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台灣軍隊的「社會化」過程

06-18

　雖然漫長，台灣軍隊的「社會化」過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黨、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獨斷操控軍隊，這是讓絕大部分台灣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1988年1月13日，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去世，那是一個真正震撼人心的消息。不只是除了少數內部人士外，台灣社會對蔣經國快速惡化的身體狀況全無了解，更重要的是，和蔣介石去世的情形相比，這事來得如此兇險。　　蔣介石去世，高壽八十九歲；蔣經國去世時則是七十八歲。另外，蔣介石去世前，早已多年不實際主持政務，陸續將權力交班給兒子蔣經國了。從權力角度看，蔣經國卻是不意猝逝，來不及妥善安排接班。　　因為沒有接班規劃，所以蔣經國留下的，是一個權力分散的局面。政府權力，部分掌握在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手中；黨部權力，基本由黨秘書長李煥統領；至於軍方，最高的負責人則是參謀總長郝柏村。這三個人、三種權力，過去分別向蔣經國負責，也就不可能越過蔣經國獨斷指揮政、黨或軍。　　形式上，領導權應該由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接手。如果說蔣經國生前從來沒有透露過俞、李、郝三人誰可以多獲得一點權力，誰可以在接班上多被考慮一點，那麼李登輝和接班布局的關係就更遙遠了。　　「副總統」這個職位有其淵源，也就有其明確的分量。明確地位高而權不重，象徵意義超過實質意義。蔣經國自己從來沒有擔任過「副總統」。1975年，蔣介石去世，由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接任「總統」，但誰都清楚權力的傳承走向。蔣經國繼續擔任「行政院長」，但同時接任國民黨的第一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以黨領政，進行所有的決策。等到蔣經國就任「總統」，他選擇的「副總統」，是台籍人士謝東閔，訊息也是公開而明白的，那是特別對台籍人士的示好籠絡。李登輝也是台籍，而且其政治歷程跟在謝東閔後面，亦步亦趨，同樣也是在「台灣省主席」任內被拔擢為「副總統」。這樣的安排，表明了蔣經國視李登輝如視謝東閔，這個「副總統」人事，基本上完全與接班無涉。　　如此情形下，還要讓李登輝接任「總統」嗎？這是第一個大問題。這問題很快解決了，有鑒於當時蔣介石去世，嚴家淦當天就宣誓接任「總統」，中間沒有任何權力空當，為了安定民心，大家共識援例讓李登輝立即就職，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　　但再來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沒那麼簡單了。蔣經國去世，空缺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位子，那是國民黨「主席」的位子，也就是黨機器實質領導的中央權力所在。還是一樣，按照蔣介石前代的例子，嚴家淦接「總統」沒出問題，因為權力不在「總統」，而在由蔣經國擔任的「黨主席」手中。李登輝可以戴上「總統」的頭銜，然而畢竟是接了「黨主席」的，才真正掌握了權力。顯而易見，這是真正的權力角逐場域，有機會的相關人士，絕對不會輕易退讓的。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點上，一個意想不到的角色高調介入了，讓局面急轉直下。那個意外的角色是蔣介石的遺孀蔣宋美齡，當時已經超過九十歲卻還耳聰目明的「蔣夫人」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給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表白希望暫緩選任「黨主席」的接任者。　　李煥收信大驚，不敢自己處理，急忙聯絡諸中央常務委員，商量對策。這批環繞蔣經國周圍的國民黨「大老」，不可能對蔣宋美齡有太好的印象。從大陸時代到撤退台灣，蔣宋美齡與蔣經國這對「母子」，長期處於緊張角力的情況。蔣宋美齡出身上海傳教家庭，蔣經國卻是在蘇聯曾經真心信仰過共產主義的，兩人價值根底就是南轅北轍。大陸時期，「孔宋家族」氣焰高漲，相對的，蔣經國背負著在蘇時期曾經公開批判蔣介石的歷史，大受壓抑。然而風水輪流轉，到台灣後，「孔宋家族」瓦解，反而是蔣經國愈來愈受到父親的重用。在「吳國楨事件」上，和蔣宋美齡關係密切的吳國楨被弄到流亡美國，明確標示了兩人的權力消長。　　蔣經國身邊的人，怎麼可能願意看到蔣經國屍骨未寒，蔣宋美齡就表露出操控局勢的野心呢？於是蔣宋美齡的信，反而促使國民黨內諸人，無暇內鬥，決定儘早訂定主席人選，斷絕蔣宋美齡的任何權力妄想。　　關鍵的那場中常會，由《中國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主持。原來位階不足以與聞權力內幕的黨副秘書長宋楚瑜，以為會議將以暫緩推舉主席為結論，在會議中突然發難，慷慨陳詞，並在講到蔣經國時，潸然落淚。一座驚愕中，余紀忠借力使力，當機立斷呈交推舉案。在那樣的氣氛下，眾目睽睽集體壓力下，大部分中常委同意了推舉李登輝為新任黨主席。　　所有人都將李登輝視為最佳、也是最無威脅性的過渡人選。除了蔣經國的大力拔擢外，李登輝幾乎沒有任何政治資本。在黨內沒有派系，不曾任職中央部門，也沒有地方勢力基礎。大家的盤算是，暫時將權力寄放在李登輝手上，擋住蔣宋美齡的非分之想，其他可以再徐圖打算，人人都還有機會，也就沒有人會強烈反對了。　　可是，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估李登輝了。李登輝上任沒有多久，就開始了他游移於多角權力間的合縱連橫。他擁有的，是「總統」與「黨主席」的雙重人事權。為了表達李煥在推舉他當上「黨主席」過程中的功勞，李登輝首先將和他最無淵源、在黨內也最缺乏派系奧援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換掉，讓李煥接任。李登輝需要做的，只有對李煥暗示這項人事的意願，李煥自然就會動員他自己的系統，掀起一番「倒俞風」，終致俞國華不得不下台，還讓俞國華的夫人在媒體前面替丈夫表達不平，怏怏地說：「政治真可怕！」　　李煥轉到行政部門，留下來的黨秘書長位子，就由在推舉李登輝一事上也有大功的宋楚瑜接任。先是透過宋楚瑜，接下來全面介入下一次的黨中央委員及中常委選舉，李登輝逐步握有了黨內的實際影響力。再下來，李登輝又演出了一次出人意外的權力奇襲。在李煥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將他從「行政院長」職務上換下，取而代之的，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　　李煥絕對不想交出權力，然而一來變化快到他措手不及，二來和李登輝結盟將他換下來的不是別人，是權力基礎同樣深厚的郝柏村，李煥投鼠忌器沒有了著力點。　　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對軍方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表面上看，軍人在台灣政治結構中，取得了空前最高的地位，反對黨激動地大張「反對軍人干政」旗幟，從議會到街頭，發動了多次抗議活動。然而實質上真正的效果，卻是鬆動了郝柏村多年在軍中的控制，讓李登輝有機會將「分而治之」的手法，也伸入軍隊里運用。　　台灣軍隊長年存在著兵種間的競爭與緊張關係。最緊張的，倒不是陸海空彼此之間，而是政戰系統與戰鬥系統間的衝突。政戰系統是國民黨有懲於大陸戰敗，特別設立來管轄軍中思想與忠誠問題的。政戰系統平行、獨立於戰鬥系統，從排級就有「政戰士」，連級有「輔導長」，營級有「營輔導長」，旅、師級有「處長」，自成一套上下領導，深入部隊里監管思想與忠誠問題。　　單位政戰頭子，統稱「主管」，不同於排長、連長、營長、旅長、師長這一系的「主官」。主官、主管之間，必然存在心結。形式上主管在主官之下，協助主官帶領部隊，但實際上，主管同時負責監視主官，可以循自家的政戰管道，背後打小報告，搜集上繳黑資料。主官管不到、看不到政戰主管的報告，然而政戰思想評估，卻操控了戰鬥系統升遷的生殺大權。　　多少在戰鬥系統上表現優異的人，卻神秘地一次又一次錯過了升遷機會，反過來，也常有戰鬥系統內評價不高的人，卻平步青雲不斷高升。這種賬，自然就被算到政戰報告頭上了。1980年代之前，政戰系統氣焰甚高，戰鬥系統敢怒不敢言，只能私底下瞧不起這些在他們眼中根本沒有上戰場打仗本事的人。　　這種情況卻在1983年有了戲劇性的逆轉。政戰系統出身，原本是蔣經國身邊第一紅人的王升，因為權力太大，管得太多，被傳為將是蔣經國的接班人。傳言傳入蔣經國耳中，一夕之間，王升的權力機構「劉少康辦公室」遭到裁撤，接著沒多久，王升被調派為駐巴拉圭「大使」，不讓他留在台灣。　　不只王升，整個政戰系統大受打擊，戰鬥系統則人人額手稱慶、幸災樂禍。王升垮台後，郝柏村才從陸軍部隊中，以戰鬥系統的代表身份，逐漸取得大權。在這過程中，可以想見，政戰系統很難討到什麼便宜。　　蔣經國去世前後，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上有著要求自由、放鬆管制的強烈要求，其中獲得熱烈迴響的訴求，就包括了「軍隊退出校園」。台灣高中以上學校，都配置有教官，除了負責上「軍訓」課程之外，同時管理學生秩序，兼及思想監控。「教官」是學校中最不受歡迎的人物，加上這些軍人出身的教官，往往學識不足，言行粗魯，讓他們介入教育，很容易讓人看出格格不入的荒謬之處。　　教官雖屬「教育部」，不過其淵源畢竟來自政戰系統。政戰系統自顧不暇，無法在教官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軍方當權派又出於對政戰的敵意，絕對不會主動出手相援。誤打誤撞、稀哩嘩啦，「軍隊退出校園」竟然就快速成了社會的共識了。　　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長」，讓出軍權的關鍵時刻，台灣軍隊處於奇特的情況中。第一是，往常對軍隊價值信念掌握最緊密的政戰系統，影響力降到了最低點。過去趾高氣昂的政戰官們，甚至憂心忡忡地擔心不曉得什麼時候政戰這個兵種會被取消。連帶的，第二，政戰控制鬆脫，軍隊的封閉性質也隨之大幅降低，外面的種種騷動，開始直接影響了軍隊內部。　　換句話說，台灣軍隊快速經歷了一場「社會化」的過程。老一輩覺得自己先是軍人，然後才有其他身份的態度，被年輕輩的新觀念取代了。軍人是社會上諸多行業的一種，不可能不理會社會的變化。而且，就算要在軍中出人頭地，也都得看清楚整體社會變化的趨勢。　　加速台灣軍隊「社會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原本隨蔣介石渡海來台的一代凋零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在台灣長大的新生代。此時他們陸續邁入而立之年，成為軍隊的中堅幹部。他們沒有上一代那麼清楚「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信念，他們同時和部隊中的義務役官士兵關係密切，沒有上一代那樣的隔閡。　　義務役人員，占軍隊人數絕大多數。他們入伍從軍兩到三年，就離開回到社會崗位上了。一批批的義務役人員，因此也就不斷帶進來最新的社會價值與社會觀念，無從阻擋。新一代職業軍人，年齡和這些義務役人員相仿，沒有了出身背景的差別，而且自己又缺乏強烈的信念，當然很容易就受到影響，跟隨著社會變化調整其想法了。　　利用這個機會，李登輝藉由升遷將領的選擇，改變了軍隊的領導生態。與其說李登輝刻意重用本省籍軍官，不如說他專註選擇受到「社會化」程度最深的人，予以拔擢。畢竟那個時候，在軍中特殊結構下，其實並沒有那麼多本省籍的高級軍官人選可供「重用」，但是即便都是外省籍，卻明確有了應對與社會脈動的不同距離，所產生的不同派別。　　李登輝開啟其端，陳水扁後來繼續執行的原則，是依照幾個條件來拔擢軍事將領。第一，少用具有強烈中國認同的人，多用表現台灣本土認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擁護國民黨的人，多用具備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堅守傳統部隊信念的人，多用表現出較高彈性的人。　　正因為沒有那樣明火執仗在軍中搞省籍分配，所以這樣的改變並未引來強烈的反彈。領導層人事架構逐漸改變，李登輝也就有辦法將原本「郝系」的勢力逐漸排除在外。在這個過程中，還伴隨著台灣軍隊的大幅縮編，讓許多高級軍官焦慮自危，深恐自己成了縮編中的犧牲品，斷送了原本看好、期待的升遷之路。為了爭取那日益減少的機會，他們也就更是不得不認清風頭，努力調整適應。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軍隊一步步脫離了黨的控制，也就一步步「社會化」了。李登輝從來沒有辦法對國民黨舊勢力真正放心，因而軍隊的忠誠由「黨」而「國」，對他來說，是有利於鞏固權力的好事。　　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到2000年，國民黨在選舉中輸掉中央政權，軍隊和國民黨的關係，已經切割得差不多了。政黨輪替過程中，軍方始終不曾是個令人擔心的變數。雖然陳水扁代表的民進黨，在軍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但是到那個時候，軍中已不存在任何觀念或組織去煽動反對、阻礙政權交接了。　　民進黨上台，軍方將領升遷選擇握在陳水扁手中又達八年，國民黨的殘餘影響更稀薄了；另一方面，基於幾十年的歷史背景，不管陳水扁如何翻雲覆雨，八年畢竟還是不可能讓這支「國民革命軍」「台獨化」或「民進黨化」。　　至此，雖然漫長，台灣軍隊的「社會化」過程基本完成了，任何政黨、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獨斷操控軍隊，這是讓絕大部分台灣人可以感到自信而安全的一件事。

來源:上海書評201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