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主義的社會基礎 和特朗譜政權的未來

在11月8日驚天逆轉的24個小時之後，世界驚詫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我們時代所有關於自由民主制想像的終極來源——美利堅帝國，迎來了一位充滿異數的領袖。即使是最近的三五十年，要說資本家拋開政治代理人直接入主白宮，有肯尼迪的先例;要說疏離於核心精英網路的局外人，則有傑米·卡特;要說保守和缺乏教養，有小布希;而要說排外和神經質，還有臭名昭著的麥卡錫議員及其主義。但這一切非常規的組合，也許再加上厭女、浮誇和投機等種種流氓特質，真真正正是美國歷史上的頭一遭。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和自由陣營都在追問：美國政治怎麼了？物質繁榮、機會平等和多元包容的「美國夢」哪裡去了？實際上，美國夢從來沒有消解，而是轉變了：在舊夢幾乎崩壞時，一個新美國夢已經吸引羈糜了美國半數以上的人民;與實用主義的舊夢不同，這個夢基於「怨恨」，關乎道德價值和文化身份，並企圖建構一套替代性的正義、平等、歸屬和忠誠。然而，儘管一貫實際的美國人把這個夢做得更加用力、更加熱血，但本質上，新夢並沒有堅實的政治經濟結構的支撐——更確切地說，其話語與其政經秩序的內核恰是背道而馳的。它並非誕生於11月8日，也不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而要前溯至上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結構變化與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的集結和發展。如果說保守主義精英創造了新夢，那麼特朗普很大程度是竊取了新夢。本文想要闡明的問題正是，前者為何以及如何通過一個廣泛而持續的文化工程來造夢，而後者獲得政權的政治後果如何，新夢將如何演變收場，又有哪些歷史的教訓足資借鑒。

新社會運動、兩種「怨恨」與政治再聯盟

特朗普支持者真的是美國「沉默的大多數」？

故事還要從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新社會運動」與民權改革說起。按照李普賽特和羅坎的經典理論，從18、19世紀以來直到二戰前後，現代化進程創造了幾種普遍而持久的社會裂痕，比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國家與教會之間的對立以及中心與邊緣的對立等等，不僅主導了重大的社會運動，也是政黨的社會基礎。然而，60年代之後，由於主要西方國家政治上達成階級妥協，並轉而啟動「嵌入性自由主義」的政策方案與福利國家的建設（或完善），這些傳統的裂痕——特別是階級裂痕——在政治上的動員力顯然下降，逐漸隱而不彰。與之肩隨，所謂的「新社會運動」在學生運動和反越戰話語的推動下走到了前台。一時間，少數族裔的民權運動、性別平等運動、環保運動以及一系列新生活方式運動成為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生活的風雲所在。而美國民主黨自羅斯福時代左轉並重建其社會基礎之後，也始終在企圖駕馭並領導不斷變化的自由左翼先鋒力量。儘管兩者之間也多有抵牾，但總體來說，民主黨以及以其政策平台為基礎的美國政治，已被新社會運動和隨之而來的身份政治決定性地改變了。

其中，有兩個重要的非意料的結果與保守主義後來居上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是新社會運動與民主黨的轉向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非但沒有進一步促進社會妥協，反而帶來了不同根源、不同形式的「怨恨」。「怨恨」是舍勒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大約指主觀感覺的社會不公，被壓抑良久後形成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現代性諸多陰暗面的心理來源。怨恨往往在社會結構劇烈變化、主要群體生命際遇起落偏畸或「社會失范」的時刻大行其道。並且，怨恨也是民主社會的典型病症，因傳統社會等級森嚴，各安其位，而民主制反而拉平了個體與他人比較的地位，更容易產生「他人的上升導致我們被剝奪」的錯覺。在美國七十年代中後期，新社會運動時代的政治遺產至少激發了兩種不同的怨恨：底層的和中產階級的。

底層如中西部銹帶的失業工人階級、底特律深受種族衝突衝擊和經濟衰退之苦的白人城市貧民、被北方自由主義城市深深歧視的南方農民等等，是在70年代新一輪全球化中被遠遠甩開的社會群體。在這輪全球化中，技術進步帶來產業空間和資本布局更大的彈性，並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原先全球經濟體系中相對明確的中心--邊緣關係從國別之間轉變為國家內部，或者說，從縱向不平等變為橫向不平等。正如德里克所見，這些被甩開的群體現在淪落為「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與此同時，傳統上代表這些群體的民主黨卻放棄了政經議題和階級話語，轉而在一些所謂的「虛假議題」上徒耗大量政治能量。而工會作為中下層曾經的重要政治組織（特別是白人男性工人），在產業轉移和政治資源重組的情況下也極度萎縮，比如從1973～2007年間，美國私人經濟部門的工會會員率從34%下降到了8%。

這種經濟地位的巨大落差和政治組織力的陡然真空必然帶來深刻的失落、危機和恐懼。他們需要一個解釋，一個出口，以及新的支點。此時，對於「他者」的怨恨誕生了。這個他者，正是前一輪民主秩序擴展的受益人以及民主黨新進吸收的政治力量——如黑人、墨西哥移民、女性、LGBT群體等等。於是，一種主觀的比較發生了;他者應得的權利現在成了我們不幸的根源。與「他者怨恨」繼踵而來的，是格林菲爾德（Greenfeld）所說的「價值序列的重新排序」（transvaluation of value），以期恢復心理而最終是政治上的平衡。因此，當我們看到被拋開被損害的美國底層，在60年代民主運動洗禮之後，竟然重投傳統價值、家庭社區以及新世紀福音教派的懷抱，並以此建構自身道德身份的優越性，也就可以理解個中的邏輯了。

相比之下，美國中產階級的怨恨是另一個面向。社會學家普薩德認為，美國民權運動比歐洲更為激烈，左翼政治聯盟力量更強，最終矯枉過正，實行了激進的再分配方案，政府大幅擴張，形成了「隱性福利國家」。而到了70年代之後，中產階級對於經濟滯漲和實際收入停滯甚至下降的局面普遍不滿，只不過他（她）們怨恨的對象更多是膨脹的國家和高稅負支持的社會福利項目：為什麼我們辛勤納稅，而「懶惰」的「低保戶」坐享其成，政府不斷擴張卻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這種怨恨情緒促使中產階級進入所謂的「對抗性政治」（adversarial politics），並轉而支持激進的市場方案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範式。相較而言，法國和德國建設福利國家起點更早，戰後的分配方案也並沒有想像中激進，並適度保護了資本的利益，因而並沒有激發中產階級的對抗性政治。即使在80年代後期它們也逐漸轉向新自由主義，但是要溫和地多。此外，60年代的反越戰和反建制還創造了一種社會倫理，即反對國家、反對制度化，毫無原則地抵制政府的政策和稅收。弔詭的是，其後通過各種主流文化產品的渲染和複製，這種亞文化竟然和八十年代之後以市場為中心並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並成為中產階級的時代精神和話語，為其針對國家的怨恨提供了形式和政策框架。

最終，底層和中產階級的不同怨恨以及他們各自的政治選擇在70年代之後神奇般地合流了，儘管兩者的利益在政治經濟意義上其實是矛盾的。在某種程度，一個新的政治聯盟誕生了，它的基礎有別於傳統的社會裂痕：其中一方是60年代新社會運動的政治遺產，另一方則是反對、怨恨這些遺產的社會力量的大集結。再加上兩黨精英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網路等方面決定性的分離，保守主義上升的道路已然鋪就了。

美國政治的轉型與保守主義的文化工程

在具體分析這種集結如何可能以及與保守主義之間的關係之前，筆者不得不提到新社會運動的另一個非意料後果，即政治競爭的「文化轉向」。正如前述，60年代以來的政治動員日益脫離主流的階級裂痕，轉而動用一系列此前處於民主體制邊緣的身份，如性別、性向、種族等等。其進步意義當然是「公民權」的擴展;然而問題卻是，邊緣身份一旦獲得政治投資，具有了動員能量，與之相關的社會群體、社會運動組織和民主黨本身都傾向於固化這些身份，而不是將之融合到統一的「公民身份」中。[1]這一身份政治路徑依賴的局面，最後必然導致左翼政治由傳統的效價議題（valence issue）轉向立場議題（position issue）。前者主要是一些易達成普遍共鳴的、基於一般公民身份並能夠團結廣泛政治聯盟的議題，比如福利制度和經濟發展等政經議題;後者則往往與特定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有關，比如該不該墮胎、支不支持同性婚姻等等，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兩邊站隊。在這種情況下，身份、話語、價值日益佔據公共空間，壓倒了實際的政經利益。換言之，美國政治的邏輯在70年代之後被左翼運動重塑了：政治競爭從有關資源的分配轉變為價值的分配，政治的整體圖景已大不相同。

這一變化是自由左翼和民主黨肇始的，但有意思的是，卻在70年代之後被保守主義和共和黨很快學習並超趕。這並非事出偶然。實際上，左翼的問題恰是其成功帶來的。因為身份政治固化的另一個後果是，自由左翼本身被多樣的邊緣身份分裂了，不同陣營和組織各自抓住一個單一議題，少有統一的行動。之前聲勢浩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算是一個例外，但也沒有進一步的制度化。並觀互見之下，70年代後重新復興的保守主義由於站在所有邊緣身份的對立面，所以更容易統一，也更有政治能量。新世紀福音派教會、保守社會組織聯同共和黨敏感捕捉到了普遍存在於底層和中產階級的怨恨情緒，製造出了一種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價值圖景：他（她，當然更多是他）往往是白人，在過去的政治歷程中，由於各種原因成為受害者，然而並不能改變他的道德優勢和對美利堅民族的忠誠。他熱愛家庭和社區，他要拯救美國，復興傳統價值，重建已經崩壞的市場和自由社會，恢復昔日的榮光，找回正義。

如果用著名左翼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蘭克的話來說，保守主義的這一文化策略「彷彿為其擁躉提供了一個平行世界，其中充滿了各種（可以替代主流左翼價值）的偽精神產品……因此不啻是一個燒糊塗的人的迷夢」。他對了大半。這的確是一個想像中的平行世界，也是一個「夢」，但絕不是弗蘭克所說的短暫的迷夢，而是接近半數的美國人一起做了近三十年的夢。某種程度上，這個夢已經替代了機會平等和多元包容的舊美國夢，因為在這些美國人民看來，舊的鍍金時代及其夢想在60年代邊緣與主流的文化大反轉之後已經結束了。而這個新美國夢之所以在碎片化的後工業時代如此有凝聚力，並團結了一個廣泛的跨階級聯盟，也許又和以下兩點有關。

首先，這個夢、或者說這套話語，把超越性的道德價值和文化身份認同推到前台，從而掩蓋了一個實質的經濟政治方案，即新自由主義範式。新自由主義至少包括以下政策主張：激進的市場化、減稅（特別是針對中高收入群體和企業）、放鬆行業管制和收縮福利國家。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最近30年的經濟實踐都說明，這一範式對於大部分的底層和一部分的中產階級是不利的，很多時候增加了收入差距和失業率，並破壞了保護性的社會福利網路，恰是這部分美國民眾剝奪感和怨恨的經濟根源。然而，在一個成功的道德方案和文化身份的吸引下，他（她）們實際上違背了自己的真正利益，進入了和中上階級、資本與保守政治精英的政治聯盟。並且，由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保守主義道德話語的捆綁，這些民眾在觀察經濟績效時也更容易意識形態化，忽略反面例子和實證證據。馬克·史密斯就指出，儘管70年代以來民主黨執政期間經濟表現略微好過共和黨，但大眾的印象始終是共和黨更擅長管理經濟，促進發展。

第二，這個夢背後還涉及一個巨大的組織和制度工程，包括政黨內外組織力的重建、籌款模式的改變、話語的建構和傳播、動員策略的改變、話語平台的開拓、調整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等等。在大多數的方面，共和黨和保守組織也勝過了自由左翼。例如，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美國政治動員依靠複雜的地方網路，因而是一項「勞動力密集」的工作;而之後隨著電視（再後來是網路技術）的普及，媒體的發展以及社會組織和政黨基層機構運營的專業化、職業化，政治動員已經變成了「資本密集」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擁有更多企業捐款和保守主義基金會資助的共和黨和保守主義社團顯然是佔優的。雖然資本往往也同時給民主黨一方下注，但他們只資助特定成功的候選人，而較少資助一般組織能力和政黨制度基礎設施的建設。又比如，保守主義還適時開闢了新的話語平台。從70年代開始，保守主義基金率先抓住並改造了一種重要的組織形式——智庫，通過貌似中立和科學的渠道來為保守主義經濟理念代言。當時影響最大的幾個智庫都是保守主義傾向的，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凱托研究所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等等。這些智庫對於共和黨，正如進步社會組織對於民主黨曾經政治霸權的重要性。再比如，共和黨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革。特別是最近十年來，有越來越多貌似草根的運動，還有很多所謂的「人造草皮」社會組織（astroturf organization），實際上是共和黨輸送資源和操縱議題的，就算是席捲全國的茶黨運動也不例外。[2]這些策略的目的無非是使保守主義在表面上看來更具社會基礎，而共和黨的動員渠道也更多元有效。本質上，這是模仿並最終攫取左翼運動社會合法性的高妙招數。

特朗普政權的性質和未來

簡單來說，新社會運動浪潮過後，美國民眾的基本心態與政治聯盟的結構已經截然不同了。繼而自由左翼政治力量又非意料地製造了自己的衰落，削弱了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相比之下，保守主義運動則更好應對了美國政治的「文化轉向」，成功創造出了一種基於怨恨、超越道德和文化身份、並遮蔽了背後政經方案並有相當組織力支持的新美國夢。然而如果就此認為特朗普無非是另一個里根或布希，那也許就太天真了。特朗普本質上是一個狡獪的機會主義者，這從他過去十幾年多次變更黨派就能管窺一二。他與共和黨的關係至多是貌合神離的，因為他從來不是黨內精英挑選的總統競爭者，甚至也不是新興財閥網路如科氏家族網路（Koch network）費心拉攏和培育的政治精英。實際上，後者一直支持的是保羅·萊恩。而特朗普的成功，大抵是作為一個政治局外人，能夠更加無所顧忌地承諾、渲染和誇大保守主義建構的新夢，把它臨空蹈虛的一面發揮到了歷史的新高度。然而愈是如此，這個蜃景內在的矛盾——即其道德話語和政治承諾與背後政經方案的背離——也愈發顯著，愈發無法彌合。

在不遠的未來，特朗普政權也許有兩種典型的命運。其一是在國會和政黨掣肘頻仍，始終無法解決這個內在矛盾，最終導致政務雍滯，國計絀乏，民意下降。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很快就會被既有的共和黨精英網路吸收，或至少被科氏這樣的新網路拉攏吸收，重回政黨政治的老套路。實際上，他本來也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和專家隊伍來應對政策改革的龐大行政任務，必然要假以外求。根據此前的報道，他的前任競選經理萊萬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本來就是科氏網路中最重要的機構「繁榮美國」（AFP）訓練出來的。

其二是仿效《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路易·波拿巴，用流氓的政治手腕逐漸壓制主要的社會群體和政治經濟精英（包括政黨舊精英和華爾街），在激烈的政治內耗中獲取政治資本和權力，挾民意一步步把美國帶向更為保守的境地，甚至不排除類威權主義。當然，美國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本來就是為了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但從林肯到羅斯福再到里根，美國的總統權的確也是大大擴展了。在這種情況下，新夢的幻象可以依靠總統的強權維持不墜。而其中最為簡便的補救矛盾的措施，就是通過剝奪移民或剝奪一個弱勢的經濟精英群體來補貼底層。當然，即使是最壞的情況，美國也絕不會像某些左翼所預言的那樣走向法西斯主義了。法西斯固然也標榜超越庸俗資產階級倫理的高妙道德，排斥少數族裔並在經濟上補償中農和小資產階級（當時受全球化衝擊最厲害的群體），但其極端的國家主義、泛軍事主義和種族屠殺很大程度上是歐洲經濟體系的地緣限制以及失敗的憲政實驗破壞舊國家機器的特殊結果。畢竟，特朗普還在國家和政黨機器的樊籬中，美國也從沒有地理局限的問題。

最後，請讓我再次用托馬斯·弗蘭克的話來結尾：「即使這個國家將要犧牲一切，這個蜃景也不會很快消失……它邀請所有的美國人民加入，要求我們匍匐下來，以便身居高位的人可以兌現他們的財富;要求我們永遠放棄中產美國的繁榮之夢，以便換取一個中產美國的正義之夢。當然，這無非是一個深紅色的幻象。」（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政治學系）

注釋：

[1] 當然，這是需要做出政治妥協和讓步的。

[2] 當然，事實表明，很多時候共和黨也未必可以控制茶黨，而是反過來被茶黨推向更為激進的立場。