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我不是懷舊的代表

王安憶：我不是懷舊的代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8年09月14日14:31 北京晨報 作為「海派文學代表」其作品堪稱當代文學典範，王安憶的寫作特色如何形成，風格怎樣流變？她眼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怎樣一番景象？小說家如何以獨特的眼光「看」芸芸眾生？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與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女作家王安憶展開了一次智慧的對話、思想的交鋒。 張新穎：我最近在看你新寫不久的《愛向虛空茫然中》，我看裡面這個人，覺得這個人太孤單了，第一節就是做一個夢，一個人拉著你的手…… 王安憶：虛構的。 張新穎：虛構得很溫馨。情景是很好，只是這樣的情景我就覺得特別的孤單。後來看下去，每一節都是寫這一個很孤單的人，在一個一個很孤單的處境裡邊。 王安憶：人的個體其實是很孤單的。 張新穎：其實同你選擇的生活有關係，當然也同你開始講的小時候的性格有關係。 王安憶：都有關係。 張新穎：你後來選擇了寫作生活，如果不是寫作生活，是在一個集體裡面，上班啊什麼的，可能不一定這麼強化。 王安憶：也可能我自己強化了，事實上真叫我去過集體的生活我又過不來。 張新穎：啊，那肯定的。 王安憶：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生活里哪一段是過得最熱鬧的，就是在文工團。因為它其實是集體的性質嘛，在文工團裡面，我第一次在公共的浴室裡邊洗澡，以前，我從來不到這樣的地方去，但是沒辦法，必須要學會這種生活。但是我在那段時間的心情，不是壞，是心裡最寂寞，似乎人越多越寂寞，好像反而是一個人的時候感到自由。文工團的生活，我已經走出來了，之後再回過頭去看看，我真是看得到很多的好處，插隊的日子再怎麼說我都看不出什麼可喜之處。 張新穎：插隊的時候一點…… 王安憶：一點都不喜歡。 張新穎：那你寫農村是把它審美化了。 王安憶：審美化。 張新穎：這可能跟你講的工匠這個想法是有關係的，一般來說你這種感情會影響到寫作的，但好像在審美化地寫農村的時候，不喜歡那段經歷的感情基本上沒有流露出來。 王安憶：可是我寫農村一向寫得很虛浮的，不是一個具體的生活場景，都很缺乏生動性，多少帶有象徵性。在我的經驗里，農村的生活真是很黯淡很黯淡，我從來沒回去過插隊的地方。那是一個苦悶的地方。文工團的生活吧，你再怎麼覺得寂寞，但首先衣食有保證，生活起居不那麼艱難；還有一個它畢竟比較熱鬧，那麼多女孩子男孩子在一起，真的很熱鬧。 張新穎：你們文工團當時有多大？ 王安憶：當時因為搞樣板戲發展的規模，具體人數我說不出來，但是你想可以演大型芭蕾舞劇《沂蒙頌》，你想想樂隊需要多少人，台上需要多少人，合唱團需要多少人，按這麼個編製，這樣算算看，加起來有百十個人左右，還有舞台工作者。 張新穎：當時文工團大家非常羨慕，大家看文工團的那個眼光啊…… 王安憶：現在回想起來，男女孩子，尤其女孩子，我覺得她們有這段生活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那個時代太黯淡了，不管怎麼她們在舞台上有一個非常絢麗的時光，這種絢麗也帶到舞台下面來了，是挺驕傲的，好像是彰顯了青春。所以我覺得雖然當時過得也很寂寞，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有很多美好的時光，有很多愉快的記憶。像農村那段時間想不出一點愉快的事情，真想不出來。 張新穎：但你在農村時間也不長。 王安憶：兩年半。人的經驗是很不同的，我們團的前身是一個舊戲曲團體，江蘇省柳子戲劇團，是江蘇省戲校的下屬劇團吧，這個團蠻有歷史的，李保田就是我們團的，他就是從江蘇省戲校，再到柳子戲劇團然後文工團一路過來的人，我有一次看他在《華夏記憶》上寫了一篇文章，也是寫文工團的，跟我寫的完全不一樣，他的文工團和我的完全不一樣。幾乎要差了十之八九的樣子。他筆下的團帶有非常強的本土色彩和民間色彩，特別感動人，我看了以後感到很哀傷。他寫得很好，李保田文字很好。 張新穎：因為那個時候你一個是年輕，另外一個你其實是文藝青年，不一定很注意民間的東西。 王安憶：其實我與李保田年齡相差並不大啊，但是處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他在的時候，那裡是一個舊的戲曲團體，到了我們這裡就變成一個新式的文工團，就是差這麼幾年，大家對這段生活歷史的回憶就大不一樣。 張新穎：我一開始聽你講的時候，就想你們那個家庭裡面沒有本土色彩民間色彩，就是革命了。但是你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里成長起來，到最後變成一個——比如說今天人家說你是一個寫上海的人。 王安憶：他們強加於我的，真的是強加於我的。 張新穎：但事實上你寫的也是上海。 王安憶：沒辦法呀，我從小在這邊生活，這麼多年，這當然是我寫作的主要材料了。其實我就寫了個《長恨歌》，就《長恨歌》的第一卷寫到了解放以前，他們就說我是懷舊的代表，而且第一卷全都是我想像出來的，這種評價很武斷的，太武斷了。你要把我的作品好好地排排隊看的話，其實我並不是那種…… 張新穎：但現在《長恨歌》成了一個標誌，就是人家談你，就先談《長恨歌》和上海了。 王安憶：必須要談《長恨歌》，所以說也沒辦法的，百口莫辯，你也只能聽著就是。其實我真是不大有本土色彩的，但是也就是因為我不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所以我也蠻敏感；對那種所謂的本土色彩，蠻敏感的。 張新穎：你原來有一篇《「文革」軼事》，那其實也是寫上海。 王安憶：也寫上海，我很早就寫上海的故事，但是上海沒有成為時尚之前，人們注意不到。 張新穎：其實是寫得蠻好的作品。 王安憶：這都是我街坊鄰居們的生活，所以我剛才說我的生活環境很奇怪。我們家是這麼一個新式家庭，我們周圍全都是市民，全都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他們喊我爸爸媽媽就喊王同志、茹同志，「同志」這個詞就是他們對我們的稱謂，就是這樣。我剛才講的那個保姆到我們家來，她給我們家帶來很多改革的氣氛。先前的一個保姆她也是喊王同志和茹同志，只有這個保姆來以後她非要喊我媽媽師母，先生和師母。我媽讓她改口她不肯改，一直就喊下來了。於是我們就慢慢進入了上海，好奇怪噢。 張新穎：上海人看你寫上海是不是不一定很認同啊？我不知道。 王安憶：大概還蠻認同的。不過大家更希望你關心和表現的也是最新發生的，總是希望你反映最新發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寫得遠點，哪怕只是遠一點時間他們都認為落伍了。 張新穎：就像你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憶：懷舊了，就算懷舊了。 張新穎：這個形容也很奇怪。要麼你寫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麼你寫現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只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顯得格格不入。 王安憶：他們現在對我評價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現代的上海。首先小說不是「反映」，其實我所寫的不就是現代的上海嗎，這個時間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還是十年，或者只是一年。其實像雨果他寫的《悲慘世界》是寫作時候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巴黎聖母院》則是幾百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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