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性描寫和明代風俗有什麼關係？

羅漢圖《金瓶梅詞話》是以北宋末年為背景的，但它所描繪的社會面貌、所表現的思想傾向，卻有鮮明的晚明時代的特徵。小說主人公西門慶是一個暴發戶式的富商，是新興的市民階層中的顯赫人物，他依賴金錢的巨大力量，勾結官府並獲得地方官職，恣意妄為，縱情享樂，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無休止的滿足。他以一種邪惡而又生氣勃勃的姿態，侵蝕著末期封建政治的肌體，使之愈益墮落破敗；而他那種肆濫宣洩的生命力和他最終的縱慾身亡，也喻示著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在當時難以得到健康的成長。當然，對晚明時代各種社會問題，作者並未能提出明確的理論見解，但小說卻以前所未有的寫實力量，描繪出這一時代活生生的社會狀態，以及人性在這一社會狀態中的複雜表現，這是很大的成功。《金瓶梅詞話》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所描寫的官商關係和金錢對封建政治的侵蝕。本書在討論漢初賈誼、晁錯的政論文時，就已指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於商人所擁有的金錢力量足以對以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封建等級秩序構成破壞。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工商業的興盛，這種破壞又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從《金瓶梅詞話》中我們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頒布的《明律》中關於房舍、器物、服飾等諸方面區分等級的規定，這時早已形同虛設。西門慶一家物質享用的奢華，遠遠超出於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會被路人議論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來的宅眷」，「是貴戚皇孫家艷妾」。而官僚階層面對這種金錢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紆貴。第四十九回寫文採風流的蔡御史在西門慶家作客，受到優厚的款待，還得了兩個歌妓陪夜，對於他的種種非法要求，無不一口應承。而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也因收受了西門慶的厚禮，送給他一個五品銜的理刑千戶之職（第三十回），做了一筆權錢交易；在過生日之際，更以超過對待「滿朝文武官員」的禮遇接待這位攜大量金錢財物來認干爺的豪商。至於賄賂官吏，偷稅逃稅，在西門慶更是輕而易舉之事。封建國家機器在商人的金錢的鏽蝕下，已失去其原有的運轉能力。而西門慶正是憑藉其金錢買通政治權力，在相當的範圍內為所欲為，乃至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擄了許飛瓊，盜了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門慶這樣的人物並無機會被引納為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這個封建政權多少仍是處於遊離狀態的。小說中有兩處描寫頗值得體味。一是四十九回寫歌妓董嬌兒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紅紙大包封著」的一兩銀子，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嘲笑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這裡顯示了富商對文官的寒酸的卑視。另一處是五十七回寫西門慶對尚在懷抱中的兒子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這裡卻又表示了對做「文官」——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嚮往。小說在這方面雖沒有充分展開，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如果說西門慶是晚明市民階層的一個代表人物的話，這類人物雖然能夠以金錢買到一部分政治權力為己所用，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從根本上影響這部國家機器。作為一種社會勢力，他們既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積極反抗的；在他們興起之時，就已經捲入到封建政權的腐敗過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濫的宣洩，成為西門慶這一類人物體認和表現自身存在的方式。在揭示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方面，《金瓶梅詞話》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而是十分廣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儘管過去的小說在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我國戲曲、小說的特質之一，是「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有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即使歌頌民間反抗鬥爭的《水滸傳》，也還是讓正義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張（包括死後成神這一類給讀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這多少給那種黑暗的社會抹上了一層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詞話》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告的沉冤，難雪的不平：西門慶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蓮，逍遙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對他莫可奈何；苗員外慘遭殺害，主犯苗青卻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蓮被害死後，她父親想給女兒報仇，結果也被迫害而死……，這種無辜者受盡煎熬、悲慘而死、毫無抵償的故事在小說中比比皆是。而那個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享受了一輩子的富貴榮華。他最後的縱慾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檢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惡有惡報」；甚至他轉世投胎，也仍舊是做富戶。現實的沉重和陰暗，使讀者感受到巨大的壓抑，從而更有可能認識到封建社會的本質。這種描寫，一方面是因為封建末世的政治確實格外地混亂無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者對傳統道德已徹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夠有效地約制社會的統治階層，提供正義的理想。與上述內容相關聯，《金瓶梅詞話》不僅反映了社會政治的黑暗，還大量描寫了那種時代中人性的普遍弱點和醜惡，尤其是金錢對人性的扭曲。在這部一百回的長篇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裡勾心鬥角，相互壓迫。西門慶家中妻妾成群，花團錦簇，但眾妻妾乃至奴婢之間的爭寵奪利，無所不用其極，顯示出在多妻制婚姻關係中女性心理的陰寒。小說有很多地方寫到西門慶在佔有各色女子時，一面尋歡作樂，一面商談著財物的施予，兩性關係在這裡成為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還有，像五十六回寫幫閑角色常時節因無錢養家，被妻子肆口辱罵，及至得了西門慶周濟的十幾兩銀子，歸來便傲氣十足，他的妻也立即變得低聲下氣。這些描寫，都尖銳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錢的驅使下是何等的可悲與可憐。而且，作者明顯是有意識地在描寫兩性之間為金錢所左右的交往時大量引用那些辭采華美、富於溫情的詩、詞、曲，讓人感覺到：在那樣的社會裡，不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國維所謂「詩歌的正義」，在男女交往中也極少存在詩歌的溫情。歷史的演進是複雜的過程。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肯定「好貨」、「好色」是晚明時代具有進步意義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會力量遠不夠強大、具有正面意義的新道德難以確立的情況下，這種思潮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西門慶一類人物身上）卻常常會以邪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金瓶梅詞話》的思想內涵因此也帶有這一歷史變異時期的複雜性。為小說作序的「欣欣子」（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稱此書的宗旨是「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但這只是一種有意識的和常規性的標榜，小說本身則很少有基於傳統道德的說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質慾望和情慾的膨脹使人性趨向於貪婪醜惡，同時也如實地反映出追求這些慾望的滿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錢和情慾不是被簡單地否定的，而是同時被視為既是邪惡之源，又是快樂與幸福之源。以對於李瓶兒的描寫為例，她先嫁給花子虛，彼此間毫無感情，後來又嫁蔣竹山，仍然得不到滿足，在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較多地表現為淫邪乃至殘忍；嫁給西門慶後，情慾獲得滿足，又生了兒子，她就更多地表現出女性的溫柔與賢惠來。這明白地顯示出：過度縱慾固然不可取，但對自然慾望的抑制，卻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人性的惡化。雖然，作者很難以一種恰當的態度來處理這種人性的矛盾，而最終只能以虛無和幻滅來結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對人性的看法，已經不再是簡單化的了。《金瓶梅詞話》受後人批評最多的，是小說中存在大量的性行為的描寫。這種描寫又很粗鄙，幾乎完全未曾從美感上考慮，所以格外顯得不堪，使小說的藝術價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認為，當時社會中從最高統治階層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談房闈之事為恥，小說中的這種描寫，是當時社會風氣的產物。不過，同時還應該注意到，這和晚明社會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關聯，它是這一思潮的一種粗鄙而庸俗的表現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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