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的視域與路向

【內容提要】「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歷史視域遠可回溯到古典時代，只是隨著近代以來的社會變動與學術發展才逐漸定型，並在當代出現明顯的理路分野。國界史、地區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世界史」，以其「求真」和「鑒古知今」的特點與主旨，凸顯了其縱向研究範式的學術價值，但難免帶有「條塊分割」的局限和「西方中心」論的缺陷。而以文明史、生態史尤其是「全球史」彰顯的「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以其對人類歷史的橫向整體考察，極大地開拓了歷史探索的空間，但往往流於空泛，且常以西方眼光來考量世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傳統世界史」的研究上成就凸顯，並開拓出「新世界史」領域，同時也萌生出「棄舊圖新」的學術傾向。然而，「新世界史」只是一個分支學科，不可能取代「傳統世界史」在研究中的主體地位。在當下，需以唯物史觀為指南，批判地借鑒西方學術成果，將「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同舉並重，在對這兩種研究範式揚長避短的過程中逐漸將其有機整合，相互參照，優勢互補，建構出同步發展、學術互動的新格局，為我們的世界史研究開闢正確路向。

【關 鍵 詞】歷史視域/傳統世界史/新世界史/研究範式/學術定位/優勢互補

【作者簡介】孟廣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歐美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歐洲中世紀政治與思想史及中西歷史比較

這些年來，隨著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日益拓展，史學界不時浮現有關「何謂世界史」的爭論。前不久，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什麼是世界史」學術討論會上，出現了好幾種學術見解：「世界史」應該是「地球史」，即包括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世界史」不是單純的「外國史」，也應該是包括中國史在內的「全球史」；「世界史」不是地區史、國別史的簡單疊加，而是人類相互聯繫互動而逐漸從分散走向整體的歷史。基於這些認知，還有學者主張，應該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史」、「外國史」和「世界史」相併列的學科布局。①這些「新世界史」的觀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學理問題，那就是，如何以理性的視野去考量世界史研究範圍的視域，審視由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構成的「傳統世界史」和當下浮現的「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校準我國世界史發展的正確路向。

一、兩種歷史視域的緣起與形成

當下史學界所討論的「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歷史視域，其學理端緒源遠流長，遠可回溯到希臘羅馬的古典時代，且此後的流變中曾一度此消彼長。只是到了20世紀初，隨著世界各地聯繫的日益密切與影響整個人類的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隨著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與學術研究取向的多元化，這兩種視域才逐漸出現明顯的理路分野。

歷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與運用，注重歷史證據的展示與分析。歷史研究的主旨乃「鑒古知今」，是為現實社會的需要而借鑒、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在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相互封閉、信息溝通不暢的傳統社會，由於條件以及能力所限，更由於關注歷史的興趣與主旨所制約，史家的視野往往聚焦在某個國家、地區或政治、軍事、文化某個專門領域，希冀在其可以把握的歷史空間與時間之內探究範疇相對集中的歷史現象，著述可以鑒世傳世的「信史」。因此，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主要敘述波斯和希臘之間的征服與反征服戰爭，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探究的戰爭範圍則進一步限定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及其盟國之間。也正因為如此，古羅馬史學家給我們留下的幾乎都是這類歷史視野中產生的著作，如李維的《羅馬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以及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到了中世紀，這樣的歷史視域延續不斷，眾所周知的「蠻族四史」②即《哥特史》、《倫巴德人史》、《法蘭克人史》、《英吉利教會史》以及《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和稍後的諸多英格蘭王國的編年史，皆屬此類。

然而，突破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來觀照歷史的視野在傳統社會並非絕跡。這是因為在古代，即便國家之間的聯繫比較少，但在爭奪資源乃至戰爭時期，周邊地區、國家對某個國家的發展仍會產生影響，有時甚至是重要的影響。因此，古人在考量歷史時，必定要儘可能拓展歷史空間的視域，打破國別的界限，從更大的範圍中總結國家的興衰成敗之理。希羅多德力圖將希臘城邦之外的北非、西亞等地區及其中的國家納入自己所知的「世界」之中。羅馬史學家波利比阿的《歷史》，不僅記載羅馬的歷史，而且力求記敘他視野中的「世界」的歷史，地中海沿岸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都佔有一定的比重，其中蘊含他所知的有關「世界」的「整體」思路萌芽。不過，這一萌芽卻是以羅馬帝國的大一統為軸心的。在他看來，「命運使整個世界和它的歷史傾向於同一個目標，即羅馬帝國」③。

至中世紀，隨著歐洲文明圈的逐漸成形及其與「東方」接觸、碰撞的增加，歐洲人的歷史眼界進一步拓展，但並未產生真正跨地區的史學作品。不過，這一時期在基督教「神本」世界觀的熏陶下，新興的基督教史學開始帶有明顯的「普世性」特徵。從一開始，教會史學就力圖「把希臘和羅馬史書中的年代與猶太和基督教曆書中的年代統一起來，以便編撰一部全人類的通史」④。然而，在「神本」信仰的制約下，教會史學家留給後世的也只是闡發神學信條與教義的經典以及本應歸類於專門史範疇的聖徒傳、教皇本紀之類的著述。到了近現代，上述這兩種歷史視域隨著學術發展、社會變化而漸次定型並呈現出日益明顯的分野，並且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近代以來民族國家興起和地區政治格局變動的趨勢、學術研究的拓展尤其是19世紀歷史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定型，不僅讓史學家的視野逐漸聚焦在國別史、地區史的範疇，而且注重歷史證據的搜集與運用，這是啟蒙時代以來的近代歷史學的一個明顯學術趨勢。德國著名史學大師所創立的蘭克學派，在這方面完成了奠基式的工作。他們注重研究國別史、「王朝史」、軍事史、外交史、「人物—事件史」，強調用史料本身說話，以建構「科學的歷史學」。蘭克本人就本著「求實」、「求真」的精神，寫出關於英國、法國、普魯士歷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種著作。同時，蘭克學派也有在國別史、地區史的基礎上建構「世界史」的想法，蘭克晚年時就著手寫一部《世界史》。在他看來，在民族、國家歷史的發展中，一代代地傳承了歷史的遺產，這就是「物質和社會進步、宗教與天才的創作以及把人類連結和統一起來的對重大事件和偉大人物的回憶」，其中蘊含著在民族問不斷流傳的「一種普遍的歷史的生命」，而東方民族遠離歷史主流的說法應該擯棄。⑤基於這樣的視域，蘭克撰寫了從希臘羅馬到1453年4卷本的《世界史》，但由於能力和精力有限，該著作並未涵蓋東方國家和地區。這樣的嘗試並未掀起大的學術革新，相反，蘭克學派建構的由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組合的「傳統世界史」學理框架，卻對西方乃至東方的史學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與此相應，在反殖民主義鬥爭、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興起的東方國家史學，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了蘭克的理路，聚焦民族發展、國家興亡的歷史。

實際上，蘭克曾萌發的整體思考歷史的理念，在他之前就已在西方開始發軔，並最終形成一種日漸成型的學理模式。自16、17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殖民擴張之「西力東漸」浪潮的涌動，與隨之相伴的「西學東漸」即西方文化的傳播，導致了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之文明的激烈碰撞，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逐漸連成一體的趨勢開始顯現。這一趨勢在20世紀以及當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益發明朗，與此相應，定型化的跨國別、跨地區的歷史視域隨之顯現。同時，隨著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建構，各個學科的理論、方法逐漸相互交融，大大開闊了歷史學家的視域。由此，打破地區、國別的界限而用整體的眼光來觀照歷史的視野漸次展現。在此背景下，源於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進步」觀念的學理模式開始孕育著世界的或全球的歷史觀。基於人類社會整體進化的信念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探求人類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歷史發展規律時，不僅從個人的物質實踐活動和能力的發展方面提出了其著名的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到未來的「三大形態」說⑥，而且著重從近代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中闡發其「世界史」觀。他們指出，美洲的發現為西方的大工業準備好了世界市場，促進了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的巨大發展和大工業本身的擴展，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其中每個人之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世界，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由此開創了「世界歷史」。⑦他們還強調，隨著這一相互影響的加強，「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⑧。在世界日益聯結為一體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內部的發展危機與戰爭不斷出現，而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日益崛起，東、西方文明的衝突、碰撞隨之益發激烈，由此進一步促使人們從「文化」或「文明」的角度來宏觀審視世界歷史，對19世紀的西方傳統史學發起了挑戰，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以斯賓格勒、湯因比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態史觀」或「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它實際上是以生物進化學說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熔鑄而成，把文化(或文明)作為一種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時具有生、長、盛、衰等發展階段的有機體，並試圖通過比較各個文化的興衰過程，揭示其不同的特點，以分析、解釋整個世界人類歷史的發展圖景。這一視野突破了以往傳統史學國別史、地區史的範疇限制，突破了其中蘊含的「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的禁錮，將視域擴展到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探求世界各文明興衰更替的歷史規律。然而，作為專業史家宏觀審視歷史的觀念，「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歷史觀則是在稍後形成的。自20世紀初開始，人類社會經歷了一系列深刻的大變動、大震蕩、大改組。一方面，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時代的來臨，促使經濟生產樣式及其經營組織的不斷翻新，也促使各國、各地區之間密切聯繫的所謂「全球化」日益凸顯。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人口迅速增長、戰爭規模擴大與核危機、地緣政治重組與大國爭霸、資源危機、生態危機等現象相繼出現。在此形勢下，人類從一方之所失與另一方之所得相等的「零和關係」，逐漸轉變為命運休戚相關的「非零和關係」⑨，整個世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特徵初現端倪。正是這一新的時代，將歷史學家的視野拓展為一種涵蓋整個世界的「全球視野」，此即所謂的「登上月球」看世界。⑩在此大背景中，整體考察世界歷史的風氣逐漸在學術界萌發，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年鑒學派的「整體歷史」論和「長時段」論。而作為「新世界史」之主幹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學理模式也應運而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著名史家威廉·麥克尼爾無愧為「全球史」學理模式的奠基人，他以宏闊的、橫向聯繫的視野來考量，撰寫了《世界史》、《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等名著。(11)這一模式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影響巨深。如今，「全球史」不僅在美國高校教學中最為熱門，還產生了一批有名的全球史學者。「全球史」進而被他們稱為「新世界史」(12)。而著名生態史家唐納德，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演繹，提出了研究生態和人類互動關係的「地球史」論。他指出，「除了所有的國家和人，世界史還必須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機和無機的自然之物」。真正的「世界史」研究需要破除「人類中心主義」，不僅「聚焦於『人類之網』，也應關注『生命之網』(the 『web of life』)，亦即這個星球的生態」。(13)

「新世界史」這種宏觀的、多維度的橫向視野，前所未有地拓寬了史學家的歷史視域，開掘了整體考察世界歷史的新潮流，極大地推動了當代西方乃至非西方的史學演進與變革。然而，它並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和消解「傳統世界史」研究的視域。全球一體化乃至自然和人類一體化的視野無論多麼重要，也不可能掩蓋包括西方在內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在發展層次、文化傳統、經濟樣式、政治體制上所存在的差異性，何況還有諸多西方遺留下來的「後殖民主義」問題，如國家間的領土爭端、地區間的利益衝突、大國與弱國間的霸權與反霸權鬥爭等等，這些使得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訴求與道路不同，脫離了此，全球性問題和危機的認知與回答不可能統一，當然也不會得到圓滿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聚焦於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傳統世界史」視域不僅繼續存在，而且仍舊清朗。對此，著名美國史家斯特拉耶爾在20世紀60年代曾強調國別史的研究對現實的重要意義。他指出，19世紀美國作家哈勒(Edward Everett Hale)的「沒有國家的人」的憧憬無疑是烏托邦，「如果沒有家庭，沒有固定的地方居所，沒有宗教信仰，一個人也能走向一種完全合理的人生。但如果他沒有國家，他將一無所有。他將沒有權利，沒有安全，缺乏獲得有用之職業的機會。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網路之外，地球上沒有任何拯救」。(14)稍後，以錢伯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史家更強調地區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們在《西方的經歷》一書中寫道：「每一個人都借鑒歷史，我們所有人都用許多方式借鑒歷史。我們借鑒歷史來界定我們是誰，並將我們個人的經歷與我們所屬的群體的歷史聯結起來，與特定的地區、國家和文化的歷史聯結起來。我們個體地或群體地借鑒歷史來解釋我們的希望與抱負，來證明我們的擔憂與衝突。」(15)英國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雖然倡導「整體」的世界史研究，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許多歷史學家不會同意「關於不受邊界的限制才可能寫出最優秀的世界史」的觀點，其根據是「民族特徵、民族發展和民族權力」是歷史上最終起作用的因素。(16)也正因為如此，旅美阿拉伯學者薩伊德在《東方學》一書中，不屑於整體考量的「新世界史」觀，而是致力於解構西方殖民主義的「東方」觀，破解其話語霸權，探求「東方」真實的歷史身份。(17)可以這樣說，民族、國家差異性與全球化一體性的並存和同步延伸，使得「傳統世界史」的視域必將與「新世界史」的視域一起長期延續下去。

二、兩種研究範式的反思

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相互並存的視域，滋生出歷史考察以及歷史書寫的兩種研究範式，它們各自的優勢、特點與局限，值得當下史學界從比較的角度做一辯證的理性反思。

應該指出，「傳統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之所以一直延續，為諸多的歷史學家所遵循與信守，其中的一大主要緣由還在於它滿足了歷史研究的兩個基本要求，即對信史的求實「求真」與縱向的「鑒古知今」。

探求信史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功能。將眼光聚焦在具體的問題上進行個案研究和微觀研究，既容易搜集資料，也便於做細緻考察，對彰顯這一功能十分重要。正因為如此，史料尤其是原始資料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基礎，而歷史的書寫更是以歷史研究的深入為基礎的。缺乏深度、精細的歷史研究，不可能產生影響恆久的一流研究著作。只有依據翔實史料去進行解讀和分析，才能夠獲得對歷史現象接近歷史實際的認識。脫離史料去探究歷史，或者僅靠一鱗半爪的資料、在研究著作中轉引二手材料，其結論必然是空中樓閣，流於虛妄。國別史、地區史以及專門史的研究之所以始終作為歷史學的研究範式而存在，主要緣由就在於它完全滿足了歷史研究的這個基本需求。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民族主義史學復興的一個原因，是其歷史學家「比較熟悉使用立即可以到手的、以本民族語言寫的本民族史料」(18)。正是由於掌握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歷史學家們才能夠將研究對象限制在一個相對便於把握的歷史時間與空間之中，能夠對其中的歷史現象做聚焦式的探討與細緻入微的反覆考量，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求真」。

縱向的「鑒古知今」也是「傳統世界史」研究範式生命力之所在。由於世界發展格局和地緣政治仍舊是以國家尤其是大國間的關係為基礎的，國家的獨立、安全與民族的發展、崛起仍舊是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史學的「鑒古知今」功能必定會主要從中透現和折射出來，由此支撐「傳統世界史」研究範式的存在與強化。馬克垚先生就指出「敘述人類歷史離不開時間、地點和事件，這三者都是在民族、國家之內發生的。研究人類歷史，為的是了解過去，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有助於走向未來，這更不能離開具體的民族、國家」(19)。因此，從本國歷史中獲取本國、本地區社會現實所需要的歷史經驗、教訓，也就成為這一領域的歷史學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鑒古知今」，就必須從歷史的時間尺度，探討各種歷史現象的來龍去脈、興衰更替及其所含的歷史規則和規律。

正是基於上述緣由，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領域的學術研討一直是史學界所沿用和循守的研究範式，從中不僅建構起諸多名家雲集的著名學派，而且其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更有不少可以傳諸後世的經典性著作。諸如英國史學家自「牛津學派」、「麥克法蘭學派」以來對本國憲政史的研究，自「劍橋學派」以來對西方思想史的詮釋，美國「邊疆學派」對美國疆域形成和拓展的研究，阿拉伯以及歐美史學家對中近東歷史的探究，歐美學者對古希臘羅馬、中世紀西歐、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領域的研究都堪可為證。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毋庸諱言，這一「傳統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也有著明顯的局限與缺陷。這一領域的不少學者所考察的問題其實都限定在某個國家、地區的某種歷史現象上，其研究難免帶有相當的封閉性與孤立性。由於缺乏橫向的參照與比較，這樣的個案探討不僅難以對歷史現象做新的深度詮釋，而且也不易從中揭示歷史的規則與規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信守「民族本位」、「國家本位」立場，這一領域的不少史家常常立足於民族、國家的現實需要去解讀歷史，自覺不自覺地模糊了歷史研判的價值標準，弱化了對歷史現象的解析力。因此，他們的歷史解讀與論證常常被扭曲，有的甚至帶有嚴重的偏見和謬誤。例如，被以往西方學者在近代憲政體制緣起的論證中所建構的「英國樣本」和德國學者在論證近代德意志國家形成時所建構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即是如此。這類構成「西方中心」論的主要觀點，也常常遭到當代西方史家的質疑與批評。英國史家巴特菲爾德曾對「英國樣本」中的「輝格解釋」模式予以嚴厲批評。他指出，這一樣本對《大憲章》這樣「一份封建時代帶有封建性的文獻」的曲解，是一種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的「輝格」式解釋，其將歷史事件與歷史語境割裂開來，完全按照當下的需要去裁量歷史，必定賦予史家以濃厚的「情感謬誤」，由此「編寫出能夠確認現實甚至美化現實的故事」。(20)另一英國史家埃爾頓曾對德國史學家的「民族本位」立場進行尖銳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數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的民族主義信念，有助於對幾代人灌輸關於歷史的誤導性的知識，有時則是灌輸有關歷史的危害極深的信仰。」(21)

「傳統世界史」研究範式的上述學術缺陷，在「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中逐漸被克服與超越。這一新的研究範式的優長之處是，它突破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固有界限，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橫向的異同比較來考察自古代以來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流，15、16世紀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的發端、趨勢與規律，尤其是現代以來「全球化」過程中人類所經歷的「跨文化互動」和人類與自然的「互動」，成就十分突出；在文明互動、帝國擴張、跨文化貿易、自然環境變遷、傳染病傳播、大規模移民、信息與技術交流等重要問題上都有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建樹。由此，「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不僅改變了以往歷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條塊分割的封閉化、孤立化的格局，大大拓寬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而且有助於人類歷史共同發展規律的探討。此外，這一研究範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本位」、「國家本位」，對於破除「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對於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情感帶來的對史家學術取向的干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也難免有急需克服的局限。首先，對世界史做宏觀、整體的橫向聯繫的研究，涉及諸多國家和民族，要從中提煉出諸多相同的或類似的現象來進行分析、歸納與演繹、整合，並從中揭示某種歷史規則與規律，難度極大。這既需要擁有齊備的語言知識，也需要對諸多國家、民族的地緣、歷史與文化傳統有一個清晰的把握。其次，「新世界史」的研究固然是注重諸多同類歷史現象的橫向聯繫乃至互動，但也免不了對這些現象的流變有一個縱向審視，由此勢必要結合歷史時代的特點和社會階級、階層的屬性來進行分析。就這兩方面而言，不少「新世界史」的研究還做得遠遠不夠。一些著述多採用的是二手材料或從別人的成果中轉引的資料，有的甚至完全依賴於綜合別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問題時，往往脫離社會背景來解讀歷史現象的滋生與流變。正因為如此，「新世界史」的著述在獲得讚譽的同時，也招致史學界的諸多批評。有史家就對建立「新世界史」的價值及為之付出的努力深表懷疑，認為在歷史學家們以此範式所編撰的大部頭著作中，人們「獲得的往往是世界歷史的支離破碎的殘片，雜亂無章，很不美妙」。也有史家指出，一些研究是以「間接知識」為基礎，且試圖將整個世界囊括其中，也就「把歷史降低成為一些泛泛而談、含混不清的結論」。就連倡導「新世界史」研究的巴勒克拉夫也不得不承認，「越是強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歷史學家們便越容易認識到撰寫這種世界史過程中所包含的問題和實際困難。至今，試圖撰寫世界史的努力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22)。也正因為如此，對全球史的理論、方法深有研究的美國學者柯嬌燕只好認為，在歷史學「訓練基礎和致力於生產原初知識(original knowledge)方面，歷史學家和全球史作者很少有共同之處」。「全球史」是要「利用其他歷史學家所做的研究」，從宏觀的整體與聯繫的角度來揭示歷史的變動與意義。因此，全球史應屬於歷史編撰學的範疇，是「一種思考和寫作模式」。(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範式，名之曰以「全球」的視野來審視世界，但往往是從「西方」的眼光來考量世界，即從「西方模式」的緣起、發展、外傳來揭示「世界」的建構與「全球化」的一系列問題。因而，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隱含著「西方中心」論的思緒。巴勒克拉夫認為，斯塔夫里亞諾斯提出「站在月球上觀察世界」的立場、方法雖然要客觀一些，但其貫徹的則是一種「經過掩飾的西方中心論」，且這種立論「並不是絕無僅有」。(24)如果我們仔細辨析，情況也的確如此，在不少「新世界史」的著作中，「西方」依舊被看作整體「世界」建構的源頭與動力，是歷史的主流，而非西方的地區則是歷史的「化外」，是在演化、拓展的「西方」世界面前被動「應戰」的配角與附屬物。這一學術取向甚至在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那裡也不難發現。以研究史學理論見長的英國史家希爾斯特就批評道，在英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佩里·安德森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不僅是獨特的，而且它所緣起的古典和封建時代也是獨一無二的，「西方完全就是歷史本身的發展。資本主義在全球納入從屬於它的經濟和政治聯繫的過程中，創造了世界歷史和普遍性。歷史也就成了資本主義起源和向全球普及化的歷史，所有其他國家、地區的發展模式僅僅在與資本主義歷史相聯繫時才得以作為歷史而存在」(25)。這種把由一個中心向外播化看作世界歷史的統一性之「線性式」的做法，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一些當代「新世界史」學家已經對之予以質疑和否定，並注重從各種文明的接觸點與相互關係來考量問題。然而，在「跨文化互動」乃至人類與自然互動的研究與闡述中，西方的主導地位及其相應的「話語霸權」仍舊隱含其中，以至於「全球史」學者時常提出要與之決裂。美國史家本特利就告誡道，應該「理解全世界人類的歷史經歷，而不是把一些歷史經歷看作完全特殊的、無從比較的並與其他人的經歷毫無關係的」，這就決定了「全球史」的研究必須「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和其他民族中心主義的歷史觀」。(26)

對於「新世界史」的上述局限，我國史學界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馬克垚先生指出，目前出現了不少按照「新世界史」理路編撰的「有新意的世界史」，儘管編撰者試圖淡化民族、國家的內容而強調各文化、文明之間的交往，但「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從西方出發看世界的」(27)。錢乘旦先生在肯定「新世界史」對史學發展的積極功用時分析說，也正是這一研究範式使其歷史編撰帶有明顯的「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書寫橫向歷史時忽略了縱向歷史，「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內容如民族國家、工業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連這些字眼都不出現」。此外，否定民族國家歷史的立場也有明顯的負面作用，「有可能被某種意識形態所利用，為否定民族國家的當代合理性提供歷史學依據」。(28)

三、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正確路向

在當下不同史學思潮相互碰撞、激蕩的態勢下，「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範式在中國史學界究竟應該居於什麼位置，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究竟應該如何發展?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對於校準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路向，無疑是十分迫切的，也是極為重要的。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和「中國崛起」在世界格局中的顯現，我們的世界史研究不斷拓展深化。在準確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上，在多視角、多層次借鑒西方史學成果上，在原始資料的搜集與運用上，在對諸多重大歷史現象的詮釋上，在對相關歷史法則與規律的探求上，在與國際史壇的聯繫與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我們在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等「傳統世界史」領域中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時，開拓出全球史、生態史、文明史等「新世界史」的研究領域。前不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根據《關於增設世界史(外國史)為一級學科的建議書》，將世界史升格為歷史學中與中國史、考古學並立的一級學科，下設「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外國古代中世紀史」、「外國近現代史」、「外國區域與國別史」、「外國歷史地理學」、「世界文化遺產學」、「外國專門史」7個二級學科。可以說，我們的世界史研究已經告別原初性的萌髮狀態而日臻成型。正是在這一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有關「世界史」之研究取向乃至學科界定的討論也隨之萌生。這樣的討論匯聚了學術界的智慧與思考，提出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見解，但如果仔細辨析，也存在一些困惑與偏見。這主要表現為「棄舊圖新」的學術理路在其中時隱時現，即漠視甚至貶低由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的世界史，褒揚全球史、生態史、文明史等彰顯的「新世界史」。這樣的看法無疑是錯誤的，也是難以成立的。

「傳統世界史」在我們的世界史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從純學理的角度看，是由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所決定的。深入細緻的微觀的個案考量，是進行宏觀的綜合研究的基礎；對單個國家、地區和領域的分別研究及其特殊規律的總結，則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進行整體研究並從中揭示普遍規律的前提。脫離了這個基礎，所謂「新世界史」的研究猶如沙中壘塔，必定會流於空洞演繹的宏大敘事。曾經大力倡導並踐行「新世界史」研究的吳於廑先生就指出，用「通觀」的視野整體考察世界史.「必須以對一個一個的關鍵問題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為前提。我們自己要研究，還要熟悉別人專門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儘管他們不一定是從較為寬闊的角度來考察的。沒有這個前提，通觀就會流於模糊，不清不楚，就不會是一種比較透徹的、在大小輕重之間能夠取捨得當的通觀」(29)。這也就是說，「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之間並沒有一道「新」、「舊」截然分離的鴻溝，國別史、地區史和專門史不僅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世界進行整體、相互聯繫之考察的前提。此外，在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永遠都沒有「終極真理」，歷史學家對任何歷史現象的解讀都要受制於其特定的主體思維及理論、方法，由此而導致其考量、研判的路徑不同，有時甚至存在很大差異，這就是所謂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同時代甚至是同一時代的歷史學家，對同一個歷史現象的詮釋是不可能相同的，許多「舊」的問題對當下的歷史學家來說，必定仍然是「新」問題。既然如此，歷史研究永遠不存終結性的成果，也就無所謂「新」、「舊」之分。在理路與認識不斷革新的情況下，「舊問題」照樣可以做出新闡釋，「舊領域」中必定也會不斷產生新發現。因此，「傳統世界史」的研究不僅是必需的，也必定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種「唯新是真」、「唯新是從」的做法明顯與歷史研究的學理大相背離。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克服「棄舊圖新」的學術心態，給「傳統世界史」以其固有的合理定位。

「新世界史」研究無疑是史學界近年來的一個可喜趨勢，前景廣闊。這是因為它超越了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的範疇，以寬闊的視野聚焦於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相互聯繫、影響與現代普遍面臨的問題，為歷史研究及其編撰提供了一種新的範式。「傳統世界史」的研究常常囿於有限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內，對歷史現象做孤立的考察，這就決定了其「求真」「求實」的限度，因為對歷史現象的考察只有在橫向比較的觀照中才有可能獲得最大接近於歷史實際的認知。也正因為如此，「傳統世界史」固有的局限如不加以破解，必定會窄化人們的視野，甚至常常牽引我們走向「碎片化」的研究，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然也就談不上對歷史規則、規律的求索。而在更廣闊的角度上，對國家、地區發展的特殊規律探求，只有升華到對整個人類共同體發展的普遍規律的揭示上，才能夠彰顯歷史學「晉世」的現實意義。

顯然，由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世界史」，在當下構成了世界史研究的主體，這是毫無疑問的客觀現實。「新世界史」的緣起與發展為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寬闊的視域，但它並不可能取代「傳統世界史」，而是作為其中的一個分支學科發揮自己的學術功能。吳於廑先生就曾指出，「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繫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30)。劉家和先生則強調，若干的國別史的「小一」是建構「新世界史」之「大一」的出發點，而從若干國家之間的「交往中看」、「聯繫中看」，逐漸由「小一」到「大一」，才能建構作為「最高一級的有機整體」的世界史。(31)這就是說，「新世界史」不可能脫離「傳統世界史」而獨立存在，它的發展廣度取決於「傳統世界史」拓展的深度。當然，「新世界史」的開拓，反過來也必定會推動「傳統世界史」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當下我們需要推進這兩種旨趣不一、理路相異的研究範式繼續發展，為中國世界史校準合理的學術路向。而要實現這一重要學術任務，史學界應該在如下諸方面付諸努力。

首先，需要強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主體指導地位，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關社會歷史發展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形成我們世界史研究的「學術定力」。與現代西方的各種史學理論不一樣，唯物史觀不是在某個層面、某個範疇上來解釋現象的社會歷史理論，而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過程所做的具有歷史哲學意義的系統思考，從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與演進趨勢。我們的一些學術前輩，正是依據唯物史觀的指導而取得了突出成就。即便在當代西方，唯物史觀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受到不少史學家的推崇。諸如法國的「年鑒學派」、美國的「新左派」和日本的「進步史學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而在英國，一批史學家更是將唯物史觀貫穿於研究之中，形成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產生了諸多優秀的歷史學家與歷史著作(32)。也正因為如此，巴勒克拉夫才指出，「今天仍保留著生命力和內在潛力的唯一的『歷史哲學』，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它在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之國家，都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甚至包括對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見解的歷史學家，無一例外地交口稱讚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對他們產生的巨大影響，啟發了他們的創造力」。巴氏還斷言，儘管有各種質難與反對，「但是，要否認馬克思主義是有關人類社會進化的能夠自圓其說的唯一理論，是很難辦到的」。(33)

那麼，究竟如何強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呢?對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種科學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唯物史觀為我們提供的是理性思考的基礎與方向，而非具體的歷史答案與闡證模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不應該「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儘速構成體系」。(34)因此，以唯物史觀指導世界史研究，絕不是不分具體的時間、地點與場合去對有關的論述加以套用，更非徑直在其中尋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將它的基本精神與理路融合到研究過程之中，對大量的史料做一梳理、互參與辨析，並依據最基本、最可靠、最本質的史料來對相關歷史現象做全面解讀與深入探析，對其中包納的某些規則、意義做進一步學理闡發。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必須立足於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人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實踐活動出發，去審視與考量相應的階級、階層劃分，政治制度的拓展，思想文化的流播和社會生活的嬗變，探求各主要地區、國家和專門領域的各種歷史現象及其各自的特殊規律，或考察跨地區、跨國界地探究文明的樣式、物種的交流、經濟交往、人與自然的互動，揭示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普遍性的歷史規律。唯有如此，我們的世界史研究，無論是「傳統世界史」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才能在諸多接近歷史實際的現象「重構」中，在諸多相關法則乃至規律性的揭示中，獲得實質性的拓展。強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地位，當然不是要拒絕和排斥國外的新理論、新方法。「唯我獨尊」帶來的只能是理論指導的「模式化」與研究取向的「同質化」，有害於學術探討與發展。因此，以唯物史觀來批判地借鑒域外的研究成果，鼓勵不同路徑的探討與不同觀點爭鳴，是十分必要的。

對西方史學成果批判借鑒，克服對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則是我們釐清學理紛爭、把握研究導向的又一前提。眾所周知，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學習、借鑒歐美史學成果的基礎上逐漸建構與發展的，離開了這種借鑒，將會在「閉門造車」、自我陶醉中失去活力。但應該看到，西方史家所建構的諸多有價值的定義、概念、理論與方法體系，或是總結西歐歷史實際而得出的，或是以西方的標準而演繹的，其中固然有許多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適合於西歐特殊性或西方發展模式的東西，也就必然存在著謬誤。其中潛蘊的「西方中心」論或「西方文明優越」論的基調，難免對東方歷史、西方歷史乃至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做出不切實際的闡釋甚至歪曲。這些年來，我們對西方史學成果做了諸多有益的借鑒，但也存在嚴重缺陷。這主要表現為在不同程度「路徑依賴」基礎上對新理論、新方法的「斷層式」的認同與接受。眾所周知，西方從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變的「史學革命」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年鑒學派所開啟，但傳統史學研究本身也在不斷自我反思與革新。此後幾經流變，西方人逐漸對新史學末流所產生的碎片化、枝節化流弊進行反省，有的致力於以新的理路來深化「傳統世界史」研究，有的則進行「新世界史」整體考察，還有人步入「語言轉向」之歷史敘事的「後現代主義」。與之不對稱的是，新中國成立後處於發端階段的中國世界史研究，一直處在蘇聯史學研究的熏陶之下，長時間與西方學術處於隔絕狀態。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研究幾乎在還來不及全面系統地梳理與辨析西方學術成就的情況下，就直接處於西方「新史學」思潮的衝擊與影響下，因而在借鑒西方學術的過程中處於一種「斷層式」的狀態，即撇開西方人在傳統史學中的重構與創新，過度地聚焦在對其新史學路徑的借鑒，而對西方歷史研究的學術史很少有一個全景式的梳理、認知與參照，對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互補整合趨勢缺乏應有的興趣與了解。由此，我們的研究明顯地存在著「失衡」、「斷裂」問題，帶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徵，對新的領域趨之若鶩，傳統領域則常常被視為「過時」的舊學而受到冷落。我們在新史學領域開拓了不少「園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對西方傳統史學中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學史、文獻史、戰爭史、宗教史等領域中諸多問題論爭、學理嬗變等前沿，則知之甚少。也正因為如此，在國際史壇許多重大問題的爭論上，我們常處於「缺位」、「失語」的狀態，難免因襲西方人已經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學理模式或陳舊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學理上「二律背反」的學術「奇觀」：一方面，我們反對「西歐中心」、「西方文明優越」論，但另一方面，對西方一些包含著這種意蘊的傳統領域研究的結論予以認同和吸納。這種「棄舊圖新」、「唯新是崇」的學術取向，帶來的必然是對西方嚴重的「路徑依賴」，受制於其特有的話語霸權，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西方史學的「克隆物」或「複製品」。因此，在前瞻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時，必須在借鑒西方史學成果時擺脫對其所存在的「路徑依賴」，系統、全面地追蹤和梳理西方各個主要史學流派的學術流變史，尤其是近年來西方「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逐漸分野、相互碰撞的學術發展史，對它們做一番解構、選擇與過濾，剔除其中不合理的東西，吸收與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之作為我們研究的學術借鑒。

在鞏固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地位、批判地借鑒西方史學成果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將「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範式同舉並重，在傳承與革新的過程中，既做好學術分工又逐漸互參、交匯。情況表明，世界史研究的視域既然是多維度的、廣角度的，其考察範疇也必定是多層次的、多樣性的，傳統的地區史、國別史和其後興起的全球史、文明史、環境史等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世界史研究者在這些領域中所從事的研究只是因不同分工而在學術視域與路徑上產生差異，而非學科上的截然對立與分野。「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範式各有優長之處與固有局限，兩者之間不應該相互抵制、相互排斥。我們的世界史，既應研究地區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的歷史現象，也應探討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所經歷的共同歷史問題；既應考量若干的歷史個案，也應對若干相關個案做大跨度的比較或整體的研究；既應探求某個國家、地區、專門之領域中的特殊歷史規律，也應在此基礎上探求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的歷史規律。因此，「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範式，在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中，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誠如錢乘旦先生所言，「新世界史」超越「傳統世界史」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既然完整的人類史是橫向和縱向並存，那麼這兩種研究範式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它們各有長短，並無「先進」、「落後」之分。(35)也正因為如此，吳於廑先生強調這兩種範式不僅是「兩者分工，不可分道」，而且應該相互結合(36)。大力倡導「新世界史」研究的齊世榮先生也指出，這兩種範式必須齊頭並進，同步發展，「以期二者互相促進」(37)。對於兩者同步發展、互相促進的辯證關係，吳於廑先生在論述「歷史的專精和綜合」時就曾做過富有啟示的闡證：「分目愈細，所作的研究愈益專精。專精的成果愈多，成果的總接觸面就愈廣，作比較完整的綜合考察，也就愈有條件。綜合和專精是相輔而行的。沒有專精，即使為一個細目作理論概括都會有困難，更不論作廣泛的合符科學的綜合。同樣，不作綜合，就不易確定一項專題細目在全局中地位與意義，更不會在綜合概括中發現某些專精的不足從而引發更專、更深入的研究。」(38)由此可見，這兩種研究範式同步發展、相互促進的過程，也是兩者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的互參、交匯過程。這也就意味著，對於當下的中國史學界來說，一方面，應該繼續努力展開「傳統世界史」即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研究，同時要克服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封閉化、瑣碎化的傾向，借鑒「新世界史」的比較與整體考察的理路、方法，來開掘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需繼續倡導「新世界史」研究，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歷史進行相互聯繫的橫向整體考察，在探討中克服可能出現的宏大敘事的空疏、玄虛的傾向，觀照並吸納「傳統世界史」的成果來支撐、夯實其所要建構的體系與模式，並運用「新世界史」的理路與方法來探究地區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的個案問題。只有在學術分工的基礎上逐漸將兩種研究範式有機整合起來，相互參照，優勢互補，形成「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齊頭並進、同步發展、學術互動的新格局，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才能不斷排除干擾而向科學的目標日益延伸。

注釋：

①王大慶：《什麼是世界史：跨越國界的思考》，《史學月刊》2015年第7期。這次學術會議中4位史學家的論文，摘登在《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的世界史版，亦可參考。

②W.A.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5.

③J.W.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冊，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85頁。

④J.W.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冊，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85頁。

⑤喬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上冊，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09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114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頁。

⑨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908-909頁。

⑩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序言。

(11)See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A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ith J.R.McNeill),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3.

(12)劉文明：《傑里·本特利的「新世界史」和「跨文化互動」》，《光明日報》2014年5月21日。

(13)唐納德·沃斯特：《什麼是世界史?——或者說，世界史應該是什麼?》，侯深譯，《光明日報》2015年1月15日。

(14)J.R.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3.

(15)M.Chambers at al,The Western Experience,Vol.1,New York:McGraw-Hill,Inc.,1991,Introduction.

(16)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38頁。

(17)愛德華·W.薩伊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18)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37頁。

(19)馬克垚：《談如何編寫世界史》，《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

(20)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21、22頁，序言。

(21)G.R.Elton,The Practice of History,London:Thomas Y.Crowell Co.,1976,p.133.

(22)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44-245、247頁。

(23)柯嬌燕：《什麼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8頁。

(24)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48頁。

(25)P.Q.Hirst,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94.

(26)參見傑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載夏繼果、傑里·H.本特利主編：《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4頁。

(27)馬克垚：《談如何編寫世界史》，《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

(28)錢乘旦：《「世界史」的理論、方法和內容》，《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

(29)吳於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載《吳於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6頁。

(30)參見吳於廑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所寫的詞條「世界歷史」。

(31)劉家和：《試談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

(32)詳細情況可參見P.Q.Hirst,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

(33)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61頁。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頁。

(35)錢乘旦：《「世界史」的理論、方法和內容》，《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

(36)吳於廑：《朗克史學一文後論》，載《吳於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5頁。

(37)齊世榮：《編寫一部簡明世界通史是時代的需要》，載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38)吳於廑：《朗克史學一文後論》，載《吳於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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