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儀為何不受中國皇帝歡迎？-今日頭條

06-18

鬍子華

英國來使馬戛爾尼晉見乾隆，呈獻的禮物中有地球儀。

在近代史上，地球儀是西方傳教士以及國家使團急於向中國展示的事物，也是他們的技術象徵物之一。奇怪的是，地球儀在中國一直反應冷淡，即使在當前的中國學術研究中，也是備受忽視，偶爾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會被提及。

與之相反，在歐洲，地球儀的誕生與改進，始終伴隨著新時代的地理大發現、遠洋航線調整和殖民地搶佔等系列激動人心的歷史進程，它不僅是技術史上的進步，同時還有著深遠的政治影響。

伊麗莎白一世用地球儀彰顯權柄，拿破崙借地球儀自我加冕，地球儀作為政治野心和現實權力的象徵在歐洲由來已久。而在中國，從明末到清朝滅亡，地球儀歷經一代代帝王，雖一度從珍玩上升到知識的層面，卻始終沒能引發任何的政治慾望和政治想像。

原因何在？不可否認，這跟地理知識自己的地方命運、時機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中國極其頑固的「天下中心觀」。

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其右手按壓地球儀。

地球儀的西式野心與中式淡漠

1940年，卓別林拍攝了一部諷刺希特勒的電影《大獨裁者》，片中希特勒的形象一如大眾想像：冷酷、殘暴、虛偽且陰晴不定，但其中卓別林與地球儀共舞的片段，卻展現了這位獨裁者罕有的嬉戲與充滿愛戀的時刻，令人印象深刻。

在那場室內戲中，希特勒手捧地球儀，姿態時而男性化，時而女性化。「世界」繞著周身顛拋顯得如此輕盈受控，以致「凱撒轉世、世界之王」這個曾令他恐懼的野心，似乎正在這段共舞中變得真切起來。正因如此，當地球儀在他手中炸裂的時候，這位獨裁者唯一一次顯露了自己的感情，伏案痛哭。

卓別林飾演的希特勒在與地球儀共舞。

這當然並不只是一個發生鏡頭裡的有關地球儀與政治的隱喻。事實上，希特勒確是一心嚮往凱撒治下的古羅馬帝國。他曾計劃仿古羅馬帝國首都的樣式建設柏林，早在1925年，希特勒的御用建築師施佩爾就擬制了一個柏林大會堂的方案，巨型大圓頂從基座突起，頂部設一個地球儀，其上是代表帝國的雄鷹，希特勒希望這座恢弘的建築將能得到「全人類的敬仰」。德國戰敗後，在蘇聯紅軍衝進希特勒官邸時，當時的影像記錄者還特意給希特勒室內的地球儀拍了特寫，擺設也與《大獨裁者》頗為相仿。

事實上，在地球儀與政治的聯盟中，西方傳統由來有自。在我們常接觸到的撲克牌中，梅花K的人像就是亞歷山大大帝，他右手捧著地球儀，象徵著統治世界的野心。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有幅著名的畫像，除了顆顆如彈球大小的珍珠用以顯示尊貴、奢華外，她的右手則按在地球儀上，以彰權柄。該畫作於1588年，當時英國艦隊剛擊敗西班牙艦隊，從此取得海上霸權。

與之類似，地球儀還以帝國王權的象徵出現在了畫家大衛的《拿破崙的加冕禮》中，當時拿破崙在法國已權傾一世，被不少人視為「獨裁者」。為此，漫畫家吉爾萊還發表了諷刺畫《葡萄乾布丁》，畫中拿破崙正與英國首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儀。

大衛畫的《拿破崙的加冕禮》。

與拿破崙差不多同時期的乾隆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美國清史學家歐立德就曾拿乾隆與拿破崙相較，並認為拿破崙要遜色得多，其中一大證據就是乾隆在位期間，「清軍的行動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險峻的喜馬拉雅山脈，以及西南的煙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擴大了三分之一。確實，乾隆也非常得意於自己的十件戰功，因此自稱「十全老人」。但與拿破崙不同，乾隆的這十件戰功幾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動，並沒有明確的地理野心。換言之，乾隆的雄心對照的完全是傳統的帝王標準：明君盛世、長治久安。因此，面對英國使者呈送於前的地球儀，他也只當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紀的蒙古帝國無疑還要大得多。來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國皇帝，對地理有著天生的敏感。1267年，在中國元朝出現了最早的地球儀，是波斯人哲馬魯丁應忽必烈對西域星學者的徵召，入華後製造的。據《元史·天文志》記載：「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穿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顯然，與兩百多年後西方產生的地球儀不同，哲馬魯丁的地球儀雖也是球體，但採用的仍是中國傳統的計里畫方，並沒有經緯定位系統。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開始由游牧轉向農耕，地理知識很快被邊緣化，天圓地方的概念仍佔據主導地位。

傳教士帶來的近代科學，居中為地球儀。

地球儀為何不受中國皇帝歡迎？

不像中國，歐洲諸國林立，相互之間騰挪的空間並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積的有限，這些都催生了他們對大海之外世界的想像和試探。

1798年，拿破崙揮軍南下，正式入侵埃及，並打算藉由埃及東進，仿亞歷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亞洲：他騎著大象，手裡拿著經他個人修訂過的古蘭經。這一舉動除了法國本身的地緣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著拿破崙個人征服東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東方取得，歐洲太小。」為此，他隨身帶了大批的科學家、天文學家、土地測量員、哲學家、建築師、工程師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記錄下法國啟蒙之光初臨落後東方的盛況。

與之相似的行動也發生在當時快速上升的英國。1792年9月26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補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名義，派出以馬戛爾尼為首的800餘人的使團前往清朝帝國訪問。他們隨團帶著大量諸如航海望遠鏡、戰艦模型、地球儀、銅炮、火槍等最新技術產品入華，並指望靠它們打動中國皇帝。

英國使團此舉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瑪竇在華經歷的影響。利瑪竇得以進入晚明宮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萬曆皇帝注意：世界地圖，自鳴鐘和歐洲鋼琴。萬曆皇帝喜歡自鳴鐘，天天放在身邊，世界地圖也被放大製成了四個屏風。當時的乾隆皇帝跟萬曆的興趣不無相似。1750年，乾隆委託義大利天主會教士郎士寧設計了定時水鍾和噴泉裝置，以供皇家娛樂，也曾讓傳教士蔣友仁在圓明園的一座大殿牆上繪製世界地圖。

但無論萬曆還是乾隆，他們對此的態度基本都是抱著珍玩而非知識的心態。事實證明，乾隆對西方世界幾近於無知，以致他在接見馬戛爾尼時，才會問出「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關係是否友好？……義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國不遠，是否向英國朝貢？」等可笑的問題。

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法國學者佩雷菲特將這次會面中的景泰藍與地球儀視為中英兩國的象徵，多半是在技術層面上的考量。但依靠技術壯大和獲利的英國，不懂得這個古老的國家更看重的不是技術，而是禮節，那些列於回禮中的景泰藍、絲綢、宣紙，也不僅是古老的工藝品技術，更代表著古老的傳統。

這個傳統即是「天下」傳統，是萬邦來朝的傳統。事實上，在馬戛爾尼帶來的諸多禮物中，地球儀遭遇了明顯的冷淡，也是基於這個原因。當馬戛爾尼炫耀地展示地球儀時，滿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國"居然佔據了地球儀上那麼大塊的地方，他們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憤怒：怎麼能把天朝大國畫得這麼小？

在祝春亭、辛磊長篇歷史小說《大清商埠》中，也有相似情節。來自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麥克舉著地球儀，對中國官員念著他已反覆排練過的台詞：「地球儀比你們中國的地圖更準確，更直觀，更科學。總商先生你睜大眼睛看仔細，中國並不像你們想像的那樣處於世界的中心；中國之外，並不都是野蠻小國，還有文明發達的歐洲各國。所謂天朝上國，惟我獨尊，自欺欺人。」最後，這隻呈上朝堂的地球儀因為在英國版圖上使用了中國皇帝專屬的明黃色，引得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其中還提到，據內務府歷年的反饋，乾隆對地球儀、渾天儀之類的玩意興趣索然。

相對而言，久在中國生活的利瑪竇無疑更懂得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在製作世界地圖時，他不僅將西方慣常的以大西洋為中心的繪圖改為以太平洋為中心，還把零度經線移動，意在使中國處於地圖正中的位置。但地球儀對中國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戰顯然比地圖要大得多。它的轉軸再也不可能掩飾中國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羅斯托恩地球儀。

儘管如此，在中國人自製的地球儀中，我們還是找到了類似利瑪竇那樣的地理謊言。觀察1800年由中國人製作的、現藏於維也納的羅斯托恩地球儀(ROSTHORN-GLOBE)，人們就可以發現那個地球儀的南北方向被倒了過來，而這只是為了視覺上有一種主人的、直觀的、向南看的感覺。

近代地球儀的在華命運

人們在看待外來事物時，總是習慣性地將它理解為來自外部環境的特殊意味。地球儀一開始被視為珍玩，便是中國原有「天下觀」里的朝貢體系的視角。這一視角在19世紀遭遇了全面的衝擊，並迅速崩潰。

列文森曾將19世紀的中國變革描述為「從天下到國家」的過程，中國一詞開始從一個文明空間概念，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疆域概念。在這一過程中，憂心忡忡的中國人不得不去學習那些原先權當珍玩的槍炮，以及各種各樣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雖然這些事物的面貌已被染上了血腥而恥辱的一面。

在一貫被壓制，又突然奮起的學習進程中，每種知識面臨的命運其實是不同的。槍炮、艦船、工廠等快速發展，但地球儀之類的知識在一個國家的緊急狀態中近乎無關緊要，儘管隨著國家概念的降臨，慣於面對中心的中國民眾，不得不被迫面對廣闊的四周和海平線。

帝國小說家吉卜林。

為了維持利益，英國人需要儘可能撐住搖搖欲墜的滿清，為此他們一度樂於充當中國的技術老師，一批英國技術顧問開始進駐中國的工廠和學校。這在英國本土甚至還引起了不滿。1889年，英國小說家吉卜林與一些英國商人在香港一同用餐時，就認為現代化的中國不是好事。他斥責這些人竭盡所能把「西方的興奮劑——鐵路、電車軌道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強行施打在這個大帝國身上」，並質問「中國真的醒來怎麼辦？」換言之，他們是左右觀望的三心二意的老師。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依然是心懷不甘的、急匆匆但潦草的學生。

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人首次接觸近代地理學知識。其後，利瑪竇又在中國製作地球儀，據《明史·天文志》卷二十五記載，「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制渾儀、天球、地球等器」，這在「天圓地方」傳統世界觀的士大夫階層引起震驚。至明末，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與義大利傳教士龍華民，為進一步推行地圓說，也製作了一件地球儀輔助宣傳。

在清朝前期，地球儀開始被當做配合天體儀使用的地理儀器，多用於由傳教士主持的觀象台。據清《皇朝禮器圖式·卷三》記載：「地球儀為皇上御制，規木為球以象地體，圍四尺五寸，兩端中心為南北極，貫以鋼軸，腰帶赤道，斜帶黃道。」

即便到了清朝末年，地球儀仍是某些固定權貴階層的私物。在曾國藩日記中曾記載：「（同治6年）三月初九日，至湖南會館，觀方子愷所為大地球。」當時還有一幅畫，標題叫《曾文正公看地球圖》，畫的是曾國藩坐在椅子上，地球儀旁邊站著的是一個年輕人，一個小孩子，正圍著地球儀觀看。但事實上，這並未發生。在另一處曾國藩的文獻中，他提到「余蓋屋三間，上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檐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慊。」可見，地球儀仍是緊鎖深宅。

之後，清朝由於情急，開始倡導西學，可情況也並未得到多少改善。在晚清民初的小說《黃繡球》中，就曾提到蘇州辦武備學堂時，當時堂中的提調大人託人到上海去買地球儀，實價不過四五十。買的人自己漲了23元，送到蘇州後，提調大人再次大幅度改價，到地球儀入賬時標價已達四百兩。而且，在安慶地方官那裡，所謂「地理」課程仍被當成中國的風水學，地球儀也只是各種西學運動中的時髦器具。

結語：

在西方，地球儀的誕生與改進，始終伴隨著新時代的地理大發現、遠洋航線調整和殖民地搶佔等系列激動人心的歷史進程。而在中國，地球儀雖一度從珍玩提升到了知識層面，卻始終沒能引發任何的政治慾望和政治想像。其中的原因，有地理知識自己的地方命運、時機，更與中國極其頑固的「天下中心觀」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