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一說起歷史我就淚流滿面

崔永元在京郊懷柔開起了個人電影博物館。

崔永元參加《藝術人生》十周年特別節目，為5年前「誤傷」朱軍而鞠躬致歉。

崔永元參加周立波的婚禮了。

崔永元發布紀錄片《我的抗戰》及同名圖書了。

崔永元領銜製作的《新電影傳奇》2011年元旦就要開播了。

……

儘管《小崔說事》沒有了《實話實說》當年的火爆，但只要崔永元一出場，他的幽默和機智仍會讓媒體眼前一亮。也許，世俗名聲對47歲的崔永元已不再那麼重要了，2002年患上的那場抑鬱症已讓他對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

如果說這些名利對他還有一點點重要，可能是因為他要藉助知名度去做更重要、更有功德的事，比如《我的抗戰》，比如籌劃中的「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 抑鬱症是病，不是災難 1993年，在央廣服務了8年的崔永元介入《東方時空》的創辦；3年後，他開始主持《實話實說》，自此開啟中國電視談話節目的全新話語型態。然而到了 2002年，突然傳出他患上後來廣為人知的抑鬱症，病因就是他的完美主義。

本世紀初的2年是《實話實說》的巔峰期，該節目擁有著較高收視率，為央視也貢獻了較大份額的廣告，但崔永元不滿足於原地踏步。在數年前的一次採訪 中，他回憶了當時陷入職業瓶頸的情形：「同樣一個話題，我們換個角度又去說。有一陣我精神恍惚，坐著的嘉賓，我都覺得好像來過，採訪過，那種感覺挺可怕， 就好像是演戲了。也許觀眾可以原諒我們，但我們已經無法自我原諒。轉圈還不可怕，可怕的是還在下滑，所以我當時覺得承受不了了。」 2010年5月中旬，在《我的抗戰》的一次放映會上，崔永元向客串主持的柴靜再次講述了8年前不得不離開《實話實說》的原因。

他說，「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個好人。但我發現從九六年到零二年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別了。因為當你在場面上做事的時 候，必然要應對或要應付。你得會說話，得知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得會寫報告，得會回答你的上級、同級、對手的質問。我發現我的為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 人和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 「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雖然國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興不起來，滿腦子都是極限運動。」

數年後，崔永元如此平靜地回憶當時的情況。但是，抑鬱症和失眠對一個人的折磨，非親歷者不能體會，崔永元堅持看過2年心理醫生，還不定期去醫院複查，「我去醫院看醫生，我一五一十地說，醫生一把一把地開藥，我一天三頓地吃。堅持了2年，太陽又從東邊升起。」

病情最重時，崔永元住進醫院，接受了2個月的系統治療，當時需全天候陪護，他甚至一度想過自殺。那時，飽受失眠之苦的他又抽上了戒了很久的煙，一天 三包甚至五包。崔永元的幸運是遇到了一位好的心理醫生。即使他在無數個不眠之夜遇到最嚴重的心理危機，醫生都告訴他「一個有文化的人要學會向別人求救」。 2003年7月，崔永元開始主持新節目《小崔說事》。同年10月，曾在上海電視台主持《智力大衝浪》的和晶接過了崔永元在《實話實說》中的麥克風。當時， 小崔堅持按照醫囑服用一袋袋的中藥和各種各樣的西藥，和晶私下笑稱崔永元為「五步蛇」——誰被他咬到，五步之內必倒。

但在公開場合，和晶和同事及其他朋友一直替崔永元保守著這個身體的秘密，直到他自己在央視節目里主動透露病情。更讓同事們感動的是，小崔還為他們介 紹好的心理醫生。2004年4月，寄託了崔永元濃厚老電影情懷的《電影傳奇》開播。也就在那時，崔永元因為馮小剛改編的劉震雲《手機》有影射自己之嫌，對 這兩位昔日朋友進行了公開討伐。 2006年年底，崔永元為上海作家王安憶翻譯的美國知名劇作家伊麗莎白·斯瓦多的《我的抑鬱症》一書作序。這是最適合不過的現身說法，崔永元在那篇題為 「抑鬱症是病，不是災難」的短序中，再次恢復了他的幽默：「抑鬱症是病，不是災難，你看，我又可以主持節目了。抑鬱症是可以治癒的，你看，我又被評為 CCTV先進個人。抑鬱症是可以反覆的，你看，我最近又『炮轟××』了。」 「要警惕目前涌動的抑鬱泛濫的現象，很多朋友一皺眉頭就被送進醫院被人摁著大把吃藥，樂壞了賣葯的心理醫生。」崔永元表達了對當年挽救他的心理醫生的感 激，也表達了憂慮：「抑鬱症在中國是新鮮事物，心理醫生不會雨後春筍般湧現，培養一個心理醫生比治好一個抑鬱病人要難得多。業內人士從理論上講，合格的心 理醫生總數不會超過梁山好漢的總數。」 2010年12月5日下午，就在筆者採訪崔永元的間隙，還看到一個中年人就家人的抑鬱症問題請教休息時準備大口抽煙的崔永元。 喜歡歷史的人都特別有錢，不比煤老闆差 病了之後，心理醫生告訴他，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就喜歡歷史，高考可以考96分，儘管是假歷史，可倒背如流。後來很偶然的機會，開始看書，聽別人講， 上網，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我濃厚的興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麼樣。」

從2002年開始，他就開始將關注重心轉移到歷史領域，先後製作了《電影傳奇》、《我的長征》和《我的抗戰》等一系列歷史類節目，還有2011年元旦即將開播的《新電影傳奇》。

多年以來，崔永元對公共電視台的庸俗化和商業化傾向一直保持著批判態度，連他供職的央視也不例外——它名義上是公共電視台，但資金來源卻是廣告收入；如果說是商業電視台，製片人和主持人想做的很多特別來錢的節目又必須經過層層上報和審批。

央視對主持人接拍廣告有著嚴格的字面規定，只有參加公益廣告的拍攝才可以申請破例，但不少主持人想方設法地變相走穴。在這個問題上，崔永元自言問心 無愧，早些年連500萬元的商業廣告或企業形象代言都拒絕了。儘管「我們家族祖祖輩輩都沒掙過這麼多錢」，但這種「大錢」經不起良心拷問，而且西方同行中 嚴格如BBC，就連主持人參加慈善活動都禁止。崔永元只在2003年參加過一個深圳樓盤的開盤儀式，也僅僅是因為他被那個一心為普通白領、外來打工者開發 小戶型房屋的地產商感動了。 崔永元也曾大肆討伐好萊塢對中國知名導演的變相收買，他喜歡陳凱歌、張藝謀、姜文、何平(博客)和馮小寧等本土導演，但不喜歡他們因為商業上的誘惑而放棄藝術上的堅持。

喜歡老電影已久的崔永元，1992年夏天從朋友魏偉處借了3萬元錄製一盤老電影歌曲的聯唱磁帶，「記得是10元一張的，三到四捆」。第一次錄音完 畢，崔永元租了輛「面的」送作曲家回家，「她有些不悅，說話聲很大，我也是一肚子委屈」。損失了5000塊，用剩下的25000塊請到《新聞聯播》開播曲 和《同一首歌》的作曲者孟衛東，並靠著孟衛東的影響力請來了演唱者宋祖英、張也、董文華、閻維文等。

錄了半個月，最後沒有一家音像公司願意要，「我把母帶當命保護了起來，搬了4次家，都沒丟」，直到12年後，因為合作《電影傳奇》，時任京文唱片老 板的許鍾民聽說了這個悲情故事，終於讓它重見天日了。「上個世紀人家說賣一盒給6毛，3個月一結算的」，2004年出版這張電影歌曲聯唱專輯時，崔永元還 用他一貫的調侃。

那一次，崔永元用阿爾巴尼亞老電影《寧死不屈》的片名做了這張專輯的名字，在專輯封面上，他以《英雄兒女》中王成呼喊「向我開炮」的扮相示人。

像崔永元這樣有文化和歷史情懷的電視人，在同行中可能不止一個，但像他這樣善於經營和開發自己知名度並以其為資本來做公益事業的人，可能並不多。

近期，崔永元又在自己的微博上發出倡議，呼籲網友通過「崔永元公益基金」為培訓鄉村教師和開展口述史提供捐助，連100元這樣的「小錢」也不放過，他還在微博上列出捐贈者名單以示答謝。

籌集「大錢」更考驗著崔永元兌現文化理想的能力。做《實話實說》的6年半里，崔永元和他的團隊「沒有拿被採訪者一分錢」，「最多就是請你吃頓飯，哪 兒吃不著飯啊？」而2004年正式播出的《電影傳奇》要通過150部老電影「把前輩對待藝術的心態和精神留下來」，之前幾年的拍攝耗資甚巨，僅2004年 年初的一個數據顯示，投資就已超過800萬元。這得益於崔永元一位投資公司朋友的幫助，對方「有些錢，老跟我一塊兒聊電影」，而且還許諾「少賠就行」。

而從2008年以來他拍攝了32集電視紀錄片《我的抗戰》，資金投入更大。利用央視制播分離的良機，崔永元成立了北京清澈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集中 精力做口述歷史的整理、研究和普及。啟動口述史之初，他的團隊測算過，將那些口述資料數據化並轉化成資料庫的矩陣、硬碟，「這樣才能成百上千年地保留，不 然磁粉就脫落了」，但第一筆預算就要2600萬元，「以後每年還要花400萬元左右」。 「在沒有工資的前提下，還要籌到這筆錢，當然比較難。最近我一直在四處奔走，說服一些有錢人投到這個項目里來。見了很多國家的人，現在得到的最有效的反 饋，就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的聲音，對這個事情最有興趣」。讓崔永元驕傲的是，「所有的款都是我和團隊厚著臉皮籌來的」，他的團隊自籌1.3億元，已采 訪了3500人，集成影像200萬分鐘，搜集老照片300萬張，最初的結晶，就是《我的抗戰》紀錄片及同名圖書，「沒花國家一分錢」。 他說，「我發現喜歡歷史的人都特別有錢，不比煤老闆差。關鍵是怎麼說服他，怎麼和他們有關係。我們以前都是鋼鐵戰士，現在也多少做了一點妥協。」

《我的團隊》籌集的1.3億元全部來自5家企業和個人，崔永元沒透露他們的名字，但這些資金「沒有要求任何回報」。除了抗戰史，崔永元團隊還「做戰 爭，做外交，做留學史，很多人都感興趣，我們再做企業家的口述歷史，這就有人贊助了嘛。我們可以虛報，贊助了多少錢，給他們多份榮譽。從企業家口述歷史裡 均出一些錢來做這個，空間是很大的。」

為保證採訪品質，團隊成員出差也能住上四星級酒店（對抗戰老人的採訪在酒店進行），但「清澈泉」從2010年4月開始曾有4個月沒法按時發工資，崔 永元自己和公司部分高管比員工們更早停發了工資。2010年5月，「清澈泉」一分為三，分別做實業和影視劇、口述，但口述依然是主體。近期，崔永元還跟知 名編劇高滿堂合作了一個電視劇，「裡面會有些植入廣告」。

儘管《我的抗戰》在全國地方電視台的播出還只是「免費」（換回來的廣告時段得自己填滿），但崔永元最近又籌到了2000萬元，「現在每年還以 2000-3000萬元這樣的數字在往前走」，他的團隊「下一步將直接去台灣地區採訪」。 「比抗戰難多了，抗戰就是日本人要侵略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現在我們要記錄抗戰，振臂一揮，他們說（我）又犯抑鬱症（了）」，如今的崔永元更多 的是以一個領軍者而非主持人或記者的形象在率隊前行，「我現在主要的精力就放在這裡，跟既有錢有文化又強調尊嚴又有歷史的責任感的人在頻繁地接觸。 三五年內「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 外界總以為崔永元在央視越來越邊緣化了，因為在央視「60後」知名男主持人中，與他同為1963年生人的水均益儼然有被更年輕的英語主播芮成鋼「代表」的 趨勢；而1993年經他介紹進入央視的小兄弟白岩松，今天已然成為國家電視台里最主流的主播。時隔10年，白岩松在自傳性的《痛並快樂著》之後再度推出 《幸福了嗎》；崔永元的同類作品仍只有2001年出版的那部《不過如此》。連同事柴靜都在懷疑，崔永元在台里是不是越來越邊緣了？

對此，崔永元說得很乾脆：「（這個問題）早都跟我沒關係了，我覺得那個時段我早都過去了。當我跟3500個80歲以上的老人打過交道的時候，誰會跟 你算那個呢？現在隨便到磁帶庫里拿出一盤磁帶，隨便抽出一個採訪筆錄看看，那裡面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根本不是我們這代人能經歷的。接觸了這些以後，我 就看得特別淡了。你不爭風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邊緣化』這個詞。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現在讓我來評個『金話筒』什麼的，填表的時間我都覺得 很耽誤」。 在大歷史深處獲得更多自信的崔永元看上去更加淡定、從容，但有時他會為又一位來不及進行「搶救」式採訪的歷史老人去世而焦慮。 《我的抗戰》的發布會選擇在北京世貿天階的時尚廊書店舉行，了解八卦的都知道，世貿天階的董事長吉增和剛娶了名模孟廣美。

這樣的時尚地標貌似與崔永元的工作格格不入，但年輕受眾是口述史必須爭奪的對象。這個時代的公眾人物既可以被時尚利用，也可以充分利用時尚。讓人啼 笑皆非的是，正因為《我的抗戰》的口述史，崔永元與曹德旺、姜文、任達華和張朝陽等人剛被一家男性雜誌評為2010年「年度時尚先生」。入選者還包括因 「《手機》事件」而「結怨」的作家劉震雲。 在時代的淺表，崔永元完全說不上時尚，他會毫不留情地批判這個時代的「偽時尚」：「如果商人不像商人，文人不像文人，當官的不像當官的，老百姓不像老百 姓，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和樂趣上都找不到興趣，叫什麼時尚？叫什麼現代化的社會？所以我們在讀歷史、收集歷史、整理歷史、研究歷史的時候，盡可以在生活 方式在表面文章上多問幾個為什麼。」 如果允許拔高一點，崔永元在介入的是一種「公民寫史」的更大的時代潮流。 當然，如果認為崔永元執著於大歷史而反時尚，那可能也不準確。他像「民國范兒」的畫家陳丹青那樣推崇1930年代的中國，但在具體的表達策略上，又很潮得 在《我的抗戰》中大量使用深受「80後」甚至「90後」喜愛的有版畫風格的動畫。 在不那麼激憤時，崔永元這樣告訴身邊那些追他粉他的年輕人：「我是喜歡歷史，我一說起來就淚流滿面，但是這個可能和你們無關，你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 軌跡去走，不一定全中國每個人都喜歡歷史，但是你記住一條，也許你將來受的苦、受的災難、吃的虧，就因為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和經驗，哪怕是找女朋友這麼 小的事。」 而在和柴靜互動時，他的措辭更激烈：「在我眼裡，（我們）這個民族五千年以後，現在我們就能看到結果，基本還是個混的狀態。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 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麼淺薄。」 無論激憤還是平靜，崔永元有一個夢想，一個近期的夢想：「希望在三到五年內，能夠做一個『中國口述歷史博物館』這樣一個雛形，那完全是數據系統。」

鏈接：

小崔的「事兒」

天津人，朝鮮族。

有關愛好

喜好演奏小提琴、揚琴、吉它，但不喜歡當眾表演；書法「香山」二字寫得很好；收集電影連環畫，現在有400本左右。

有關女兒

和女兒在一起是他最開心的事，只是這個願望常常無法實現。為了能和女兒有更多的時間相處、溝通，他規定自己每逢雙休日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時間陪女兒。帶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歡的事情，就盡量滿足，讓她開心。

有關父母

這一生對他最具有影響力的是父母的愛。他把這愛打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他說：父愛就像日出，那樣光明磊落，真摯情深；母愛就像月亮，那樣溫柔無私，慈 愛無邊。他說，「父母對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誠實。他們認為這是第一位的。不能說謊，不能騙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這些要求非常嚴格，直到現在， 父母依然這樣要求我。」

(責任編輯：黃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