷史傳承性中華禮制是中華先民世代相傳、處世立道的重要準則與精神升華的結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之間交往與聯繫的前提便是規範各自的行為。《禮記·曲禮上》開篇即言「毋不敬」，強調雙方交往首先要恪守尊敬對方這一基本準則。中華各民族在數千年的文明演進中，逐漸明白並認同這一準則，從而服膺中華禮制，達到了諸族和融、共同發展的目的。「和為貴」是用血寫成的歷史座右銘。當然，中華禮制還有「禮，時為大」這一與時俱進的改革原則。《宋書·禮志》說：「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強調禮制應該採取適宜時代變遷的改革，才能使它傳承下去。漢高祖建國，對傳統禮制不感興趣，而叔孫通認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於是「采古禮與秦儀」，制定出漢禮，最終使高祖服膺禮制。歷史傳承性證實了中華禮制是一種與中華民族同生共長、傳承久遠並發揮過積極作用的優秀文化傳統。中華禮制的民族認同性魏晉南北朝和元、清時期，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地區，儘管他們在某一時段內採取過不利於民族和解的政策，但最終回歸中華一體，實行民族和解，採納中華禮制，促進了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建都盛樂之時，便仿照漢族政權實行西郊祭天儀式、改朔頒歷，宣示政權的合法性。到孝文帝時起用南方漢族士人王肅、劉芳等人改革禮制。元朝、清朝都實行過民族高壓政策，但最終改道易轍，採納中華禮制，從而與被統治的漢族以及其他民族在禮制的規範下實現和解。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充分證實，採納中華禮制是實現民族和解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中華禮制的地域普適性中華禮制是在中華大地上茁壯成長起來的。在中國古代，各族人民都有各自相對固定的生活區域和不同的語言、習俗，但各民族相互交往中尤其是在與漢民族的交往中，受漢民族禮儀文化與禮制的影響，逐漸開始認同並遵循中華禮制的規範，從而實現了中華一體的相互融合。例如，三國時期西南少數民族首領孟獲與蜀漢之爭。諸葛亮以禮待之，使孟獲最終臣服蜀漢。孟獲表示：「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孟獲所服者並非是比自己強大的蜀漢軍力，而是臣服於諸葛亮所持的禮義。歷代封建王朝為了加強統治，都很注重對民眾進行禮義教化，推行禮制，頒行旌表，乃至通過地方宗族、鄉黨來大力推行，要求士庶一體遵循禮制。也有士大夫專門著書立說來宣揚和推行中華禮制，如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流傳極廣，被廣大士庶採用。中華禮制是從中原地區逐漸向四周擴散的，遍及中華大地，使民庶有禮可依，有據可循。在此意義上，中華禮制在廣大地域內發揮著重要的維繫封建統治作用是無須爭辯的事實。中華禮制的體系開放性中華禮制形成、變遷及發展的歷史，證實它不是一個封閉的、排他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中華禮制萌芽、草創於先秦時期，是在中原華夏族的風俗、習俗中逐漸孕育並吸納周邊諸族一些因素成熟起來的，進而形成國家層面的行為規範、道德要求。史稱周公相成王時曾「制禮作樂」，而《儀禮》將禮分為「冠婚喪祭燕射朝聘」八類，直到戰國末年仍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顯然中華禮制仍屬草創階段。其間，儘管先秦諸子對中華禮制起到過一定作用，但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無疑是中華禮制主要的思想支撐，孔子提出的「損益」也成為後世禮制變革的理論依據。「五禮」制度是中國古代成熟的禮制體系。「五禮」始見於《周禮·地官》，僅為「六藝」之一，作為制度層面的「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制度，則初見於《晉書·禮志》。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與漢民族交往中，他們的禮俗也逐漸融入中華禮制之中，促進了「五禮」制度漸趨成熟。《大唐開元禮》是五禮制度發展到完善時期的代表，它恰恰是在吸納周邊諸民族的文明過程中，使五禮內容更為齊全，儀式更加詳瞻，成為後世王朝制禮作樂的主要依據。清末至民國初年，隨著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社會，中華禮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西方禮儀，更加豐富了中華禮制的內容。顯然，中華禮制具有開放性的特徵，能夠在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調整自身體系結構，開拓創新、充實升華，從而流傳千年而不衰。中華禮制的異質包容性異質包容性與體系開放性相輔相成。中華禮制在其發展過程中，吸納異質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減少衝突，實現並存共榮。中華禮制吸收異質文化例證甚多，不遑枚舉。上述提及北魏孝文帝任用王肅等人改革禮制，儘管是以漢民族的五禮為其核心，但包容著拓跋族的部分禮制無可懷疑。唐禮中的宮廷樂舞，吸納了周邊國家、不同民族的精華，史稱「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從而施行禮儀時聲形更趨完美。自然，中國歷史上也有一些拒絕異質文化的例證。如康熙貶視西方禮儀，排斥外來文明，實行閉關鎖國，雍正、乾隆繼而行之，最終使清王朝孤立於世界發展潮流之外而受辱於西方列強，這一前車之鑒值得我們認真吸取。中華禮制的道德實踐性中華禮制不僅是國家制度，更是一種為人處世的道德規範。孔子對修身立德、行禮律己的前代聖賢讚頌不已，強調「不學禮，無以立」。知禮行禮、知行合一，便是中華禮制道德的實踐性，體現出中華先民的主流價值。在中國古代，許多前代聖賢並不單純追求「進退周旋，威儀抑抑」的外在形式，而是進一步探求禮義，即內在的精神實質。《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趙簡子問，子太叔對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也有「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之說。《禮記·郊特牲》稱「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尊其義便是追求道德境界，強調道德踐履。實際上，中華禮制注重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是一種文化軟實力，起到了鑄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進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中華禮制有利於加強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有利於建設「禮宜樂合」的和諧社會秩序與「萬邦協和」的國際關係，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歷史傳承性奠定了中華禮製作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認同性與地域普適性證明了中華禮制流傳於中華大地的根源，是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歷史根據和思想武器；體系開放性和異質包容性決定了中華禮制能夠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繼續生存並發展；道德的實踐性則是喚醒國人禮義之心的精神動力，並能服務於當今社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在新時期的追求，而中華禮制蘊含著中華先民之生命經驗和生活智慧，積蓄著禮義對人心的凝聚，涵攝著「仁以為己任」的擔當精神，追求社會和諧和長治久安的信念，完全可以作為現代禮儀體系的學理基石，使其為弘揚民族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使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重要作用。（作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禮制變遷及其現代價值」首席專家、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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