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曾國藩集團同清廷間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機（2） - Qzone日誌

其實，曾國藩的辦案方針與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種種舉措亦無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過隱瞞了法國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沒有如實上報而已。故輿論的衝擊不僅針對曾國藩，也是針對清政府的。然專制時代有一條非成文法，國家最高決策一旦出現重大失誤，只能指責經辦大臣，不能指責皇帝。如南宋的秦檜，晚清的穆彰阿，多年來一直受到萬人唾罵，對其本人固屬罪有應得，但同時也是代皇帝受過。只是這一過程發生較遲，都是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極之後，朝廷大張其過，輿論驟起攻擊，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國藩則是現世現報，一轉眼間功臣賢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會輿論變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機打擊曾國藩，以便將他趕出畿輔要地。當全國輿論在醇親王的帶動下，群起攻擊曾國藩的時候，那拉氏不僅公開宣稱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將剛到陝西的李鴻章調赴天津進行複查，還把曾國藩匆匆調回江南，以李鴻章取而代之。實際上是將天津教案辦理失誤的全部罪責，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實，李鴻章最後仍以曾國藩的奏報結案，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原定死刑20名改為16名，也不是李鴻章爭來的，而是俄國被殺四名只要賠錢，不要中國人抵命。正是清政府的這種做法，使全國輿論受到進一步的鼓舞，對曾國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對於這層原因，曾國藩當時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給諸弟的家信中說：「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兩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憂悒。」顯然，這些人不過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們從清政府對天津教案和曾國藩的處理中得到一個信息，知道曾國藩已經失寵，故會大著膽子這樣做。曾國藩「心緒憂悒 」的原因，也不只這些麻煩本身，而主要還是造成這些麻煩的深層原因，同清政府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了，自己的政治處境會越來越困難。

醇親王奕譞與葉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對曾國藩採取這種態度，也可能與曾國藩拒絕他們的有意拉攏有關。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絕。同治八年春奕譞托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致一信，對曾大加讚揚。曾國藩沒有複信，僅在給朱學勤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同治九年春奕譞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以求應和。曾國藩亦沒有回信，僅在給黃倬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為心感。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承。理宜奉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尚望先為代達鄙意，至荷，至荷。」醇親王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他是恭親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長期以來，他與那拉氏緊密勾結，欲與奕訢一爭高下，至於不惜主動拉攏湘淮軍帥，以加強自己的地位。不過，曾國藩不與奕譞交往，不僅避交接權貴之嫌，更為避內外交通之嫌。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以杜絕王位之爭。故前者可能關乎個人名聲，而後者則可能招致滅族之禍。事實上即使沒有那麼嚴重，亦遠非大臣所宜。曾國藩對此惕然警懼，遠嫌避禍，亦屬恪守臣道之舉。然而，這樣一來卻深深地得罪了醇親王，或則銜恨於心，或則疑為恭黨，遂乘天津教案之機對之攻擊不遺餘力，必欲去之而後快。不料，曾國藩固不知趣，李鴻章亦未滿所望，復轉而拉攏左宗棠。據說，左宗棠入值軍機處，主要出於奕譞的推動，意在取代恭親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後只好作罷。或者，如此等等，皆出於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歷史事實表明，天津教案後再返江南，標誌著曾國藩同清政府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湘軍攻陷天京後，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權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軍後，手中失去揮戈北上的實力，也就不再對清廷構成威脅。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後剿捻無功，中途下台，已是威名大損，今不如昔。迨至三蒞江督之任已是威信掃地，則完全失去對清廷的威脅，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餉實力，也不可能取清自為了。與此同時，清政府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來越輕，中興幻想一步步破滅，悲觀情緒愈來愈重，從而構成其心情不暢的另一原因。

曾國藩系道光朝舊臣，因穆彰阿的薦賞而平步青雲，十餘年間躋身卿貳，成為清代罕見之事。然自從軍以來屢遭疑忌，長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壓抑，恨不得找個地方「痛哭而一傾吐也」。自咸豐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訢政變上台之後，曾國藩一度興高采烈，以為中興有望，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然其心腹幕僚趙烈文不同意這種看法，遂引發二人間的多次辯論。同治六年夏，一次閑談中曾對趙說：「都中來信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說：「然則當南遷乎？」趙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曾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趙說：「如師身分，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此後，二人又爭辯數次，對形勢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點則集中在清政府的評價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轉這一江河日下的形勢。一日，趙說：「在上海見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百僚。」曾說：「然貌非厚重，聰明過人。」趙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倖免也。」曾國藩則以 「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綱獨斷」應之，且舉「勤政」、「免徵」、「免報銷」及處理官文數事以為證，稱「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如何？」趙烈文對之逐條批駁，並進而指出：「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即如諸葛輔蜀，宮、府甚治而卒不能復已絕之炎劉；金哀在汴，求治頗切而終不能抗方張之強韃。人之所見不能甚遠，既未可以一言而決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許其不覆。」又說：「夫以君德卜國祚之窮長，允矣。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國藩當時雖無言以對，但心中仍未服氣。時隔兩月，復因總理衙門「殷殷下問」而「喜動顏色」，並大發感慨道：「此折所關甚大。枋國者能如此，中興其有望乎？」又說：「國運長短不系強弱，唯在上者有立國之道，則雖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戰，小勝不足言，顧孝宗忠厚愷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內變，海陵被弒，以全趙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隕，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聖人所以動稱天命也。」這就是說，直到此時曾國藩仍心存僥倖，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陸沉」，總以為尚不存在「抽心一爛」的問題。

然而，當其重遊京師，親睹清政府的帝後王公及當軸政要之後，連這最後一點信心也沒有了。同治八年夏，應調趕赴直隸的趙烈文剛到保定，曾國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聲，從而為他們多次爭論的問題做出最後結論。他說：「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寶（指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即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就是說，在清政府整個決策層中，根本沒有出類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瀾，救清政府於當亡之時而不亡，完顏、趙氏在強敵威逼下苟延一隅的歷史，再也無法重演了。

不過，曾國藩於極度失望之中，仍對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蓋同宋朝相比，清政府畢竟對他寬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後，雖功高震主，頗有取清自為的條件，清政府亦僅只剝奪其足可「圖謀不規」的資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權、利權及個人威信，一旦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恪守臣道、並無稱帝之心，則不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譽地位，即作為一個功臣所應當得到的一切。就是說，清王朝雖疑忌功臣，但與宋朝相比要輕得多，對功臣的處理也寬大得多。故曾國藩等湘淮將帥的命運，要比岳飛等人幸運得多，遂使曾國藩對此感激不盡。他曾對人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韓、岳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彷彿與今同」，然最後結局卻大相徑庭。又說：「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為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獲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仆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這些話雖是同治六年說的，亦難免美化之意，但大致與實際情況吻合，清政府基本上還算「寬大誠明」。他雖然曾在咸豐五、六年間和攻陷天京前夕，頗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懷疑懼，同治四年亦曾懷疑那拉氏會屠戮功臣，但畢竟身名俱泰，沒有發生東漢夕陽亭、南宋風波亭之事。這說明曾國藩與那拉氏雙方，都接受了歷史教訓，在一定條件下相互妥協、相互克制，從而避免了歷史悲劇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則很可能破壞君臣之盟，導致同歸於盡的結局。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並非憑空設想的道德規範，而是歷史經驗的總結。更何況此亦並非慫人聽聞或憑空假設，只要重溫清末民初的歷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於那拉氏死後，攝政王載灃以新政為名罷免袁世凱，從而拆散了滿洲貴族同漢族軍政官僚集團的聯盟，尤其破壞了雙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導致袁世凱再度上台之後，在完全有力量攻佔武昌的情況下按兵不動，利用革命黨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敗革命黨後洪憲稱帝，雖幾經周折、費時數載，亦同取清自為相差無幾。對於這一歷史現象，僅用個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來解釋顯然是很不夠的。因為決定人們一切行動的最終驅動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對袁世凱來說，這是他所能看到的對之最為有利的唯一選擇。他不是岳飛，不可能仍對一個不可信賴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黨，也不可能忠於共和制度。即就個人品德而論，假如袁世凱真的時懷退志、根本不計較個人的出處，他就會毫不猶豫將辛亥革命扼殺於血泊之中，難道這就一定會得到比今天更好的歷史評價嗎？他既然視權位如性命，也就不會聽任自己手中的大權落到革命黨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難道還有其他可能嗎？只是多年以來，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多注重於革命經驗的總結，痛恨袁世凱的背信棄義，很少有人從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總結這一經驗教訓，更不會將它與曾國藩的功成身泰聯繫起來，故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

以上十條主要是講曾國藩如何處理同清政府的關係，對於整個曾國藩集團來說雖然至關緊要，但卻並非它的全部，而其他成員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則表現於雙方對地方政權的爭奪之中。這對曾國藩集團來說亦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作為漢族地主階級新貴的曾國藩集團，通過一場戰爭固然為滿洲貴族保住皇位，仍須對之俯首稱臣，但卻乘機取得半數以上的省級地方實權，隱掌半壁山河，從而成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清政府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將太平天國革命儘快地鎮壓下去，十餘年間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權交給領兵作戰的湘淮軍將帥，使這些原本無權無位、身份平常的書生，一躍而成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員。不過，清政府在大量放權的同時，心裡還想著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們將來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為此，清政府擬定種種防範措施，對於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權人員，採取不同的辦法。例如，總督一職，兩江、直隸、閩浙、雲貴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國藩集團的成員，唯湖廣總督一席卻長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們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撫一職，清政府在很長一個時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卻偏偏不肯授予曾國藩。署理鄂撫，旋予旋奪；自請贛撫則寧可讓其回籍閑居，也不肯一遂其願。至於曾國荃的命運尚不及乃兄。補授浙江巡撫，攻陷天京前不許單獨奏事，攻陷天京時不許單獨報捷，攻陷天京後則既不許赴任也不許奏事，唯恐江浙財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國藩不得不強姦弟意，代請辭職。授予湖北巡撫，卻讓他處處受制於總督，連朝廷發來的寄諭也要到督署領閱。這樣，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間，在地方權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發生一些矛盾，投鉤誘釣和巧取強奪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國藩集團經過十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終於將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權，尤其東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茲大致以地域為序，就曾國藩集團取得地方大權的過程簡述如下。鑒於這一時期例行督撫專政，地方大權操於督撫手中，故此陳述以督撫的任免為主線，司道提鎮基本略而不計。

曾國藩集團對地方大權的爭取首先從兩湖開始，他們同清政府之間，圍繞權力之爭的種種恩恩怨怨，也首先從這裡開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鄉，其籌餉、募勇亦首先從這裡開始，他們要在這裡生存、發展，就不能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們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問題，從湘軍萌發之時即已存在，而王錱狀告湘鄉縣令之事則開其濫觴。其時雙方勢如水火，各不相讓，根本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農民的反抗活動，更談不上鎮壓組織嚴密的反清起義軍。其後事態的轉機始於朱孫詒調任湘鄉縣令，一改前任所為，大肆籠絡當地士紳，不僅依意另立錢糧徵收新章，還令其頭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為幕僚、舉羅澤南為孝廉，拔劉蓉為文童，遂使湘鄉率先成為官紳一家、聯手制民的典範。從此，湘鄉縣令雖一換再換，但無不唯士紳之命是聽，致使該邑不僅成為曾國藩集團所控制的第一個地方政權，而且成為他們最初接管地方政權的一種模式。故湘鄉之舉既是曾國藩集團逐步奪取地方政權的前奏，也是這一行動正式開始前的一次演示，對他們來說，無論其實踐上與理論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否則，他們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當太平軍圍攻省城長沙的時候，整個湖南也如湘鄉縣一樣，很快形成官紳一家、聯手對付農民起義軍的政治格局。由於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熟習曾、胡、左等人，且一向與之關係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紳，遂採納胡林翼的建議，禮聘左宗棠入幕主持軍政大計，對之言聽計從，實際情形同後來駱秉章撫湘時極為相似，巡撫居其名，師爺行其實。從長沙守城到鎮壓征義堂起義，以至徵調各縣練勇赴省交由曾國藩集訓，從而成為創立湘軍之始，無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筆。曾國藩出山之初諸事辦理順利，也是這個原因。其後，他與湖南地方官員之間矛盾重重，屢生波瀾，則是由於張亮基調離湖南，左宗棠隨之而去的緣故。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國藩在湖南的處境亦隨之大為改善。這是因為曾國藩集團通過這種間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權。咸豐皇帝所以對左宗棠之事大為震驚，且不聽駱秉章的辯解，想必通過樊燮一案，復聯想到左宗棠屢調不出的往事，從而弄清湖南大權旁落的真相，視為劣幕操縱的典型，決心依照祖制，嚴加整治。其後所以放棄追查並轉而重用左宗棠，則因迫於戰爭形勢而不得不從權處置，只求良好結果，不問具體過程。就是說，咸豐皇帝實際上認可了這件事，不管由誰掌權，由誰來辦，只要能把太平軍鎮壓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離開駱秉章幕府之際，又推薦「小亮」劉蓉以自代，使曾國藩集團繼續隱操湖南一省大權，與左宗棠時期沒有什麼不同。直到咸豐十年駱秉章調赴四川，毛鴻賓出任湖南巡撫，曾國藩集團才告別了這種暗中操縱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權。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則既有類似又有不同。相似之處在於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由隱蔽掌權到公開掌權的過程，不同的是雙方的角色不同，持續的時間不同，而權力之爭則更為曲折隱蔽，牽扯麵也更大、更深。這不僅緣於督撫同城之故，還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為重要。咸豐二年底曾國藩出山不久，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他不僅同胡林翼關係密切、引左宗棠為心腹，而且處處同情與支持曾國藩，故在實際上成為他們的後台。咸豐三年張亮基調撫山東，吳文鎔接任湖廣總督。吳文鎔同曾國藩有師生之誼，對胡林翼甚為器重，亦無形中成為他們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長，上任半年即敗死黃州，使他們空喜歡一場。咸豐四年曾國藩帶兵攻佔武昌，咸豐帝一時高興，令其署理湖北巡撫。然卻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國藩作對的陶恩培為湖北巡撫。咸豐五年陶恩培戰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撫。因胡林翼手中無兵，名氣不大，又得文慶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無疑懼之心，肯將湖北巡撫之位授予他。但由於湖北位居長江上游，軍事上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故不肯將一省之權交給漢員巡撫，特命原荊州將軍官文任湖廣總督，主持全省軍政大計，使胡林翼縱有翀天之能也難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滿洲貴族、咸豐皇帝的親信，地位難以動搖。故胡林翼不得不聽從別人的勸告，對之曲意奉迎、傾心結交，令其誠心感佩，言聽計從，從而達到獨操一省大權的目的。薛福成曾專門著文談論此事。其時，官文駐長江北岸，主上游軍政，胡林翼駐南岸，主下游軍政，「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向，顯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雙方辦事作風大相徑庭，「文恭（指官文）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謂然。」咸豐六年底，湘軍再次攻佔武昌後，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為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為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為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為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御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 胡林翼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討好其小妾，請其母將之收為義女。於是，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隱操一省大權，而胡林翼則以交歡官文的辦法兼有總督之權，故其情形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僅以此獨掌一省大權，且通過官文影響清政府的決策，藉以實現曾國藩集團的政治意圖。例如，先後兩次分別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國藩、左宗棠共圖安徽，保奏劉蓉超升陝西巡撫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圖向清廷奏準的。正像薛福成說的那樣，「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為欽差大臣，寵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故「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徐宗亮的說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細節則較為詳盡。其《歸廬談往錄》稱：「當武漢初復，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漢，分為兩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議論頗不相下，兩公遂成水火之勢。文忠一日具疏參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請改，文恭閉不納。時寶慶守魁聯蔭庭被議隨營，周旋兩府間甚洽，因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專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顯。公為大帥，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歡胡公，而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請往說胡公，使下公。"旋又過文忠言曰："官公忠實無他腸，友誼極重。公若與結好，凡事聽公，決無後慮。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為，公其思之。"兩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釋。魁又促文恭先過文忠布心腹，於是結為兄弟，家人往來如骨肉焉。」 薛福成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們的記載還是較為可信的。而魁聯曾任湖南寶慶知府，同湘軍將帥關係密切，塔齊布、普承堯所先後統帶的寶勇，就是由他募練的。後又得官文賞識，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為候補知府後，復應聘赴湖北為其管理營務。故能取得官、胡雙方的信賴，擔當起為他們疏通關係的重任。

然而，官文只是出於個人私誼信任胡林翼一人，對曾國藩集團的其他成員並無好感，遂致咸豐八、九兩年連出大故，李續賓在安徽三河全軍覆沒，左宗棠因樊燮案幾陷大獄，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關係出現新的危機。《湘軍志》稱，當馳救廬州的李續賓自感兵單復又「名重恥退」之際，乃「發書湖北請益師。」其時，「續賓弟續宜將四千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葬，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懦，則進三河」，遂致敗死。而《藤花館掌故筆記》則說，李續賓馳救廬州之時，「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陽故里，鄂中軍務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頗不嫌於忠武（指李續賓）」。李續賓聞太平天國陳、李大軍將至，「飛檄告急於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為強也。"忠武家人聞皖事急，與文正議，欲馳書令退軍。未發，而三河全軍覆沒之耗至。」胡林翼對之痛心疾首，引為已罪，通報全省司道官員，稱吾「與迪庵共事最久，棄之以歸，致全軍歿於異域」，而對負有直接責任的官文，豈不更為憎惡？遂使雙方關係再度產生裂痕。更為嚴重的是，這件事過去不久，又發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聯繫到官文的其他劣跡，終令胡林翼痛恨難忍，意欲再舉彈章，劾之以去，後聽從閻敬銘的勸告而罷。薛福成稱，左宗棠「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文恭有門丁頗為奸利，奔竟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台，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為朝廷憂，吾子以為奚若？"閻公對曰："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岐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沖，為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顓已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于軍事餉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聽，其失祗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為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歡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雖然如此，清政府仍對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壓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國藩致函新任鄂撫曾國荃說：「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

胡林翼死後，官文再也不會象昔日對待胡林翼那樣對待後來者。據說，胡林翼剛剛去世，官文就派人將巡撫衙門的全部文書檔案取走，從此獨掌全省軍政大權，再無撫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國藩在一封奏摺中說：「官文休休有容，遐邇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嚴樹森，資有淺深，軍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 這樣，胡林翼後的繼任者，雖有幾位屬於曾國藩集團的骨幹人物，但他們所能掌握的實際權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間曾奏准以李續宜署理鄂撫，臨終之際又奏薦李續宜自代。據說，官文亦有此請，故一時尚可相安無事。然次年即發生變動，清廷令李續宜移撫安徽，湖北巡撫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時任河南巡撫的嚴樹森調補。官文大概不喜歡此人。嚴樹森赴任不久即遭彈劾，雖經曾國藩多方辯解當時沒有落職，官文也勉強接受下來，但為時不到兩年即被劾降調以去。其後鄂撫人選頻繁改動，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無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荃由晉撫調任鄂撫，一到武昌就與官文展開了權力之爭。據說，任命曾國荃為湖北巡撫的諭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際盛「慮沅來鄂不利於己，遂代官擬一折，請沅公不接巡撫印，徑出境任軍事。官不可。唐計既沮，退即寫折底寄歸湘中，傳之於眾，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蒞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後經人勸解，「沅意稍釋」，官文復「奏放沅為幫辦」。且軍機處廷寄諭旨不直達撫署，每由官文轉交。曾國荃不能忍受這種屈辱，遂於離開省城而未至剿捻戰場之際，不聽曾國藩的勸阻，上奏彈劾官文。

曾國荃採取行動之前，曾向曾國藩透露此意，曾國藩複信勸阻，令其「緩圖」。其兩次提到的「順齋排行」之說，不知出於何典，而聯繫末尾「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參劾官文一事。嶽麓書社為該信所作的提要亦稱「參劾一事緩圖」，可見該書編者也持有這種看法。曾國藩阻撓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報復，二怕遭人議論，三怕牽連自己。他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視，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復，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復者。吾閱世最久，見此甚明。」並舉自己與毛鴻賓參劾他人的教訓說：「陳、黃非無可參之罪，余與毛之位望積累，尚不足以參之，火候未到，所謂燕有可伐之罪，齊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陳順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報復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說：「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為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專講寬平謙巽，庶幾高而不危。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還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云："怕臨老打腳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慮打掃腳棍，蹈陸、葉、何、黃之覆轍。」故「自金陵告克後，常思退休藏拙」，奈屢生變故，迄難遂願。「弟若直陳順齋排行，則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無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輕輕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

事實證明，曾國藩是有遠見的，他的告誡事後果然應驗了，曾國荃亦頗有悔意。不過，通過這場爭鬥，曾國荃個人雖然沒有撈到什麼好處，但卻為李鴻章兄弟謀得湖廣總督的職位，從而為曾國藩集團奪得湖北的軍政大權，使清政府長期不肯放手的這一戰略要地，終於落到他們的掌握之中。故曾國藩雖感清政府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有失公允，但總還算得到一些收穫，稱「頃閱邸鈔，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惟以少荃督楚，筱荃署之，韞齋先生撫湘，似均為安慰。」然數年之後，當他看到清政府為此而採取的一系列報復行動，也不會不想到他們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實際是以數省督撫之位，始換得湖廣總督一席。

在三江地區，對兩江總督及蘇、皖、贛撫的職位，雙方之間亦有過程度不同的爭奪。江、浙兩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區和主要財源，非親信大臣不肯倚任。咸豐十年清廷將兩江總督一席授予曾國藩，亦屬出於無奈，不過欲借湘軍之力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故一旦目的達到，便開始打曾國藩的主意，不僅剪其羽翼，還要趕其出巢，一有機會就想將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江督一職由蘇撫李鴻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機將李鴻章調開，令其帶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運總督吳棠調署兩江總督。其所遺江蘇巡撫與漕運總督兩缺，則分別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並令曾國藩同李鴻章、吳棠加緊函商，迅速復奏。表面看來，不過是一場官缺交易，實則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吳棠曾長期駐紮安徽中部，因無漕可運而無所事事，雖擁有一支武裝，但無功勞可言。其與曾國藩集團的關係，亦處之平淡，既無衝突也說不上親密。據傳，吳棠曾因一偶然機會，有恩於那拉氏。其時，那拉氏之父惠征死於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歸，情景相當凄慘。吳棠憐其孤寡，多有幫助。那拉氏政變當權後，對之感恩圖報，授以高官，引為心腹。此時則更進一步派上用場，既可厚報舊恩，又可藉以奪回這一財富之區。然對曾國藩集團來說，則無疑於釜底抽薪。因兩江一失，餉源立斷，湘淮兩軍轉成客軍虛懸之局，必然受制於人，昔日坐困江西的歷史又會重演。曾國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關係重大，不能不謹慎對待。他在家書中說：「頃奉寄諭，欲以李少荃視師河、洛，而吳仲仙署理兩江，垂詢當否，復奏頗難措辭。李不在兩江，則余之餉無著也。」這就是說，他雖心裡反對此舉，面上卻不能明說，只能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它搪塞過去。所以，曾國藩在復奏中根本不提兩江總督與吳棠如何，而專在李鴻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僅以無兵無餉為由，對李鴻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難，還從用人經驗的角度斷然否定了丁日昌與李宗羲的任職資格。其理由有二：一是資歷太淺，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彈劾，殃及薦主。因當時上海涉外事件較多，故曾國藩特以難當外交重任立言。奏摺稱，「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諭旨垂詢以李宗羲暫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況「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太驟。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勛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而最後的結論是，「該員實難勝此重任。」又說：「數年以來，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為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以吹求。於是，台諫彈劾生風，並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為迴翔，多經磨鍊，則該員不至見妒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至於自己未能遵旨會商的理由，曾國藩則稱：「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閫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閫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終者。」「今以要缺督撫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尚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審有當於萬一否。」曾國藩此奏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既然李鴻章不應調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應驟遷督撫，吳棠也就無法署理兩江總督了。此事若與吳棠會商曾國藩必陷尷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這一情勢，誘使曾國藩在客氣、遷就中就其範圍。哪知曾國藩竟對吳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講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這樣，清政府無話可說，只得另尋機會。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軍失敗，中原戰事基本結束，清政府遂再謀奪回兩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將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其遺缺由升任不久的閩浙總督馬新貽調補。馬新貽與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暫統臨淮軍，既無出色才能也無著名戰功。若與一般清朝官員相比，也許還算能幹人才，倘與湘淮人物相比，則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沒有資格與能力頂替曾國藩。他的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職者太多，須有支流旁系參雜其中。如今又將兩江總督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驚疑。故在其任滿二年即遭刺殺後，世間流言四起，幾乎眾口一詞，多認為罪有應得，甚有「 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從此，兩江總督成為曾國藩集團的專席，清政府再也無力奪回了。

如果說兩江總督的權位略有爭奪的話，而巡撫的的情況則更為曲折。一般而言，江蘇的情況還算穩定。自同治元年李鴻章接替薛煥以來，江蘇巡撫的人選雖屢有更替，但十餘年間大致未出湘淮集團及其盟友的範圍。江西的情況亦與之相似。雖然咸豐五、六、七曾國藩一再劾罷江西巡撫，卻不能以統兵將帥兼任封圻，致客軍虛懸，受制於人。但自咸豐八年再出，贛撫耆齡「嚴事國藩」，毓科亦與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軍糧餉，曾國藩集團實際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權。迨及咸豐十一年沈葆楨補授江西巡撫以後，十幾年間更無外人插足之地，後繼數任皆湘淮將領。然轉觀安徽則情形顯然不同，直可謂一波三折、錯綜複雜，前面所說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該省而言。雖早在咸豐三年江忠源即補授安徽巡撫，為曾國藩集團謀得第一個省級地方政權，曾國藩為之大受鼓舞，致有練兵萬人概交岷樵之說。然時隔三月戰死廬州，倏如曇花一現。而此後六、七年間，則皖撫人選迄與曾國藩集團無緣。咸豐十年曾國藩帶兵進入皖南，佔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該省所能掌握的權力，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因當時安徽巡撫駐皖北，漕運總督駐皖中，一時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豐十一年初曾國藩劾罷皖撫翁同書後，雖然清政府先後任命的安徽巡撫李續宜、彭玉麟始終沒有赴任，但皖撫的實權卻一時落入曾國藩集團手中。同治元年李續宜丁憂回籍，安徽巡撫一職暫由唐訓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實授。然在此期間，由於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咸豐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東剿捻，次年又奉命督辦山東、河南軍務。這年春天勝保也奉命赴直隸、山東剿捻。這兩股勢力皆及於皖北，遂與湘軍及曾國藩代管的李昭壽部屢次發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滿蒙貴族的典型人物，虛妄自大，不悉時勢，對湘淮勇營與曾國藩集團的新貴，極為仇視和藐視，攻擊排斥不遺餘力。他曾公開揚言，湘軍最不能戰，若論戰鬥力，皖軍第一，豫軍次之，湘軍最差。而勝保更是狂妄無能之輩，但於排斥湘軍卻與僧格林沁有異曲同工之妙。於是二人聯手，不斷製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國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隨後又排斥李續宜。曾國藩在給李續宜的信中稱，「渠參劾袁帥，中傷甚深」，復「以遺大投艱自處，而以畏難取巧處君，已露排擠之意。其實不過挾苗以自重，謂他人皆不敢觸手耳。」勝保調赴陝西後，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軍，明謂「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資其力」，而骨子裡卻是「親苗黨而疏楚師」。於是，在他的暗中慫恿和煽動下，苗練不斷向湘軍挑釁，屢有湘勇被殺之事。曾國藩迫於無奈，只好將蔣凝學、毛有銘、蕭慶衍三軍陸續調離皖北，以避苗練，而實際上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發生衝突。及至苗沛霖公開叛亂，清政府下令討苗之後，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調度乖方劾罷唐訓方。不僅逃避自己的養癰遺患之咎，將責任推給別人，還從曾國藩集團手中奪去安徽一省的大權。曾國藩對此極為不平。他在家書中說：「義渠交部議處，竟以皖藩降補，繼芳之力甚大，而亦未甚公允。」繼芳之說出於何典尚不得知，但據曾國藩三封家書的內容，毫無疑問是指僧格林沁。唐訓方降職後，安徽巡撫一職由喬松年補授，喬松年調赴陝西後由英翰接任，英翰位遷兩廣總督則由裕錄接任。曾國藩等人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作為湘軍決戰決勝之地和淮軍故鄉的安徽，其巡撫一職竟有二十多年間與他們無緣。為什麼竟會出現此等怪事呢？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壽的問題解決之後，安徽再沒有什麼大麻煩，清政府也就無須依賴湘淮軍了。正如王闓運說的那樣，「淮甸無事，無所用湘軍矣。」

浙江、福建的情況也同三江地區有某些相似。浙江巡撫王有齡原來只是個庫大使，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攜，方得升居高位。據說，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齡祖父的家奴，其任浙江巡撫期間，為報舊恩而力薦王有齡。加以王有齡頗善斂財，而戰爭期間軍餉供應又是頭等大事，故得頻頻升遷，遂至巡撫之位。然亦終因不懂軍事，又不肯向曾國藩集團輸財納貢，遂成為他們觀望政策的犧牲品。王有齡死後，左宗棠順利地登上浙江巡撫的寶座。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之後，浙撫一職由曾國荃補授，因其不能赴任，暫由左宗棠兼署。同治三年曾國荃被迫辭職，轉由馬新貽接任，直到同治六年晉陞閩浙總督。從此之後，繼任此職者即為李瀚章、楊昌浚，十數年間再無外人插足。即使光緒三年楊昌浚因楊乃武案革職，浙撫大權也未落到圈子之外，繼任者梅啟照原本是曾國藩的幕僚。但福建的情況與此有很大不同。其閩浙總督一職，自咸豐四年至光緒二年的二十三年間，除左宗棠任職不足四年外，其餘人選前後達八人之多，皆與曾國藩集團無干。而福建巡撫一職，則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間，除羅遵殿任職不足半年外，曾國藩集團中無一人擔任過是職。惟自同治九年以來，何璟、王凱泰、丁日昌長期佔據此席，與戰爭時期恰成鮮明對照。

兩廣的情況與福建有些類似。咸豐十年劉長佑出任廣西巡撫，同治元年升任兩廣總督，旋改直隸總督。自此失去桂撫一席，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職起用人員劉長佑、嚴樹森連任該職。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同治二年，曾國藩的好友晏端書、黃贊湯分別出任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為他抽取粵厘籌餉，同治二年又以毛鴻賓、郭嵩燾取代晏、黃二人，以保障軍餉的供應。但自湘軍攻佔天京後，清政府即開始更換廣東的督撫人選。同治四年春兩廣總督毛鴻賓降調，以滿人瑞麟接任其職，終同治一朝，曾國藩集團與該缺無緣。惟自光緒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六年間又成為湘淮人物的天下，從無外人插足。而廣東巡撫的人選情況似乎又降一等。同治五年郭嵩燾降調，由湘將蔣益澧接替，次年蔣又降調，復由閩撫李福泰調補。從此之後直到光緒八年，十五年間再無一名湘淮人物擔任是職。

由於直隸地處畿輔，故清政府對直隸總督的人選甚為看重，其地位僅次於兩江總督。同治元年底劉長佑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次年春抵任，奉旨鎮壓直魯一帶鹽梟與饑民起事。同治六年冬清政府無端將劉長佑革職，以官文代之。同治七年為收回江督一席，復將曾國藩調督直隸，同治九年又因辦理津案不善將曾國藩趕回江南，以李鴻章接任是職。從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他們的專席。

由於種種原因，曾國藩集團在雲貴地區掌管督撫之權較晚，直到同治七年方有劉岳昭晉陞雲貴總督，隨後又由劉長佑接任是職，直到光緒九年病免。然雲、貴兩省的巡撫之任，則很少與他們有緣。雖然湘軍曾長期在這裡作戰，但統兵將領位不過藩臬，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十年，近二十年間僅劉岳昭一人擔任過雲南巡撫，時間不及三年。至於田興恕、江忠義署理貴州巡撫，則時間更短。

因戰事晚於東南，西北地區的情況與雲貴有些相似。由於回民起義軍日趨活躍，欽差大臣多隆阿死於周至，清政府遂於同治三年夏調楊載福任陝甘總督。同治五年又以楊載福作戰不力，改調左宗棠移督陝甘。從此之後二十年間，陝甘總督一職亦成為湘軍人物的專席。其時，甘肅、寧夏尚未建省，新疆自建省以來直到光緒末年，巡撫一職幾乎全由湘淮人物擔任。至於陝西巡撫，則由湘淮人物與其他人員間相任職。

綜上所述可知，曾國藩集團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兩湖及浙江地區，其他省份則此長彼消、時進時退，大致與清政府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