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妝過去是為了保護女性？

嫁妝：雕花大床

嫁妝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但並不符合儒家的禮法，儒家經典《禮記》說：「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意思是兒子兒媳不能有自己的財產，包括牲畜和器物。

遵循《禮記》這一理念，唐朝和宋朝在法律上，並不承認女性享有財產的權力，宋代刑法《宋刑統》對休妻的規定是：「七出者：依令：一無子，二淫，三不事舅姑……五盜竊……」這裡的「盜竊」並非指偷盜財物，而是指妻子未經公婆或丈夫同意，將家族財產據為己有。如果嚴格依據儒家經典和法律，則女性不能持有任何財產，嫁妝也不例外。

不過，傳統社會嫁妝從來都存在，特別是宋代，嫁妝更加盛行，甚至出現了互相攀比嫁妝、貪圖嫁妝的現象，對此，司馬光十分憤慨，認為嫁妝導致人們品行敗壞，破壞大家庭的和諧，因此他提出，女性要嚴格遵循《禮記》的規定，不得持有財產，甚至收到的禮物也要交給公婆，哪怕這些禮物是結婚前所得的。

儘管包括司馬光在內的不少宋代文人都批評嫁妝，認為嫁妝不合理，但嫁妝並未因此消失，而是變得越來越奢侈，甚至嫁女兒比娶媳婦兒要花更多的錢財，已經成為理所當然，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清朝。

嫁妝種類豐富並不只有錢

現代社會嫁妝形式比較單一，但古代社會則豐富得多，除了金銀首飾這些常規物品外，還包含田地、紫砂、紡織品、刺繡等，可簡單分為生活用品和不動產兩類，嫁妝形式上的這種區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

宋代大戶人家在為女兒準備嫁妝時，相當慷慨。比如，1264年17歲的鄭慶一結婚時，嫁妝就包括「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以及各種昂貴的紡織品，如「開合銷金紅一匹，開書利市彩一匹，官綠公服一匹，畫眉天孫錦一匹」。（參見伊沛霞著，《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

也有的大戶人家，會為女兒置辦數量龐大的衣物，可能她一輩子都穿不完，比如「黃昇（1227—1243）與住在福州（福建）的宗室子結婚，幾年後去世，隨葬的很多東西大概是她的嫁妝。其中有201套女服，153塊花色繁多、圖案精美的衣料。」（參見伊沛霞著，《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

當然，並不是所有父母都會為女兒準備如此豐厚的嫁妝，這與父母的經濟能力有關，但為女兒準備一份適當的嫁妝，則是每個父母義不容辭的責任。到了清代，哪怕是窮人家嫁女兒，也會準備金銀首飾，《杶廬所聞錄》記載了一位貧窮女性的嫁妝：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也就說，不管家庭多麼貧困，都必須準備一份嫁妝。

為女兒準備嫁妝，自然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攀比，有錢之家會準備最豐厚的嫁妝，讓女兒體面出嫁，貧困之家雖然財力有限，但也被迫準備嫁妝，宋代文人袁采說，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女兒小的時候就開始為她準備嫁妝，等到女兒出嫁時，將會受到世人的指責，另一方面，媒人也常常用嫁妝來吸引男孩子家庭的注意。由於嫁妝耗資過高，不少家庭甚至會殺掉女嬰，這也導致社會上出現不少老姑娘，因為她們出不起嫁妝。

既然嫁妝已經嚴重損害人們的生活，為什麼從宋代到清代，嫁妝都沒有消亡，甚至變得越來越沉重，究其原因，在於嫁妝對女性有一定的保護作用，父母為了讓女兒出嫁後日子過得好，不受欺負，往往竭盡全力準備嫁妝。

嫁妝是女性的私財 旁人無權處理

儘管儒家經典反對女性擁有財產，但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儒家這一理念從未得到貫徹，《宋刑統》原則上不同意女性擁有私財，但礙於社會現實，宋代刑法還是制定了不少規定，來保證女性對嫁妝的控制權。

比如，宋代法律規定：「戶令，諸應分田宅者，及財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這裡的「妻家所得之財」通常指的就是嫁妝，也就是說，嫁妝不由兄弟均分。實際上，早在唐代，兄弟分家，都必須要為未結婚的兄弟、姐妹、姑姑準備結婚費用，即聘禮與嫁妝。到了宋代，這一慣例有了一定改變，未婚姑娘能繼承到的財產變多了，她能得到等同於兒子繼承的產業的一半。

宋代法律中，妻子對嫁妝的控制，有相應的法律規定，儘管嫁妝並非單獨註冊在妻子名下，但法律要求嫁妝必須明確標示出來，並且女人有生之年可以掌管它，為這份財產確立繼承人。在傳統社會中，出嫁的妻子並不能得到法庭保護，但若她將嫁妝轉移，則並不違法。

宋代對嫁妝的規定，實際延續到了清代，從清代的法律規定和各類記載看，嫁妝是女性獨立掌握的私財，比如康熙朝狀元彭定求在為兒子分家時，給兩個嫡子各分田地200畝，給三個庶齣兒子各分田地120畝，但按法律規定，庶出嫡出應該均分，彭定求解釋說，嫡子多分的原因是由於其中有妻子的奩田（即嫁妝田）。

清代女性的嫁妝，獨立存放，單獨核算，夫家無權支配，如果離異，女性可以將嫁妝帶走，也可以立遺囑規定誰可以繼承嫁妝，因此其他家庭成員要動用女性的嫁妝，必須徵得她本人同意。（參見毛立平，《清代女性嫁妝支配權的考察》）

法律對嫁妝的這種規定，為女性在精神和物質上提供了四種益處：其一，嫁妝證明她不是妾，她不是被娘家賣掉的，相反，家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她是明媒正娶的妻子，這對女性很重要。（參見上一篇稿子，發稿的時候可以加上超鏈接）其二，嫁妝為她提供了討別人高興的手段；其三，嫁妝為女人提供了一定的物質保障，使她們不會一貧如洗。其四，嫁妝使妻子與夫家財產的增殖相關聯，可以緩解部分對女性的歧視。（參見伊沛霞著，《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女性生活》）

實際上，只有經濟上具有一定獨立性，女性才可能獲得部分話語權，贏得家庭成員的尊重，在一個女性無法工作的社會中，其父母為她提供的嫁妝，就是她僅存的經濟基礎，為她們提供了或多或少的保護。

現代社會保護女性仍離不開經濟基礎

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實際上沒有太多就業機會，「男主外女主內」是常見的家庭模式，婚姻締結也不存在自由戀愛一說，因此聘禮、嫁妝就顯得十分重要，明媒正娶的婚姻，離不開這兩項。

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兩項傳統逐漸失去了原本的意味。新中國成立後，聘禮、嫁妝都被視為封建習俗，被認為是包辦婚姻的產物，因此從制度上被否認，但這一習俗在民間社會從未消失，為女兒置辦嫁妝，依然是不少父母的必備功課，只不過，嫁妝的形式發生了改變，從以生活器物為主開始變為以金錢、汽車為主，整體變得簡單、直接。

同樣，嫁妝的社會功能也逐漸消失了，它對女性僅存的保護蕩然無存，法律上對嫁妝的規定偏少：嫁妝如何分配？歸誰所有？屬於婚前財產還是婚後財產？就有不同的解釋。所以，當下社會並不能指望通過嫁妝保護女性。

在社會快速發展的當下，保護女性權益，顯然還得從經濟手段入手，只有女性在經濟上擁有一定基礎，她們才能掌握話語權。而經濟基礎，就是為女性提供工作機會，讓她們能夠平等就業，擁有的獨立收入，可以不必依仗男人生活。

當然，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也必不可少，抱著傳統的理念活著當下並不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