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歐盟：延續與變革

【作者簡介】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仲平，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歐盟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李靖堃，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展鵬，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英國研究中心教授；田德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編 者 按】英國與歐盟的特殊關係是觀察歐洲一體化乃至英國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視角。2013年1月23日，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表支持公投決定英國是否退出歐盟的講話，致使英國與歐盟關係的討論再次升溫。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歐洲一體化處於新的路口，而英國自身力量與國際地位今非昔比，這些因素在不同層面影響了英國與歐盟的關係。英國是去是留，還是與歐盟形成新型關係？《歐洲研究》雜誌與中國歐洲學會英國研究分會、北京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熱點筆談，試從經濟、政治、外交和社會等視角對上述議題進行深度分析，以期推動學界的廣泛討論。

　　英國會退出歐盟嗎？

　　丁一凡

　　2013年伊始，英國首相卡梅倫做出了一個極為大膽的冒險舉動。1月23日，他對英國與歐盟關係前景發表了一番講話，聲稱如果歐盟不採取措施解決核心問題，英國就可能退出該組織。卡梅倫承諾，他領導的保守黨若在2015年的選舉中勝出，將於2017年舉行全民公投，以決定英國是否退出歐盟。①

　　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酵，英國與歐盟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僵。在新財政契約、金融稅和歐盟預算等問題上，英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分歧不斷。英國便冒出了一股聲音，主張乾脆退出歐盟。而在不久前的講話中，卡梅倫似乎對歐盟下了最後通牒，警告歐盟必須讓英國獲得更大權力，否則英國民眾將考慮退出。卡梅倫還稱，英國希望留在一個更加靈活與開放的組織里。

　　卡梅倫「玩火」到底是為了什麼？最終他的「邊緣政策」能奏效嗎？

　　(一)公投主張：「兩面討好」的戰術

　　卡梅倫的演講無非是想得到歐盟層面的讓步和國內政治的好處。從歐盟層面來看，卡梅倫想要一種「新的解決方案」，讓英國可以從布魯塞爾收回權力，但同時保留進入單一市場的特權。

　　其實，英國在歐盟內已經是個有相當有「特權」的成員了，它不參加歐元區，也不加入《申根協定》。但歐盟其他國家認為，隨著歐元區內部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歐元區與非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必然會改變。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未來需要為歐元區以外的歐盟成員國制定相應的保障條款，以保護他們在歐盟整體事務中仍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儘管歐洲領導人經常對英國的「例外主義」感到惱火，但他們沒有採取更大的動作迫使英國退出歐盟。歐洲多數領導人仍然認為，讓三心二意的英國留在歐盟是有益的。然而，這也是有底線的。如果卡梅倫現在的要價是背棄過去的承諾和義務，那麼這種要價顯然太高。歐盟各國也許可以就社會立法和地區政策進行談判，但連英國最好的朋友也不會接受對歐盟的核心章程(即多年積累的法律基礎)動「大手術」。

　　卡梅倫的另一層考慮是想以重新定位英國與歐盟的關係為借口，穩定保守黨，扭轉它在英國國內政治上的頹勢。表面上看，卡梅倫是要爭取一個對英國更有利的條約，但對許多對歐洲一體化深感懷疑的保守黨部長和議員來說，公投是退出歐盟之路。英國的獨立黨(UKIP)是堅決主張英國退出歐盟的，它在輿論界煽風點火，更加刺激了保守黨內憎惡歐盟的情緒。19世紀和20世紀，英國的保守黨曾因某些問題導致分裂。19世紀是因為《穀物法》(Corn Laws)，20世紀初是因為帝國貿易優惠問題，當時圍繞國家認同和主權許可權的辯論讓保守黨嚴重分裂。卡梅倫擔心，這次有關歐盟的問題也可能使保守黨出現巨大分裂，所以他的建議頗有「討好」保守派內反歐盟派的嫌疑。

　　然而，卡梅倫也表示，他希望英國留在歐盟。這是一種兩面討好的戰術。英國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英國有40％的受訪者表示，希望英國留在歐盟，僅有34％的受訪者希望英國退出。這也是卡梅倫擔任英國首相以來，贊成留在歐盟的受訪者比例首次超過反對者。②

　　卡梅倫有關公投的立場已經造成英國保守黨內部的分裂。多名英國政治家稱，卡梅倫以全民公投威脅歐盟、試圖為英國謀得更多權力的做法是「不必要的冒險遊戲」。而英國的極端舉動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其政治盟友美國就堅決表示反對英國退出歐盟，歐盟委員會領導層也對此表示關切。

　　(二)全民公投貌似最民主，後果難預測

　　卡梅倫之所以要用全民公投來讓英國人表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那是因為西方國家至今仍然認為，全民公投是民主的最直接形式，其決定的合法性最大。英國有些分析家就認為，卡梅倫其實並不想讓英國退出歐盟，但他知道英國多數人是不願意退出歐盟的，如果能讓英國用全民公決的形式來決定這一問題，未來英國就不會再有人敢對這一問題提出質疑，英國也就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再度分裂了。

　　歐美國家對全民公決的「迷信」雖然很流行，但歷史地看，全民公決的後果也並非那麼合情合理。有些公投的後果甚至是災難性的。

　　在法國，拿破崙三世就是被全民公決推上了皇帝的寶座。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原因，至今為止，法國人仍對全民公決(plebiscite)一詞心有餘悸，認為那是「政治不正確」的代表；只能用全民公投(referendum)一詞。其實，在其他國家和其他語言中，全民公決或全民公投是同義詞，沒有什麼根本區別。只有那些專長於法律辭彙的人才會指出，全民公決是一種可以繞過法律的民主程序，而全民公投是在法律框架內徵求全民意見的民主程序。

　　歐洲老一代政治家相信全民公投，也會根據公投的結果行事。比如，法國總統戴高樂就曾為參議院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舉行過一次全民公投。結果法國選民多數反對，方案未能通過。戴高樂認為，全民公投也是民眾對領導人執政的表態。既然反對的人占多數，就說明不支持他政策的占多數。他便根據公投的結果毅然辭了職。後來的法國政治家就沒那麼篤信全民公投了。2005年，法國為當時的《歐盟憲法條約》舉行全民公投，最後多數選民投了否決票。希拉克政府雖然支持該條約，但全民公投否決後，希拉克並未因此而辭職。當荷蘭的全民公投也未能通過《歐盟憲法條約》時，歐盟幾乎陷入法律危機，歐洲的一體化險些毀於一旦。歐盟各國領導人最終只好修改了條約，改成了更簡潔的《里斯本條約》。歐盟各國為此又進行了一輪投票，這回法國變聰明了，改用議會兩院投票制。法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以多數通過了《里斯本條約》，從而避免了再次陷入尷尬，歐盟也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機。

　　從某種角度來看，歐洲的政治家似乎已經不相信民眾都是那麼理性，所以即使全民公投出現了問題，他們也會找到另外的理由繼續推進他們所認定的歐洲一體化。英國也不例外。卡梅倫提出的全民公決要五年後才能被列入議事日程，而且還要看保守黨是否繼續獲得選民的支持、繼續執政。屆時，英國選民對卡梅倫建議的態度不僅取決於英國人對英國及歐盟關係的滿意度，還取決於英國選民對未來政府執政的滿意度。而最後決定全民公投結果的不僅是詢問選民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選民是按自己對政府的滿意度來投票的。因此，卡梅倫現在就未來英國與歐盟的關係讓英國選民用全民公投來決定，是個風險係數很大的決定。當然，從法國和荷蘭的例子來看，即使英國的全民公投否決了英國留在歐盟內的決定，歐盟與英國領導人也可能繼續舉行談判，找到另外繞過全民公投的妥協辦法。

　　(三)卡梅倫的意願很可能落空

　　就目前而言，英國退出歐盟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概率很大的事件。從英國政治力量來看，英國政府內保守黨的盟友自由民主黨領導人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就表示，他不贊同卡梅倫的計劃。工黨一段時間曾懷疑英國在歐盟中的地位，但後來卻又表示它不會支持為此舉行公投。工黨外交事務發言人道格拉斯·亞歷山大(Douglas Alexander)最近將歐盟形容為英國利益和價值觀的關鍵倍增器。③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時也表示，英國離不開歐洲，否則英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無法與中國、印度等10億多人口的新興崛起大國匹敵。④

　　考慮到英國經濟低迷，到2015年保守黨能否贏得大選還是一個未知數。因此，卡梅倫的聲明充其量也就是個「畫餅充饑」的舉動。

　　儘管英國選民不那麼喜歡歐盟，但許多英國的分析家指出，英國選民可能比民調所顯示的更為務實。指責布魯塞爾的干預是一回事，同英國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斷絕關係，拿自己的美好生活和就業當兒戲，則是另一回事。到真正全民公投時，英國的選民可能不會那麼意氣用事。

　　此外，不管是美國還是歐盟，都不希望英國在這時候離開歐盟。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表示，英國繼續留在歐盟符合美國利益。言外之意是勸卡梅倫不要輕率行事。對歐盟而言，英國退出歐盟意味著歐洲一體化將走向分裂。

　　許多觀察家認為，卡梅倫非常清楚退出歐盟的風險。但對他而言，用「退出」來威脅德國和法國實現歐盟權力均衡是贏得下次大選的關鍵，所以他還是決定硬著頭皮繼續。

　　德國和法國對於歐洲一體化非常執著，不會完全遷就英國的複雜要求。德法領導人也非常清楚卡梅倫政府當前所處的不利地位，尤其是在美國和商業界都不支持卡梅倫的情況下，他們更不會輕易對卡梅倫妥協。因此，無論從英國國內的政治變化看，還是從歐盟在外部施加壓力的角度看，卡梅倫提出的英國公投在未來五年內都有可能流產。

　　注釋：（請查看原文）

　　從卡梅倫「威脅退歐」看英國外交

　　馮仲平

　　卡梅倫2013年1月23日關於英國對歐盟政策的講話引起各國廣泛關注。概括起來，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反應：第一種是「分析型反應」，討論集中在英國政府的真實動機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等方面。不少看法認為，卡梅倫此舉主要受到內政影響，旨在安撫其所屬保守黨內自歐債危機以來不斷壯大的「疑歐」和「脫歐」力量，保持黨內團結，為贏得2015年大選做準備。與此同時，威脅歐盟對英國作出讓步，使英國與歐盟的關係達到「少受歐盟束縛而好處卻不減」的理想狀態；第二種反應可稱為「憤怒型反應」。如多數歐盟成員國在第一時間表達了對卡梅倫政府的不滿，法國尤其如此。奧朗德總統認為英國的做法是在「貶低」歐盟，並強調英國可以就是否繼續留在歐盟進行全民公決，但不能因為英國的全民公決而對歐盟的一些基本條約進行重新談判。①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對英國試圖改變歐盟的遊戲規則十分惱火。他說：「如果把歐盟比作一個足球俱樂部，你不能加入之後說，讓我們打橄欖球吧。」②但除上述兩種反應外，國際上更多的評論和反應是對英國外交的困惑和不解。用歐洲議會議長馬丁·舒爾茨的話來說，卡梅倫的行為簡直就是「政治上的鑽牛角尖」。③

　　人們之所以感到困惑或難以理解英國行為的邏輯，是因為缺乏對英國最重要的外交心理特徵的了解。18～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英國一直是世界警察和全球霸主。長期的超級大國地位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利益，不僅造就了英國的全球視野，而且也使「領導世界」的意識深深地浸透到英國人的血液之中。二戰結束後，大英帝國土崩瓦解，英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但英國遠沒有做好面對和接受這一新的現實的準備。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英國失去了帝國地位，但還沒有找著新的位置」時，他極可能是在婉轉批評這位「前世界領導」放不下架子。事實上，倫敦在戰後仍然是世界中心的看法，當時在英國精英階層心中確實是根深蒂固。著名的「三環外交」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戰後英國的外交可以說是英國人逐漸接受國力下降的現實，以及放棄不切實際的世界領導者想法的過程。但很多研究沒有看到形成英國當代外交心理特徵的另一部分，即英國人在認識到自己領導世界的時代結束的同時，堅定地拒絕接受外人的領導。了解這一可以被稱為「後帝國外交心理特徵」有助於理解當前英國對歐盟的態度，以及英國外交的其他方面。

　　二戰後，第一個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世界政治家是丘吉爾。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丘吉爾所指的歐洲並不包括英國。當法國和德國等西歐國家轟轟烈烈地籌建煤鋼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的時候，英國採取了冷眼旁觀的政策，因為它認定如果加入其中，不僅不會成為領導反而要聽從法、德的領導。之後，歐共體內部經濟合作特別是建立資金、商品、人員、勞務四大自由流通的統一大市場的藍圖，對英國產生了巨大的誘惑。1973年，英國成為首批擴大的歐共體成員。但自加入之日起，在歐洲一體化發展方向和目標的立場上，英國與其他成員始終存在嚴重分歧。英國認定的歐共體以及後來的歐盟就是統一大市場，不多也不少。正因為抱此態度，英國在歐盟中一直是三心二意的成員。一些英國人自嘲：如果把法德看做是歐洲聯合的發動機的話，英國就是踩剎車的。東歐劇變、冷戰結束後，英國積極推動歐盟向中東歐國家敞開大門，對一體化深化卻持反對立場。同樣，在英國的堅持下，歐盟每次修改條約都保持了歐盟最終目標的模糊性，即迴避了「合眾國」之類的字樣而代之以「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盟」。總之，英國不希望看到歐盟深化聯合，可以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當阻止失敗時就想方設法要求豁免權。貨幣聯盟是這樣，《申根協定》也是如此。當歐債危機倒逼歐元區加大深化合作力度時，英國發現它必須要有所表示了。「如果改變不了歐盟就退出歐盟」，驟然間成了英國政治的流行語。在發表威脅退出歐盟講話之後第二天，卡梅倫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進一步表示，將歐洲國家「硬塞進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聯盟中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英國不會加入其中」。英國拒絕使用歐元、拒絕實行統一簽證、拒絕簽署「財政契約」，以及拒絕歐盟未來聯合的理由是，這樣做不符合英國國家利益。其實質是不願意交出英國的主權，拒絕接受「他者」的領導。

　　接受美國領導可能是戰後英國外交的一個例外。對於英國來說，美國地位無疑過於特殊。二戰和冷戰，英國把自身安全託付給了美國，且別無選擇。但即使是美國，英國也不願讓國際社會嘲諷其過於順從。例如，英國議會下院外交委員會曾於2010年3月發出警告，英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對美國猶如「哈巴狗」的態度，已嚴重損害英國形象和利益，唐寧街應懂得向美國說「不」。④而時隔不久上台的卡梅倫政府一開始就表態，維持英美特殊關係十分重要，但不會盲從。

　　此外，英國的「不被領導外交」與其有名的「實用主義外交」是平行的兩個原則。事實上，它一直努力使二者在實踐中得到兼顧，並為此不斷對英國外交政策作出調整。舉一個新近的例子。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是在2011年，而英國外交部2009年初發表的對華政策文件就寫道，「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發展」，應確保中英關係的特點是「合作而非對抗，是交往而非遏制」。⑤至於未來英國與歐盟關係如何演變，可以肯定，只要歐盟能夠同意英國自由進入歐盟統一大市場，又不需要英國受新的一體化制度的束縛，英國會努力留在歐盟的。同樣可以肯定，法、德不會趁機將英國推出歐盟，英國對於歐盟外交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至關重要。不確定的是，英國和大陸歐洲國家相互願意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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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十字路口的英國歐洲政策

　　李靖堃

　　2013年1月23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倫敦發表演說時正式提出，如果保守黨能夠贏得2015年大選，將與歐盟進行談判，希望就英國與歐盟的關係達成「新安排」，並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國是否退出歐盟舉行全民公決。①

　　這是英國政府首次就該問題做出明確表態，也表明英國的歐洲政策正處於一個重大的轉折點。英國的歐洲政策將何去何從，令世界矚目。此前，尤其是2011年以來，英國在歐洲問題上的立場可謂「步步後退」，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是「一個法令，一個事件」。「一個法令」是2011年7月生效的《歐洲聯盟法令》(European Union Act)，被認為是英國加入歐共體以來有可能對英國與歐盟的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一部最重要的法令。其核心內容有兩個：一是規定任何涉及向歐盟進一步轉讓權力的新條約或條約修訂均須首先經由全民公決通過；二是明確指出，任何具有直接效力或直接適用的歐盟法在英國之所以有效，是由於議會法令的規定使然；換言之，歐盟法在英國的效力取決於使其生效的議會法令，從而間接強調了英國的議會主權原則。「一個事件」是，在2011年12月的歐盟峰會上，英國以不符合「國家利益」為由，否決了以法德為首的國家提出的修改《里斯本條約》的動議，迫使除英國和捷克之外的25個歐盟成員國在歐盟條約框架之外簽署了政府間性質的「財政契約」。

　　2012年7月1日，卡梅倫在《星期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發表題為「我們應該清楚，哪種是能使英國獲得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的文章，②指出，希望通過全民公決或選舉的方式，讓英國選民就英國與歐洲的關係作出「真正的選擇」。但同時也明確表示，不支持英國退出歐盟。2012年12月17日，卡梅倫在議會下院發表講話，指出，對於英國與歐洲的關係而言，關於未來的所有選擇都是「可以想像的」，③從而首次提出了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但2013年1月23日的演說卻是首次明確表態，指出全民公決的主題是是否退出歐盟(in/out)，④而非此前一直含糊其辭的「改變雙方關係」。

　　毋庸置疑，正如諸多評論所指出的，卡梅倫發表此番演說的確有「苦衷」，即來自國內的多方面壓力。首先是保守黨內部，特別是后座議員要求英國退出歐盟的呼聲越來越高。2012年下半年的多次民調錶明，⑤要求退出歐盟的保守黨成員比例甚至高達70％左右。如果卡梅倫堅持以前的立場，不予以明確表態，則很有可能危及對他的支持，並且造成保守黨內部的分裂，這一點在英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在演講發表後，保守黨內部達到了空前團結，不管是支持歐洲、懷疑歐洲、還是反對歐洲的派別都支持卡梅倫的明確表態；其次是英國民眾強烈的疑歐情緒。民調結果表明，⑥目前大約有半數左右的英國民眾支持退出歐盟。而民眾的情緒對英國政黨力量的對比造成了一定影響，其中一個突出的變化是持鮮明反歐立場的英國獨立黨異軍突起，其支持率甚至超過了保守黨。在這種形勢下，不可否認，卡梅倫發表演說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贏回選民，為下屆大選做準備。此外，它還可以起到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將球踢給了工黨，使其陷於一種兩難處境：贊成公投就等於跟在保守黨後面走；不贊成公投又違反民意。同時，卡梅倫明確提出在下屆大選之後舉行公投，也為自己爭得了更多時間，可謂一舉多得。

　　卡梅倫的演說一度被媒體熱炒，被認為是開啟了英國退出歐盟的大門。儘管我們不能否認目前英國國內的疑歐力量對英國的歐洲政策起著重要作用，然而，這些因素畢竟具有可變性，或者說是特定背景下的特定現象。要回答「英國的歐洲政策究竟將走向何方」這一問題，真正需要我們做的是找到變化因素背後的「不變」，也就是決定英國歐洲政策的深層原因。

　　回顧英國的歐洲政策，不難發現一條貫穿始終的清晰的歷史脈絡：英國的「疑歐主義」傳統由來已久，其孤懸海外的島國位置、與歐洲大陸交往的歷史，及其曾經擁有的霸權與引以為傲的「光榮孤立」，都造成了英國對歐洲大陸的疏離與不信任。而其外交政策中的「實用主義」，又決定了英國在實力逐漸下降的情況下，審時度勢，適時調整外交政策，向歐洲回歸，並最終加入歐洲共同體。疑歐主義使英國遠離歐洲，而實用主義又讓英國留在歐洲。這樣兩種相反力量的合力最終導致它與歐盟的若即若離。然而，反過來，如同加入歐盟是出於實用主義、而非情感或理想主義的考慮一樣，在是否退出歐盟的問題上，它也會予以實用主義的考慮，而不會感情用事。而在實用主義的考量中，利益是永恆的、置於首位的因素。

　　在經濟方面，英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貿易是英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其商品和服務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左右。而歐盟國家是英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占其貿易總量的50％以上。英國10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有8個為歐盟國家。因此，英國不遺餘力地支持歐洲範圍內的自由貿易，支持實現更大程度的市場開放，同時也希望在制定單一市場的規則中擁有更大程度的發言權。同時，在投資方面，歐盟既是英國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英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在就業方面，有350萬個崗位與英國的對歐貿易有關。因此，毫不誇張地說，單一市場是英國在歐洲的最重要利益，退出歐盟無疑將使英國的經濟利益遭受不可承受的嚴重損害。從政治方面來看，英國退出歐盟就意味著它無法再對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也無法從內部對其他歐洲國家力量的崛起形成牽制。這樣一來，退出歐盟必將削弱英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因為今天的英國已今非昔比，只有留在歐盟內部才有可能發揮超出其自身能力以外的影響。

　　不難看出，促使英國當初加入歐洲共同體的因素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也正是這些不變的因素決定了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並不大。事實也恰恰是，卡梅倫在多種場合中不斷強調反對英國退出歐盟，他在1月23日的演說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英國應該留在歐盟的理由，儘管他也指出，最終的決定權在於英國人民，但卻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留在歐盟給英國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利益，「如果留下來並且通過共同努力能夠獲得更大收益，就不應該離開」。而且，儘管英國國內疑歐情緒高漲，但保守黨內部仍有相當一部分力量支持英國留在歐盟，且自由民主黨和工黨均不支持關於公投的決定。同時，支持和反對英國退出歐盟的民眾比例也僅在伯仲之間。最後，卡梅倫的演說本身就留下了很大的餘地。他不僅為全民公決提出了諸多條件，包括保守黨獲勝、通過關於公投的立法、與歐盟就「新安排」開展談判等。即使舉行公投的所有前提條件都得到了滿足，距2017年底尚有五年時間，英國政府仍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調整和展開宣傳。

　　同時，外部力量也將成為阻止英國退出歐盟的重要因素。不僅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尤其是德國並不希望英國退出歐盟，而且美國也已明確表示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並保留「強大的聲音」。鑒於英美「特殊關係」對於英國的重要性，英國不太可能不考慮美國的訴求。正如卡梅倫在演說中所指出的：「我們必須仔細考慮這對於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所產生的衝擊。無疑，正是由於我們是歐盟中一個強有力的行為體，我們才在華盛頓、北京和德里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這對於我們發揮在世界上的作用很重要。」⑦

　　綜上所述，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英國都不太可能退出歐盟。當然，在可預見的將來，英國仍將儘力在諸多領域保持「例外」權，仍將是一個「半心半意」的成員國，英國與歐洲的關係也將長期考驗歐洲政治家們的智慧。然而，必須承認，歐盟本身面臨的許多問題也由於「英國退出」的可能性而變得愈發迫切，尤其是卡梅倫在演說中針對歐盟改革提出的一些問題，包括歐洲的競爭力、進一步開放市場，以及歐盟的民主赤字等。不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甚至對於其他歐盟成員國而言，也存在這樣的可能性。畢竟，民眾——不僅在英國，也包括其他歐盟成員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盟自身的成就和進展。這一點對於歐盟的未來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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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國際地位的辯論與對歐政策新變化

　　王展鵬

　　英國是歐洲懷疑論傳統最強的國家之一。21世紀初以來，國際力量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蔓延，英國自身力量演變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成為英國決策者和學術界關注的話題。這一討論的焦點是在自身力量長期衰落的背景下，英國是繼續為維持具有全球影響的大國地位而努力，還是甘於或被迫淪為地區性的中等力量。在此過程中，英國對歐政策逐漸上升為這一辯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尤其是聯合政府執政後，全球和地區力量調整與英國國內政治的變化相互作用，使英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關於一體化走向的分歧加大。與希望通過一體化深化解決危機的多數成員國不同，英國國內出現了是否退出歐盟的辯論。在此背景下，卡梅倫首相2013年1月23日發表的對歐關係演講是英國對歐政策理念新變化的反映。

　　(一)卡梅倫政府執政以來關於英國國際地位與力量的辯論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即將開啟之際曾寫道：幾乎所有的中等強國都無法迴避的一個難題是如何界定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即自己是誰、戰略重點如何、怎樣實現戰略目標的問題。①對英國而言，這一命題尤為關鍵，作為19世紀國際體系的領導國，英國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迅速失去了霸主地位，無論政治家還是普通民眾完成關於自身力量認知的轉變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面對國際體系力量結構調整和歐債危機的挑戰，聯合政府在應對經濟問題的同時，不得不認真思考英國在國際體系中力量和地位的命題，將確保英國的大國地位作為重要戰略目標。2010年大選期間，保守黨在競選綱領中明確界定了英國實現全球大國目標可以借重的資源，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英美特殊關係、歐盟大國地位、強大的軍事力量等。同時保守黨也承認，英國如不能扭轉自身力量衰落的趨勢，其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將迅速下降。聯合政府執政後，外交大臣黑格即表示英國不能接受「中等工業化國家」或「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性力量」的定位。在2010年發布的《戰略防務與安全評估報告》中，英國政府雖對防務預算有所削減，但強調，承擔全球責任、發揮全球影響將是英國政府始終恪守的承諾。2012年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民意調查結果也顯示，56％的受訪者認為英國應尋求維持其大國地位。

　　相關研究者也提出，如能有效管理衰落，充分利用現有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資源及其文化與創新能力，在歐美之間左右逢源，在聯合國、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英國仍有機會和潛力扮演大國角色。②國際力量結構調整、多極化深入發展對英國而言也意味著挑戰與機遇並存。國際體系主導國的相對衰落和多個力量中心的崛起將加速國際力量的再分配。英美、英歐關係無疑是英國可資利用的最重要的兩對戰略關係。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歐債危機的影響及英國對歐政策的特殊性都增加了英國利用這些資源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③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群體性崛起，也對英國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提出了現實需求。

　　隨著以物質資源界定國家力量及其國際影響力的思維定勢的改變，英國在全球經濟競爭力、文化軟實力等方面也表現出眾多獨特資產和優勢。例如，英語語言、教育、文化、傳媒均被視為英國軟實力的重要來源。19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積極以自由貿易的捍衛者自居，在世界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形成了競爭優勢，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成為英國利益和國際影響力的要素，倫敦和紐約並稱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此外，按世界經濟論壇的計算，2010－2012年三年中，英國經濟的競爭力在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大國和潛在大國中仍位居第四，僅低於美、德、日三國。④

　　(二)英國國際地位辯論中的歐洲問題

　　在這一爭論中，英國政府對於自身國際角色的定位經歷了從布萊爾時期的「充當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橋樑」到「適應日益網路化的世界、發揮積極作用」的轉變，戰略重點從集中於美國和歐洲，表現出更加多元化的態勢。其中對歐政策調整的爭論尤為引人注目。

　　過去十幾年中，儘管英國與歐陸國家在伊拉克戰爭、歐盟條約改革等問題上齟齬不斷，相對親歐的布萊爾政府對歐推行建設性接觸政策，努力發揮領導作用，英國與歐盟關係總體平穩。英國雖未扮演一體化深入發展的主動推動者角色，但利用其大國地位和在條約改革中不惜使用否決權阻止激進變革方案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以法德英三大國共識取代德法軸心的新體制，成為影響歐盟一體化走向的重要力量。在《歐盟憲法條約》草案、《里斯本條約》談判中，英國的這一作用尤為突出。儘管這一階段英國政治精英和媒體話語中充斥著對歐盟的敵意和批評，英國主流政治家和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安於自身歐盟大國地位的現狀，卡梅倫政府上台之初並未採取激進行動改變這一共識。

　　歐洲問題的不斷升溫不僅是英國歐洲懷疑主義發展使然，也是歐盟力量演變迫使英國做出回應的結果。一方面，歐債危機導致的信任危機及其經濟社會模式凸顯的國際競爭力缺陷削弱了英國決策者和民眾對一體化的功利主義支持；另一方面，歐盟為應對危機加強自身經濟治理的努力觸動了英國金融資本的利益，使英國在歐盟中處於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在2011年歐盟建立財政聯盟的談判中，英國堅決反對多數成員國為加強經濟治理向歐盟進一步讓渡權力的方案，希望修約談判能為英國提供機會，獲得對金融服務業的控制權，同時設置了通過特別條款保護英國金融機構利益的底線。在無法獲得其他成員國支持的情況下，卡梅倫不惜動用否決權阻止德法等國的修約努力。在危機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歐元區國家和其他成員國決定拋開英國，在歐盟條約之外訂立「財政契約」。「財政契約」是歐盟加強經濟治理邁出的重要一步，也使英國處於孤立地位。特別是歐盟成員國利用聯盟條約之外的政府間協定推進一體化，降低了英國動用否決權影響一體化進程的能力。

　　作為保守黨內部溫和的疑歐派，卡梅倫首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歐盟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但隨著英國歐洲懷疑主義不斷升溫，反對歐盟成為英國保守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激進的疑歐派議員不顧黨的領導層的反對，提出了舉行脫歐公決的動議。英國議會2011年通過《歐洲聯盟法令》對向歐盟讓渡權力設置了新的限制。2012年7月，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與「YouGov」聯合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7％的英國人支持歐洲一體化從現有水平倒退或英國完全退出歐盟；只有12％支持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化；在英國政府是否應就歐盟成員國地位舉行全民公決的問題上，57％的選民支持舉行公決，49％準備投票贊成英國脫離歐盟。此外，英國獨立黨在對歐政策上採取的不妥協立場，使保守黨面臨失去右翼選民的威脅。

　　(三)卡梅倫講話：一廂情願的政治賭博還是英國式的歐洲未來藍圖？

　　卡梅倫首相在其演講中除明確提出全民公決的意願和時間表外，還濃墨重彩地闡述了被視為勾畫英國歐洲觀的歐盟未來發展的五原則：一是提高歐盟成員國的全球競爭力；二是加強歐盟政策靈活性，尊重成員國多樣性；三是確保歐盟和成員國間權力的雙向流動，即不僅成員國向歐盟讓渡權力須謹慎從事，歐盟也要建立向成員國歸還權力的機制；四是加大成員國議會權力，增強歐盟民主合法性；五是對歐元區內外國家同樣公平對待。⑤

　　這一講話發表後除贏得英國國內疑歐派的讚揚外，英國工黨、企業界、歐盟成員國和美國大多持批評態度，認為是保守黨出於國內政治需要進行的一場賭博，加大了英國經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行性值得懷疑。《金融時報》網站的評論指出：「保守黨厭惡歐洲的無法抗拒的力量將碰到地緣政治難以改變的現實。在保守黨努力協調不可協調的東西的時候，保守黨的盟友、貿易夥伴和投資者將在幾年時間內都面臨不確定狀態。」⑥

　　但細讀這一講話，其傳達的信息對理解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英歐關係的走向具有諸多啟發。首先，這一歐洲觀反映了英國關於自身國際地位的新思考。卡梅倫政府淡化充當歐美間橋樑的提法，明確努力適應日趨網路化的世界、發揮全球影響的國際定位，即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複雜世界中需要英國針對各種挑戰具備更迅速作出反應的能力，與美國、中國等世界主要力量加強雙邊合作。卡梅倫在包括這一講話的多個場合反覆強調，歐盟「應成為具有靈活性的網路，而非束縛成員國的僵化集團」。⑦但這一定位並不意味著歐盟對英國無足輕重，英國並不希望失去歐盟這一可資借重的提升自身影響力的重要戰略關係，因而與退出歐盟相比，更希望能夠根據自身需要影響、塑造其未來走向。

　　其次，這一歐洲觀帶有利用歐盟當前困境維護英國自身經濟社會模式和政治傳統的色彩。卡梅倫講話將增強歐盟全球競爭力作為首要原則，其背後的邏輯是歐盟模式阻礙了成員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制約了其對危機做出迅速反應的能力，而提高歐盟政策的靈活性和向成員國下放已收歸聯盟的權力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希克斯曾評論道：「無論哪一屆政府執政，英國經濟相對於歐盟其他核心國家都有其特殊性。英國的福利支出、勞工保護水平較低，更多地採用自由市場政策……面向全球市場更為開放，在某些經濟領域(如金融業)更有優勢。」⑧英國希望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在金融業、預算、農業政策、勞工法等領域維護自身利益，並在此基礎上明確開出英國留在歐盟的條件，促使歐盟通過修改條約或通過成員國間談判改變在勞工法、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歐盟法律。此外，也包含了以維護英國議會主權為核心的憲政體制的考慮。

　　再次，從歷史上看，英國不乏縱橫捭闔謀求超越自身物質資源條件限制發揮更大國際影響力的傳統。卡梅倫講話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國政府出於化被動為主動的考慮而做出的策略調整——不滿足於以往被動應對、適應歐盟變革的做法，利用歐債危機下歐元區在經濟效率與增長之間的困境和成員國間的矛盾，高調提出英國的歐洲觀，積極影響一體化走勢，增加與德、法等國談判的砝碼。英國深知，希冀歐盟放棄深化一體化的努力，甚至倒退到統一大市場初創階段，顯然難以為其他國家所接受。就目前而言，英國的意圖也包含以退為進的考慮，以退出歐盟相威脅，通過討價還價，在歐盟內部謀求更大自主權，在英國與歐盟權力劃分中謀求更多利益。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英國在歐元、《申根協定》等問題上是雙速歐洲的始作俑者，卡梅倫在講話中卻明確反對以雙速歐洲作為解決成員國間差異的方案。雙速歐洲雖可使英國避免實施難以接受的政策，但存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差異永久化的風險。面對歐元區國家經濟治理，乃至政治一體化加速發展的呼聲，英國拒絕雙速歐洲，呼籲增加非歐元區國家權力，其擔心自身遭到進一步邊緣化的焦慮是顯而易見的。

　　可以說，卡梅倫的講話無論是否是出於大選考慮而做出的一場政治賭博，英國國內政治和英歐之間圍繞英歐關係的協調、博弈都將長期繼續下去。在英國加入歐盟40年後，英國與歐洲的聯繫已密不可分，目前英國與歐盟成員國的貿易占其進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除非有保證英國貿易利益的安排，英國很難承受退出歐盟的後果；即便疑歐色彩濃重的保守黨政府在此問題上也必然謹慎從事。如2015年相對親歐的工黨上台執政，公決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即便英國最終就歐盟地位舉行公決，英國企業界和主流媒體也會全力影響民眾，爭取保住歐盟成員國地位，1975年英國就歐共體地位公決出現的民意逆轉的一幕仍可能重演。對於歐盟而言，21世紀初先後經歷的制憲受挫、歐債危機的夢魘，已使其長期建構歐洲認同和命運共同體的努力面臨嚴峻挑戰。在歐盟成員國間利益、偏好差異加大的背景下，失去英國的衝擊對歐盟的長期影響也是難以估量的。通過談判、妥協、尋求共識，在差異化發展中尊重對方的利益和訴求，對英國和歐盟而言仍是較為理智而又現實的選擇。

　　　注釋：（請查看原文）

　　英國何以形成疑歐氛圍？

　　田德文

　　目前，歐洲各國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疑歐主義(Euroscepticism)的公眾情緒、政治理念和黨派活動。但是，似乎只有在英國，才形成了一種疑歐的社會氛圍，社會各階層、各黨派普遍存在一種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情緒，不少人甚至主張英國退出歐盟。從這種角度看，此次卡梅倫聲明支持於2017年底舉行關於英國和歐盟關係的全民公決，好像只是再一次證明了英國人是「不十分情願的歐洲人」(a reluctant European)而已。

　　但是，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因為，1975年，即加入歐共體三年後，英國在疑歐勢力的推動下曾經舉行過一次類似的全民公決，結果67.2％的投票者(1737.8萬人)贊成英國留在歐共體內。①那次公決的結果，為此後三十多年英國留在共同體內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如此看來，如果四年後的全民公決再次決定英國留在歐盟，對於疑歐主義來說將又是一次重創。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一貫支持英國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前首相布萊爾才會聲明支持舉行全民公決，希望公決的結果能夠制止英國「像病毒一樣擴散的疑歐主義」。②卡梅倫首相在演講中也表示，他相信英國人希望留在歐盟內部，推動全民公決的目的是促使歐盟改革，以便英國能夠「全心全意地」(heart and soul)留在歐盟。③

　　但是，英國如果現在舉行全民公決，支持留在歐盟的人能不能過半數似乎還真不是毫無懸念。2012年11月17日《衛報》發布的一份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未來公決中「肯定」和「可能」投票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的比重分別為34％和22％，總比例超過50％。④雖然目前的此類數據只有參考價值，但是其中反映出來的英國疑歐氛圍還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那麼，英國到底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強烈的疑歐氛圍呢？

　　第一，歷史與文化因素使英國具有形成疑歐氛圍的良好土壤。從地緣上看，英國與歐洲雖然不過一水之隔，但歷史上因此而很少處於歐洲事務的中心位置，相對於歐洲具有一種「異在感」和「邊緣感」。法律上，英國的習慣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處於不同法系。宗教上，英國的國教會也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工業革命後，英國建立起世界性的「日不落帝國」，英語成為通行的國際交流語言，英國因此比其他歐洲國家具有更強的「世界性」。對歐洲的認同度相對較低，或許可以說明英國疑歐主義產生的根源。觀察歐洲地圖，我們不難發現，歐洲西北邊緣的國家普遍有著更強的疑歐傳統：挪威公眾否決加入歐盟，冰島2009年「國家破產」之後才提出入盟申請，丹麥和瑞典對歐元也心存疑慮。上述現象固然可以從利益和理念的角度進行解釋，但是與這些國家歷史上處於歐洲的邊緣地位應該也有關係。

　　歷史上，英帝國的「輝煌歷史」對英歐關係的直接影響一直持續到上世紀60年代。戰後初期，丘吉爾曾積極鼓吹「歐洲一體化」，但英國並不包括在內。在他心目中，英國和歐洲應該是並列而非從屬的關係。但到1956年，英帝國的這種自信就被蘇伊士運河危機徹底終結了。蘇伊士戰爭應該使英國人明白了兩件事：一是美國人真的靠不住；二是英國的實力確實已經今非昔比。但即使如此，當時英國似乎還是沒有馬上意識到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性。1957年3月25日歐共體六國簽署《羅馬條約》的時候，英國只派出一名中級貿易官員布雷瑟頓(Russell Bretherton)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儀式，沒有一名大臣露面。不過，英國對歐共體的這種傲慢並未持續太長時間。1961年，麥克米倫當政的時候已經意識到沒有加入歐共體是英國所犯的一個戰略性錯誤，隨即提出加入共同體的申請。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擔心英國作為美國的「特洛伊木馬」進入歐共體，兩度否決英國的申請，客觀上徹底打掉了「大英帝國」的威風。英國與歐共體關係史上的這些不快應該不是刻意的相互羞辱，但是英國作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晚到者，卻只能接受德法已經形成「軸心」的現實。對英國而言，這種在共同體中的「邊緣感」無疑是促成疑歐氛圍的重要原因，大到「聯邦主義」和「政府間主義」的路徑之爭，小到預算上的爭吵，究其根源應該都與這種感覺有關。

　　第二，在民意層面上，英國公眾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總體上更趨負面。通過對《歐洲晴雨表》民調數據的分析，可以發現，歐盟的「存在感」在英國相對較弱。2005年11月關於歐盟給受訪者感覺的調查數據顯示，有33％的英國受訪者表示歐盟存在與否「沒差別」，而歐盟平均值為19％，表示「不信任」歐盟的英國受訪者佔26％，歐盟平均為20％。有趣的是，對歐盟的存在表示「焦慮」的比例，在英國為14％，而歐盟平均為21％。這似乎可以說明，在英國，歐盟的存在足以引發人們憂慮的程度都比別國要低。⑤同期，表示聽說過歐盟委員會的受訪者比例在英國只有9％，而法國為25％，德國為24％，歐盟平均為18％。對歐盟委員會表示不信任的，歐盟平均為25％，法國為25％，德國為32％，英國則高達34％。⑥

　　英國人形成對於歐盟的負面認知，應該既有理性上的考量，也有國民性的影響。前者的突出例證是，卡梅倫此次演講之後，英國商界迅速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與國際貿易、投資相關的行為者多數反對舉行公投，其中包括「英國貿易與投資」前任首席執行官凱恩爵士(Sir Andrew Cahn)、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老闆斯波爾(David Sproul)、領導著世界上最大的債券投資機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等人。他們發出警告，認為公投倡議將使英國在未來幾年面臨「投資寒冬」。但是，同時也有55名英國商界領袖給《泰晤士報》寫公開信，支持卡梅倫的決定，其中不乏世界500強企業的英國翠豐集團(Kingfisher Group)旗下的百安居(B&Q)、礦業集團斯特拉塔(Xstrata)、電器零售商迪克森(Dixons)、倫敦股票交易所、高檔酒業集團帝亞吉歐(Diageo)的首席執行官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他們支持公投的理由是英歐關係確實需要調整，歐盟必須進行民主化改革，增強競爭力與彈性。⑦不難想像，僅僅是公投倡議，就足以增進或減少英國不同利益集團的收益。

　　但是，更多英國人的疑歐情緒則並非完全與自身利益有關。如卡梅倫在支持全民公決的演講中所說，英國人有著「一種島國的性格：獨立、性格豪爽、熱情捍衛主權」。⑧這方面的突出例證是：即使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多數英國人仍然堅決反對英國加入歐元區。2008年12月，英鎊兌歐元已經下跌到1∶1.0198，而前一年度同期則為1∶1.4。⑨即使如此，200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舉行的一次民調顯示，仍有71％的受訪者反對英國加入歐元區，持贊成立場的只有23％。⑩形成這種民意固然有媒體對於貨幣貶值有利於增強競爭力之類說教的影響，但也可以說明，英國公眾的疑歐情緒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個人得失的理性算計。

　　在民意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傳媒的作用不可忽視。在西方國家，民意與傳媒之間經常是互動的關係：媒體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大量刊發符合受眾心理的信息與言論，而受眾的感覺又在媒體報道的強化下不斷增強。在英國，很多大報長期持疑歐主義立場，其中包括《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太陽報》和《泰晤士報》。這些報紙經常發表文章，反對進一步歐洲一體化，主張對《里斯本條約》進行舉行全民公決等。2010年11月，《每日快訊》成為第一家公開主張英國退出歐盟的大報。

　　第三，英國疑歐氛圍的形成，與政黨政治的推波助瀾密不可分。由於民眾中普遍存在疑歐情緒，各種政治力量競相利用這種「資源」爭取選民支持。我們知道，歐洲一體化到目前為止仍然具有明顯的「精英主義」性質，將疑歐情緒作為政治資源的主流政黨在其他國家不是很多。但是，對英國的兩大主要政黨來說，歐洲問題卻始終是一張「牌」。

　　歷史上，保守黨和工黨在對歐洲一體化的立場方面幾度「換位」。加入歐共體以前，保守黨曾建立「反共同市場聯盟」(Anti－Common Market League)。同時，雖然激進的工黨左派和工會人士擔心歐共體侵蝕英國的「社會主義」，但工黨總體上並未明確反一體化。1963年，法國否決英國加入歐共體後，當時作為反對黨的工黨才開始明確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時任工黨領袖的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聲稱，如果英國加入歐共體，那將意味著「千年歷史的終結」。1975年全民公決時，富特(Michael Foot)為首的七名工黨內閣成員投了反對票，而當時作為反對黨的保守黨則支持英國留在歐共體，哈羅德·威爾遜、特德·希斯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等三代領導人都投了贊成票。1979年和1983年議會選舉中，工黨仍以疑歐立場為競選綱領中的主要內容。但是，1983年後，工黨的立場發生改變，主要原因是德洛爾提出的「社會歐洲」概念有助於抗衡撒切爾夫人對工會的壓制。上世紀90年代後，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成為推動英國積极參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要力量，而約翰·梅傑之後的保守黨領導人卻都具有明顯的疑歐色彩，其中包括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霍華德(Michael Howard)和卡梅倫。目前，在英國政黨政治格局中，以反對歐洲一體化為主要目標的政黨很難成氣候，此類黨派包括1993年建立的英國獨立黨(UKIP)和1997年哥德史密斯(Sir James Goldsmith)創建的「公投黨」等。但是，這些政黨的選民卻是主流政黨可以爭取的政治資源。此次卡梅倫公開支持舉行全民公決，工黨領袖米利班德就抨擊他的目的是迎合獨立黨選民的訴求。

　　無論對英國還是對歐盟而言，英國的疑歐氛圍都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從歐盟的角度看，疑歐的英國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它選擇了太多例外：不參加單一貨幣，不簽署「財政契約」，不加入《申根協定》，不接受天主教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團結」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歐盟成立之後將「擴大」設定為比「深化」更加優先的目標，也有英國發揮影響的因素。有評論認為，「歐洲懷疑論」是英國銷往歐洲的最成功的貨品，使得類似論調在荷蘭、法國，甚至德國都有抬頭的趨勢。(11)既然如此，讓英國舉行一次全民公決，重新確認留在歐盟中的要求，對歐盟而言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問題是即使英國公投決定留在歐盟，其國內的疑歐氛圍是否就能根除呢？從上述形成機制可以看出，只有歐盟不斷擴大民主和開放性，英國的精英層不再將民眾的疑歐氛圍作為資源加以利用，英國民眾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本國與歐洲的關係，英國的疑歐氛圍才有可能逐步得到淡化，而這無疑將是需要長期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

　　注釋：（請查看原文）

轉載來源：外交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