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祖康熙：打造中國古代最長久的盛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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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後，勢力壯大的噶爾丹口出狂言說「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他率軍二萬以攻伐外蒙為名攻入內蒙，越過呼倫貝爾草原到達離北京僅三百五十公里的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威逼清廷交出土謝圖汗等。康熙本來是親征的，但是因患感冒不得不返京。由皇兄福全任撫遠大將軍率領十萬清軍與噶爾丹軍展開激戰。噶爾丹駐烏蘭布通峰頂，於峰前布設「駝城」，即將成千上萬的駱駝蒙以濕氈，環列如城，軍士於隙間發矢銃打擊清軍。清軍開始不利，後集中火力，猛轟「駝城」，敵軍驚恐自潰。清軍也遭受了重大損失，國舅佟國綱戰死。噶爾丹以講和為緩兵之計，福全中計，坐失良機讓噶爾丹當夜逃遁。

　　外蒙之爭情況十分複雜，而且涉及外國，噶爾丹在裡面又上躥下跳，唯恐天下不亂。為了穩定這裡的局勢，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康熙決定親自在多倫會盟外蒙諸部。在會盟時，將外蒙分為三十四旗，與內蒙古的管理一致，將外蒙置於管轄之下。班師途中，康熙將之與秦始皇修長城相比較說：「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噶爾丹並不甘心失敗，又於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殺了康熙所派的使者，還不停地騷擾搶掠，防不勝防。為了徹底消除這個「牛皮癬」，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正當壯年的康熙決定御駕親征，這就是第一次征討噶爾丹。鑒於其飄忽不定，就決定以噶爾丹想結援的內蒙古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歸附噶爾丹為誘餌「引蛇出洞」。噶爾丹果然上當，於次年二月帶著一萬多人興緻勃勃地沿克魯倫河而來，不料早落入康熙的算計中。康熙以東北三省將軍為東路防其東侵；以西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由歸化進討；中路由康熙自領，共計八萬人。他派人去指責噶爾丹並放回四個俘虜，噶爾丹開始不相信康熙親征，聽了釋虜的話才不得不相信。五月七日，康熙駐紮西巴爾台，噶爾丹登山望見御營龍旗，大驚失色說：「是從天降耶！」驚慌失措的他忙下令奔逃，在昭莫多附近被包圍擊潰，妻子阿奴被殺，噶爾丹只以數十騎落荒而逃。戰鬥中，康熙與士兵們同甘共苦，每天只吃一餐，大大地激發了士氣。

　　不久，噶爾丹又收集殘部五千人進犯。七月康熙決定二次親征，他加強了政治攻勢，將三百道蒙文招降書送到大將軍費揚古處令其頒發，分化瓦解以前親噶爾丹的勢力。許多人歸降，噶爾丹幾近山窮水盡。因時值寒冬，康熙於十一月班師。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開始了第三次親征。此時噶爾丹眾叛親離，只有三百人跟隨，連牛羊都沒有了，所以不用康熙大動干戈，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就飲葯自盡了。至此，康熙將蒙古各部基本納入了朝廷管理，發展了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鞏固了邊防。

　　進兵安西藏。康熙對西藏的進兵和人事安排，不僅顯示出他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而且手段也非常高超，為鞏固西藏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西藏的宗教界和政界早在明朝崇禎十二年，即清太宗皇太極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時就與清就發生了關係。當康熙在平吳三桂之叛(公元1673-1681年)時，與吳三桂有聯繫的五世達賴曾經為吳三桂說話，希望裂土罷兵，但被康熙斷然拒絕。平定「三藩」的次年即公元1682年，五世達賴就去世了。不料總理政事的第巴桑給嘉措秘不發喪，選擇了一個相貌類似的喇嘛佯裝五世達賴，並且只能由自己一人去見，實際上桑給嘉措成了西藏的政、教首領。他反對與清朝建立密切的關係，因而支持噶爾丹的叛亂。這個秘密直到十五年後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當康熙第二次親征噶爾丹時才從降俘的蒙古人口中得知真情。

　　此時桑給嘉措才不得不正式公布五世達賴圓寂的消息，並宣布十五歲的轉世靈童倉央嘉措已經找到並迎到布達拉宮坐床即六世達賴。為了西藏的穩定，康熙予以承認。但桑給嘉措的政敵蒙古人拉藏汗卻反對，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軍事衝突，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拉藏汗以青海蒙古騎兵殺了桑給嘉措，並立隆素為第巴，康熙對此也予以承認，並派人護送假六世達賴赴京，但他在途中病故。拉藏汗又立伊喜嘉措為六世達賴，但未被部分青海的蒙古人承認，反而另立噶桑嘉措為六世達賴。這樣就同時有兩個達賴，康熙為了調解雙方矛盾，就提高班禪的地位，讓他和達賴一起共掌喇嘛教，然後問其真假。在徵詢班禪的意見後康熙確認伊喜嘉措為六世達賴。此時，鑒於西藏複雜的形勢，他首設了駐藏大臣。

　　以前第巴桑給嘉措和西蒙古的準噶爾部的策零阿拉布坦關係密切。策零阿拉布坦是僧格之子，即噶爾丹的侄兒，但和噶爾丹有仇，因為他的未婚妻就是被噶爾丹給搶了的。他為了自己的利益曾經積極配合清朝打擊噶爾丹。但噶爾丹死後，準噶爾部盡為其所有，隨著統治權力的擴大，他也開始對外擴張，欲圖奪取青、藏，與清朝的矛盾日漸加劇。在桑給嘉措被殺後，策零阿拉布坦一面假裝和拉藏汗聯姻，一面卻磨刀霍霍，並於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七月以護送拉藏汗之子夫婦回藏為名，以表弟策零敦多布帶領六千騎兵突襲拉藏汗，拉藏汗無備被殺，六世達賴也被拘禁。

　　拉藏汗的一個兒子逃脫並向清廷報告，康熙於次年二月才收到消息，於是以在青海的色楞帶領二千四百人入藏平叛。康熙聽說敵軍才二千五百人，所以大意失荊州，色楞也盲目自信，落入了敵軍的包圍圈，全軍覆沒，色楞戰死。

　　準噶爾軍氣勢囂張，但他們燒殺搶掠被西藏各界所唾棄，民心失盡。康熙總結了教訓，不顧一些人的反對，令皇十四子胤禵為招遠大將軍王，統領三路大軍號稱三十六萬以護教為名進攻西藏。策零敦多布不堪一擊，僅餘數百人逃竄。

　　因為拉藏汗所立的伊喜嘉措不受歡迎，所以清廷九月十五日就在布達拉宮為六世達賴噶桑嘉措舉行了盛大的坐床儀式，確認了其正式地位，又把伊喜嘉措送到北京，以免後患。康熙安藏後，中央對西藏的管理得以大大的加強，他派滿蒙及綠營兵四千人駐紮在西藏，是清廷第一次在西藏駐兵，接著又廢除了第巴的職位，設置四名噶倫(政務官)負責行政事務，這樣政府高級官員都由清廷任命，對維護國家統一有著重大意義，這是康熙對中華民族的又一大貢獻。

　　煌煌文治：百年盛世之首

　　前面說到康熙的歷史功績，基本上都是武功。而他的謚號里文武雙全，他的文治也很有業績——但是，這是有著嚴重缺憾的文治。

　　經濟大發展。「穩定壓倒一切」，這雖然是今天的口號，然而從幾千年的歷史中也可以看出這句話的正確性，是否「盛世」得首看經濟，而發展經濟的前提就是要保穩定。在明末清初的多年戰火之後，人口大量減少，經濟凋敝，康熙在平叛的同時也十分注意盡量減輕百姓負擔，調動耕作的積極性，他採取了許多相應的措施。

　　治河南巡。自古黃、淮容易為患，而一年運輸漕糧多達四百萬石的運河又貫穿了它們，所以治水是康熙早年寫在宮柱上的三件大事之一。在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黃、淮又發大水，這對平「三藩」十分不利。儘管極度拮据，康熙還是痛下決心治水。他提出了「務為一勞永逸」的全面修治方針，提升安徽巡撫靳輔為河道總督，於康熙十七年批准了二百零五萬兩的經費，限定三年完工。這三年里，靳輔完成導黃入海等六大工程，治水成績顯著，但他遇到兩次黃河大水而決堤被革職，戴罪立功。此時南方的淮、揚水患依然嚴重，康熙於是親自去考察，這就是有名的「六下江南」(下江南有多重目的，但首先是治水)。首次是於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從山東開始的，一直到了蘇州和江寧(南京)，他一路閱讀方誌，訪問故老，提出了一些治水的意見。他見百姓困苦，就叫各地官員為民解憂。他在視察現場完畢後又去山東曲阜朝拜了孔廟。在他對水利事業的重視下，各地水患大為減少，為農業的豐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百姓安手。

　　改革賦役制度、獎勵墾荒。任何好的制度都有一定的時效性，如清初實行的是明朝時的「一條鞭」法，即賦役合一，按地和人丁一起收取錢幣。但它對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不利，所以大量逃亡，隱瞞人口的情況也很普遍，這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如流民、盜賊等。康熙雖採取了武力鎮壓的手段，但他也有清醒的認識：「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孰肯為盜？」所以根本之法就是改革賦役制度、發展生產，這才是「治病求本」之道。所以他禁止權貴圈地、將大量的廢藩地產20多萬傾地歸原種之人，照常征糧，此即「更名田」，還對墾荒的加以扶持。同時，他實行了「攤丁入畝」的國策，於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規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丁賦一定，各家就可以放開褲袋生產兒子了。這年的人口是2462萬，僅過了30年的乾隆六年就爆炸式地到了14341萬！康熙十分重視農耕，這種物質生產的大發展為「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