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中隱藏一個驚天秘密！這位變法圖存的維新鬥士，其實是近代中國的第一賣國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一位當紅的京官，帶著隨從匆匆忙忙的離開京城逃往南京。
這位最近三個月內負責大清帝國歷史上最全面改革的總理衙門章京，竟然放著官不做，偷偷摸摸的跑出了京城，難道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嗎？
沒錯，第二天，和他同為改革同僚的6人被清政府斬殺在菜市口，他本人因為逃命及時，在清廷抓人之前逃到了南京，後又輾轉抵達了日本東京，開始了他為期15年的逃亡生涯。
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能猜得到，歷史君今天要說康有為了，但是同以往陳述他變法內容的觀點不太一樣，我們知道的戊戌變法似乎有另一個樣子，這場改革如果順利完成，對於中國歷史有著怎樣的重大影響。
從小我們受到的歷史教育和自身了解的歷史書籍，對於康有為這個人都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觀點：
康有為屬於民資資產階級，他為了拯救大清帝國於危局，推崇改良主義和君主立憲，和光緒帝友情深厚，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和光緒帝君臣聯合進行維新變法。
最後因為觸動了封建頑固派慈禧太后的利益，而且在緊要關頭選錯了盟友（袁世凱），變法成就毀於一旦，顯示了清王朝的腐敗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用通俗的邏輯來翻譯這段話，是這樣的：
康有為作為一個愛國者，他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聯合變法，但是慈禧太后不願意讓國家變得強盛，把變法給廢了還囚禁了皇帝，康有為等人因為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任何辦法反抗，所以失敗了。
真正的情況是這樣嗎？顯然並不是的。
歷史君將在下文中提出幾個需要解答的問題，當這些問題被解答後，似乎整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前後後的表現，就不能如諸君所知的那樣重要和關鍵了。
一、康有為如何推進了戊戌變法？首先，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對康有為到戊戌政變前的人生做一個處理。
康有為出身廣東官僚家庭，祖父、父親、叔父，皆是清政府的官員。
他幼年跟隨的都是康贊修、朱次琦這樣的廣東著名教書先生，讀的都是聖賢書，教的都是宋明理學，而康有為從小走的也是科舉之路，背的也是四書五經，儘管天資聰慧，但是他的考試之路是不順利的。
從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童子試開始，一直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舉人，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他一共考了33年，進入工部時，已經年滿47歲。
年近半百的康有為，思想也從頑固的封建傳統思想，通過閱讀最早的一批進入中國的經世致用書籍，逐漸西化。但是他的思想觀點，依然是以保持皇帝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實行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變，接近於立憲派。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第一次上書，陳述變法維新，進了宮門就被截留扔進了垃圾堆，光緒皇帝並沒有看到。
他的第二次上書，是甲午戰敗後那次串聯1300名考生的「公車上書」，這次盛大的聯名上書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但實際情況卻是，光緒皇帝還是沒有看到這道上書，也對這次考生掀起的大規模聯名活動，更是毫不知情。
光緒皇帝之所以沒有看到奏本，是因為頑固派為主的中央朝臣不願意投遞，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康有為如何上書，無官無職的小民之言能上達天聽，只是一個刻在祖宗成法中的一行字而已，在實際操作中根本不可能實現。
康有為的第三次上書，是他十多年來第一能讓光緒帝看到他所想表達的觀點，而這次的成功，是因為在同年的科舉中中舉成為一名工部主事，因此有了上書職權才得以實現，不是往常所講的通過「公車上書」這種群眾運動實現的「民意效果」。
同年，康有為進而遞送了《上清帝第四書》進一步的闡述了變法的原理和方法。同年在京城成立強學會宣傳變法思想，將原本創建的《萬國公報》改成了《中外紀聞》。在此期間，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對他表示支持，中興四大臣之一的張之洞也表示對於康有為變法的支持，出版《強學報》、《實務報》的出版社和印刷局在各地入雨後春筍辦一般的出現，維新變法的聲勢在全國鋪展開來。
二、光緒真的覺得變法有用嗎？在1895年到1898年的這三年里，全國所有人都知道康有為這個小小的工部主事要幹什麼，官員大臣、學子考生支持他的不少，頑固派彈劾他的奏章也同樣入雪片一般飛向光緒帝的書桌，康有為的聲勢越來越響，但是包括康有為在內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聲勢浩大的變法造勢活動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光緒帝為什麼一點反應了沒有。
這種罕見的情況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和康有為之間的聯繫很有限，甚至根本不認同變法！
1897年底，德國強佔了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變法，並繼續為變法著書立說，這次他沒有陳述國內，而是瞄準了日本，連續完成了《日本書目志》和《日本變政考》用來陳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憲政體制改革——日本明治維新，並以此繼續表達他所宣揚的改革體制的重要性。
但是經過後期日本學者對於這兩部書的研究，我們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康有為對於日本民治維新的許多事實，進行了很多歪曲的解讀和捏造。
很顯然，一國改革的實際情況，只能通過對國家整個的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康有為這樣曲解事實以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從一開始覺決定了他不會成功。
同年六月十六日，康有為終於等來了光緒皇帝的召見，召見地點是在頤和園的勤政殿，而兩人見面的時間，僅僅一小時。
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康有為侃侃而談他的變法主張，而光緒帝的反映，也恰恰印證了他對康有為變法興趣不大的。
康有為大談變法改革和憲政的好處，光緒帝很耐心的聽他講，但是這位天子最想聽的，還是變法的具體實施辦法，以及如何讓朝廷，特別是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接受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在財政困難，還要在列強賠款的情況下，變法如何開展。
很不幸的是，這些東西對於侃侃而談的康有為來說，是非常不屑於考慮的問題，他只是覺得變法對國家好，對皇帝好，對自己好，根本不擔心能不能實施好的問題。
這種嚴重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真是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舊文人，即使接受了西方的學說，還是擺脫不了坐而論道的老舊方法。
就在當天，光緒帝下詔，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統籌變法，戊戌變法開始。
三、戊戌政變真的是因為保守派的忌憚嗎？戊戌變法的內容，我們人盡皆知，而這場維持百日後以流血結束的變法改革，除了為我們留下了京師大學堂意外，沒有為近代中國做出一份貢獻。戊戌變法亡於戊戌政變，而戊戌政變又從何而來呢？
戊戌政變源自維新派的狂妄。
因為光緒帝一次本不愉快的召見，卻讓康有為成為了一位名人。對於這場召見，康有為可謂是吹了一輩子，不論是他在變法時期，還是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可謂是到處吹噓自己和光緒皇帝談笑風生的事實，可是我們知道，康有為和光緒皇帝這一生的交集，也就是那麼一個小時，這場讓康有為吹噓了一輩子的召見，也是康有為一生唯一一次得光緒帝的召見。
不管怎樣，康有為已經是總理變法的一個人物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和他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而面對這樣一個新晉維新派寵臣的到來，頑固派的官員包括慈禧太后，都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反感。
他們決定對損害自己利益的變法進行消極的因對，而不是要維新派的命。這是清朝後期官場的一個現象，意見相左可以，但都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就在康有為被光緒皇帝召見之前，榮祿和康有為在西花廳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榮祿問：「以子涅槃大才，亦將有補於時勢之術否？」
康有為答：「非變法不可！」
榮祿接著問道：「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可見榮祿不是支持變法，是支持保守變法。
康有為的回答讓人意外：「殺二品以上阻遏新法大臣，則新法行矣。」
最後這句話讓這位經歷過辛酉政變的老臣都忍不住冒出了冷汗。
老臣尚且能容的下維新派，維新派卻要和你玩命？榮祿立刻想起了張之洞對維新變法一旦要成，中國必步法國大革命後塵，要上萬人頭落地了。
即便這樣，微信變法還是在各方阻力下實行起來，維新派佔據了朝廷到地方的各種部門，同時，有兩個關鍵的人物突然參與了變法。
一個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另一個是在甲午戰爭中讓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這兩人同時在中國遊覽，也同時被康有為請來為變法的顧問，甚至直接將變法大權交給這兩人實行。
外國勢力介入了中國的變法，讓暗中觀望的慈禧太后產生了警覺，原本在頤和園安養的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回到了紫禁城，以了解光緒帝對於這兩人介入變法的意見。就在同一天，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向唐有為提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想法——「中美日英合邦」。
所謂的「中美日英合邦」，就是將四個國家中選出百人組成聯合會，「整合資源」、「通達事務」，掌握四國的軍政、稅務、外交權力。
很明顯，在這四國之中，中國是一個明顯的若是群體，一旦合邦成立，中國的內政、外交、軍事權力，必將無一例外的被列強直接掌握，而這個想法，正式康有為謀劃的對維新變法的一次「升級」。
慈禧太后收到了這個消息，保守派大臣們也收到了這個消息，他們都被維新派的這種做法震驚了。
這是的維新變法已經變了味，而已變法圖存為「宗旨」的維新派，在光緒帝面前侃侃而談的康有為，儼然成了一群賣國的人。
不能再這麼下去了。慈禧太后決定結束這段變法。
不管是出於維護統治的考慮，還是真的愛國，我們都必須說，慈禧太后的做法是對的。
於是我們知道了，無人人頭落地，康有為得以逃出，是光緒帝在被軟禁前派人對康有為報了信，而康有為這段百日的美夢破碎以後，從南京到上海，再到日本，再到北美和歐洲，也從一個變法維新派，變成了一個保皇派。
除了天子，其他的事情似乎對他來說都不重要，無論是國家主權，還是領土完整，無論是帝制民國，還是民主共和。這個在歷史上留下改革的人，已經不值得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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