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演變：模式與過程

●張小明

［內容提要］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一直處於不斷變遷的過程之中並且在歷史上呈現出三個截然不同的互動關係模式，新模式正在形成過程之中。國際體系因素和中國國內因素是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斷變遷的基本動力，而且兩者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充當國際關係變遷的動力。

［關鍵詞］中國對外關係　周邊國家　國際關係變遷

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很特殊，她在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都有相鄰的國家（包括和中國有著共同陸上和海上邊界的鄰國，以及其他地理上臨近中國的周邊國家①），而且自近代以來，其中有不少鄰國是大國。這樣一來，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始終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周邊安全環境也總是歷代中國政府決策者極為關注的問題。但是，歷史上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直處於不斷變遷的過程之中，並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了幾種極為不同的互動關係模式。

本文認為，從宏觀角度來看，在冷戰結束以前，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出現過三種模式，它們是古代時期中國為中心的模式，近代時期西方列強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的模式。冷戰結束後，中國同其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但是新模式還處於形成過程中。

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斷發生變遷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兩個因素是帶有根本性的，其一是中國國內因素，包括國力興衰、政治變革和政策選擇等等，其二是國際體系因素，包括發端於西方的現代國際體系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擴展以及東亞地區國際體系的變革等等。從中國與周邊國際關係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家與國際層面的因素，或者單元與體系的因素，是如何交織在一起並充當國際關係變遷的動力的。

中國為中心的模式

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第一個模式，是古代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其持續的時間最長，也相對穩定。它是在現代國際關係產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種十分特殊的國際關係模式，不同於我們後來所理解的國際關係，即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

從考察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歷史變遷的角度出發，筆者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作為研究的歷史起點。因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以同外界交往為內涵的對外關係史，如何處理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也開始成為中國統治者優先考慮的一個問題。

自先秦以來，中國的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唯一文明的國家，自稱為「華夏」、「中國」、「中華」，而把周邊鄰近地區的其他民族或部族蔑稱為「蠻」、「夷」、「狄」、「戎」等所謂的「四夷」。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憑藉其優越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在東亞處於中心地位，周邊國家大多向其稱臣納貢，而周邊國家相互之間一般不發生關係。也就是說，中國同周邊國家通過「朝貢」、「冊封」等形式形成了中心—邊緣關係。所以，這個時期中國同其鄰近地區的關係形成了一種比較獨特的互動關係模式，這是一種不平等的、垂直型的國家間關係，學者們習慣稱之為「華夷秩序」或「華夷體系」、朝貢體系等等。①朝貢關係成為這個時期中國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關係的一個基本特徵。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疆界在不斷發生變遷，其基本趨勢是範圍越來越廣大。同時，中國周邊地區朝貢國的數量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時候，朝鮮、琉球、安南、緬甸、暹羅、蘇祿、寮國、廓爾喀、巴達克山、愛烏罕、浩罕王國等均為中國的屬國或朝貢國，①它們同清王朝保持著藩屬—宗主國關係。

這種垂直型互動關係模式的產生，不僅是中國在東亞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產物，也是古代國際關係具有區域性和獨立性特徵的自然結果。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中國作為「中央王國」，基本上都是在東亞相對孤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基本上不受區域外國家的影響。實際上在發端於西歐的現代國際體系向全球擴展和形成全球性國際體系以前，在世界上存在著相對獨立的多種所謂的地區國際體系。②

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系便是其中的一個地區性國際體系。在這樣一個地區國際體系中，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裡佔據著主導地位。正是由於這一點，英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馬丁。懷特把中華帝國與其朝貢國所構成的地區國際體系稱為「宗主國—國家體系」，以區別於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家體系或國際體系。③在華夷秩序或者華夷體系之中，中國實際上是個地區主導國家或者領導國家，左右或指導著其周邊國家的對外行為。這樣一個體系相當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所說的地區「霸權體系」（hegemonic system），而中國則類似於「霸權國」（hege2mon），它在這個體系中佔據「統治或者主導地位」。④因為在華夷體系內，只有一個中心，這就是中華帝國和它的皇帝，周圍國家同它保持一種「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關係。⑤實際上，其周邊鄰國唯一共同的對外關係就是定期向中國不同王朝的皇帝們稱臣納貢。如清朝曾規定，朝鮮每年、琉球每隔一年、安南每三年、暹羅每四年、蘇祿每五年、寮國和緬甸每十年朝貢一次。⑥但實際朝貢次數和規定的朝貢期並不完全一致。⑦在特定情況下，朝貢國也可以延期朝貢或者「補貢」。⑧

但是，當時的中國同現代西方霸權國家有所不同，中國對其藩屬國沒有實施直接的統治，也較少使用強制性力量（如軍事威脅）。朝貢制度是「夷狄」表示承認中原王朝優越性的方式，中國對鄰國的影響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不是直接控制（包括軍事佔領）。朝貢制度給中國朝廷帶來的是政治威望，中國一般不干預藩屬國的內部事務，也不要求獲取經濟利益。而且朝貢國往往很看重朝貢的通商價值，以此追求自身的物質利益，因為貢使所帶的本國產品可以在貢路上和中國國都特設的市場上與中國商人交易，中國皇帝對朝貢國的「回賜」，其價值通常高於朝貢使奉獻的貢品，即「厚往薄來」。①從某種意義上說，朝貢制度也是中國懷柔周邊鄰國、維護自身安全的一種手段。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進貢制度畢竟基本上是一種防禦性的制度。這種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家倫理觀和文化優越感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和軍事支配的基礎之上。」②由於這個原因，在中國王朝衰落、自顧無暇時，原先的朝貢國往往擺脫中國的影響，甚至向中國挑戰，包括進攻中國。也就是說，在這個相對獨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國際體系中，當作為主導國家的中國國力強盛之時，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及周邊安全環境則比較穩定，反之，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及周邊安全環境則不太穩定。

雖然中國主要是靠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或者「觀念力量」維持朝貢體系的，但是這種影響力的背後無疑也有中國在軍事、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地位這種「物質力量」作為後盾，而且中國王朝在擴展、維持這個朝貢體系的過程中有時也使用軍事力量。這在朝鮮半島和東南亞表現得尤其明顯。如隋唐都對高句麗進行遠征，以使之成為自己的藩屬，但沒有成功，幾次遠征都以失敗告終，最後是唐聯合新羅，擊潰了高句麗和百濟，新羅統一朝鮮並向唐臣服。明朝曾出兵朝鮮半島，擊退日本的入侵，維持該地區為中國藩屬國的地位。1283年到1287年間，元朝對緬甸發動戰爭，以元軍攻下蒲甘而告終，1300年元朝再次派軍隊入緬進行征討，確保緬對元的臣服。清朝乾隆帝時，越南南方發生了阮氏三兄弟領導的西山農民起義，國王被迫外逃並且求援於清朝，清軍進軍安南，西山軍擊敗清軍後接受招安，清朝封受降的起義軍首領為安南王。直到法國入侵之前，安南一直對中國保持朝貢關係。乾隆時，清軍也曾出兵緬甸，以維護邊境安寧和保證緬甸對中國的藩屬地位。

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模式中，周邊的朝貢國家基本上不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中國面臨的主要安全挑戰，是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國家之入侵，中國的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的影響。①實際上，在華夷秩序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外來威脅源，維護北方周邊安全環境始終是中國統治者們十分關注的問題。在王朝強大的時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便得以遏制，而在王朝衰落的時期，它們則自北向南長驅直入，蹂躪中原，甚至顛覆王朝。當然，入侵者往往被漢文化所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

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之外，也有來自其他方向的挑戰。日本是東部對中國安全構成挑戰的一個重要威脅源。日本是一個海上國家，在歷史上同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它曾經在很短的時期內作為朝貢國加入過華夷秩序，但是很早就有一種強烈的、與中國對等的意識。中國王朝曾經努力以武力征服日本，如元朝軍隊曾遠征日本，但無功而返。日本在16世紀建立統一的國家之後，斷絕了同中國王朝的藩屬關係，此後日本是在東亞朝貢體系中，少有的未成為中國臣屬國的中國周邊鄰國之一。不僅如此，統一後的日本還試圖向中國居主導地位的華夷秩序發起挑戰。日本一直希望通過佔領中國重要的藩屬國朝鮮，並且借道朝鮮侵略中國。1592年開始，日本兩次進攻朝鮮，明朝軍隊曾應朝鮮的請求出兵朝鮮，幫助朝鮮軍隊擊退了日本的入侵，日軍在1598年最後撤出朝鮮半島。中國也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②此外，明朝時中國沿海地區還深受倭寇之害。

應該指出，從明末清初開始，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觸角已經從海上和陸上伸向中國，衝擊著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沙俄還成為中國新的周邊鄰國。但是，總體來說，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前，中國的門戶基本上沒有被打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模式沒有受到根本性的衝擊，周邊的大多數國家如琉球、朝鮮、安南等等仍然是中國的藩屬國，向中國皇帝朝貢。中國王朝甚至以處理同藩屬國關係的方式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打交道，清王朝1764編纂的《大清會典》竟然把葡萄牙、羅馬教皇國、荷蘭等列為朝貢國，並且註明西歐各國由於遠隔重洋，無法確定朝貢之期。③

西方列強為中心的模式

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第二個模式是以西方列強為中心的新的不平等關係，它是西方殖民擴張和近代國際體系從歐洲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的產物，也是中國自身相對衰落的結果。這種互動關係的模式大致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終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持續大約100年。大約從19世紀中葉開始，東亞諸國包括中國，先後被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武力或武力威脅打開了門戶，於是東亞地區國際關係孤立發展的時代結束了，該地區被納入了發端於西歐的現代國際體系之中。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朝貢關係或「華夷秩序」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徹底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建立在現代國際關係之國際法和權力政治觀基礎上的、以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為中心的互動關係模式。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個別國家除外）基本上都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實際上表現為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基本上是由西方列強所主導的，或者是以西方列強為中心的。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一個分水嶺。

這場戰爭的直接導因是鴉片問題，實際上其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先進的歐洲資本主義對相對落後的東方封建主義的衝擊，也是現代西方國際體系對古代東亞華夷秩序的衝擊。面對外部世界強大的壓力，內部日趨衰敗的清王朝沒有也無力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從而導致中國同外部世界關係的根本改變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急劇惡化。可以說，在西方向中國發動衝擊的時候，中國內部及其竭力維持的華夷秩序已經衰敗，不堪一擊。正所謂「在西方與中國針鋒相對前夕，清朝已未戰先衰」。①戰場上的失敗，導致清政府於1842年簽署了屈辱性的《南京條約》，英國根據這個條約以及次年簽署的《虎門條約》，割佔了香港島，索取2100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獲准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五個口岸居住貿易、停泊軍艦，並且還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等。中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門戶，中國傳統的閉關政策開始破產，中國也開始逐步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不僅如此，根據《虎門條約》關於無條件最惠國待遇的條款，其他列強也享有同英國一樣的特權，從此中國的大門便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開放了。②當然，中國這個時期的開放不是主動與自願的，而是在壓力之下被迫的行為。鴉片戰爭（也稱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不斷擴大，通過割佔領土和簽訂更多的不平等條約，進一步危及中國的安全，衝擊著中國的封建統治秩序和對外關係。

就在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中國門戶、對中國進行侵略擴張的過程中，中國周邊的藩屬國也逐漸落入殖民者的手中，琉球群島、東南亞、朝鮮半島和中亞地區等等都成了西方殖民擴張主義者的宰割對象。中國作為宗主國，其封建王朝由於自身難保，未能給予藩屬國以有效的「保護」。於是在歷史上存在很長時間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朝貢關係或「華夷秩序」，也就在外部強大壓力之下走向土崩瓦解了。其中，在中國的東北方向，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發起嚴重挑戰的是1868年「明治維新」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脫亞入歐」的日本。這可以說是自豐臣秀吉以來日本挑戰華夷秩序行為的繼續，有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日本採取了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侵略擴張的手段。所以，日本的行為也是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首先以武力威脅，迫使清政府同它簽署一項條約，否定了琉球為中國朝貢國的地位，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領土。①緊接著，日本把入侵的矛頭指向中國最為重要的朝貢國家———朝鮮，並通過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中國同朝鮮的宗藩關係從此徹底結束。②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南面和西南方向，法國和英國對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也發動了強大的衝擊。僅次於朝鮮的、中國的又一個重要藩屬國越南（舊稱安南）成為法國的殖民地，而一直向中國朝貢的緬甸則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還對中國的西藏採取了侵略行動。在中國的西北方向，英國和沙俄的勢力擴張到了中亞，直接威脅著中國西北邊疆的安全。

總之，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世紀末，隨著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逐漸崩潰，中國及其周邊地區被納入西方國家主導下的現代國際體系，而成為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性國際體系或「全球性國際社會」的組成部分。③西方列強（包括日本）

取代中國，成為東亞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家集團，而後來日本則努力成為該地區新的「霸權國」，企圖單獨主導東亞國際體系。這個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實際上是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不存在中國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了（除了中日關係）。例如，1909年清政府在緬甸仰光設立了領事處，但這不是中國向緬甸派出的外交代表，而是中國向英國屬地派出的領事官，從屬中國駐倫敦使館。④此時，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已不再是北方游牧民族，而是西方列強，沙俄、日本、法國和英國都通過領土擴張或者建立殖民地而與中國為鄰；決定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是西方列強，因為中國的周邊地區都已經成為它們的殖民地和侵略中國的前哨基地。所以進入近代，中國的周邊地區不再是在物質和文化上相對落後的鄰居，而是比中國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中國面臨著十分險惡的周邊安全環境。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時期，中國多次遭受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的入侵，並且喪失了很多領土。特別是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1931—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尤為深重。

如前所述以西方列強為中心的中國與周邊國家（嚴格地說是「周邊地區」）互動關係模式的形成，自然是西方殖民擴張和現代國際體系向東方擴展的結果。

與此同時，也有中國內部的原因。中國國力太弱，不僅自身難保，而且也無力保護周邊友好鄰邦。另外，面對西方殖民國家的壓力，中國清政府未能適應形勢而採取積極主動和有效的應對措施，使中國快速走上現代化道路，而是極力維護舊的、落後的秩序（東亞華夷秩序和封建統治秩序）。這是中國同日本命運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日本在19世紀中葉同中國一樣面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強大壓力，但是日本卻通過「明治維新」，迅速走上了現代化道路，成為世界強國之一，並威脅著中國的安全。

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的模式

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第三個模式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的冷戰模式，它存在於整個冷戰時期，前後持續大約半個世紀。總體上說，它是世界冷戰格局的產物，也和中國的國內因素，特別是中國的國內政治以及在冷戰中的政策選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及其周邊地區都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變革。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人民迎來了期盼已久的和平。但是和平時期並沒有持續多久，1946年國共內戰開始了。經過3年的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打敗了國民黨的軍隊，並於1949年10月建立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此同時，中國周邊地區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周邊一系列地區也先後擺脫了殖民主義的統治，建立起獨立國家，包括朝鮮半島的大韓民國（南朝鮮）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東南亞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亞聯合邦（1963年馬來亞聯合邦和新加坡、沙撈越、沙巴合併組成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以及南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另外，根據1945年2月英、美、蘇三國首腦共同簽訂的《雅爾塔協定》，1946年1月5日，當時的中國政府發表公告，表示承認外蒙古獨立。總之，二戰結束以後，同新中國成立幾乎相同步，中國的周邊地區先後出現了一系列現代民族國家，加入主權國家體系之中。至少從理論上說，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從此開始告別西方列強主導的不平等關係，進入了發展主權國家之間平等關係的歷史時期。

與此同時，國際體系在結構和進程兩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遷。①特別是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加上意識形態因素，催生了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國家集團之間的冷戰。①美蘇冷戰起源於歐洲，很快遍及全球。在冷戰大背景之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相互關係，也明顯呈現出冷戰模式。在冷戰時期，除了蘇聯這個北方鄰國之外，美國也成為了中國的一個十分特殊的周邊國家，中國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實際上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核心內容，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好壞、敵友關係的變化，同中國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關係的發展狀況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國與其他周邊國家關係的變化與整個東亞地區的冷戰發展軌跡也是基本吻合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說，冷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與中國的國內政治等因素密不可分。也就是說，冷戰時期中國在處理與其周邊國家關係的時候，受到其自身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關係現狀的制約，但是也有相當程度的政策選擇空間。實際上，新中國在冷戰的不同階段，對處理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就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冷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階段性特徵。

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表現為，中國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同屬共產黨執政的鄰國一道，對抗美國及其在中國周邊地區的盟友。一方面，中國領導人明確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②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條線上。「一邊倒」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具體表現形式包括：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同蘇聯（1949年10月3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6日）、越南民主共和國（1950年1月18日）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6日）等周邊社會主義國家相互承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此期間中國同蘇聯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2月14日），兩國結成了軍事同盟。也就是說，「一邊倒」的結果是，中國與其周邊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蒙古、越南、朝鮮）結成了同盟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同美國及其在中國周邊的盟友進行嚴重的對抗。美國從對付蘇聯的全球戰略出發，把新中國視為需要加以「遏制」的對象。中國在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和印度支那等幾個地區面對著美國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也因此在上述地區和美國及其盟友發生嚴重的衝突，它們是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1954—1955年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1958年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1954年開始的援越抗美戰爭。此外，美國還在中國的周邊地區構築了一條主要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線。這條自北向南的軍事包圍線是通過一系列雙邊和多邊軍事同盟條約連接在一起的。它們是：《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定》（1954年3月8日）、《韓美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10月1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12月2日）、《菲美共同防禦條約》（1951年8月30日）、《泰美軍事援助協定》（1950年10月17日）、《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4年9月8日）等等。也就是說，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呈現出陣營對抗的特徵，冷戰色彩最為濃厚，美國是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源。

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東西方冷戰以及中國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同其周邊國家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約從1958—1961年的柏林危機（或第二次柏林危機）、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處理相互關係的時候，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方式，東西方冷戰也從緊張對抗轉入一個相對緩和的階段。與此同時，中國同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一方面，中蘇關係逐漸破裂，兩國同盟關係名存實亡。另一方面，中美關係也在惡化。雖然中蘇分裂、中國脫離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美國所歡迎的，但是它並沒有導致中國同美國關係的改善，相反美國採取了更加敵視中國的政策，並在中國的周邊地區對中國施加了極大的壓力。

其原因是，當時的美國領導人認為，相對於蘇聯來說，中國還處於斯大林時期的發展階段，它努力擁有自己的核武器，支持越南抗美救國的武裝鬥爭，因而更冒險，更具危險性。①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同時面對著來自兩個超級大國及其在中國周邊地區盟友的壓力。由於中蘇關係惡化，蘇聯這個中國最大的鄰國逐漸成為中國的敵手，從60年代初開始，中蘇邊境不斷發生衝突事件，蘇聯在邊境上的駐軍日益增多，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②1969年春，中蘇還發生了邊界戰爭。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影響到中國同其他一些鄰國的關係，包括與蒙古、越南、印度的關係。與此同時，美國則通過越南戰爭等等在中國周邊地區採取行動，對中國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另外，應當指出的是，在60年代，特別是60年代後期，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曾提出過「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等激進的政治口號，並且對一些鄰國採取了「斗字當頭」的做法，中國與一些周邊國家（主要是東南亞國家）關係比較緊張，這也加深了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惡化。

③極左思潮對中國外交的干擾，嚴重影響了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導致某些國家（特別是華人很多的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心生疑懼。也就是說，在20世紀60年代，除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中國外交上的政策失誤也加深了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惡化，而且這兩者之間也是有關聯的。

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冷戰時期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它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前夕。這個階段的基本特點是，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源為中國最大的鄰國———蘇聯，中國同美國及其在中國周邊地區的盟友聯合，對抗蘇聯及其在中國周邊地區的盟友。具體表現為中美兩國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上了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並於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很大程度上由於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同一系列周邊國家（其中不少是原先參與美國對華軍事包圍的國家）也先後改善了關係：1972年中國同日本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建立外交關係；1974年中國與馬來西亞建交；1975年中國同菲律賓和泰王國互派大使等等。與此同時，蘇聯則在中國北面、西面和南面構築了一條威脅中國的包圍線。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駐紮重兵，對中國北部邊境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武裝佔領中國西部的一個鄰近國家，直接危及中國西部邊境的安全。蘇聯同印度的關係自60年代末以後日益密切，1971年兩國簽訂了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建立了「特殊關係」，實際上結成了同盟。

印度成為蘇聯主要的軍事和經濟受援國之一。①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後，也對中國採取不友好的態度，並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支持。1978年11月，越南同蘇聯簽訂了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就在該條約出籠後不久，越南於當年12月25日派遣十幾萬正規軍入侵柬埔寨，並且很快佔領柬埔寨首都金邊和扶植傀儡政權。越南同中國為敵，它長期佔領柬埔寨，並且向蘇聯提供軍事基地（金蘭灣和峴港），從而使得印度支那成為蘇聯包圍中國的重要一環。越南的行徑導致中越關係惡化，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兩國發生邊境武裝衝突，1988年3月14日雙方在南沙群島又發生軍事衝突。中越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

簡言之，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冷戰結束前夕，蘇聯在中國的北部、西部和南部構築了一條針對中國的包圍線，蘇聯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國家。

如上所述，在整個冷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受到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相互關係的極大影響，實際上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關係的本身就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最重要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說，在這個時期形成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冷戰模式。由於東西方冷戰的過程以及中國本身的政策選擇一直在不斷變化之中，所以冷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又呈現出幾個很不相同的階段，但在各個階段中，兩個超級大國的主導地位都是很明顯的，因為在冷戰的各個階段，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均以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為軸心。

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新模式：地區共同體？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體系發生了重大演變，即前蘇聯的解體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瓦解和冷戰的終結，給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清楚地看出這種影響。

首先，隨著前蘇聯的政治巨變和冷戰的結束，中國與其周邊國家的關係得到了全面改善。其中最大的變化無疑是中國與其北方最大鄰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

實際上在冷戰結束前夕，中蘇就已經實現了國家關係正常化，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與前蘇聯的國際法繼承國俄羅斯聯邦的雙邊關係也發展得十分順利，包括徹底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並逐步形成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此同時，中國與前蘇聯在中國周邊的盟友蒙古、越南和印度，也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另外，在上世紀90年代初，和冷戰結束密切相關的是，中國與印尼外交關係正常化，並且與新加坡、汶萊、韓國等周邊國家也正式建立起了外交關係。正因為如此，中國有的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的安全狀況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佳狀態，甚至可以說是鴉片戰爭以來的最佳狀況。①

其次，前蘇聯的解體導致中國周邊國家的數目增多。僅在鄰近中國的中亞地區就出現了五個獨立的國家，即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其中前三個國家與中國有領土接壤。由於這些國家的獨立，中國周邊國家數目自然增多，中俄之間的共同邊界線也因此減少了大約一半，因為原中蘇西段邊界線已變成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共同邊界線。1992年1月，中國分別與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簽署了建交公報。②經過雙方的努力，中國與中亞三個鄰國先後簽署了邊界協定，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此外，中國與中亞國家在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方面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包括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舉行反恐聯合軍事演習。中國與中亞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開發方面的合作也富有成效。

第三，隨著前蘇聯的解體，兩極國際體系為以「一超多強」為特徵的國際體系所取代，美國成為影響中國與其周邊國家關係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我們可以從諸多表現中看出美國的這種影響：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有不少駐軍和多個盟友；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得到強化；美國在2003年對中國的鄰國阿富汗發動戰爭並從此主導著該國的政治發展，而且借這場戰爭把自己的影響滲透到中亞地區；在中國周邊的諸多熱點衝突（比如朝核問題）中，都有美國因素的存在等等。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必然會努力維持其霸權地位，並因此採取措施阻止所謂潛在的霸權「挑戰者」的崛起，包括利用中國的某些周邊國家制約中國的行為，某些周邊國家出於「均勢」的考慮，也必然會努力藉助美國的力量來防範中國。美國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除了依賴其軍事、經濟實力等「硬權力」（hard power）之外，也特別重視約瑟夫。奈所說的「軟權力」（sof t power），即使別人願意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能力，它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號召力和控制國際事務議程設置的能力等等。①冷戰後席捲中國周邊地區的民主化浪潮，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美國軟權力的一種表現。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美國的因素將長期存在。如何處理同這樣一個霸權國家的關係，從而維護自己的周邊安全環境，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四，冷戰的終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區多邊主義的蓬勃發展，因而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地區性多邊組織、論壇和會議等國際制度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冷戰結束後，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逐漸發展為包括東南亞所有10個國家在內的「大東盟」。②東盟明確提出了建設東南亞經濟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宏大目標，並在為此而努力。不僅如此，東盟還積極推動整個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東盟地區論壇（ARF ）、東盟—中日韓首腦會晤（東盟+3會議）、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東亞峰會等等多邊合作形式的出現，均與東盟的努力分不開。亞太經合組織（APEC）、上海合作組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博鰲亞洲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東北亞合作對話、圖們江開發計劃、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等等，也在促進地區的多邊合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冷戰結束後，中國也開始介入地區多邊主義的進程之中，而且態度越來越積極、越來越主動。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地區多邊主義是影響未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走向的又一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全球和地區國際體系層面上的變革之外，冷戰結束之後，中國自身也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特別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其政策成果日益顯現，中國的國力得到迅速提高，其中中國經濟實力持續增長的勢頭格外引人注目。進入21世紀，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成為國內外的熱門話題。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自然會促使中國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因此影響其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領導人一再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對周邊國家來說是機遇，而不是威脅。很多周邊國家認同這樣的看法，也有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憂慮。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如何處理好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這是今後中國長期面對的一項重要任務。

本文開篇即提出，國際和國內層面的因素是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發展的兩個基本動力，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這樣。在兩個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三個模式。那麼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其周邊國家正在形成一種什麼樣的互動關係新模式呢？由於冷戰結束的時間並不長，國際和國內層面因素都還處在變化發展過程中，要準確預測今後出現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新模式是不可能的，一個新模式的形成應該是中國與其周邊國家長期互動過程的產物，而其中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筆者認為，受國際和國內兩個因素的推動，正在形成中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有可能表現為以下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美國主導中國與其周邊國家的關係。也就是說，美國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扮演著主導者的作用。其形成的前提條件，是美國「一超」地位的強化和中國國力的衰落。第二種模式是中國主導著自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成為地區霸權國家或領導國家，可以左右周邊國家的對外關係。其前提條件是，中國可以恢復過去在東亞的中心地位、周邊國家願意接受中國的領導以及外部大國允許中國確立地區霸權的地位。這似乎有點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但是由於今天主權觀念已經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共有的行為規範，東亞地區國際關係孤立發展的時代也早已成為歷史，過去那種朝貢關係是不可能恢復的，也不應該恢復。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時代，即使再出現一個中國主導的互動關係模式，它肯定也不可能是歷史上朝貢關係的翻版。第三種模式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一個或多個地區共同體，超越傳統的地緣政治關係。其前提條件是經過長期的互動，形成共有的地區觀念或者地區認同。①這種模式的產生需要很長的時間，也需要克服很多的障礙，特別是需要中國與周邊國家在觀念上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筆者認為，對中國來說，第一種模式是不利的，也是中國需要加以抵制的；第二種模式是過時的，尤其是周邊國家以及外部大國會極力加以抵制；第三種模式是理想的，如果中國與周邊國家能夠構建起一個或多個地區共同體，那麼中國與其周邊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繁榮就有了保障，當然，走向地區共同體的道路是相當曲折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也要努力探索適合本地區的共同體建設途徑。此外，上述三種可能出現的模式都具有極端性，別的互動模式也是可能出現的。最重要的是，對中國來說，需要搞清楚何種模式對自己比較有利，也能夠為周邊國家所認同並為外部大國所接受，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以此推行自己的周邊政策。在今天看來，推動開放性的地區共同體的建設，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結論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一直處於不斷變遷的過程之中。這種演變的過程顯然不是直線型的，也不具有明顯的規律性，因為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種截然不同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模式，正在形成中的新模式也具有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某種發展趨向，即中國與其周邊國家的關係，是從孤立的地區國際體系，逐漸融入全球性國際體系的，其現代性與開放性不斷增強。從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走向世界、融入國際社會的基本軌跡。

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斷發生變遷的兩個基本動力是中國國內因素和（全球和地區）國際體系因素，也就是國際關係理論家通常所說的單元與體系因素。這兩個因素都是不斷發生變化的，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共同充當著國際關係變遷的動力。歷史上形成的三個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舊模式是由這兩個基本因素所導致的，今後形成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動關係的新模式也必然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歷史演變模式與過程的深入分析，無疑有助於我們理解國際關係變遷的動力，也有助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建設。

張小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文章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