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談黨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談黨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一 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分期問題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把社會主義時期分為四段：從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7年；從1957年到1966年，是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從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歷史的偉大轉折」標題下寫1976年10月以後。1991年我們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就以《歷史決議》為根據，將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分成四段，各寫了一章，即第六至第九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後，寫了「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一章，即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一直寫到1991年寫書的當時。1987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出過一本《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把1976年10月以後的這段歷史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新時期」這段歷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寫「徘徊中前進」；第二部分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現在看來，這樣的寫法可能有問題。什麼叫「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如果一直寫下去，那麼黨的基本路線還要堅持幾十年，總不能把幾十年的經過都寫在一章里，不僅包括的時間過長，而且與「開創」一詞也不相符合。與以前的27年相比，這段歷史固然可以叫「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但發展中總是不斷地出現新情況，進入新階段，不能用一個「新時期」貫穿到底。同時，把1976年以後的歷史整個作為一個階段，與以前三個歷史階段，即建國後最初7年、1957年起的10年、「文化大革命」10年並列也不相稱。相比起來，前三者是較低一級的分期。

我曾和幾位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劃分時期的標誌，把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歷史分為三中全會以前和以後兩個大時期。我認為這樣的劃分法與《歷史決議》的精神是相符的。《歷史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現在看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意義，與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意義是相似的。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也可以劃分為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兩大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就是從遵義會議以後建立起來的。我們稱之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因為在這以前，黨的領導人是很不成熟的，黨處在幼年時期。

如果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劃分為兩大時期，那麼三中全會以前可以按《歷史決議》分成幾段，三中全會以後也可以分成幾段，而不是簡單化地把三中全會以後視為一個「新時期」。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兩年，應該屬於前一時期還是後一時期？我以為，既然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那麼兩年徘徊應當放在前一時期。當然這兩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我們在講「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應說明，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時期中，存在著反「文革」的傾向，存在著各種程度的對「文革」的反對和抵制，最後黨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下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當時「文化大革命」結束得不太好、不徹底，因此發生了兩年徘徊。我們把這兩年寫在前一個時期的最後，這一時期的內容不只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與它的結束。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16年了。我們籠統地把它作為一個時期也是不妥當的，還應該再劃分一下。可能有幾種劃分的方法。我初步設想，可以把1979年到1984年作為一個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在農村進行改革。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從1985年開始我國的改革全面展開。當然，在1985年以前已在工業、城市等方面初步做了一些改革的基礎工作，但改革真正全面展開是在1985年以後。從1985年到1991年是一個時期。1992年起又是一個時期。這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到南方視察時發表重要講話。這種劃分法是否妥當，當然還可以考慮、研究。

二 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問題

以上說的分期問題，從形式上看有利於編寫黨史時劃分章節，但實質意義是要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突出出來。對這段歷史，《歷史決議》里有兩個提法。在講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時說：這一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講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說了前面引用過的話，其中說到：這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並說：「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這就是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當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黨和國家的工作一直處於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也是不爭的事實。粉碎「四人幫」是很重要的事件，它使「文革」的結束成為可能。如果「文革」不結束，還繼續延長，那麼中國的局面就不堪設想了。現在看來，當結束「文革」以後，整個工作怎麼做法，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

有一種可能是，我們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文革」以前。這樣做也不能說不是搞社會主義。回到「文革」以前，還是搞社會主義，但是結果會怎樣就很可慮了。所謂在徘徊中前進，實際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是真正結束「文革」。在「文革」以前，我們固然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但是發展速度緩慢，而且醞釀了一些錯誤的東西，其結果就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所犯的錯誤，是在探索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錯誤。「文革」結束時由當時的主要負責同志提出的「兩個凡是」，恰好是把過去錯誤的東西凝固化。如果這樣走下去，只會造成比「文革」以前更嚴重的情況。所以，「文革」結束後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顯然是對中國非常不利的。

另一種可能是，總結歷史經驗，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一條新的道路。也就是，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把有價值的經驗接受下來，避免重犯過去那些錯誤，走出一條適合於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來。這條道路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一條新的道路。實現這個轉折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功績。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我們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際上也是阻止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種局面的傾向，從此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子。隔的時間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這就像遵義會議一樣。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但是在當時，人們還只認識到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改變了紅軍在軍事上處於被動、危機的局面，並在事實上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後來的歷史證明，遵義會議不只是軍事路線和領導的改變，而且改變了政治路線，展開了全新的局面。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後再來看，遵義會議的意義可大了。沒有遵義會議，很難設想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和軍隊的力量能夠有如此大的發展，很難設想能這麼快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在遵義會議召開14年後，中國革命就取得了勝利，這是事前不能設想的。現在回顧起來，是遵義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實基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還在向前發展，也許現在還不能完全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但是，今天我們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恐怕比寫《歷史決議》時要清楚得多了。

16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經歷了1989年春夏之交國內的政治風波和1990年前後國際上的大變動的考驗。有了蘇聯解體，東歐改變旗幟的教訓，再看我們中國，儘管還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是現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基礎。世界上有人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沒有像蘇聯共產黨那樣崩潰？中國的社會主義為什麼沒有像東歐那樣垮台？這些悲劇沒有在中國重演是什麼原因？這是應該提出的問題。反過來設想，如果我們沒有走改革開放這條路，而是在「文革」結束後重新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按照過去的老路子走下去的話，後果會怎樣？如果那樣，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推論：中國將會繼續「文革」那種混亂狀況，我們恐怕很難渡過1989年到1991年這個時期國內和國際發生的風波。鄧小平同志在談到1989年的國內風波時說過，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要亂，亂就要打內戰。按照這個邏輯考慮，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我們就頂不住國內國際的風波，闖不過這些關。

這樣看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沒有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沒有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那麼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得好不好的問題，不是發展中有什麼困難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否還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亡黨亡國這個問題，首先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他常說要警惕和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毛主席最早提出這個問題時，也許考慮過蘇聯的情況，但他主要講的是我們自己要注意。他也採取了避免亡黨亡國危險的措施，但走到「文革」這條路上去了，走錯了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是一條避免亡黨亡國，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正確道路。如果社會主義不能使國家繁榮興旺，如果不能讓人民在實際生活中真正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怎能頂住1989年到1991年各種風波的衝擊？現在大家都能看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儘管我們還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我們一定能經過努力解決一個個問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三 關於研究建國以來黨史的目的問題

我們研究歷史，常常說要弄清事實真相，但這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後目的。在歷史研究中，弄清事實真相是必要的，研究歷史不能用虛假的事實作根據。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求真、不護短的，在事實面前無所畏懼。但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並不是不分輕重大小，一定要把一切有關的事實都弄清楚。我們黨已經有70多年的歷史，如果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搞清楚，從黨中央到地方甚至每個縣委的事情全部搞清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可以說，一些瑣碎的小事不值得弄清楚，因為它對認識大局無妨，還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因此，有些沒有實質意義、與大局無關的事情不一定都要弄清楚，更不應當因此引發無謂的爭論。當然，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一切結論，都要以扎紮實實的事實為依據。如果一個事實與某個歷史結論有關，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說，研究黨史宜粗不宜細。為什麼可以粗一點？粗一點是指我們要著重了解總的形勢，並不是可以馬虎一點的意思。宜粗不宜細，是研究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和建國以來的歷史都適用的方法。

我們研究過去的歷史，還是為了現實，為了當前的實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黨的路線方針是從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而得出的，其正確性已在實踐中得到驗證。研究社會主義的歷史，首先就是為了用歷史事實來論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所謂正確，當然不是說已經掌握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律的所有細節。但是，總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我們的確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要說明這個問題，就要用正反兩方面的各種歷史材料來作出科學的論證。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29年（包括1976年以後的兩年徘徊）的歷史中可以看到，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路線、方針、政策確是很好地接受了以往的好的經驗，也充分地接受了以往的教訓；確是符合於中國具體情況，能夠在這種具體情況下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對建國後最初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應當充分肯定，但也應該仔細研究由於社會主義改造過於匆忙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對「文革」前10年，應該肯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但也應該指出這一時期「左」的錯誤在積累，以及當時想要克服「左」的錯誤而又沒能克服的原因。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面前，「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沒有什麼可肯定的；但「文革」的經驗教訓很重要，因為它從反面警告我們不應該這樣做，也告訴我們「文革」以前的10年決不是盡善盡美的典型。50年代、60年代初的一些社會情況，可以使人發「思古之幽情」，那時確實有些好的東西我們應該接受下來；但是也要看到，現在人們懷念的某些東西是與發展緩慢、封閉相聯繫著的，所以不能一般地加以肯定。論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的正確性，當然還要以近16年來的成就為依據，要充分研究16年的發展過程及其經驗。

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的目的，除了要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的正確性以外，還應加上一條，就是通過研究來說明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在反對「左」傾的李立三路線、王明路線的鬥爭中，曾經提出過革命的長期性問題。當時「左」的傾向認為，黨能一下子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欲速則不達。在「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時候，紅軍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甚至幾乎葬送了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但在遵義會議以後14年就奪取了革命勝利。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批駁、否定了認為革命很快就能勝利的觀點，認清了革命的長期性，結果反而達到了出乎預料的進展速度。

但是，也因為民主革命勝利快得出乎意料，多少留下一定的消極影響，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很容易產生不切實際的急躁的想法。所以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提出還要經過幾十年才能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說，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這實際上就是講的長期性問題。現在外國有些人提出，再過幾年，到了21世紀初，中國就會變成世界上經濟實力第二強國，或第一強國。這些話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但我們不要輕信和自滿，而應該扎紮實實地搞建設。要認識到：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需要經過長時期的努力，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所謂長期性的含義，第一，是時間長。同民主革命相比，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要更難一些，需要的時間要長得多。第二，長期性還指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直線發展，而是在迂迴曲折中前進。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有這層含義，就是說，不像當時持「左」傾觀點的同志所認為的那樣，革命能勇往直前地發展，走一條筆直的捷徑，用幾個月或一年時間就能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就採取了迂迴前進的正確辦法。在10年內戰後與蔣介石建立了統一戰線，兩黨攜手合作，共同抗日；取得抗戰勝利後，又進行打倒蔣介石的解放戰爭，才奪取了全國性的勝利。這是一個大的曲折，但卻是客觀情況決定的。現在看來，社會主義也是這樣。過去我們往往以為，到了社會主義就不會有什麼曲折了，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在中國這樣一個底子薄、人口多的國家裡，許多事情不能採取簡單的直接痛快的辦法。第三，長期性還意味著在前進中可能有許多艱險。我們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搞社會主義建設，雖然總的說來基本的路線方針是搞對了，按照這樣的路線方針搞下去就有勝利的把握，但在具體實踐中還可能遇到各種艱難險阻。一方面在客觀上有種種艱險，另一方面在主觀上也可能有失誤。當然我們應盡量避免大的失誤。

過去的16年，總的來說我們是順利地前進的，但確實也遇到過許多困難。今後我們還可能遇到各種困難。如果我們認識不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就可能偷懶或取巧，要麼一切照老公式辦，要麼提出超過實際可能的要求。應該認識到，我們雖然找到了正確的路線和方針，但很多問題的解決還要靠按照實際情況尋求新的辦法。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可能在遇到挫折和艱難時驚慌失措，喪失信心。

所以，通過黨的歷史的教育，要使全體黨員認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沒有這條路線，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總的來說，我們已經掌握了正確的路線，有了勝利的把握，但還要在長期的鬥爭中克服許多困難，解決各種問題。所以我們要健全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在人民中更好地起領導作用。研究我們黨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就應該達到這樣的目的，發揮這樣的作用。

四 關於研究建國前黨史的目的問題

我們現在應著重研究建國以來的黨史，但不是說建國以前的黨史就不需要研究了。建國前黨史的研究還要進行，這對黨、對人民都是有好處的。明年（1995年）1月遵義會議60周年是值得紀念的。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我們要很好地利用它進行研究和宣傳。研究建國前的黨史起什麼作用？對此我想簡單地說兩點。

第一，通過研究建國前的黨史，要充分論證教條主義的危害性，破除迷信。民主革命時期，黨犯教條主義錯誤的一個原因，是在相當程度上受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過去毛主席曾經講過，不要過多地講共產國際的影響，因為接受了這種影響，主要責任在我們。現在一方面在講到政治責任的時候，還是要遵守毛主席的這個教導，的確黨在幼年時期水平低、經驗少，所以容易接受教條主義；但另一方面，在進行歷史的科學研究中，應當如實地論述共產國際和蘇聯給我們的壞影響。有些同志已經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比如有的同志研究了共產國際在中國農民問題上的指導思想與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有什麼不同。確實應該研究這樣的問題，進一步通過歷史說明教條主義的危害。

第二，要發揚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典範。不拘泥於老框框，實事求是，敢於創造，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過去，我們在講毛澤東思想時曾經出現過兩種傾向，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說成是毛澤東創造的，這不實在，不好；另一種傾向實際上是否認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說毛澤東的東西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如陳伯達就寫過這種文章。我們現在說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時，要恰當，不要誇張，也不要自卑。要確實講出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下，如果不能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沒有用處。馬克思主義是銳利的武器，但必須結合各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運用。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創造了些什麼？胡喬木同志在1991年紀念黨的70周年時寫過一篇《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現在看起來，這篇文章講得是比較恰當的。文章關於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歸納了12條，其中幾條屬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應歸功於毛澤東；還有幾條屬於社會主義時期的，也和毛澤東的貢獻有直接關係。比如第一，土地革命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第二，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第三，統一戰線；第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第五，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區分；第六，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全面創造；第七，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新經驗；第八，在國際關係上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有一條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貫穿到黨的各項工作中去。在這些方面都有毛澤東的特殊貢獻。比如在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作了區分，制定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這是非常有創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說農民戰爭、土地革命和農村包圍城市等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了。

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在日新月異地向前發展，會不斷地出現新的問題，這些不是簡單地推演馬克思主義原理就能解決的，也不能用毛澤東說過的話來解決。但我們的理論界仍然存在著用現成的公式來套新問題的習氣，這是值得注意的。當然要提出新的見解不是容易的事，可能會發生失誤。因此，我們應該對各種問題，特別是新問題的研究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認真的探索。通過黨的歷史的研究，我們要提倡敢於創新的精神，培養根據事實進行分析，提出新見解的能力。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它的全貌已經呈現出來，從頭到尾，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已經清清楚楚。因此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中的各個問題，我們應該能夠通過深入研究，作出優秀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是能夠起很重要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圍繞紀念遵義會議60周年的活動，我們黨史界有責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1994 年11月21日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和中共黨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原載《求是》1995年第4期，2月1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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