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貴｜邊疆治理視野中的國家認同問題析論

作為描述和分析特定政治文化現象的國家認同，本質上所指稱的是公民對自己與國家共同體同一性或一致性關係的確認，在現實中體現為公民對所屬國家的一種意識、歸屬、責任、效忠和使命等心理狀態和心理過程，誠如派伊所言:「人民必須把他們的國家領土視為家園，他們必須認識到作為個人，他們的人格認同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其按領土劃界的國家的認同定義的。」與此相反，當國內公民或族裔群體不認同於國家，進而產生認同危機或國家認同面臨挑戰時，國家認同問題便會形成和凸顯。就我國來看，在邊疆的獨特地緣屬性、鮮明人文治理生態及其多樣民族構成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其國家認同問題常常顯得較為突出。尤其是伴隨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問題出現了複雜化、嚴峻化的演變趨勢。如何處理好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問題，既關係邊疆的發展、安全與鞏固，也關係邊疆治理的方向、價值和效能，進而關係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統一、鞏固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問題亦是突出的邊疆治理問題，加強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建設，便構成了當前邊疆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重大課題。

一、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問題的生成與強化

邊疆是我國少數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區域，「佔全國總人口90%的漢族，起源並主要居住於中原地區;佔全國總人口10%的其他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我國民族群體的這樣一種分布格局深刻突顯了邊疆的民族性，以至在官方話語及日常認知中，邊疆地區常被稱為邊疆民族地區或邊疆多民族地區。如是，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問題，也主要集中表現為邊疆各民族群體是否認可、支持國家的問題，尤其是人口眾多、種類多樣的少數民族群體是否認可、支持國家的問題。就我國廣袤的邊疆現實來看，邊疆所固有的獨特地緣屬性、鮮明人文治理生態及其多樣民族形態等，構成了邊疆國家認同問題的內在生成邏輯。

首先，邊疆固有的特性催生了國家認同問題。邊疆作為國家之邊緣地帶，在民族構成、地理分布、社會發育程度、地緣環境等方面迥異於內地，進而直接催生了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問題的產生。一是民族構成。雖然，我國民族分布呈現大雜居、小聚居之格局，但從久遠歷史走來的各少數民族群體仍主要生活於邊疆，並構成了邊疆的主要人口結構。邊疆少數民族群體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所形成的獨特民族稱謂、風俗習慣、民族文化及其特有的體質體貌特徵等，是其保有與生俱來的民族認同的根源和標識。個別少數民族不僅是獨立的文化共同體，歷史上也曾建立過獨立的政治體系。如是，現實中的某些誘因往往容易勾起其對歷史的回憶和幻想。在此基礎上，少數民族群體在保有民族認同之時，也形成了明確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交錯、排序和張力較為突出。二是地理分布。國家對邊疆的治理是通過各種政策舉措來展開的，邊疆民族群體對國家的認知、情感和態度也是在與這些政策舉措的互動中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邊疆地處國家之邊緣，與核心區或內地相比較為邊遠、偏僻，國家政策在信息傳導過程中的衰減，在理解、執行中的偏差等，往往容易滯遲邊疆民族群體對國家的具體感知。三是社會發育程度。邊疆處於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之末梢，邊疆社會總體較為落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治社會化進程、教育文化現狀和國民素質等制約了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意識和責任意識。四是地緣環境。邊疆毗鄰國家邊界，在國家地緣結構中既是前沿陣地，支撐、拱衛著內地的發展，同時，也是境外勢力進行宗教、文化、意識形態滲透最為活躍、頻繁的區域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面臨來自境外勢力滲透的隱患和風險。

其次，邊疆少數民族跨界而居的傳統彰顯了國家認同問題。在邊疆地區，「多數邊疆民族均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或族群跨國而居」。雖然，跨界民族因國家邊界的劃分或形式各異的遷徙而分屬於不同的國家，但由於長期的歷史聯繫，其內心深處仍持有一定的與相鄰國家同一民族同宗同族同源的情感聯繫。就現實來看，許多跨界民族之間除具有地緣、業緣聯繫之外，還保有一定的親緣關係。就民族國家建設與鞏固的視角而言，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模式則會對國家認同起著潛移默化的解構作用。一方面，跨界民族在日常的互訪互往、交流互動中常常會有意無意地模糊、淡化彼此間的國籍差異，進而只強調其共同的民族身份，「其國家認同具有模糊性、搖擺性和選擇性」。另一方面，跨界民族更容易從自身經歷和現實境況出發對國家間的各種政策進行對比和衡量，從而導致了相鄰國家間面臨突出的政策博弈問題，如越南實施的優惠邊民政策對我國邊民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國家間的政策博弈關係，常常會導向並演化為邊疆民族群體的政策認同問題，而現實中的政策認同問題又將直接轉化為國家認同問題。

最後，國家在邊疆治理中的傳統做法強化了國家認同問題。自古以來，邊疆便是少數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區域，對少數民族事務的管理、民族關係的調適自然成為歷代統治者「治邊」工作的中心議題。為此，歷史上形成了成效頗為顯著的以協調和化解族際關係的矛盾和衝突作為邊疆治理主要內容的族際主義傳統。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在民族識別工作基礎上，又通過具體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進行全面的幫扶、傾斜和照顧，在使民族身份固化並賦予了這種身份以額外的附加利益，進而驅動民族成員強化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同的同時，也進一步深化了傳統的以族際主義為取向的邊疆治理方式的地位和影響。長此以往，這樣一種做法將導致諸多問題併產生嚴重後果:一是「邊疆地區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被固定化、剛性化」;二是「促進了某些民族群體利益要求的發展，進而使民族政策的邊際效用降低」;三是在加劇族際間的爭奪和競爭之時，也導致了未受惠於民族政策幫扶的民族群體產生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顯然，這些結果無論哪一方面都將不利於從根本上促進我國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國家認同建設。

二、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問題的凸顯與趨勢

邊疆地處國家邊緣地帶的鮮明特性表明，在邊疆治理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國家認同問題，將迥異於核心區或內地，並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演變趨勢，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建設，亦面臨與核心區或內地差異較大的諸多困境和挑戰。

首先，日趨旺盛的民族意識對國家意識的消解。民族意識是一種深藏於民族內心的樸素觀念和情感體驗，是聯結民族成員的情感紐帶和重要方式。當民族意識過於旺盛，並衍生為現實的族性張揚、權利意識和領土要求時，民族意識便會超越或消解著國家意識。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邊疆地區的建設發展中，國家首先通過民族識別工作確定了部分的少數民族，還有些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在歷史上就是比較穩固的。在此基礎上，又以國家憲法法律、民族政策和國家專項項目等形式來強調、肯定和保障各個少數民族的基本權益，從而使得民族身份與既定的權益或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當然，這些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別做法極為有效地促進了邊疆地區的建設、發展和進步，充分實現和保障了邊疆少數民族群體的基本權益和根本利益要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政策舉措所蘊藏的潛在隱患將漸至顯現，並對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統一和鞏固形成深淺不一的解構風險。由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可知，一種利益的滿足往往會激起更大利益追求的滿足，而此時現有的民族政策或民族優惠舉措將呈現出邊際效益遞減的趨勢。

其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張力的不斷加劇。源於民族意識基礎上的民族認同具有與生俱來的基本特性，它是一個自覺自發的心理認知和情感體驗過程。而國家認同則是經由後天所形成，是一種需要國家進行不斷構建、形塑的結果。因此，邊疆少數民族在保有與生俱來的民族認同的同時，也形成了鮮明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共生共存於邊疆已是不爭之事實。一般而言，國家認同成為問題或以問題的形式出現，常產生於多民族國家，單一民族國家並不存在國家認同問題———單一民族國家也有認同問題，但並非指向國家，其多針對政黨、政府或政策等。國家認同問題就其根本而言，「其實就是多民族國家內的不同民族群體或族裔群體是否認同於國家的問題」，尤其是居於非主體地位的民族群體或族裔群體是否認同國家的問題，其在現實中又表徵為各個少數民族在保有自身民族認同之時，把國家認同置於何種地位，如何保持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平衡，又如何對待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等。在我國，少數民族群體的分布格局與廣袤的邊疆範圍高度契合，邊疆不僅是國家疆域的邊緣地帶，也是少數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區域。在此條件下，邊疆亦構成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問題體現較為集中的地區。基於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邊疆地區常常面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問題的交錯和干擾。

另外，極端宗教認同及其滲透對國家認同的抵牾。邊疆乃國家的邊緣地帶，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治社會化進程、社會發育程度和教育文化事業等方面仍較為落後，加之邊疆多樣民族基礎上的多種宗教及宗教信仰的普遍化，為極端宗教信仰及其活動提供了現實土壤和可乘之機。在一些邊疆地區，某些宗教極端勢力極力宣揚宗教至上論，通過某一宗教信仰刻意強化民族之間的分界和區分，並把對宗教的信仰置於黨紀國法的對立面，以極端宗教認同為武器來淡化和否定對國家的認同。同時，隨著邊疆地緣戰略地位的日漸突出，邊疆日益成為國家發展新增長點的條件下，「西方國家及我國周邊一些國家出於國家利益的思量、地緣政治的考慮和意識形態的抵牾，不斷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對我國邊疆地區進行極具政治惡意性的宗教滲透，嚴重影響了邊疆地區的認同安全與社會穩定。」現實中，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宗教滲透活動常以「拯救靈魂」「傳播福音」「消災祈福」「助貧濟困」等為掩護，對國家的政治制度、黨和政府形象、國家大政方針及其治理績效等進行詆毀、攻擊，「為我國邊疆民眾在不可預測的模糊情境中提供虛妄的心靈皈依和改變期許，誘導邊疆民眾淡化國家觀念和國家認同」。

再次，跨界民族的國民身份意識的模糊和淡化。跨界民族並沒有因為國家邊界的劃分而歸屬於不同國家的事實，進而淡化、遺忘或切割自身與鄰國居民同宗同族同源的歷史聯繫和情感紐帶。尤其在我國廣袤的邊境地區，「某些少數民族居民，只強調自己屬於哪個民族，卻有意無意淡化自己的國民身份，甚至模糊自己與鄰國同族居民的國籍差異，十分在乎自己屬於哪個民族，卻不在乎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事實上，「與他國在地理距離上的相近、邊疆民族因同一民族跨國而居形成了與他國同族居民的社會文化網路，使以地緣為基礎、以族緣為紐帶的跨國流動便利而頻繁」。在此過程中，地緣、業緣、親緣和族緣關係等則形成了相互之間交流互通、密切聯繫的基礎紐帶，而作為國家象徵的國籍差異及其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或淡化了。

最後，民族分裂勢力猖獗及其對國家認同建設的干擾和挑釁。今天，我國邊疆地區仍面臨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的干擾和挑釁。而邊疆獨特的地緣屬性、地域特性和人文治理生態等，則為這些分裂勢力的活動及其延展提供了生存空間與現實可能。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民族分裂勢力的干擾和破壞已成為阻滯國家認同建設的重要因素，其常常通過散布分裂言論、詆毀黨和政府、挑起族際矛盾和衝突、鼓噪獨立建國的權利和幻想等，以達成分裂圖謀的不良用心。更有甚者企圖通過製造社會事端，在擾亂社會秩序的同時，希冀喚起所屬民族的民族意識，並期盼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或支持，如極具典型意義的拉薩「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為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安全和穩定注入了諸多不利因素。民族分裂勢力的存在、猖獗及其干擾和破壞表明，在邊疆治理中加強國家認同建設已成為時不我待的緊迫任務。

三、重識邊疆治理中國家認同建設的現實意義

在國家由全面建設時期步入全面發展時期的新階段，邊疆已成為支撐國家發展的新增長極，對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的意義越來越重要。同時，作為軟實力的國家認同建設對邊疆治理具有特別的意義。重識邊疆治理中的國家認同問題及其內在生成機理，適時更新國家認同建設理路，不僅是維持邊疆秩序與優化邊疆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進一步鞏固國家發展和統一的理性選擇。

第一，有利於明確國家認同建設在邊疆治理中的地位。邊疆是國家的邊疆，沒有國家也就無所謂邊疆，邊疆治理亦不過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的統一和鞏固、安全與穩定便成為邊疆治理的目標指向與最終歸宿，邊疆及邊疆治理，理應成為拱衛和支撐國家整體發展和全面崛起的重要場域。進而言之，圍繞邊疆發展、邊疆穩定和邊疆安全等主題所展開的一系列邊疆治理實踐，在實現邊疆發展、穩定和鞏固的同時，根本上都應以有利於增進和強化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水平，達成和實現合理的認同關係和認同結構為依歸。該目標的確立和實現，直接關係邊疆治理的方向、價值和效能，亦構成了邊疆治理成功與否的基本衡量標準。

第二，有利於凝聚邊疆建設與鞏固的社會共識。在邊疆治理主體、邊疆治理理念、邊疆治理制度、邊疆治理實踐等環節構成的邊疆架構日臻完善的條件下，經由各個民族群體組成的邊疆社會能否凝聚共識，便成為邊疆建設與發展的頭等大事。畢竟，邊疆地區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推動下，邊疆社會與內地的差距和差異在不斷縮小且日趨同質化的同時，也出現了社會利益急劇分化、社會結構深刻變動，以及社會關係複雜化、矛盾化和衝突化等問題。現實中，人們選擇的獨立性、差異性和多變性日趨常態化，差異、分歧、矛盾和衝突充斥於社會生活之中。「既然矛盾衝突是人類狀態的一個核心要素，共識就成為和平而有序地處理社會政治事務的一個頭等重要的先決條件。」就邊疆獨特的地緣屬性、地域特性及其社會進程來看，將邊疆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維持在較高水平，通過國家認同來統攝、整合和規約各種認同形式及其關係，消除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等相抵觸的各種不利因素，便成為國家在邊疆地區進行社會動員和凝聚全民共識的關鍵。

第三，有利於國家法律和政策在邊疆的貫徹落實。在邊疆，國家法律和政策是邊疆治理實踐及其治理績效的重要保障。「如果某一社會的公民都願意遵守當權者制定和實施的法規而且還不僅僅是因為若不遵守就會受到懲罰，而是因為他們確信遵守是應該的，那麼，這個政治權威就是合法的。」合法性所描述和分析的是公民對國家政權和政府權威的正當性、合理性的感知和體悟，構成了國家認同的基礎。一般而言，公民認可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被認可的政權即合法的政權，往往會較為容易地取得公民對政權權威的自覺維護，以及對該政權所施行的法律政策的自覺遵循。因而，邊疆民眾對政權系統、法律規範和政策體系等形成一定程度的認可與支持，是邊疆治理的關鍵。而邊疆地區任何程度的認同削弱，必將導致政府權威受到質疑和挑戰，國家憲法、法律和政策的貫徹亦將遭遇重重阻力，從而增大邊疆治理的成本與難度，弱化邊疆治理的績效。

第四，有利於維護邊疆社會秩序、鞏固國家的統一。秩序是社會存在和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對於一個社會而言，「秩序是先於其他一切價值的」。因而，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由各民族群體組成的邊疆社會存在和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也是邊疆建設與鞏固的重要保障。由於邊疆地處國家邊緣地帶，邊疆社會的秩序維護，邊疆的建設、發展與安全等，常常面臨迥異於內地的諸多問題和挑戰，既有邊疆地緣屬性基礎上的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干擾、滲透和破壞，也有邊疆獨特地域條件下的跨界民族問題和極端宗教活動泛濫等問題，還有邊疆社會進程滯後產生的政治社會化程度和水平偏低、族際間的競爭與爭奪加劇等問題。「對於多民族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來說，國內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彌足珍貴。一定程度並且穩定的國家認同，是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重要基礎。」因此，在邊疆加強國家認同建設並維持較高程度且穩定的國家認同水平，將有助於從根本上消除各種干擾或破壞邊疆發展、穩定和安全的不利因素，從而為邊疆及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發展與鞏固創造必要的秩序條件和環境。

第五，有利於構築國家的認同安全。隨著國家發展的內外條件的深刻變化，認同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具有特殊意義。從我國的整體疆域安全現實來看，邊疆地區往往面臨著更為突出的認同安全形勢。就外部情勢而言，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對國家的認同安全構成了根本性影響。在全球化時代，邊疆日益成為意識形態爭奪、滲透和角力的前沿陣地和複雜區域，尤其伴隨大量外國移民的紛至沓來，以及跨國婚姻等問題的凸顯，進一步加劇了邊疆地區的認同安全形勢。就內部情勢而言，邊疆獨特的地緣屬性、地域特性和人文治理生態等加大了國家的認同安全建構與維護的難度。此外，民族政策的失當，以及因轉型期邊疆社會利益關係調整、利益結構變動和利益分化等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和衝突，也深淺不一地影響著國家的認同安全建設。

四、邊疆治理中國家認同建設的系統謀劃

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和心理過程的國家認同是不斷構建的結果，並可能出現提升或下降、增強或弱化的趨勢。與此同時，國家認同問題在邊疆及邊疆治理中將會長期存在，加強國家認同建設將是邊疆及邊疆治理過程中始終需要面對的一項重要任務和使命。

首先，不斷夯實國家認同建設的各項基礎工作。夯實推進國家認同建設的各項基礎性工作，是加強國家認同建設的前提。一是明確國家認同建設在邊疆治理中的地位。所謂邊疆治理，不過就是國家運用政權力量，調動社會各方面資源來解決各種邊疆問題，進而達成邊疆發展與鞏固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國家認同建設及其認同水平的提升是檢驗邊疆治理成效的基本衡量標準，彰顯了邊疆治理的根本價值。二是實現族際主義傳統向區域主義治理方式的思維轉向。在邊疆治理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族際主義和區域主義的治理思維和方式，並由前者佔據主導地位。事實上，從國家的整體疆域格局來看，邊疆不過是國家疆域之邊緣，是國家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地理空間特性。顯然，面對國家疆域形勢的變化及國家崛起的要求，以區域主義為取向的邊疆治理方式將更契合國家整體發展實際，也更有助於增進國家認同水平建設。三是形成完備的國家認同建設規劃。隨著國家全面發展及國家崛起目標的確立，進一步突出了邊疆的地緣地位和戰略地位。與此相適應，邊疆地區的國家認同建設理應立足國家全面發展層面進行系統謀劃，並形成詳盡的規劃方案。

其次，明確國家認同在認同序列上的優先地位。在社會生活中，常常具有層次不同、類型多樣的認同表現，並形成了特定的認同現象、認同關係和認同結構，且各種認同之間既相輔相成、並行不悖，也可能相互矛盾、衝突或消解。因此，作為一種心理要素的認同現象往往具有突出的建構性、多樣性和層次性，並直接形成了認同序列的先後之別。其中，國家認同在所有認同現象和認同關係結構中居於最高地位，對其他認同形式具有統攝、整合和規約意義。從我國的邊疆現實來看，確保國家認同在認同序列上的優先地位主要表現為:一是國家認同對民族認同的優先。如前所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構成了邊疆地區最為主要的認同關係結構。因此，維持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平衡，達成國家認同對民族認同的統攝、整合和規約，是邊疆治理中強化國家認同建設的關鍵。二是國家認同對地域認同的優先。就國家的疆域格局而言，無論邊疆或內地，均是國家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者之間相互支撐、共同發展，不論何種地域認同均要置於國家領土認同的框架之下。在此，需要高度警惕在極端民族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地域認同隱患。誠如有學者指出的，民族主義常常蘊含著一定程度的領土訴求，當地域認同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後，必將衍生為明確的領土意識和要求，進而從根本上威脅著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統一和鞏固。三是國家認同對宗教認同的優先。宗教信仰的多樣化和普遍化是邊疆地區的重要特性之一。但是，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動都不能與國家法律或政策相抵觸，必須在保證國家認同的基礎上來確立其宗教信仰。四是法治認同對習慣法認同的優先。邊疆地區具有眾多從歷史中延續下來的民族習慣法和宗教習慣法，表現為一系列自成體系的傳統社會規則、傳統習俗、宗教教義等，對當地的社會秩序、社會關係和社會運轉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邊疆治理中的國家認同建設還必須高度重視協調法治認同與習慣法認同之間的關係，在保障國家法律的絕對權威基礎上處理好「法」與「習慣法」之間的關係。

複次，注重國家認同建設的多向度建構。國家認同建設並非一個單向度的過程，需要從多方面、多視角來加以謀劃和拓展，並通過其他認同建設達成對國家認同建設的有力支撐。一是執政黨認同建設。在我國，黨和國家具有高度的同構性、統一性和一致性。「政黨認同在整合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上發揮著重要的橋樑紐帶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政黨認同狀況將直接關係到國家認同的水平。」二是政府認同建設。在民族國家時代，國家政權的組織、職責和職能的行使是通過組建政府的形式來完成的，政府不過是具有一系列結構功能體系的組織，構成了國家治理及邊疆治理的基本主體，而邊疆民族群體的政府認同狀況將直接關乎國家認同的水平。三是政策認同建設。在邊疆地區，相鄰國家都十分注重國家的治邊或惠邊政策謀劃，國家面臨突出的政策博弈問題。與相鄰國家的政策反差，常常會影響到邊疆少數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對國家政策的態度，並直接轉化為國家認同問題。四是意識形態認同建設。在全球化時代，邊疆日益成為意識形態爭奪、滲透和角力的前沿陣地和複雜區域。意識形態安全及其認同，構成了國家認同安全建設的內在要求之一。五是國族認同建設。由各個民族群體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是我國的國家民族，從根本上支撐著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對外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對內則是凝聚共識與力量的政治標杆和文化標識。中華民族認同即國族認同，不過是國家認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各民族群體經由中華民族認同而實現的國家認同將更為強健和持久。

最後，通過多維路徑培育國家認同。一是政治社會化路徑。我國的邊疆治理是在全球化、現代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等時代場域中展開的，邊疆及邊疆民族群體面臨的治理生態已發生深刻變化。因而，構建起與此相適應的政治社會化機制及其話語宣傳方式以增進國家認同便顯得尤為重要。二是國民教育路徑。國民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同質化教育，且程度不同、深淺不一地構築著人們的同一性。其中，國民教育所傳導的「共同語言」———以漢語為基礎的普通話的推行和普及具有特殊意義。「民族就是用語言—而非血緣———構想出來的，而且人們可以被『請進』想像的共同體之中。」在多民族國家，語言發揮著聯繫彼此進而增進相互認同的紐帶作用，尤其在非主體民族與主體民族間體質體貌、文化習俗、民族心理等方面本就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語言便成為相互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紐帶和標識。三是政策路徑。國家在邊疆治理謀劃中，要不斷突破強調邊疆穩定而弱化邊疆發展的傳統思維，努力推進邊疆的建設與發展，不斷夯實邊疆地區國家認同建設的物質基礎。另外，要調整民族政策中不利於國家意識構建的做法，尤其是民族政策中把民族身份固化並賦予了這種身份以額外的附加利益的做法。四是共同體構建路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是統攝、整合和規約邊疆各民族群體的重要方式。其中，形塑共同體意識以規約民族意識、構建統一的國民身份和公民身份以整合各民族群體的民族身份，以及加強共同體文化建設、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等，將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註：為閱讀方便，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