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玲 | 人性中有一抹黃色的光輝

▎人性中有一抹黃色的光輝：陳美玲訪談^①

以下李指李貴蒼，陳指陳美玲

李：您昨天參觀了艾青紀念館。您是怎麼認識艾青並開始翻譯他的詩歌的呢？

陳：那是在1979年，他剛剛得到平反，與丁玲、王蒙和蕭乾等應聶華苓的邀請訪問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班。我那時23歲，在寫作班讀碩士，主要是學習寫詩。我當時是聶華苓的翻譯編輯。我見到艾青，並向他提出翻譯他的詩歌的想法。他的臉上有一種堅忍的美，還有理想幻滅後的滄桑。他跟我講述了入獄的經歷，他不屈服於困境，不願意接受失敗，不論經歷怎樣的鬥爭，也不論面對怎樣的阻力，都筆耕不輟。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面帶憂鬱，言辭犀利而表情溫和。我叫他艾青伯伯。後來我就翻譯他的詩，其中有一首《北方》我特別喜歡，這首詩寫得很傷感。另外，我還翻譯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首譯詩被各種文選收錄。昨天看到他的故居時我熱淚盈眶，要知道他在我23時對我是何等重要啊。他詩中的「我」大於自我，代表著歷史的一部分。他對普通人，普通農民有著真摯的情感。翻譯他的詩，我學會了怎樣超越西方抒情詩中狹隘的自我。而這種超越對於我來說應該是跨越國界的，使我能夠在美國談中國的問題，在廣闊的歷史視域下看美國和中國共有的問題。我從艾青其人其文中學到了很多。

李：您認為您在哪些方面還受到中國其他作家的影響？

陳：毫無疑問是受到唐代詩人的影響，還有李清照，下午參觀了她曾題詩的「八詠樓」。我研讀過中國的絕句，讀得很仔細，我學會了怎樣用英文來寫絕句，那些詩寫得很凝練，字字意味深長，句句充滿暗喻，意象和音韻都很美。我在第三本詩集裡試圖寫出東西方共有的絕句。同時我試著將中國的絕句與英語的音韻融為一體。

李：就寫作過程而言，您是先想好形式再填詞呢還是試圖賦予內容以形式？

陳：兩種情況都有。游西湖時，我就想，能坐在湖邊用毛筆寫詩該多好呀！我們中國人喜歡寫短詩，常常是情隨事起，感慨成詩。但與此同時，我喜歡嘗試不同的形式以及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因此我會寫源於美國黑人傳統的藍調詩，而在同一本詩集中又有我的中國四行詩。也就是說，在我的任何一本書中，可以有十四行詩，有絕句，有俳句，也可以有藍調詩以及爵士樂詩。我想嘗試任何一種形式。我認為一個詩人在她有生之年應該努力嘗試各種詩體，而那些有著雙重文化淵源的詩人尤其應該如此。我寫詩有時候是由於詩興大作，激憤於世事或感傷於百態，而寫下詩行。有時候則嘗試不同的形式，試著拓展詩歌的形式疆界。一個詩人的意義在於豐富傳統而不是一味沿襲傳統。從艾青身上我也學到了這一點。他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惠特曼的「民主」詩，但同時又將其發展成革命詩，使其獲得新生。正是因為他把握了時代的脈搏，豐富了詩歌傳統，因此才經久不衰。這也正是我想做的。我想要拓寬美國詩歌的疆界。比如說我要寫一首十四行詩，我就要做些改變，因為如果把它寫成約翰·濟慈的風格就沒有意義了，那樣就是在寫濟慈的詩而不是我的詩。我能給十四行詩帶來的東西就是在其中加入中國味。當然我還會加入亞裔美國人關注的問題，以及女性主義問題，給十四行詩帶來一些改變。我盡力把玩詩的形式與風格，盡可能地融入兩種文化的複雜形式，因為這是革新的唯一途徑。正如龐德提倡的那樣：不斷革新。否則，僅僅模仿，於拓寬詩歌界限無益，於跨越詩歌局限無益，於超越也無益。

李：那麼，您把玩詩歌形式是否是為了留下個人印跡的有意識嘗試呢？

陳：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當然不必在此說，這種意識是後現代主義的，因為他們聲稱詩歌已經死亡。我認為詩歌能夠巧妙地利用經驗，也能創造出新的體驗，而對於那些有著多種文化背景視野的人尤為如此。內容創新、形式創新，不斷超越詩歌體裁的藩籬，是詩人留下個人印跡的最好方式。

李：在您創作的時候，心中是否有一個預期的讀者？

陳：這個問題問得好。大多數作者是寫給自己看的。我寫詩是給與我相似的讀者看的。不過，讀者僅僅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他們懂得詩歌中的文化，他們喜愛複雜的詩歌，願意慢慢品味，從詩的視角細細賞玩，他們胸懷天下，而不是把詩歌當作宣洩個人情感的幾行文字，因為我覺得個性化詩歌太狹隘了。

李：我的學生都覺得《我如何得到那個名字》很難懂，甚至連年輕的教師也有同感。您覺得是什麼使您的詩難懂，是新風格的嘗試，是文化背景，是意象還是另有緣由呢？

陳：《我如何得到那個名字》是口語體的，像是一篇對話，所以不管從哪個層面去理解，不管裡面包含多少東方或是西方的暗喻，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都很容易上口。我暗示到了威廉斯的獨輪車，又提到代表流行文化的瑪麗蓮·夢露，然後又提到聖芭芭拉這一冗長的美國肥皂劇。這樣，詩裡東西方的暗喻就都有了。我一直覺得寫這樣的一首詩很有意思，因為我可以在詩裡寫進自己，讀起來也朗朗上口。如果我的人生有個目標的話，那就是寫出一些東西，緊緊抓住每一個人。

李：這首詩的副標題是《小議同化》，您能具體解釋一下嗎？

陳：詩中包含各種不同思想的相互同化，文學中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相互同化，以及我自己人生中方方面面的相互同化。

李：我讀到副標題中「小議」一詞時，馬上想到您要對某事進行評論。那麼在寫這首詩的時，是否會有兩種聲音在您心中進行著某種對話呢？

陳：是的。我在詩中談到同化，不錯，但也談到了詩歌的形式，就像散文那樣，同時又是用詩的形式談論這些的，結構很凝練，因而並非用詩歌的形式來寫散文。所以說歸根結底還是關於同化，是左邊與右邊的爭論，是一個人中國人的身份與美國人的身份的爭論。我總是在心裡默默地與我的父親、我的家庭成員爭論。所以說那首詩的語氣是帶有諷刺性的，我儘量使它風趣，我想它的確也是風趣和嘲諷的。所以詩中的那個聲音同時批判了我的母語文化和第二文化。我想我的作品對兩種文化以及作品本身都進行了批判。孰能無過呢！

李：從您的三本詩集裡，我看到了一些主題上的明顯變化。《矮竹》的主題似乎偏重於人生感悟和歲月傷懷，主要是個人經歷和對人生的思索，您也似乎牽掛著中國。第二本選集超越了小我，偏重華裔和中國歷史，即更多的是關於文化間際性和歷史話語方面的思索。《黃色狂想曲》從風格到主題無所不包，實驗的色彩濃厚，似乎是突破後的綻放。

陳：我覺得，隨著年齡增長，我寫詩更成熟了，探索詩歌形式極限的抱負也更大了：我更加願意嘗試使用語言和技巧的各種可能性。在第一本詩集中，我非常關注中國的文革。在第二本詩集中，我在遠方遙望中國。第三本書涉及了很多話題，其中有一個「酒鬼丈夫」的組詩，主題是關於家庭暴力的。我想從一個更廣泛的視角，即從亞裔女性的視角看待家庭暴力問題。但就形式而言，我借用的是絕句的形式。每段的起句都是家犬狂吠，這個主題讓我聯想到《子夜》，其中有一段寫的是丈夫醉酒回家，妻子最終總是會原諒他。這是中國詩歌的一大主題。我用絕句這種形式來批判家庭暴力。那麼，我的絕句有什麼不同呢？我的詩既是亞洲的又是當代的，我用中國的詩歌形式來批判當代美國社會。第三本書涵蓋的主題甚至超越了書名的內涵。「黃色狂想曲」句句奏的都是人性，因為人性中有一抹黃色的光輝。然而，作為狂想曲，書中也包含了美國黑人音樂的元素，比如說藍調流行音樂。我作為一個華裔詩人，就像一位猶太裔美國作曲家一樣，他雖然延續著歐洲傳統，但也在模仿其他音樂形式。《藍色狂想曲》是不同傳統的融合。

李：接下來我想問您幾個比較大的問題。「還我美國」（reclaim America）這一說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您是怎樣用詩歌表現這種主張呢？

陳：好的。首先我是想從龐德和艾米·洛厄爾女士等現代主義者那裡「要回」中國詩歌。這是一個太過宏偉的目標。他們為漢詩英譯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我很喜歡龐德譯的詩，比如《長幹行》，原作在李白的作品中很一般，但譯詩卻給英美讀者帶來很大的震撼。再比如，史蒂文斯的《十三種方式看烏鴉》很美，是對日本俳句和亞洲意識的模仿。但是，我在創作中更喜歡加入傳統的東西，在翻譯中則主張使譯作保留原作的精神、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李白、杜甫、王維等詩人的英譯不斷出現，但那些譯文卻「譯丟了」詩人，譯作如出一轍，大同小異。所以，我要「要回」中國詩歌，這不僅僅是為了一個華裔美國詩人自己，而是為了更加宏偉的美國詩歌發展前景。西方人對中國詩歌涉獵有限，卻將中國詩和日本詩據為己有，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我想現在是重新翻譯，要回這個領域的時候了。我雖然譯得還不多，但對此深信不疑。我想以我的寫作和翻譯把中國詩歌從現代主義者那裡要回來。我認為這點的確很重要。

李：您大多數的詩歌都是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那麼，您是怎樣斡旋於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等諸多語境和話語中的呢？

陳：這的確很難。有人評價我的詩歌過於尖刻，也太政治化。我寫關於中國的事情，也在批判美國社會。性情使然，我忠實於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即使在別人看來是離經叛道的，但只要是我的真實感覺，我就會寫出來。這大概與我母親的人生境遇有關。她去世得早，受我父親和他的家人虐待時就拒絕吃飯。所以，我小時候就很激進，就是個行動主義者。我把這種「激進」帶進了我的作品中, 這樣就很難取悅所有人。有的詩人批評說：「你的詩寫得太尖銳了，都是政治詩。」而政治詩人卻會說：「啊呀，我讀不懂啊，寫得太深奧了。但這不是政治詩。」對我而言，自我總是大於自己的東西。我年輕時就嘗試寫出自己的詩，而不滿足於俗套的抒情詩。斯賓塞的《天后》針砭時弊，看似犀利卻充滿溫情。他涉及的是階級問題。人們似乎忘記了浪漫主義者其實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政治作家和思想家。但是許多人都說美國單一文化的現象已成為歷史，當今社會人們稱之為後黑人、後種族時代。如今我們有了黑人總統，正是所謂的後文化、後種族時代的體現。對於一個美國人而言，政治鬥爭似乎已經結束了。但是我總是不自覺地去為那些無聲的人們發出一點呼聲。之前，我為我的母親而寫作。她的人生很壓抑，我必須為她代言。我的詩並非都那麼尖銳。有一些愛情詩中被愛的對象往往都會變得霸道。熱愛的人變成了敵人。這一形象可能源於對我父親那種化解不開的怨恨。然而，我相信這也是我為協調種種因素而做的努力。比如我政治上的樂觀主義與我對抒情詩，對詩歌，對美的意象那種熱愛的協調。詩歌是美的，這點我深信不疑。但只有美是不夠的。如果說詩歌僅只是一朵花，那遠遠不夠。它必須另有深意。我覺得人生中有太多的東西可寫，有太多的絕望可寫。

李：在您許多的詩中都有歷史典故，特別是美國華裔歷史。那麼歷史對您意味著什麼？或者說中國歷史對您有多重要？

陳：我讀過很多歷史書。幾乎讀遍了所有關於四人幫、林彪和長征的書。古代歷史我瞭解一些段落，也讀過點唐史。至於美國華裔歷史，我去過「天使島」②，讀了他們刻在牆上的每一首詩，想重譯那些詩。我喜歡讀杜甫的詩，他是一位歷史詩人，同時也是詩的歷史。從某一角度而言，我也把自己看成是詩歌史的一部分。我讀歷史是要理解我從何而來，這對於文化身份的思考尤為重要。我的美國學生對越南戰爭聞所未聞，我在北外的學生認為文革是很久遠的事情。他們樂於當當代史的局外人。我年輕時就喜歡歷史，由於在香港住過很久，覺得倫敦和北京才是我的首都。到倫敦後我體會到後殖民主義的意義，我的確有點失望。但是我從小就認定倫敦和北京是我的兩個首都，都是能讓我看清自己的城市。

李：華盛頓不是您的首都嗎？

陳：華盛頓？我去過那裡，我覺得華盛頓很虛假。

李：在某次訪談中，您說您是一個唐朝人。您還有一首詩題為《幾乎將那一半失去》。您能談談您中國人的那一半嗎？

陳：好的。談到同化問題，那是我身份詩中的一大主題。就以我和哈金為例吧，他到美國時已經二三十歲了，我到美國時才七歲。他認為自己是完全的雙語人。他可以那樣認為，但我不能。我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化的那一半的自我已經消失了，我不斷去香港、臺灣，現在我希望能回大陸，就是不想完全失去那一半的自我。那種缺失讓我不寒而慄，因為做一個完整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在我的詩中這一點也同樣重要，我不願失去中國人的那一面。我母親去世了，後來祖母也去世了。對於我來說，她們是漢語的承載者，是中國飲食文化、習俗、宗教的承載者，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承載者。她們去世以後，以上的種種我都漸漸淡忘了，中國的那一半自我日漸遠去。因此，我不斷地漂泊，使自己更加國際化，為自己創造更多的文化身份，因為母親和祖母都不在了，不能再向我傳遞偉大的中國文化。

李：不知您最近在寫些什麼？

陳：我即將有一本故事集要面世，相信你會喜歡的。這是一本詩意的小說，書名叫作《雌狐月餅復仇記》。我受到蒲松齡的啟發，另外在圖書館裡也讀到一些世界各地的神怪故事，豔情故事，佛教的神獸故事等，其中有一本湯林松的故事寫得很精彩。我這本書可以算是小說吧，是由幾個小故事組成，但中心人物是一對孿生姐妹和她們的祖母。祖母中國功夫很好，她舉著一把大刀，領著兩姐妹搶劫一家中國餐館。這是一個有趣的佛教故事，一個詩意的故事。故事都不長，但組合在一起就成了關於移民的大篇章，所以叫《雌狐月餅復仇記》。另外還有一本小說會發表，希望會賣得好。要出版的大致就是這些了。我還寫了些散文詩，都短小而奔放，也會出版。接著我還要繼續寫詩，但目前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定位。我會偶爾翻譯女詩人的作品，當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還翻譯李白、杜甫和王維的詩，但前提是我得能讓每位詩人的個性躍然紙上，否則就會像現在已有的諸多譯作一樣，毫無新意。如果是那樣，我就不會再翻譯了。

① 該訪談做於2009年12月29—30日陳美玲訪問浙江師範大學期間，由李貴蒼教授用英文採訪。英文聽寫由逄怡青完成，周聖盛譯出後，李貴蒼進行了校對和刪減。

② 參閱周曉靜《「結束的開始」：三位當代華裔美國詩人的創新》中相關段落。

作者：陳美玲（Marilyn Meiling Chin，1955—）童年在香港度過，七歲時全家移民美國俄勒岡州。大學時專攻中國文學和寫作。她從事英詩創作、翻譯和寫作班教學多年，在美國詩壇曾以「女權主義激進派」詩人享有一定知名度。她的作品大多反應的是亞裔移民在東西方文化中的掙扎。著有詩集：《矮竹》《鳳去台空》《黃色狂想曲》等。

翻譯：周聖盛

題圖：Portrait of jeanne marie bourgeois，Francis Picabia 繪

選自《當代國際詩壇⑤》，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